辛亥革命时期的商家动态——介绍未刊史料《凌崇礼堂亲友信札》并附浅说
汪叔子
上篇·介绍
《凌崇礼堂亲友信札》共十件。内四件，外函内笺俱存；余六件，内笺已失，仅见外函。兹为逐件移录，并酌加按注，介绍如下。
一、吴泰东致凌月卿
【外函·正面】
内函并汇票洋五拾元交
凌月卿二先生收启
［大名府凌庆远号缄寄］
按：“大名府凌庆远号缄寄”此九字，朱色，为信封印刷原有，故加［ ］号。下同。
【内笺】
月卿内弟台左右：
前寄一函，想即送到。兹交邮局汇至上洋五拾元，望查收，托人取用。致来函派人代送府上家需，泰无人可派，亦无存有许多银钱代送。且派一人，往返川资，非又七十金不可，谈何容易，请阁下自行来店。再，派人送上，现时共和诏虽宣布，然尚有许多阻碍之处，恐难一时平定。然置办货物，及一切往来，非现不可。泰难当此重任，望即设法为盼。此候侍安！
愚姊婿吴泰东顿首，阳二月三号
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l月2日，孙中山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并以临时大总统就职之1月1日为民国建元之始。此笺末署时，作“阳二月三号”，似应是1912年2月3日（旧历为辛亥十二月十六日）。
又按：1912年2月1日（辛亥十二月十四日），清隆裕太后下懿旨，命袁世凯与南方磋商退位优待条件。3日（十六日），袁世凯电请南方代表伍廷芳转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公布优待清室条件。此笺内“现时共和诏虽宣布”云云，似宜指隆裕此懿旨，及袁氏承旨与南方谈判事。
二、吴泰东上岳母大人（即凌月卿之母）
【外函·正面】内函外银贰佰两正大洋拾七元祈求干廷姻兄大人吉便带萌坑交
凌崇礼堂收启［大名府凌庆远号缄寄］
【外函·背面】
四月初六日，干兄到府。
按：外函背面九字，与正面所书者不同，当是信件递到后，受信者之批记。察其笔迹，似为凌府西席汪锦荣代笔而记。
【内笺】
岳母大人座前：
正月曾寄芜函，度已早呈慈鉴矣。兹因汪干廷兄之便，托带曹平银贰佰两正，并托在上洋易洋带奉外，又带上太岳母利洋十七元，至乞转呈。店中一切事件，容后再禀。此叩慈安！
子婿吴泰东谨禀。二月廿二日
按：此笺内已言“正月曾寄芜函”。又，同函内另有附单二纸：一为以银二百两正，兑换银元二百八十八元二角之兑单，钤有钱庄朱戳，曰“两讫”，曰“辛亥”——应是汪干廷受“托在上洋（即上海）易洋（银元）”之凭据。一为付银清单，记“银共兑洋”二百八十八元二角，扣除“代还前账本利”及“（凌）荫庭用”各一款，实际交付凌府银元二百七十一元九角，注明“清”，即已经付清；此外记“大名来现洋”拾元请凌府“烦代交经兄府上收”，“又洋拾七元”交付凌府，并注有“清”即已经付清——应是汪干廷受托将“银二百两正、大洋拾七元”带交凌府之交付清单。（此二纸附单，因多用当时商家记数字码，难以电脑打印移录，故为撮要转述于兹。）据笺内所言“正月”，兑单所钤“辛亥”年份戳记，以及笺中所述“太岳母利洋”，似应属年终红利事，推知此笺末署时“二月廿二日”，宜为壬子年（或辛亥年）二月二十二日。
三、陈辉曜致凌月卿
【外函·正面］
内函外衣裤鞋袜鱼糕又麻酥糖一包
连环一包烦俱送至南乡萌坑交
凌崇礼堂内
凌二老爷台甫月卿升启
徽州府儒学陈署托
按：右上角，及左下角（钤于“署托”二字上），均钤有白文方章，印文曰“天涯若比邻”。
【外函·背面】
护杏月廿三日自徽州府城内大北街寄封
按：于上“护杏月”、下“街寄封”，各钤“天涯若比邻”章。盖骑缝押书与护封钤印也。
【内笺】
月卿贤坦如晤：
前由邮局，奉到复书，诵悉壹是。敬捻侍祉吉羊，潭祺绥燕，如颂为慰。曜郡斋守拙，公私幸托顺平。屯溪茶厘，每年四五月间，可收捐厘三十万银，现时皖军孙都督（号少侯，皖北寿州人），与大通军政府黎（名宗岳，湖北人），各派兵队，来屯溪，争收茶厘，将来恐有战事，苏州阊门外马路兵变，合流氓三千余人，抢掳烧屋，约损失银四百万。陕甘总督升允（满洲人），拥兵七万至潼关，声称攻革命军，并辅端王之于傅携，在陕西省城接位。北京城第三镇兵变，掳掠焚屋，将东华门烧毁。隆裕太后率宣统帝，避居颐和园。现在德国拥兵，欲保宣统帝复位。袁大总统（名世凯，号慰廷，河南项城县人）衙门，在北京城内贵胄学堂。新政府所用办事人，俱清廷旧臣，且有旗人傅伦在内。东西洋各国，见第三镇兵变，各调洋兵进北京城，保护使馆商界。将来如干戈不息，各国须瓜分中土，合久必分，理数然也。但不知既分后，兵乱几何年，方出圣主明君，仍归一统，天下太平，四夷顺从。山东曹州府义和拳，聚集四五千人起事，势甚猖獗。孙大总统（名文，广东人），现与黄兴（广东人）大元帅，俱辞职回洋。菊人外孙周岁，曜送上朱青布鞋二双，夹袜二双，朱青布衫一件，单裤一条，代鱼小洋二角，糕二包，望莞存。
肃此布达，敬请台安！
愚外舅陈辉曜顿启
（杏月廿三日自徽州府城内大北街寄）
贱内苏氏率小儿先畴侍叩
荫庭兄仙逝，闻已出殡，不及送香楮吊唁，今送上麻酥糖、连环各一包，看慰令堂大人，望收。
令祖母，令堂大人前请安！荫庭嫂及令侄均候！（教养一切，祈随时照应，以慰亡兄地下之灵。）小女即菊人外孙、诸外孙女安吉！
华玉堂诸姻台，及西席汪绣章翁，均此问候！
汪永成茶业店东汪士涵兄赴汉口，收取去年卖茶叶钱，俟回徽郡，托其催讨凌灶庆欠洋。又及。
按：原笺两叶，上下叶拼合处钤有骑缝章一；又笺末“顿启”字上，压钤有印。印文模糊不能辨识，宜是陈辉曜之名号章或书翰印。
又按：据笺内所述时事，知笺末之“杏月二十三日”为壬子年二月二十三日，阳历1912年4月10日。
四、汪锦荣（绣章）致凌月卿
【外函·正面】
附函祈交
凌月卿世兄手收
绣章手浼
【内笺】
月卿世兄如晤：
顷接手书，一切备悉。刻闻凌灶庆日内即要出外。据令政之意，既已禀控，宜即刻差提到案，使其无从躲避；一行出外，必至延宕无了期；此言不为无见。是以具函来前，祈与令岳妥为裁酌可出。专此布复。即颂近佳！并附片叩请
令岳大人升安！
友生汪锦荣顿首。廿日泐
按：前录陈辉曜致凌月卿函（即第三札）中，已述及“催讨凌灶庆欠洋”此笺复专议禀控凌灶庆，应同一事。倘皆为答复凌月卿分别问策而作，则此笺末署时“廿日”，或亦在壬子年二月（与陈辉曜函约略同时）；如其先因“催讨”不着，遂至“禀控”，则或在陈辉曜函之后，当在壬子年三四月间耶？
五、陈辉曜致凌月卿
【外函·正面】
复函外邮票九张烦带荫坑交
崇礼堂内
凌二老爷台甫月卿升启
徽州府儒学陈署托
按：左下角钤有“天涯若比邻”白文方章。
【外函·背面】
护杏月廿四日徽郡大北街寄封
六、立本堂致凌月卿
【外函·正面】
回呈(www.xing528.com)
凌二少爷安启
立本堂寄
按：外函背面中间，骑缝书有一“封”字。
七、“名内肃”致凌月卿
【外函·正面】
内函敬求
蓉生姻伯大人饬送荫坑交
凌月卿二少爷台启
名内肃
按：此件外函，所用为“上海棋盘街振余信封厂制”之双层信封，其外套有半透明之薄油纸，而以花色彩印纸为内衬；彩印纸侧边，印刷有“上海棋盘街振余信封厂制”字样。
八、大名府南街某致凌崇礼堂
【外函·正面】
祈由青岛送徽州府歙县郑坑店
贵局先生收下乞送萌坑交
凌崇礼堂收启
自大名府南街寄
【外函·背面】
此信敬求速专差交为恳
按：外函背面中缝之偏上及偏下，另各有骑缝“封”字。又，所用亦为双层信封，类同前录第七札，唯无制信封厂标志。
九、茂甥上（凌）荫庭（凌）月卿二舅母大人
【外函·正面】
秘交
荫庭
二舅母大人启
月卿
茂托干
［大名宝华兴缄寄］
按：“茂托干”三黑字，系压书于朱印“大名宝华兴缄”字样上。
十、大名府凌庆远号致凌荫庭
【外函·正面】
内函并汇票洋五拾元交
凌荫庭大先生查收
［大名府凌庆远号缄寄］
按：此件之发信人似亦为吴泰东。
下篇·释说
《凌崇礼堂亲友信札》，既介绍如上。倘论其史料价值，则愚以为除可据以印证辛亥革命史事之外，尤在反映此时期之商家动态也。
虽其札数无多，仅得十通，且有内笺者只四件，余六件唯见外函。然而，鱼素往还，交织如网，处此关系网之中心者，为皖省徽州府歙县南乡荫坑之凌氏崇礼堂，乃一经商家族，世所谓“徽商”也。
崇礼堂主人为凌氏昆仲，兄凌荫庭，弟凌月卿。上有母，有祖母；下则各有妻儿。凌荫庭殁于辛亥年末或壬子岁初（据第三札即陈辉曜壬子二月二十三日致凌月卿函中，言及“荫庭兄仙逝，闻己出殡，不及送香楮吊唁”），其后宜归凌月卿主掌堂事。
发信者，若吴泰东，主持经营凌氏家族在大名府开设之“凌庆远”商号，为凌月卿之姐夫。若陈辉曜，徽州府儒学署之学官，为凌月卿之岳父。若署“茂”者，于凌荫庭凌月卿为外甥。若汪锦荣，字绣章，为凌崇礼堂之西席即家庭教师。若“立本堂”、若“自大名府南街寄”者，宜为生意场上所谓商贸朋友。又有署“名内肃”者，或属近亲密友。至于函中提及之“华玉堂”，“汪干廷”，“蓉生”等，亦辗转为姻亲。是皆凌崇礼堂之亲友也。
邮寄地域，就其记载而言，凌崇礼堂所在之安徽歙县南乡荫坑为主要寄送地，又以上海（函中作“上洋”）为汇寄银元之邮汇领取地，及以银兑洋之兑换地。发寄及邮经之地，则近若歙县郑坑店，若徽州府城；远若直隶大名，若山东青岛。
写寄时间，则此批函件，大抵皆在辛亥、壬子年间。
谚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此凌崇礼堂，亦其时商界一“麻雀”也。由《凌崇礼堂亲友信札》，而试为“解剖麻雀”，于此徽商家族之内部结构、对外经营、经济利益、政治态度等等，均尚能探知若干。即为了解辛亥革命时期之商家动态，似可补充提供具体“活材料”若干。虽其少少，或有裨益。
兹先试说凌崇礼堂之内部结构。大体犹沿循传统之家族形式。上下辈分明确，内外礼节周到，彼此称呼讲究。读此诸札，恍如读《石头记》，亦俨然一封建大家庭景象也。
然而，与官宦世家或诗书人家毕竟又有异别，此乃商贾之家。纵然维持礼教形象，内里已以经商利益为骨子。
凌母（凌荫庭、凌月卿昆仲之母）似仍握实权。故其婿吴泰东在托带呈交凌母银二百两之同时，又谓“店中一切事件容后再禀”云云（见第二札）。知凌母不仅掌有财权，且仍指挥家族之经商活动也。即凌祖母（凌荫庭、凌月卿之祖母）亦自有“利洋”（见第二札），是并有部分股权在握。吴泰东与凌氏兄弟为郎舅。吴泰东虽主持大名府“凌庆远”商号，然属凌崇礼堂下之分号，故除呈交凌母、凌祖母之银外，又向凌荫庭、凌月卿分别邮汇银元（见第一札、第十札），因凌氏昆仲执掌堂事也。但于凌月卿之要求派人代送银钱，吴泰东又断然拒绝，所恃理由，则尽以碍及商号经营为辞（见第一札）。是以亲族论，为祖母、为母、为子、为婿、为郎舅，诸函之称呼、用词乃至格式（如抬空等）皆无差错，且甚似亲密，而究察诸函内容，则又竟尽如商贸函电、营业报告。凌母若董事长，凌祖母若股东，凌氏昆仲若总公司、总经理，吴泰东若分公司、分经理，皆于钱数账目，一清二楚，经营责权，绝不含糊。所谓“亲兄弟，明算账”，极是彻底。即或陈辉曜（凌月卿岳丈）乃郡城学官，汪锦荣（凌府西席）系家庭教师，而于索讨凌灶庆欠款一事亦出谋划策，参与奔走（见第三、第四札）并皆积极介入凌崇礼堂之商业经营活动。
凌崇礼堂之结构如此，既沿袭传统家族形式，又以商业经营为骨架。倘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商家之内在组织，则徽商若凌崇礼堂亦其具体案例也。
其次试说凌崇礼堂之商务经营。
一曰有内、有外、有总、有分。
以家乡故土（歙县荫坑）之凌府为深基内根，为经营活动之总后方与大本营。由凌母主守，凌祖母及凌氏昆仲之妻为助守（按第九札，茂甥自“大名府宝华兴缄寄”、“秘交荫廷月卿二舅母大人”而行干求，知此妯娌亦参与经营），又以西席汪锦荣为幕僚参谋（见第四札）。
外枝分号，则近若歙县郑坑店（按第八札，“送徽州府歙县郑坑店贵局先生收下、乞送萌坑交凌崇礼堂收启”，又谓“此信敬求速专差交为恳”。其曰贵局，曰收下，曰乞送交，曰速专差交，明此郑坑店地方之“贵局”，乃凌崇礼堂所设之下属分号也；若徽州府城（按第三、第四札，言催讨凌灶庆欠款事，事在郡城。是城内似亦应设有分号）；远则若大名（在直隶之东南域，与山东、河南邻接，为三省交会之区，其府治，即今河北省大名县），若上海（按第一札，“兹交邮局汇至上洋五拾元，望查收，托人取用”，知在沪亦必设有分号也）。婿吴泰东主持在大名府之“凌庆远”分号；子凌荫庭、凌月卿虽时回萌坑，亦常驻外地，或巡察分号（如第一札言“请阁下自行来店”，此店为大名分号），或即在上海（按凌月卿，据第三札言“前由邮局奉到复书”，第四札发自萌坑而言“顷接手书”，第一札言款“交邮局汇至上洋”，第五札言附带交“邮票九张”，据第十札言“汇票洋五拾元”，而萌坑非邮路所通之地，诸函皆不贴邮票乃托人带交，可以为证。故知在外地或上海也），则总负在外经营之责。
此经营模式也，内、外、总、分，在辛亥革命时期，徽商若凌崇礼堂尚是如此。
一曰官商合流，借权谋利。第三、第四札所述催索欠洋事，即颇具典型意义。
追讨欠债，原是商界常事。凌灶庆亏欠款项，倘纯由凌崇礼堂本身向之交涉，要求归还，则属以商对商，在商言商，毫无特异之处。
然而凌崇礼堂另有官宦姻亲。凌月卿妻父，曰陈辉曜，系徽州府儒学之学官（第三札、第五札，外函下款均书“徽州府儒学陈署托”；第三札内复自言“郡斋守拙，公私幸托顺平”；又，第四札，汪锦荣笺末“附片叩请令岳大人升安”，故知是学官也）。
按清代规制，各府学之正职为“教授”，官阶正七品。与京中之翰林院编修、外省之知县、武职之把总，品级相同。备府学之副职，为“训导”，官阶从八品，犹然品级高于县主簿、外委把总（皆正九品），州吏目、巡检（皆从九品），县典史、驿丞（皆未入流）等。
陈辉曜在府学，系正职（教授）抑或副职（训导），虽无可考。鲁迅亲历辛亥革命，其《阿Q正传》、《风波》等，虽小说，非无据也，写及举人、秀才之威风，尚且如此。何况陈辉曜以郡斋学官，为阖府士人之首尊。伊人之在徽州境内，权势又岂容小觑哉。
凌崇礼堂自亦深谙此层作用。陈辉曜接获凌月卿来信，遂拟俟汪永成茶业店东回徽郡，“托其催讨凌灶庆欠洋”（第三札）。虽外面仍似以商对商，内里已有官势嘱“托”，情形已然不同。
更有甚者，则是第四札所透露，“既已禀控，宜即刻差提到案，使其无从躲避”，“祈与令岳妥为裁酌可也”。缘因商欠控案，被控者一可藏匿躲避，二可“出外”逃避；衙门则可敷衍“延宕”，常情往往如此。然而凌崇礼堂却有“即刻差提到案”之能耐，即因背后有“令岳”陈辉曜可出面为之“裁酌”。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官场之中，官官相护。府学学官之情面，县衙又焉能不看顾。禀控凌灶庆欠款一案，凌崇礼堂于是稳操胜券。
虽其年时，壬子仲春，已在辛亥革命既成，清帝宣布退位，国体定为共和之后，而如徽州府境，地方传统权势，犹威盛未衰；陈辉曜亦自述“公私幸托顺平”，好官我自为之，兴致依然甚佳。徽商若凌崇礼堂，则既有陈辉曜为“泰山”，遂可恃官为符，倚势旺财，此等经营特色，虽在辛亥革命时期并仍旧延续也。
一曰照常营业，忧虑碍难。谓照常营业者，为因当时形势，自武昌起义，南革北清，既战事频仍，各省府州县，复纷纷有光复之役；即共和之后，各处兵乱，犹此伏彼起。如此动荡变局之中，徽商若凌崇礼堂，却仍照常营业，不稍减努力，非特从诸札所记邮寄地域及有关商号，知其商务活动范围仍有如此广泛。而且由札内所述邮汇、带交款数（如仅大名府“凌庆远”一处分号，即曾邮汇凌萌庭洋五十元，邮汇凌月卿洋五十元，带交凌母漕平银二百两，带交凌祖母利洋十七元。此犹仅见记于札内者，尚未必全帐也，而合计已有银二百两又洋一百一十七元之多），知其经营获利犹尚不菲如此。
又不止凌崇礼堂一家营业照常也，如第三札述及之徽州府城内“汪永成茶业店”，其“店东汪士涵”，亦自皖远“赴汉口收取去年卖茶叶钱”。而武汉三镇，汉口其一，武昌亦其一。当“去年”（辛亥）十月，武昌首义，汉阳三镇，烽火连天，南军北兵，鏖斗于此，距此第三札记述之时，才过数月而已。而该“店东汪士涵”乃不辞危险，登舟扬帆，往“赴汉口”焉。
盖利之所在，即所必趋，熙熙攘攘，商贾本性。此所以辛壬之交，鼎革之际，“天下大乱”之中，徽商若凌崇礼堂、若“汪永成茶业店”等，犹经营照常不歇也。
虽然，毕竟时局动荡，即或议和矣、共和矣，而若北京、若苏州，尚且“兵乱”迭起；而况未议和、未共和时，其纷乱之象，愈为甚也。是以第一札内，在大名府主持“凌庆远”商号之吴泰东，其答凌月卿要求派人送款事，乃谓倘“派人送上，现时共和诏虽宣布，然尚有许多阻碍之处，恐难一时平定；然置办货物及一切往来，非现不可”；又谓其“凌庆远”店中，此时“亦无存有许多银钱代送”。则于商务经营不无忧虑碍难也。
夫货物流转，端赖交通便捷。而战火未熄，道路不宁，行旅艰险，商业诸务遂受影响。此其一。先售后结，缓付约期；货贸交易，划账称便。而因时局变动，虑前顾后，皆拒欠赊，非现不可。商家资金周转，遂受影响。此其二。商家须以现金方能经营，袖短难舞者，现洋不足，其经营遂不得不至于减缩。此其三。此类隐忧，虽系出于吴泰东一商之口，而深蕴代表性质。“大名府凌庆远号”之若此感遇，实亦其时商界共同忧虑之碍难。
故曰既营业照常，复忧虑碍难，似此经营状况，由凌崇礼堂而可推及辛亥革命时期之普遍商家，大抵若然欤。
再次，试说凌崇礼堂之政治态度。此从第一札、第三札内，亦尚可探获明确印象若干。
一曰关心时事，注意变局。吴泰东，商人也，谈论生意经乃从“共和诏书”而发辞。陈辉曜，学官也，既积极介入凌崇礼堂索欠事，且致函于业贾之婿，而详说政事时闻，知翁婿有同好焉。所述自皖省安庆（孙毓筠任皖督于安庆）、大通、屯溪，而江苏苏州，而陕西潼关、西安，而北京、南京、山东曹州，地则南北东西兼及矣。又所述自孙毓筠、黎宗岳，而升允、溥俊，而隆裕、宣统，而袁世凯、溥伦，而孙文、黄兴，以及革命军、义和拳、北军（第三镇）、清军（升允）、洋兵、乱兵等等，人则各派各系俱全矣。便笺两叶（第三札），不啻壬子春间全国时局全面形势一篇大报告。固可据以印证史事，并可据以验测，身处辛亥革命时期之商家若凌氏家族，对于政治变化之关心程度也。
一曰中立旁观，不急偏向，当时政坛，大致鼎立三分：曰革命派，曰保皇派，曰北洋派。而第三札内，除于义和拳用“猖獗”，以及北京、苏州兵变，用“掳掠焚屋”“抢掳烧屋”略寓斥责之外，对革命、保皇、北洋此三大势力，则唯作客观叙述，若中立壁上，隔河遥望然，不著一字褒贬。且也，凡提及之处，无论革命派如犹在皖安庆、大通分别主政之孙毓筠、黎宗岳，如“俱辞职回洋”之孙文、黄兴；无论保皇派如已退位之隆裕太后、宣统帝；亦无论北洋派如已窃居临时大总统之袁世凯，咸予敬述职爵全称，敬注名讳、字号、乡贯，甚至行格之间尽皆抬空书写以表尊崇。于此三方不辨轩轾，一体示敬矣，而实亦敬而远之也。盖以为局势变动，“恐难一时平定”（第一札），故宁旁观而不欲卷入，祗静待而不急偏向。然而，既已于三方一体示敬焉，则亦透露伊等心中，曩昔至高无上帝皇专制之大清朝权威，至此遂己失其独尊矣。是皆反映辛亥革命时期普通商家若凌氏家族之政治立场。与张謇等巨商兼参政者，犹有区别。
一曰生意为重，期盼太平。凌氏家族，既以商贾为本色行当。孜孜以求，亦以生意为重。而商业发展，实依赖于社会稳定，所谓和气生财。近悦远来，经营方得顺遂；河清海晏，货殖始可畅兴。当辛亥壬子之际，政局翻覆，社会动荡。第一札，吴泰东作“恐难一时平定”之叹，固然直接忧虑商贸前景。“将来恐有战事”，“将来如干戈不息”“兵乱几何年”等等，陈辉曜亦愁言再三。述种种时事，而以“屯溪争收茶厘”事置第一。皆致告于从商之婿凌月卿，并有忧虑商贸前途受阻之意。唯其忧虑之中，亦怀期盼。以谓“将来如干戈不息，各国须瓜分中土，合久必分，理数然也。但不知既分后，兵乱几何年，方出圣主明君，仍归一统，天下太平，四夷顺从。”虽其悲观色彩稍浓，然犹祈望“共和”得臻，“平定”国家“仍归一统，天下太平，四夷顺从”。尚不失其爱国之心。至于“天下太平”之有益经商，则尽在不言中矣，斯亦即辛亥革命时期一般商家若凌崇礼堂之政治要求也。
追念辛亥革命，推倒帝制，建立共和，光复神州，千秋功绩，彪炳史册。彼时羊角扶摇、天地翻覆，若《凌崇礼堂亲友信札》者，或将如蓬雀跳踉、鹪鹩踅跃耶？虽然，倘其革命者历史之火车头也，则此凌崇礼堂亦犹旅人之在车厢。车头汽笛冲天呼啸，之与车厢窗内隅隅客语，固不待问而知其必难相谐也，而又唯其不谐，乃臻不谐之谐。为因车头、车厢，纵各有异，又岂可须臾分离？要须彼此勾联、合成整列，而后社会进化、历史前行。由是而论，则此《札》于深入认识辛亥革命之历史内涵，亦尚非无可取处耶？所谓樗栎散材，冀乎郢斤；葑菲下采，祈于达识。一叶既可察秋，寸萌何妨兆春。不捐涓流，所以成溟瀛其浩；续积微埃，或将助泰华之巍。
以上释说，千虑偶得，浅陋难免，聊备参考。些些芹意，谨以纪念先烈，区区鄙见，敬此请教大方。仁兮企兮，欣甚幸甚。辛亥革命之九十周年，九月二十三，于羊城舒斋。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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