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秀
19世纪下半叶，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亦遭受大、小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同的遭遇和反对共同敌人的任务，把两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同时也震动了世界，鼓舞了亚洲人民的革命斗志，大大促进了“亚洲的觉醒”，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辛亥革命对东南亚地区影响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成立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团体和政党。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关系，辛亥革命对越南革命运动的影响更是直接地迅速地反映出来，使越南革命出现了新高潮，斗争目标更明确，并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一、越南革命运动出现新高潮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正在探索中的越南革命者深受鼓舞，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散居各地的越南革命志士开始重新聚合起来，从而使越南革命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残酷镇压，越南的革命运动在1909－1911年10月间处于低潮时期。越南革命运动的先行者潘佩珠在1909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以后，越南东游组织被迫解散，维新会的成员分散各地。潘佩珠在广州逗留一段时间以后，也和几十个越南革命者一起，旅居泰国越侨集中的地区，躬耕自养，等待时机。辛亥革命的胜利，使越南革命者和人民欢欣鼓舞，许多人在家里悬挂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他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并把越南革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当时从河内来到广州的阮仲常兴奋地说：“中华革命成功之风潮，影响于我国甚大，人情激奋，比前大增。在外若有先声，在内不患无再活之气势。”(1)潘佩珠在泰国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后，非常兴奋，马上写了《联亚刍言》一书，阐明了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打败西方帝国主义的道理，而且希望能重返中国进行革命活动。此书由中国革命党驻泰国的负责人、《华暹新报》主笔肖佛成出版了1000册。不久，潘氏与章炳麟、陈其美等人取得联系，中国革命党人欢迎他重返中国。1912年初，潘佩珠又回到广州。这一时期，其他越南革命者也先后来到广州，两三个月之内就达100余人。来广州后，他们仍然以刘永福家和周柏龄家为主要据点，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广州成了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法国侵略者大举向越南北部武装进攻的时候，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与越南人民一起，抗击法国侵略者，建立过显赫的战功。刘永福率军回国以后，仍然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20世纪初，刘永福居住在广州市沙河镇期间，越南旅居中国的抗法人士和他来往密切，得到他大力支持和帮助。越南革命者经常把刘永福家作为开会的会场，安排来往广州的越南抗法人士居住，有时一次就居住50人之多。刘永福家成了越南革命者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辛亥革命胜利后，大批越南革命者再次聚集广州。这时刘水福已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广州光复初期担任过广东民团总长，协调民军，维护社会治安。越南革命者仍然以刘家为活动据点，得到诸多方便和照顾。辛亥革命后越南革命者在广州活动的另一主要据点是西关黄沙女教师周柏龄家。从1910年春天起，潘佩珠等越南革命者就得到周柏龄母女的慷慨支持和帮助。越南革命者非常感激周氏的支持和帮助，称她为“周恩人”，把遇见周氏母女看作“吾辈所不能忘之纪念也”(2)。辛亥革命后他们重新回到广州，仍然得到周氏母子的照顾。
二、斗争目标更明确
辛亥革命的胜利，及中华民国的建立，为越南树立了榜样，促使潘佩珠的思想从主张君主立宪发展到提倡民主共和。大批越南革命志士聚集广州以后，在中国革命党人的支持下，1912年2月，越南革命者在刘永福家开会，成立了越南光复会。越南光复会是一个类似革命政党的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会上，潘佩珠认为维新会要建立君主制的主张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主张今后的目标是要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会议制定了光复会的章程，其宗旨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3)。这时潘佩珠已认识到既要“驱逐法贼”，也要“建立共和民国”。从此，越南革命党人有了新的斗争目标，把反帝反封建结合起来了。潘佩珠思想的发展，是他自1904年出国以来，长期与中国革命党人交往中受孙中山思想影响的结果。潘佩珠在日本和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常与中国革命党人讨论越南革命问题，并共同开展革命活动，因而在思想上逐渐接受了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辛亥革命的胜利，最终促使潘佩珠的思想从主张君主制发展到主张民主共和，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余因与中国革命党人相周旋，民主思想日益浓厚。”又说：“初出发时，以君主旗帜取信于人，设使局面尚存，即手段未敢更改。今则局面大变矣，予乃突出于众中，提出民主主义议案。”(4)这既说明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概括了其发展的主要过程。所谓“今则局面大变矣”，主要是指辛亥革命的胜利。潘佩珠作为一个为国为民寻求出路的革命者，经过长期的探索以后，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榜样面前，促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主张。当然，这一时期越南国内经济条件和阶级情况的变化，也是促使他思想转变的因素之一。
这次会议选举了越南光复会的领导人，潘佩珠为总理，中国革命党人苏少楼为副总理。(5)越南光复会成立初期，有一部分中国革命党人参加，从此也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对越南革命的影响。苏少楼原是越南华侨，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广州进行革命活动，并积极支持越南革命党人的抗法斗争。
越南光复会的领导机关设有三个部，即总务部、评议部和执行部。会议还决定成立越南光复军，制定了国旗和军旗。并仿效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发行军用票的方法筹集资金。中国革命党人和广州人民为越南光复会在广州的活动提供了各种条件。光复会活动的“所有款项，皆赖热情之粤人捐赠”(6)，并在东朋医社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作为光复会的会址和会员的宿舍。为了加强抗法力量，在广州的中国革命党人还极力促进越南抗法人士的团结。当时住在刘永福家的阮述虽然坚持抗法，但仍然主张恢复阮朝的君主制。在潘佩珠未抵广州之前，大部分越侨都听他的意旨，越南光复会成立后，彼此的政治主张发生矛盾。中国同盟会会员邓警亚通过积极引导工作，促成了阮氏与潘佩珠的合作，增强了抗法力量。
三、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和革命党人为越南革命者提供了有利的活动条件和更多帮助。越南光复会成立后，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深入开展。首先，潘佩珠采取各种行动加强与中国革命党人的联系。1912年2月下旬，他从广州到南京拜谒孙中山，受到了孙中山的热情接见，邀请他参加了第一次国会参议院会议旁听。以后孙中山又指派黄兴接见潘氏数次，进行会谈，并给予了越南一系列的援助。返穗以后，越南革命党人派了一大批青年到广东军官学校和其他学校学习。中国革命党人不仅为越南革命青年提供学习场所，在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教之，养之，保全之，毫无所吝，华人对我其感情不已厚乎”(7)。同时，在孙中山的关心和同盟会的支持下，1912年8月，中越两国革命者在广州共同组织了援越抗法组织“振华兴亚会”，很快发展会员两百余人，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和广州的普通老百姓。中国同盟会会员邓警亚任会长，潘佩珠为副会长。该会的主要宗旨是“振华兴亚，而第一发放之炮声，首在越南”(8)。就是振兴中国，支援亚洲各被压迫民族，首先是支援越南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振华兴亚会”成立大会决定，在越南国内组织光复军，发动起义；在中国组织援越军，内外配合，“从边境突入，以策应内陆起义之光复军”(9)。当时该会领导人考虑到刘永福有威望，又有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便邀请他担任援越军的领导职务。刘对此采取了积极负责的态度。他这时已年近八旬，实在不宜再赴沙场，但表示一待时机成熟，他将派他的旧部，抗法名将吴凤典“号召钦州子弟及遗存部曲，编为别动队伍，与你等并肩作战，报越南父老”(10)。后来虽然因而形势的变化，组织援越军和别动队一事未能实现，但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党人对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潘佩珠等越南革命党人策划了新时期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越南国内组织了几次武装斗争，攻打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兵营，还从中国派人回国处决法国殖民当局的头目和越奸走狗。这些斗争虽然在越南国内发动群众不够，成效较少，但这说明这时革命力量已重新组织起来，并且比维新会时期强大得多了。(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反动的北洋军阀势力抬头，中国人民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篡夺，致使越南革命者在广州也陷于困境，潘佩珠等人只好暂时在周柏龄家隐藏起来。1913年，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与盘踞广州的军阀龙济光勾结起来，迫害和驱逐越南革命者，把潘佩珠等人逮捕入狱。一连四年之久，潘氏与外界隔绝。幸狱中有一位厨工刘阿三，一向同情越南革命，借工作之便，常来往于周柏龄家，把报刊和一些消息带给潘佩珠，使潘氏在狱中能了解外界的情况和继续指导越南革命运动。至1917年，护国军把龙济光从广州赶跑，潘氏才重新获得自由。此后，潘氏又继续在中国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直到1925年在上海车站被法帝国主义的特务绑架押送回越南。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注释】
(1)《潘佩珠年表》，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藏手抄本，第75页。
(2)《潘佩珠年表》，第71页。
(3)《潘佩珠年表》，第76页。
(4)《潘佩珠年表》，第76页。
(5)一说阮强柢为总理，潘佩珠和苏少楼为副总理，总之，苏少楼是该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6)邓警亚：《中国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进行抗法斗争的回忆》，见《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
(7)《潘佩珠年表》，第79页。
(8)［越］章牧：《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越南革命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9)邓警亚：《中国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进行抗法斗争的回忆》，见《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
(10)邓警亚：《中国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进行抗法斗争的回忆》，见《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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