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后《申报》政治倾向的演变及其影响——以《申报》对革命的报道为透视点
赵建国
《申报》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完善的新闻报纸(1)，亦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其在创办之初，即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有人把所有出版的新闻纸讹称为“申报纸”，使之成为所有报纸的代称。此外，由于《申报》是商业性报纸，不偏不党，能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从一侧面代表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故有相当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从《申报》对革命党人相对集中的报道中，可寻求其政治倾向的演变，梳理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舆论和变迁，加深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历史环境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申报》政治倾向的演变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与二次办报高潮的冲击，《申报》被迫在1905年1月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改革后的《申报》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但只是改变了对康梁所领导的维新运动的看法，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并无显著的变化。
从《申报》对革命党人的报道数量上来分析。以1905年为例，《申报》改革后的第一个月中（即1905年2月），共发表评论21篇。其中有关弊政的有12篇，外交2篇，社会生活1篇，改革官制1篇，留学1篇，其他4篇。无一篇针对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批评弊政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表明其立场已经转变，最多只是对黄协埙主掌笔政时惟朝廷之命是从的一种反动而已。在1905年2月至9月之间，《申报》直接涉及革命党人活动的新闻仅仅只有3则：《乱首被获》（4月28日）、《拿获华兴会匪要电》（4月29日）、《又获华兴同仇各余党》（6月29日）。而《申报》创办之初即以消息灵通著称，以对时事、政治新闻的报道见长，改革后更是注重新闻报道，《本馆整顿报务举例》中的大部分内容，如“广延各省访问事”，“敦请特别访员”，“广采本地要事”，“搜罗商界要闻”，“专发电报，详记战务，扩充篇幅，广译东西洋各报，选登时事来稿”等，都是为加强新闻报道。
从用词上来看，《申报》仍将革命视为“土匪”、“无赖”，颇多不敬，充满了敌意。以“乱首”、“会匪”、“孙汶党羽”、“匪党”、“凶徒”、“逆党”作为对革命党人的称呼，并大力斥责革命党人反抗清廷的行动是“谋乱”，是“图谋不轨”。如《本馆接到革命党谋不利于考政大臣专电》声称“星加坡专电云：考政大臣泽公等将次到坡，孙汶党羽甚多，恐生变故”(2)，《鄂督严防革命党潜入长江》中有“闻革命党潜入长江谋图不轨”(3)等语，并将政府追查革命党人的行为报道成“严查匪踪”(4)。在新闻《奥督密查革命党踪迹》(5)、《电饬密拿要犯传闻》(6)、《电饬查拿钦犯》(7)、《江督责成李定明严缉沿江匪类》(8)中相继出现“逆党孙汶”、“逆党孙汶业已潜回国”、“逆犯孙汶潜回中国”、“党魁孙汶”。
但《申报》对革命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也曾一度倡革命，1906年秋冬之间王钟麒、刘师培任《申报》编辑，词意间露排满之意，《申报》的面目顿由维新而转为倾向于革命(9)，在对徐锡麟案、秋瑾案的报道中其倾向的改变则更为明显。在对徐案的报道中《申报》一再揭露政府的残酷无情与无能，先是借用外人之口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昨有英人某致书字林西报，论刺恩抚案云：近今中国政府正在商议立宪，收回治外法权以及种种革新问题，而不意于处置徐锡麟刺皖抚一事，发见其野蛮手段。吾文明国中人，际此中国力求革新之时，闻此消息能毋惊诧。彼官吏既杀徐，而又取其心以祭死者，果已野蛮矣，竟又株连其亲族朋友，此等手段徒使吾外人增轻视华政府之心耳。按此情形，治外法权值可置之不议矣。夫徐刺皖抚，其罪不容赦，然而政府经此野蛮族类之行为处置之，以为报复，亦可恕乎？”(10)随后又发表评论文章《论法部严禁各省州县滥用非刑事》，抨击清政府“以近事言之，刑律既已减轻矣，枭首、凌迟、戮尸等律皆已删除矣。何以皖省之变起，徐锡麟有剖心之事……徐之罪诚当死，而剖其心得不谓滥刑乎”，认为“严禁州县之滥刑”是“立宪之要政”，政府暴行违背了立宪精神，“非实行立宪，不足以挽回之”，否则“无以取信于民，且恐永无观成之日”。(11)
尽管《申报》此时对革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同情，但对革命仍缺乏真正的理解，没有也不可能做到“了解之同情”，如其依然宣称“吾非谓革命党不可杀也，破坏社会之秩序，防人民之治安，论固在不赦之列”。(12)其同情更多的是出自于一种义愤，出自于对清政府滥杀无辜的反抗，出自于对革命党人精神的敬仰。在批评政府、同情革命之时，《申报》依然念念不忘“立宪以消革命”，“吾谓与其杀无数附和革命之人，而至皇皇不能安枕席，毋宁实行立宪，使一二具有能力之人贴然安静”，主张“实行立宪之预备，永绝革命名号”。(13)但从总体上来看，坚冰已被打破，《申报》未曾淡化对革命党“硬汉”精神的敬仰，并逐渐趋向革命。黄花岗起义之时，《申报》则很少用贬义之词，进行了客观报道，虽其某些言语与标题颇不恭敬，但与以前的态度仍形成鲜明对照，并承认起义献身者是值得尊崇的“志士”。(14)
但武昌起义的枪声未能使《申报》急速地转向革命，出于对动荡的恐惧，《申报》在经历了短暂的犹豫之后，方才作出投向革命的选择，展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最初，《申报》并不看好革命，在收到“武昌失守”的电报之后，仍半信半疑，还误认为是“宜昌之误”，故没有刊登，“本馆及昨日十一钟接访员由洋电局来电，系武昌失守四字，本馆因近日川东乱象甚炽，恐系宜昌或他处之误，未敢遽行发表”。第二天派访员四出打听，确信是武昌后方才重又登出。由于起义消息引起了上海、苏州等地的商业恐慌，为安定人心、稳定商业，《申报》依然主张消弭革命，平息风波，“愿当道者速敉平之也”(15)。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申报》基本上做到了与时俱进，转而完全支持革命，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对革命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申报》立场转变后的评论，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其政治倾向。众多的评论，内容涉及相当广泛，对诸多问题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且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在时论中堪称精品。试归纳以下几个方面，以期说明《申报》对革命的归附。
（一）情势之论
《申报》关于武昌起义的政论始终注意对情势的审度分析，主要反映为一种时局观。在胜负形势不明确时，所论明显倾向于“革命军胜”，认为“革命军胜，则革命事业已成大半，其余各地之军必多影响。而政府实无可用之兵，虽有袁世凯亦无能为。区区禁卫军，唯有保守京师而已，则革命军与政府军第二大战即在京城外，而其外决无大战也”，即使是北军暂时占优势，革命军暂时失利，革命军也能退守自如，决不至于失败，“北军胜，则革命军将南出湖南，西出四川，据守以为再战之计，其决不能即平”(16)。虽然其分析过于乐观，但在当时特定的关头，作为扬士气、鼓民心的一种宣传策略亦无可厚非，其对革命的厚望充分表现了其倾向革命的立场与态度。
当战局的发展使武汉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时，《申报》大力呼吁国民支持革命，“我民当共建之新国也”，提议成立“新国民捐输会”和“民国军后援会”，号召“地方尽其财力，招集志愿兵若干名，事急之时，即为民国军之后援”(17)，强烈要求各地军民“救武昌”，因为“今日民军之大要，莫如救武昌”，“今日之救武昌实天经地义，而各省所不容缓者”。并且为救武昌出谋划策，“余谓今日各地救武昌之兵宜分两种预备，其一速筹军火、粮饷，立刻开往武昌；其二速筹军饷，购军火，组织第二补助队，源源接济使北清政府知南方兵力之无尽”(18)。
（二）革命性质之认识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派也曾发动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往往因为缺乏群众和舆论的支持而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革命的性质被误解，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随着对革命军文明之师的认识的加深，《申报》对革命性质不断重新界定，起到了增强民众对革命理解的作用。起初，《申报》只是认定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举事以来最为成功之事”(19)，还没有形成对革命真切的认知。当革命起义后的一系列措施昭示了文明之师的风范之时，《申报》即指出“以现形论之，武昌革命之事，第一步已经成立，有土地、有军队、有兵械、有纪律，能使政府以陆军大臣与之对抗，能得一般人民之心，能有各地同党影响”，所以革命“已非山泽草寇，一哄而起，早负戈而扑灭者可比矣”。(20)
各地相继响应独立后，《申报》从全国人民的反应中进一步加深了认识，“此次武汉事故为政事上之争战，非其他之乱事可比，其所杀戮驱逐者，有指定之人，与一般人民无害，不但与一般人民无害，且亦欲一般人民之平安而有秩序，以望日后事成后之易于料理，此革命军一方面决无可恐者也”(21)，彻底改变了以前对革命的错误认识。但是，《申报》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也存在缺陷，带有浓厚的革命排满色彩，这与革命党人片面宣传不无关系，“今日之革命非一人之革命，全汉族人之革命矣”(22)。当革命的发展使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时，《申报》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亦有所深入，“此次民军起事，为革命之本意，为驱逐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府”(23)。应该说，《申报》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已达到了比较深刻的层次。
（三）和议之争
革命党人为了取得与袁世凯的妥协，尽快推翻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开始与袁世凯密谋议和。《申报》对和议持较为坚决的反对态度，其论颇为诚恳，并处处替民军处境着想。早在议和刚开始之时，《申报》就抱怀疑态度，认为“袁世凯即创和议之说，以缓战局，盖袁世凯非议和之人，而其心非真欲议和者，故和议之决不成行，夫固尽人皆知也”；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和议只是缓兵之计、拖延战事，北军“残酷无道，名为议和，而实加兵力”，而战事的拖延，必将对人民的伤害更重，“战事多延一日，即为无数生灵多受一日之苦，故今日种种议和停战之说，外似仁爱，而实则害人”，加之民心趋向共和，“各省反正者已居大半，则人心之向背可知”，所以《申报》极力反对议和，“何必更举代表”，“苟有耳目，谁不知大众之心悉向共和而背君主也，尚何会议之足云”，“岂得丝毫之轻信哉”。(24)
当议和正在进行之时，《申报》多次提醒民军保持警惕，应以兵力维持和议，“兵备之不可以或弛，而和议之不可不以我力为后盾”，这样可以避免“求和误我耳”(25)，并于12月26日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题为《十不可和》的文章，再次声明反对议和。议和中断后，《申报》更加坚决地反对议和，更坚信以前“和议不可持”、“虏廷以和议饵我”的观点。1912年1月7日的评论文章指出：“清廷、袁世凯以议和迁延其期，以延残喘，所谓议和者，饰辞耳，空谈耳，未可深信而重持也”，称议和是“苟安之策，而非长治之计也”，议和存在众多的弊端，如“苟安一时，来日之大患”，日后必将“老师糜让，徒费光阴”，若清军南下“民军无以持其后，自由幸福不可必得”。在《申报》看来，议和对民军有害无利，“议和者，北廷之益，而民军之害也”，尤其是议和一再延期只能挫伤民军的士气与斗志，议和如同犯罪(26)。只是议和终成定局，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考虑，《申报》才不得不最后赞成议和，“自武昌起义，战云横飞，财政上影响尤为显著，今幸和议将成，新政府成立，扫除积弊”(27)。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申报》在经历了短暂的犹豫之后，完全投向革命，充当了革命的同盟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同盟的背后依然潜伏着分裂的危机。
清帝逊位后，临时都城问题一度成为南北争议的焦点，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必须设立在南京，想用“调虎离山”之计使袁世凯脱离北京老巢，使其无法施展阴谋诡计。袁世凯则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稍有动静，牵涉各国”(28)为借口，不愿离开北京，拒绝南下。两方各执一词，坚持不决。最初，《申报》力图居中调和，于1912年12月12日发表评论文章《近事杂评·新都问题》，主张建都武昌。但很快《申报》就转变了观念，支持袁世凯定都北京。认为定都北京可省人力、物力，便于控制国家的稳定，“控蒙回而制满藏，惟燕为便，固旧都而省物力，惟燕为宜……皇族于肘腋，而阴消其反侧之谋，集北海之梯航，而隐寓夫建瓴之势，则又舍燕京为莫属矣”。针对革命党对北京“旧染污俗”的指责，《申报》为袁世凯辩解说：“在乎谋治者组织如何，防维之如何”。对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一说，《申报》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攻击孙中山“阳托参议院之议决，而阴以遂其挟制之私，置满蒙回藏于不顾”(29)。除此之外，《申报》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政策和报律政策方面也大唱反调，对革命党人构成一种无形的压力，给其与革命的同盟投下了阴影，使合作的背后隐藏着较严重的危机，为日后对革命的背弃埋下了伏笔。
二、《申报》政治倾向演变的原因
《申报》对革命的态度由非议到同情到同盟，每一变化无不受到当时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申报》自身来分析，在一度接受官股之后，名誉受损，便退回官股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申报掌故》云：“蔡氏以徒具虚名，不能替自己起作用，而在席子佩方面，自从蔡乃煌的官股加入后，对外声誉则颇受影响，于是双方经过商议，则席子佩出资收回蔡乃煌的官股，彼此宣告解约，《申报》仍由席子佩单独主持”，保持了独立性的《申报》对清政府日益严密控制言论的行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不满。1910年9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文章《取缔报纸》一文，对民政部妄称报纸“任意妄载，易扰人心”、“报纸是祸国之物”的观点极力反驳道：“报纸之对于国家，为祸为福，人所其见，即民政部之人心理与人殊，实认报纸为祸国之物，则祸之大于报纸者，何可胜道”，并质问民政大臣曰“如有违章之言记载，必须照章罚办，而如有违章之罚办，其将如何”(30)？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清政府一再企图控制舆论，为减少武昌起义对其他地方的震动，严厉禁止各报纸刊登有关起义的消息，“民政部饬警厅禁止各报登载鄂省乱事”(31)，而电报局则奉“邮传大臣命令，私家电信如系鄂省乱事，一概不准发递”(32)。北方检查报稿更为严格，致使人民对武昌起义之事都无所知，故异常惊惶，纷纷向中国各银行提款，移存外国银行(33)。政府行为的过度紧张引起原本已不满的《申报》的反弹，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申报》就开始披露起义消息，从10月15日起，在“要闻栏”连长篇通讯《革命军起事记》，对武昌起义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报道，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账，在《申报》史上前所未有，从而冲破了清政府的消息封锁。不可否认，对“言论独立”的坚持是《申报》能倾向革命并与革命合作的重要因素。
从外部的舆论环境和推动力来看，对清政府的普遍绝望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是《申报》政治倾向转变的外部推动力与重要因素。起义后的革命党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明显的效果，“武昌城内所见，城中仍有欧洲教士三四人，……各商店皆开门贸易，不见恐慌之状，若北京军队抵此，则自必开战，此时城中情形自当一变，民众虽不十分热心，然皆望革军之胜可断言者，东门二日前逃去之乡民今咸纷纷回里”(34)。而清政府与革命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政府大员不仅不能稳定秩序，反而急急向银行提款，逃往租界，扰乱市面，造成无限恐慌，“京中恐慌日甚，日来由京逃出者共二十万人内，贵族甚多，昨日有特别车辆载显贵多人，前往天津，京师人民咸携珍宝贵物等件迁居租界内客栈，租价大涨，各商店均已闭门”(35)。两相对比之下，《申报》势必倾向革命，寄希望于革命军。
武昌起义之后，社会心理的普遍转变则进一步加速了《申报》政治态度的改变。首先立宪派与革命派建立起暂时的合作关系，造成了一种“咸与维新”的社会氛围，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张謇声称：“响应十二三省，人心决去，大事已知。謇流转江海哓音蠽舌时，我之立宪但求如日本耳，不敢望德，尤不敢望英。今则兵口已开，郡县反解，环视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为和平之结束者，趋势然也”(36)。资产阶级在初步了解了革命党人的政策之后，减轻了对革命的恐惧，“商人们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很放心，他们都同情革命，知道自己会得到保护”(37)，并产生了一定的好感，有的甚至还态度比较鲜明地转到了革命一边。武汉、上海两地的商团在各方面支持革命党人，为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下层民众也对革命表示支持，“鄂垣作乱后，宁垣情形，颇为不错，无一人无一处不谈革命者，盖人人心目中皆有此问题久也”(38)。首义之地武汉，最初逃出城外的居民纷纷回城，“人民颇有顺附之势，显为希图大举”(39)，“一般平民久悴于虐政之下，闻革军文明，几乎有奔走恐后之势”(40)。广泛的社会心理对革命的认同与依归使向来迎合民众心理以扩大销量的《申报》转向支持革命成为当然。
上海舆论导向的逐渐改变和舆论界与政府关系的日益恶化也促使了《申报》倾向的转变。清政府限禁报纸出版的法令与摧残言论自由的种种行为并没有遏制革命宣传活动在各地的展开。辛亥革命前夕，鼓吹革命的报刊仍然不断涌现，上海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有较好的通讯印刷设备和有帝国主义的租界为之缓冲等特殊条件，仍然是革命派在国内进行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相继创刊，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革命人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凡支持革命的报纸都极受欢迎，报纸上只要刊登革命新闻“则销路大增，售至绝市”，而“倘有诋毁革命言论，即无人购阅”。(41)武昌起义前夕，梁启超也感叹到“在今日之中国而支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政府日日以制造革命为事，日日供给革命党以发荣滋长之资料，则导全国人心理尽趋于革命亦宜。今兹革命党之举动，果足称为有意识与否，且勿具论，而要之死于斯难者，其中不乏爱国热诚磊落英多之士，斯亦举国所同认矣”(42)。同时，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对社会舆论严加控制，相继关闭数家革命党人的报纸。虽政府重点在革命党报刊，但也殃及非党派报纸。对清廷颁布报律限制报纸出版的种种作法，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报刊不赞成，在北京出版的《国民公报》曾约七家报纸联合上书资政院，请求对报律的一些条文作必要的修改(43)。在这种情况下，以前支持立宪的报纸先后转向革命，“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也”(44)。
三、《申报》政治倾向演变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报纸已为社会上一种不可少之势力(45)，有其较独特的功能与影响，“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以后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46)的评介。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并一度取得胜利，大多归因于“一面以文字宣传革命；一面作军事联络”。1912年4月，孙中山在访问武汉时就作出结论：“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成，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梁启超更是提高到“黑血革命”的高度(47)。
遗憾的是目前学者对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的《申报》往往以“商业报纸，无重大政治影响”为由而弃置一旁，则实令人费解。究其实，《申报》政治倾向的演变对清末民初思想趋演和政治形势均有颇大的影响。大致来说，《申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曾起到“黑血革命”的作用，有力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革命的进程，有着不容忽略的消极影响。
就第一方面而言，虽然《申报》对革命同情与合作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其地位特殊，影响颇大。首先，《申报》对革命情势的分析，在武昌吃紧时大力宣传革命必胜，于关键时刻鼓舞了人心，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武昌起义的号召力，以此得到各地迅速的响应。其次，武昌起义爆发后，《申报》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广拓多种信息渠道，并派访员到武昌城内采访，其政论即建立在准确掌握新闻动态的基础上，因事而发，有感而发，有较强的针对性，故对民众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于启迪民众关心国事和民族命运，强化社会参与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申报》对革命党人维护秩序，保护商人，严明军纪，镇压土匪的宣传报道，对革命性质的宣扬，增强了民众对革命的理解，使民众在武昌起义之后，大都倾向革命。“普通一般人民未必个个赞成革命军，然却无一人反对革命军”(48)，“民众闻革命军胜利则喜，闻官军大胜、官军克复则惨然以忧色或且愤无所泄”(49)。以至于《申报》曾因报道汉口失守消息，而遭到民众的围攻，1912年12月10日，《大公报》曾记载到：“上海申报馆因登载汉阳战事，于十三晚忽有某某等带同百余人到该馆，声言该馆所登武汉战事不实，并言得受袁世凯重金。相率索电码看后，即将招牌等物一律打毁”。为此，《申报》不得不刊登特别告示，为自己辩解。由此可见，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涨。《申报》对共和的宣扬，也激发了民众对共和的热情，“苟有耳目，谁不知大众之心悉向共和而背君主也”(50)。《大公报》在武昌起义之后，仍鼓吹君主立宪，引起民众的不满。有人致函《大公报》，若再宣扬君主立宪，贬低共和，即炸弹相事。而后，《申报》刊载孙中山让位一事，又一次引起民众的不满，遭到围攻，为此，《申报》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辩护：“近月以来，盛传袁世凯为第一任总统，此盖原于孙总统辞职让位之说，非本报所臆造，亦非本报所鼓吹也。夫孙总统之所以让位，无非渴望共和之成立，南北之联合耳，故本报乐得载之。乃近日有人函诘本报，谓不应记载举袁之说，且谓本社同人将于举袁之后，希得一官半职者。异哉，洵如所言，则孙总统之宣言让位，岂将辞去总统之高位，而思于袁世凯处谋得一官半职。今本社敢告投函者，如君不以举袁为然，不妨电诘孙总统，何以倡为此说。若仅以漫骂之词、罗织之语罪间接记载之本报，则误矣”(51)。民众政治热情的高涨可略见一斑，这与《申报》对革命的宣扬是分不开的。《申报》对民众的导向为武昌起义在短期内影响遍及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亦不能忽视民众的政治热情对《申报》的促进作用。
《申报》对革命的同情，对清政府形成较大的冲击，使对政府一味恭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清政府的威信在一片指责声中，逐渐丧失，加速了清政府的衰落与最后的灭亡。为挽救其颓废，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舆论的控制，1909年上海道蔡乃煌利用席子佩购买《申报》产权资产不足之机，以参股方式力图控制《申报》，并借此控制整个上海舆论界。1909年11月16日，江苏咨议局“革除官营商报案”披露“前月十五日发行之南洋官报，所载本省清理账政局照复文内，查见2月一个月中，已有申报馆垫平银一万八千九百两”。同年11月27日，“官营商报案办法九条”又披露“兹续查得上年苏松太蔡道台，以上海各报畅言无忌，据事直书有碍行政，设法先将中外、舆论两报购回自办，次又将申报归南北洋合资筹办，继又将时报、沪报一并买回归并”，并进一步颁布了1908年1月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2月的《钦定报律》，封禁报馆，与其“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政策相矛盾，反而加剧了政府与民众、报界的紧张关系，使政府权威进一步丧失。在武昌起义之前，失去了民众最起码的信任，立宪派的报纸“悉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清政府的命运也由此决定了。《申报》在武昌起义后，所披露的京师恐慌与政府的无能，加速了政府的崩溃，其公布的满洲贵族反对和局的秘密要闻，使民军熟知满族贵族的企图之后，得以及早筹备对策，使清廷企图保存部分省份的统治权的最后希望付之东流。(52)
此外，倾向革命后的《申报》在维持上海市面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上海市面的稳定对革命党人光复上海有着重要意义，若上海市面崩溃，光复之后，革命党人将无力负担。为此，《民立报》多次呼吁恢复上海市面。对此，《申报》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1912年10月20日，《申报》刊登论前广告：“本馆为维持市面起见，自即日起，凡向本馆售书处购买书报者，所有中国各银行钞票，一律通用。”随后，于10月23日全文公布《军政府照会本埠钱业董事文》，此文公布后，上海各银行、钱庄挤兑的情况相对缓和，市面渐趋稳定。(53)
如果说《申报》转向革命曾起到了“黑血革命”的作用，那么《申报》在革命准备阶段对革命的非议、在保持中立之时对革命党人的批评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其一，在革命的准备阶段，《申报》极力鼓吹立宪，虽说对启迪民众、推动政治的进步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与作用，但其对革命颇多的非议，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民众对革命的误解，无意中充当了清政府的帮凶，给革命启蒙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加之孙中山等人长期忽视对下层民众的工作，国民的整个素质没有能得到改观，致使建立共和政权的客观条件远未成熟。当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美国《独立》周报的社论就发出疑问，一个习于墨守成规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以成为一个共和国吗？”另一家报纸也认为，“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与日月星宿同辉，在这样的观念下根本不存在共和制度滋长的土壤”(54)。启蒙的薄弱，民众的接受仅仅是反满，而对民主共和缺乏真切的理解，武昌起义后，对革命依归，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政府的义愤，对革命精神的敬慕，而非是对革命真切的理解，对共和的坚定的信仰。辛亥革命最后归于失败，由此已略见端倪。另一方面，《申报》对革命的非议致使革命党人缺乏一定的群众基础，不仅资产阶级支持革命寥若晨星，而且下层民众，很少加入革命斗争。在历次的武装起义中，革命党人不得不依靠会党与清军。会党固然也来源于社会底层，且不乏反满的传统，但习气使之易聚易散，颇难领导，以至于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连连失败，革命力量大受挫折。
其二，由于在上海报界占有特殊的地位，《申报》对革命党人较多的批评与指责，必然对上海舆论界产生影响，给孙中山等人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如前述迫使孙中山就报律问题作出解释与修正便是一例。在迁都问题、袁世凯南下就职问题、财政危机问题、宋案问题上，《申报》为稳定秩序，实现南北统一，也曾给革命党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可以说，孙中山之所以对袁世凯一再让步，除自身实力不足与认识的局限外，外界舆论的压力亦是一重要因素，不可忽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注释】
(1)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2)1906年7月1日《申报》。
(3)1906年7月28日《申报》。
(4)1906年7月28日《申报》。
(5)1906年10月2日《申报》。
(6)1906年10月19日《申报》。
(7)1906年10月25日《申报》。
(8)1906年10月26日《申报》。(www.xing528.com)
(9)胡道静：《报坛逸话·申报六十六年史》，见《民国丛刊》（三编），第41辑，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03页。
(10)1907年7月19日《申报》。
(11)1907年8月10日《申报》。
(12)瑏瑠1907年7月19日《申报》。
(13)瑏瑡1907年7月19日《申报》。
(14)瑏瑢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389页。
(15)1911年10月12日《申报》。
(16)1911年10月20日《申报》。
(17)1911年11月8日《申报》。
(18)1911年12月1日《申报》。
(19)1911年10月13日《申报》。
(20)1911年10月15日《申报》。
(21)1911年10月26日《申报》。
(22)1911年11月9日《申报》。
(23)1911年12月15日《申报》。
(24)1911年11月22日《申报》。
(25)1911年12月20日《申报》。
(26)1912年1月16日《申报》。
(27)1912年2月7日《申报》。
(28)《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117—118页。
(29)1912年2月25日《申报》。
(30)1910年9月10日《申报》。
(31)1911年10月16日《申报》。
(32)1911年10月17日《申报》。
(33)1911年10月17日《申报》。
(34)1911年10月19日《申报》。
(35)1911年11月11日《申报》。
(36)1911年11月21日《民立报》。
(37)《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7页。
(38)1911年10月20日《申报》。
(39)1911年10月20日《申报》。
(40)1911年10月24日《申报》。
(4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9页。
(4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798页。
(4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第602页。
(4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1页。
(45)王伯衡：《中国与报纸》，刊《民国丛书》（二编）第48辑，第237页。
(46)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之演说词》，见杨光辉等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23页。
(47)刘望龄：《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下），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87页。
(48)1911年10月19日《申报》。
(49)1911年11月1日《申报》。
(50)1911年11月22日《申报》。
(51)1912年2月8日《申报》。
(52)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231页。
(53)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219页。
(54)转引自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见《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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