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救国真难：20世纪中国精英的趋避冲突

朱縥源

前　　言

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世人已见证中国在辛亥武昌共和革命武装行动以后，长达90年的变化。而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史的诠释，也在近十年来，因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台湾的全面民主，而快速多样化。

本文的目的，就在同时涉猎辛亥以来90年的实情，与国内外辛亥革命史学界的史学史，并将焦点集中在整个20世纪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精英，在救中国的这个大方向之下，所提出的主张以及感想。

由于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一直处于内乱外患与分裂之中，作者试图借着对中国精英救国方案以及对革命的反应，扼其要者，来探索原因所在。这种做法，基本上设定：中国精英是中国命运的主要操控者。更明白地说：不管是共和革命、文学革命、国民革命、人民革命、文化革命，都换汤不换药，全部来自精英的提倡、推动以及操控。作者再进一步认为：精英们进行各种革命时，自定方向，坚持立场，把群众任意驱动，来对抗与自己所属党派不同的力量。不但人民成为卒子，而且在斗声震天之间，国运乖隔，社会动荡不已。

一、19世纪末中国国力与社会意志

中国到了19世纪末，已经变得非常衰弱。这种情形，鸦片战争之后看得十分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变成如此？长年以来无数人探讨这个问题。答案也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其实关键只有一个：以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经过一两百年以后，仍然小心眼地采取“近亲繁殖”法，来控制政权；仍然自外于大多数之族群，无意间也自外于日新月异的新知识与新科技。这种“见外”，使清廷日趋闭塞，领导人安于故旧，终使整个国家远离新科技、新资讯，而不自知，如此过了八九十年。

（一）中国国力

大约自1750年以后，工业革命促使制造业和运输业的蒸汽使用大增。继蒸汽动力之后的汽车动力、电子动力等等使全世界的人类生活条件改观。类似的工业化过程，并未传入中国，使在19世纪的中国发生。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人，却对中国兴趣浓厚，他们印象最深的，无乃是中西工技物质发展的悬殊。新的视角，强调中国国内贸易量大且成熟度高，也强调官方记录，只间接提及明朝与清初商人渐增的势力。即便是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也看得出来，中国国内的市场比欧洲各国的所有市场的总和还大。广泛的省际贸易包含的意思是：中国已经高度商业化。⁽¹⁾

不幸得很，帝制晚期的中国，虽有如此了得的商业成长发生的背景，却是“长久陷农人、商人于固定地位，而不得轻易转变”的社会。帝制晚期中国的商业化，由于脱离了科技新知，并不像西方模式那样有工业化接踵而来。⁽²⁾学者因此指出：“晚清有极大的物质成长，却只有极小程度的工业化，其原因不只是经济性的，而且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³⁾但是仍抓不住要害，不知衰弱的关键，就在上述的满族的自我保护日久，所生对汉族知识分子以及对世界新资讯的疏离上面。

（二）社会意志：以孙中山为代表

只不过时代的巨轮无情，社会也是现实的，一旦政府积弱极深，几十年之内又无法恢复，人民就会有所反应，特别是知识分子，孙中山、康有为就是最好的例子。孙、康二人，是19世纪末中国精英的典型代表。二人共同代表社会对政治的失望，却分别带领中国人，要走入不同的救国之道。

孙中山率先发动。他既是坚定的反清战士，又是赤诚的爱国者。他的反满主张，除了基于满洲贵族“压制汉人”和“政治腐败”之外，还因为清皇朝“卖国”。用陈天华的话说，是因为清皇朝乃“洋人的朝廷”，这也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⁴⁾

他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但代表时人的心声。因此，孙的结论是：“要谋中国的自由平等，第一步我们要先实行民族革命，来替汉人湔除这‘双重奴隶’的耻辱。”⁽⁵⁾他还说：“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⁶⁾其用词与语气，都充斥着汉族情绪，以及对满族人民的歧视和偏见，但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而及于整整一代的反清战士。他常称满族人为：“满胡”、“满洲鞑子”、“满奴”、“满贼”、“满虏”、“鞑虏”、“清虏”、“胡虏”、“逆胡”、“异族”、“异种”、“外国人”和“从外国来的满族人”，称清帝为“客帝”、“野番”，称清朝为“虏朝”、“异族政府”、“外国政府”，强调“满洲政府”不等于“支那政府”，“大清国”不等于“中华国”，自称汉族为“皇汉”，汉人为“亡国之民”，视主张君主立宪者为“汉奸”，强调“从种性发出来”的民族主义。⁽⁷⁾孙中山以及他的支持者，这些看法，已经被史学界认定是发自汉族褊狭的种族情绪，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小民族主义”。⁽⁸⁾

在1904年重订致公党章程时，他甚至还主张“兴汉复仇”，许多情绪化的过激之词，都体现了孙中山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成分，既不科学，也容易伤害那些同样处于满族贵族专制统治下普通满族人民的感情。⁽⁹⁾

但必须强调：孙中山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的汉人。由于满族的自我保护，使汉族的地位，两百多年下来均低于满人，因此社会上充斥与孙相同的情绪。太平天国之乱，就是著例。或许也受到洪秀全的启发，信基督的孙中山，最后也学习洪秀全，要透过武装破坏，从政治的种族夺权与变革下手救中国。

二、清末朝廷的力挽狂澜与局限

当然，面临国势日危，清朝皇帝及满洲贵族等精英，也力图有所为，以挽狂澜、救国家。相应地，还有相当一些汉人儒者，也捐弃种族偏见，亟思假借清帝的势力，有所作为。

（一）光绪皇帝的改革运作

光绪皇帝成年之后，对国家的振作充满期望，在汉人教席指导之下，开始跨越种族藩篱，计划有所为。因此，他听翁同騄指导，并支持康有为变法。⁽¹⁰⁾可惜不到百日，维新运动即被破坏制止。为什么呢？识者仍认为与满人、汉人长年累积下来的互相仇视与不信任、满人抓着权力不放有关。康有为本人，或许无意间也犯了“夺权”大忌而不自知。

如果康有为这一心态在戊戌维新之前和进行中尚没有办法表现的话，那么他在政变之后逃亡的日子里，则讲得相当明白，据窦纳乐致英国外相的信所记，康有为曾对窦纳乐说：

陷害光绪皇帝的阴谋，纯粹是旗人策划执行的。并认为这是光绪皇帝倾向变法的结果，因为高级旗人和西太后都顽强地反对变法。……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顽固的，新法对于他们，比对于高级汉官更不合意。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竟达到顶点。对满洲人说来，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¹¹⁾

很显然，在康有为的心目中以及外国人的印象中，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真正原因，未尝不包括满汉之间的冲突在内。⁽¹²⁾

（二）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维新运作

其实康有为借清帝行变革的念头本身，殊少种界偏见，而着重国家。从康有为方面说，满汉之间确有不和，但全面的民族冲突意识，也确已淡薄，但他鉴于“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现实，提出“请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¹³⁾，在实际推动时，便不能不与满洲贵族的利益相冲突，无意间触动了各种族民族主义的自醒意识。只不过康有为本人的这种“民族”认定，其实包含了满族等等，并非单指汉族。他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说：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¹⁴⁾

在某种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是“中国人”而非“汉人”民族意识的大觉醒，是中国人基于传统的爱国情怀，在面临灭顶之际的本能反应，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雪耻意味。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说：

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既知变法之利，……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舆论治道，请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¹⁵⁾

变法富强的目的不仅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是为了报仇雪恨，恢复往昔中华帝国的中心地位。⁽¹⁶⁾这是以整个中国为中心所做的考量，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看到，在甲午战争之后，思想界实际上陷入极度的怀疑主义，他们不仅怀疑清政府的动机、能力，以及洋务新政基本国策的有效性⁽¹⁷⁾，而且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中国文化传统及精神遗产的现实价值。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的文字，足为代表。他说：

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窃以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¹⁸⁾

从根本上怀疑中国精神遗产、典章制度的有效性，乃主张“变通旧法”。其中甚至含有全盘更新，一切推倒重新开始之意。⁽¹⁹⁾

基于这种功利主义，参以汉族的复仇主义和以中国为心的民族主义情结，特别是对外国政治制度运作只看书面，并无实质体会，维新派在对列强的认识上必然发生偏差。一方面，他们以为列强之所以强大，除去诸多的背景与原因外，最根本的在于他们的国家体制、政治制度远比我中华优越，因而他们所鼓吹的变法改制，也与孙中山相同，是政治切入（political approach），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效法他们的制度。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七书》中说：

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咨谋无人，自塞耳目，自障聪明，故有利病而不知，有才贤而不识，唯有引体尊高，望若霄汉而已。比之外国君主，尊隔过之。⁽²⁰⁾

维新派在对外国列强的认识上，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值得中国效法，主张全面地引进和吸收，同时又时刻提防着外国列强对中国不怀好意，怀疑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援助与支持，在根本目标上，都是为了从内部瓦解中国，演变中国。

与维新派、革命派以及高级官僚均熟稔的郑观应，特别以日本为例，指出外国政府举措，终极目的在谋我中国。他说：

凡中外识事物者咸谓：倭当日设兴亚会令人钦羡不已，不知特欲懈我中国之防耳。其时倭人处心积虑，日夜以图我中国，借口于问罪生番以发兵端。故王广文《台事窃愤录》云：倭人之侵台湾，即灭琉球之渐也。其灭琉球，即将来据朝鲜，扰中国之渐也。兴亚之会言犹在耳，而为朝鲜一役陵侮我上国，侵轶我边疆，震惊我畿辅。及我遣使议和，犹且据台湾，割辽东，索赔兵偿二百兆，反为天下之罪魁祸首。⁽²¹⁾

从以上这些事实看来，维新派的主张，并非限于为汉人谋利，而是考虑整个国家，可以说是“大民族主义”。革命派话走偏锋，要结合居多数的汉族，对抗以满人为核心的外族，是标准的“小民族主义”。至于学者、官僚则居其间，只以国家为单位，思考外国谋中国的问题，比较上也接近维新，但较维新派保守，也更稳健。

（三）满洲统治者种族冲动的局限

只是习惯自我保护已经250年的满洲贵族并不这么想。他们自己族人已经习惯于以满族为核心的另一种小民族主义，习惯于满汉的互相嫉视，而满人必须优于汉人。

根据李提摩太的观察，他在与刚毅谈话时，刚毅在内心深处深恶汉族官吏：

他企图做个清官，他着急地要我知道阻碍分子是汉人官吏，而不是满洲人，满汉官吏的互相嫉视，在此次晤谈时看得很清楚。后来刚毅成了维新党一个最大的障碍者，并且帮助了慈禧实行反动计划。汉人是怙恶不悛地排斥外国。……他最后的话是他对于皇帝没有影响，翁同騄最有力量，在内阁里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实行一切，甚至恭亲王、礼亲王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他宣称翁同騄蒙蔽了皇帝的视听。⁽²²⁾

强烈的民族情绪，导致了满汉之间的冲突，于是以汉族士大夫为中坚的维新运动，终于被满洲贵族势力所扼杀。不过，这毕竟尚属内部事务，还不足以说明维新派是怎样陷入“小民族主义”误区，而学者官僚“中体西用”学说，所表现对外国列强的矛盾心态及其政策取向，则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真正价值。⁽²³⁾只是当年在朝与在野的双方，都是当局者迷，终至形成在朝者，由满族自保意识所主导；在野者，渐为汉族“复仇”夺权冲动所左右。这种心态，很快地作用在清廷高层内部，满汉的芥蒂开始发酵、扩大。而康有为的《彼德大帝政考》，更积极规划了扶正光绪帝，排除慈禧的运作。于是乎，问题变得恶化，清王室内部，以西太后为核心的实权派，迅雷般的斗倒以光绪为核心的改革派。

重新掌权之后的西太后，一方面血腥屠杀维新派，以此宣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另一方面，她不可能完全否定维新事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她的政策基点必须放在百日维新已有的成绩与失误上来考量。因而，不论她是否情愿，她都必须许诺继续推进改革，许诺在她的领导下，将取得比百日维新大得多的成就。⁽²⁴⁾到了这个时候，权力血斗与国家新政并行推展：满人借机扩权，同时又积极推动新政。她在1898年10月15日的一份谕旨中说：

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动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需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用特再行申谕，嗣后内外臣工，务当清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²⁵⁾

长年深宫生活，已使国家领导人慈禧，缺乏正确决策的资讯。观念的闭塞与仇洋的心态，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使慈禧重用义和团，闯下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大祸。义和团与外国联军的双重夹击，使清王朝几遭灭顶之灾，最高统治者仓皇逃离京师，也是清代两百余年历史上少有的奇耻大辱，中国就是以这种蒙受巨大耻辱的心情跨入20世纪。而能成功驾驭这种心情的，很显然已经不再是主张大民族主义的维新派或学者官僚，而是以牙还牙，主张小民族主义的革命派。革命派开始代表大多数人民反满的心声，但是，他们人数少，人才有限，而且全无从政经验，当然更缺乏官场内恶斗的复杂体会。

三、中华大革命始自1901年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到了1901年，清室朝廷已经明白，唯有巩固北京中央权力才能够现代化。但为时已晚。重要省份的巡抚（包括总督在内）都在省内设局，以处理境内的贸易、贷款、投资等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也处理省内工业及铁路事务。“东南自保”运动，使中华帝国内部，特别是中央朝廷与各省之间，已经产生的裂痕进一步制度化。太多的新发展已经把老旧的朝廷制度抛在后面，清室想借改头换面来复兴，希望甚是渺茫，不过终究努力一试。慈禧太后和支持她的守旧派汉族大臣——这些曾经反对1898年百日维新政令的人，到此时也觉得非改革不可了。然而他们心存借改革之名，将大权收归朝廷的打算，使新政从一开始就带着污点。

新政的正式主导人是忠心无碍的张之洞，以及平定太平天国的诸将之中硕果仅存的刘坤一。二人于1901年拟妥的新政方针之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教育改革。⁽²⁶⁾而教育改革的成功，使人民眼界大开，更有能力从事政治判断。在充满自由主义理想的归国留学生，也就是新式学校教师的引领之下，成为支持变革的重要力量。

按计划，全国县、道、省各级都要办设新式学堂，依照日本式的课目表，同时修习四书五经，以兼修新旧学科。许多中式书院也要改为学堂。新学堂毕业生可以应举，而科举内容也将略事增改，以迁就这批新学生。⁽²⁷⁾

教改的成效，使中国社会改变的速度，快得令人不安。第一个变的就是外表，军人穿起西式军服（还有勋章缀饰），高级文臣和商人换上了西装，激进的学生剪了辫子，以表示对满清之不服。新教传教士加入了反对缠足及抽鸦片的运动。新军的训练，按已定的西法快速推进。新的报纸、书刊使人们更加认识中国与全世界的时事。教育推广与新闻传播有利于舆论萌发，而新的舆论也比以往读书人的清议更广阔、更有意义。都市百姓的集体民族主义，其中混杂了反帝、反满以及学习西人的心态，早在1880年代法国不宣而战的时候就激起了。受外国风味感染的通商口岸城市里，开始有人从事新兴行业。除了企业家、教师、记者报人、工程师、医生等等，还有独立的作家、画家，甚至有推动革命的人，如孙中山即是。⁽²⁸⁾

“皇族内阁”的出现，是清廷的一大错误，它最严重的后果，便是使大批的立宪党人从此失望。更有甚者，皇族内阁下令把正在建设中的各条铁路干线全部收归“国有”。这一决定，更进一步将立宪党人推到革命派的一方。“因为当时各省铁路公司，多数在立宪党人手中，铁路收归国有，直接侵犯了立宪党人的利益，从而诱发了由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²⁹⁾亟思力挽狂澜的满洲集团，为何会犯下如此重大的错误？

内地学者认为：“问题在于这个反动政府的当权集团不是这样想的，也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无非是假‘国有’之名，将已允准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收了回来，接受奴役性的外债，将路权出卖，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借以挽救那行将崩溃的封建政权。”⁽³⁰⁾因此，他们推论：铁路国有政策，遭到各方面的一致反对，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铁路国有与皇族内阁两大错误，⁽³¹⁾使原来力量微弱的革命党，平添了全国各地众多士绅与新军的热情参与。原本星星之火，在辛亥年燎原，并且快速扩及全中国。

（二）无风不起浪：辛亥拂西风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专制统治，而且为中国传统社会画了一个句号，使从19世纪中叶开始，被迫刚刚开始现代化，20世纪初积极进行现代化的中国，匆匆忙忙地要换成另外一套全新的现代社会。相对说来，抛却了旧传统的束缚，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中国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走。⁽³²⁾与传统政治制度断裂，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但是，政治制度能够以断裂的方式来推动吗？政治制度等于社会的全部吗？有没有更重要、更基础的层面更需翻新呢？

对于这个问题，90年来曾有无数的争辩。大多数人停留在政治的思维中，希望用政治来解析政治。但也有许多人，试着进入更深层的检讨。

在中国内地，由于史观的原因，使学界仍旧停留在政治思维上面，但是，即使是政治思维，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若干传统学者以为：辛亥革命的那些志士仁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除了“中华民国”那幅空招牌外，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看法，流于粗疏。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此类表述自相矛盾。而矛盾本身还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类，视角差异所致，而是从同一个视角民权政治所得出的悖论。这就值得推敲了。晚近的大陆学者新作指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既然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而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就不能同时说中华民国只是块‘空招牌’”。他接着又说：

衡量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应当主要从革命者所应担负，和所能担负的两项基本任务——推翻清皇朝的民族革命，和建立民权政治的政治革命，所完成的情况去考察，而不应根据革命者，在宣传发动期间，所作过的种种理想主义承诺，与革命者在革命结局中的政权得失情况来判断，更不应根据后世研究者的某些主观愿望去对号入座。⁽³³⁾

这两套说法，其实各有若干根据：都在理论层面上推演，前者倾向否定，后者倾向肯定罢了。

（三）西风浪卷中华帝国：武昌之役以后的实况

真正的情况，必须回到当时复杂的情景中重新观察，而且进入更深的层面。

以西风来整个翻动中国，是辛亥革命推动者的理想，因此企图全套学习其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文化的冲动。⁽³⁴⁾全套学习，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是辛亥武昌之役以后中国新式精英的主流思想。只不过，它的弊不见得少，甚至未见其利，已得其弊。因为在操作上，政治变革，借着少数新人上台与政策宣告，最容易看见。但是，要落实问题就大了：要使为数四万万以上的国民都能配合，只能用“难比登天”来形容。而所需时间，恐怕至少两百年。在这个客观背景上面，就容易理解，武昌之役以后，各种政治力或民间社会力运作的实况。换言之，从参与鼎革活动的人是谁，他们代表的成分为何，所做的事及提出的主张为何来分析，才符合科学与客观两原则。

1.外国使节干政

中国人全套学习西方想法的底盘，就是对洋人的言听计从。这个现象，也始自武昌之役。而其最大获益者为袁世凯，受害者，则竟然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对于此，早期的学者说得很清楚：

武昌事起，美国公使嘉乐恒（W.J.Calhoun）在公使团会议席上首称，唯有袁可担平乱之任。除了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外，其他各国一致赞成。英、美为了经济利益，希望中国安定。日本的态度相反，中国愈乱愈对日本有利。十月十六日，日本外相田康哉电令伊集院，愿以军械供应清廷。⁽³⁵⁾

伊集院欲将中国分为华南、华中、华北，由清廷统治华北，使永久与汉人对峙，曾请朱尔典劝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朱尔典窥知他的用意，深恐中国因此被瓜分，不利于英，答以中国政体应由人民自决。

朱尔典告诉奕，说是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政治不良，政治不良是由于监国摄政王载沣措置乖方。清廷如欲获得外国援助，载沣必须辞去摄政王，从中奔走运用的为唐绍仪。12月5日，葛雷一面照覆伦敦日本代办，一面训令朱尔典与伊集院合作使载沣引退。1月6日，隆裕准载沣退归藩邸，嗣后用人行政，皆由内阁总理大臣担承责任。王锡彤说，载沣之革去名义，政权一归内阁，“英使朱尔典实助袁公成之”⁽³⁶⁾。这么少数三五个洋人的支持，硬生生地改变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人选。

然则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发动并完成这么大幅度的革命呢？

2.辛亥年的立宪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新进学者提出了深刻的观察：“辛亥革命不是不应该发生，而是因为革命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人为的力量太大了些。”但是似乎仍受限于“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旧说，这位学者指出：如果中国按照革命党人所反对的天演的规律持续发展，次序推开，随着中国社会基础的不断发展与改变，“中国资产阶级的逐步壮大与成熟”，那么，“辛亥革命式的社会变动，肯定在中国迟早要发生，不过其结局一定要比已经发生了的辛亥革命要好得多。”⁽³⁷⁾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当时的确时候未到。只不过，另一股势力，又进一步把传统官僚袁世凯推向中国新元首的宝座。

张謇领导立宪派意欲与袁世凯合作。1911年6月，张自上海去北京，特迂道彰德，与袁晤谈。袁表示如将来再出，当尊重张的意见。张深感此行不虚，盛称“慰亭（按：袁字慰亭）毕竟不错。”不久袁果然复出。10月16日，江苏巡抚程德全采用张謇代拟的奏稿，请清廷将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对革命军用抚不用剿。所谓贤能，不言而喻，指的是袁。20日，张謇复以咨议局名义，要求宣布立宪，开国会。十余日后，与清廷脱离关系的已有七省。随着情势的转移，张謇施展他的影响力量，助成程德全的独立，目的是为预站地步，不让革命党全部胜利，立宪派方可取得日后的发言权，拥袁建立一政治中心。资政院及其他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议员，同此心理。⁽³⁸⁾

原与袁世凯不共戴天，又因开放党禁为载泽所阻的康有为、梁启超派，曾经力图结纳载涛与吴禄贞、张绍曾，拟作非常之举。而武昌变起，于是又计划用禁卫军发动政变，倒载泽、奕，奉载涛为内阁总理，停止讨伐革命军，运动各省督抚暂行自立，以杀革命党之势。⁽³⁹⁾他们的企图，被对手袁世凯识破，吴禄贞等惨遭暗杀。立宪派不得不进一步妥协。

此时袁的地位已固，大权在握。梁启超又倡“虚君共和”之说，各方活动，联袁、联岑（春煊）、联黎（元洪）并进，尤重联袁。12月间，进行益力。袁亦欲利用梁在资政院、咨议局的影响力和他在社会上的文名，以抗革命党，双方频频密洽。⁽⁴⁰⁾

因此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倡导者准确地预见到中国将要发生大的政治变动，但对变动后的未来模式的追求毕竟过于完美。结果革命派“播下了龙种，却收到了跳蚤”。⁽⁴¹⁾坐收渔利的，仍然是老结构之内的传统官僚。

四、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

从以上这些政治现象，以及从事者的社会属性来观察，就可以了解：最有资格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派人士，其实并未充分支持革命派理想主义者的共和观念。而革命派建国之际，严重缺乏财政支援，没有大资本家积极支持，也是事实。也因此，早期大陆传统史学界所谓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⁴²⁾，值得重新探讨。

（一）大陆学界的“共识”？

依大陆学界的正统说法：“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逐渐形成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且：

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获得了初步发展。高额利润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吸引着资本家们积极投资新式企业。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地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基础，把更多的群众卷入商品交流之中，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商品市场。⁽⁴³⁾

同时，还有学者认为：

然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压制，这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一则布局不合理，大都集中在沿海、沿江几个大城市中。其次是轻工业发展较快，重工业发展很慢。⁽⁴⁴⁾

还有：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大都是来自中小商人和手工工厂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制摧残，加上经济力量十分脆弱，发展极慢，“经年开工”而能“幸存者，寥寥无几”。⁽⁴⁵⁾这一切都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浓厚的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⁴⁶⁾

他们的说法，有无学术性根据呢？事实上没有。但是，有政治根据。一个权威学者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⁴⁷⁾”他们也明白，在1903年前后，形成了一个创办刊物的热潮。一时各种书刊，如《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江苏》、《浙江潮》等等，相继问世。但将这些刊物的创办者与撰稿人，事实上多是学生，年纪在二十上下，都一律看作资产阶级。原文如下：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中，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宣传家和活动家，如黄兴、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宋教仁、秋瑾等等。他们那艰苦而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深受广大革命志士拥护，逐渐以他们为核心，集结了一批本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了带有各自地方特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成立较早的有，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华兴会，以吕大森、张难先为首的湖北科学补习所，和以蔡元培、章炳麟为首的江浙一带的光复会。此外，还有上海的爱国会、江西自强会、安徽岳王会、四川公强会、福建益闻社等等。革命火种遍布祖国大地，一场气势磅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已经来临。⁽⁴⁸⁾

政治的牵制学术界，在大陆成功地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消除。实事求是的言论已经出现。

（二）大陆新一代学说

新进学者大胆地对早期的历史记述方法展开检讨：“还有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华侨资产阶级中下层、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基础。且不说‘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究竟包括哪些人，它是怎样充当革命的阶级基础的，仅就华侨资产阶级中下层同国内革命运动的关系来说，似乎还值得进一步推敲。表现在对反清革命运动的赞助上，同时也表现在对国内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抵货、保路、保矿斗争和立宪运动的支持上。国内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反帝爱国斗争，几乎都可以在他们中间找到支持者。”⁽⁴⁹⁾

总之，新兴一代学者明白说道：“断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断言孙中山等人，只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他们认为：这种观点之所以能长期流行，既有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有历史观的原因。⁽⁵⁰⁾

并且再深入当年史学论述的底层：“曾几何时，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下，‘唯成份论’十分盛行，史学研究也是如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总是先把评价对象的出身，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联系起来，着眼于查出身，划成分。”⁽⁵¹⁾

只不过在论证的内部理路上，新进学者仍然无法完全超越与摆脱旧说的羁绊。因此，这位学者接着说：“现实生活中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研究也跟着贯彻到底，对曾经创立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孙中山一代反清志士，连同近代资产阶级都采取‘立足于批’的政策。因为根据当时的政治逻辑，资产阶级革命也还是剥削阶级的革命，是唯利是图的革命，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⁵²⁾似乎，字里行间还有若干必须进一步思考之处，才能站在完全新而一致的角度。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另一新进学者说得更透彻，而且包含新的思维。

（三）辛亥革命的意义

学者指出：

作为一次巨大的政治变革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和理想，虽然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诸多的难题和困惑，但由于这次革命，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符合人类的进步潮流，因而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智慧和思想资源，永远值得中国人汲取和借鉴！⁽⁵³⁾

然则具体而言，辛亥革命的意义可以显现在政党政治与五权分立上面：

1.政党政治

他特别注意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支柱的政党政治。说道：“政党政治的基本功能之一，无疑如薛福成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于协调和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政治秩序。但是，政党政治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无疑又在于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是与代议制的政治制度互为表里的。”⁽⁵⁴⁾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依然处在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那么政党政治便无发生、发展的可能。只是由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与发育，新兴的市民或者说中产阶级需要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需要以选举而实现上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党政治便和西方一样，是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对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的必然诉求。⁽⁵⁵⁾郑观应说：

窃谓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意，设议院不可。有议院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陡；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⁵⁶⁾

这里虽然依然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其本质无疑在于以议院政治，作为改革中国传统政治的工具，使中国政治尽快走上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的道路。

民主共和的构想和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着重大差距，当国民尚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时，职业政治家却在那里重新设计中国的权力结构的新模式。旧式官僚依然将群众作为流氓来对待，来利用，而革命党人在被迫将政权交给旧式官僚的前后，则希望借助于人民（其实对共和毫无概念，对民主从无体验）的力量和新的权力体制（其实只是一纸“约定”，无真正制裁力与约束力），来约束旧式官僚的行动。⁽⁵⁷⁾

2.五权分立

本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中华民国将参照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采用总统制。他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和三权分立虽然也不是尽善尽美，如监察权不独立，归属于议院，往往容易导致议院“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削弱总统的权力，造成“议会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总统林肯、罗斯福者，便很难达到行政独立之目的。⁽⁵⁸⁾

但是，如果用五权分立改造美国的三权分立，既可以保障总统权力的实行，也可以分权限制个人的专权。他说，五权分立把其中所包含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做三个独立底权，来实行政治。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样是一样独立的”⁽⁵⁹⁾。

五、民初的共和运作与实效

（一）民初的共和运作：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临时约法》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最大修正在于放弃总统制，改用内阁制。它规定以“国务员（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而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则受到严格限制，既受参议院的约束，又受国务员的掣肘。⁽⁶⁰⁾

不过，袁世凯或许没有料到，他所期望的控制内阁，也正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制定《临时约法》过程中所期望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孙中山等人认为，他们可以把政权从形式上让给袁世凯，但责任内阁的主脑——国务总理这一重要职务，则应由同盟会会员来担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务员副署权对总统约束的有效性，否则依然难以保证袁世凯不走向个人独裁。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想法，和袁世凯的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后由立宪派官僚赵凤昌从中调解，采取一个所谓“双方兼顾”的办法，提名袁世凯的心腹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唐必须同时加入同盟会。⁽⁶¹⁾

（二）运作的实效：空前的混乱

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而苦苦思索的问题。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⁶²⁾

鲁迅又说：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起。⁽⁶³⁾

（三）从新的革命的起点：不在政治在何处？

鲁迅的思考，反映了当时国人精神迷失的实际状况，对辛亥革命的实际后果的严重不满，正是五四运动得以爆发的直接思想背景。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困惑，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批判性地对待辛亥革命发起者的精神遗产，以期通过新的思维路向，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寻求一剂灵丹妙药。⁽⁶⁴⁾他们苦思寻求的结果，正如多年后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定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⁶⁵⁾(www.xing528.com)

1.改造国民（社会）

五四新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应当对农民进行改造，以现代观念革除农民的劣根性，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改革国民性”。鲁迅说：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⁶⁶⁾

2.改造文化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⁶⁷⁾

在世纪初国人精神迷失而不知所措的特殊背景下，五四的选择为当时苦闷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一线希望，因而很快成为新派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他们逐渐摆脱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彷徨与犹豫，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去从事他们的理想事业，中国历史从此“又揭开了新的一页”。⁽⁶⁸⁾五四运动的主导者，立意从更深的层次去改造社会，其方向是文化，而切入点则为文学革命：以白话文运动先改造国人日常相互沟通的工具。这一运动，得到全中国人民的响应，虽然并未废止文言文，但白话文确已成为中国语文的主流。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五四还发启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以政治民主和反帝等诉求，混乱了深层革命的方向，也减弱在教育上改造国人的力量。他们的选择，虽然是当时知识精英深思熟虑的结果，然其问题的焦点似乎找错了方向。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以及此前种种救亡图存运动归于失败，除去国民的不觉悟之外，恐怕尚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近代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都找到过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但他们之所以统统归于失败而无法成功，并不都在于国民的不觉悟，而是另有原因在。⁽⁶⁹⁾

3.改造经济

许多学者认为最关键的因素在经济：因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浮于其上。他们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获得充分的发育，其先天不足，无法担当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历史重任，致使近代中国一直无法真正完成新旧交替。这些学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选择虽然极为重要，但并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不仅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无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而且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并不是引导全体国民的觉悟，而是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获得充分的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⁷⁰⁾易言之，他们主张经济的改造，应优于文化的重建。而经济改造的核心，其为“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论证手法，与大陆传统史观相比，是新瓶装旧酒，差别不大。

学者又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如前所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超前”和“失序”，是近代中国社会秩序危机的必然结果。这种说法有其历史的根据，但同时又生明显的矛盾。他进一步指陈：“在中国尚未与西方世界真正接触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内在各部分的关联，相对说来处于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之中，社会的再生机制以及应付危机的能力似乎从未被人怀疑过。因此当西方传教士抵达中国的最初的那些年代里，他们无不对中国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秩序的和谐而感到欢欣鼓舞。”⁽⁷¹⁾这种观察十分精辟。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本来就自有特色与融洽，但与西方不同，因此才会孕育出别具一格的政治体制与传统，而且基于以农立国的经济形态。如此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四者环环相扣，而生中国式的和谐情境。

学者更进一步指陈，辛亥革命使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得“超前”与“失序”。这里头，就有矛盾存在，而且不含当年历史的真实。因为辛亥鼎革只是政治运作，它带进了民主共和，但是，整个社会不论结构也好，性质也好，却丝毫未动。

（四）民主的舶来性格与中国政治文化

辛亥所引入的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显然是舶来品。虽然“民主”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得很早，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左传》等书中就有所谓“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等等，然其内涵不仅没有西方近代“民主”的意味，而且刚好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的含义相反，不是强调自由、平等的原则的人民做主，而是意味着统驭民众的“为民之主”。⁽⁷²⁾

痛定思痛。按理说这时的中国人应该很好地反省一下民主政治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现的根本原因，而不应该一口咬定中国一定要实现民主政治。⁽⁷³⁾

对辛亥革命之后号称民主政治的现实状况的观察，康有为的见解了无新意，他所描述的那些现象，也是后来五四一代思想家所能同意的。他说：

今共和数月矣，所闻于耳、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纲纪尽废，法典皆无，长吏豪猾、土匪强盗，各自横行，相望成风，搜括则择肥搏噬，仇害则焚杀盈村，暗杀则伏血载途，明乱则连城阵战，抢掠于白昼，勒赎于大都，胁击于公会，骚扰于城市，以至私抽赋税，妄刑无辜，兵变相望，叛立日闻，莫之过问也。烽火一惊，民逃无所，但观京津之变，损失逾万万矣。武昌、南京，更迭告变，若江西、贵州、四川、福建、陕西、新疆、山东之争乱，更无已时矣。各省皆是，粤、黔最甚，士夫豪富，走之上海，避匿租界，而上海租界达官某某，亦无免焉。炸弹日鸣于社会，手枪公行于朝堂，争地鏖兵，风尘遍地，政府隐忍而痴聋，大官畏缩而被胁，四万万人无所控诉，妇弱惟转沟壑，壮者只行劫盗，土田不耕，尘肆皆闭，杼轴既空，租税无人，于是各省拥兵，而仰食于政府，日腾呼号之函电，政府仰屋而乞食于外人，甘受监理之胁章也。……嗟呼！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⁷⁴⁾

现实状况的如此不景气，不能不使人从根本上怀疑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⁷⁵⁾

在对中国传统进行分析时，康有为一班保守者普遍认为民主政治不合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勉强推行，有可能招致混乱不已的严重后果。劳乃宣说：“夫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也。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六朝薄名教，乱者百余年；五代轻纲常，乱者数十年。今者邪说流行，堤防尽决，三纲沦，九法坏，千圣百祖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荡然无复几希之存，过于六朝五代远甚，则其乱之甚且久，必过六朝五代无疑。吾恐非百余年数十年所能止也。”⁽⁷⁶⁾

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虽不能证明劳乃宣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然冷静想来劳氏的见解，也并非全无道理的迂腐之谈。⁽⁷⁷⁾

（五）革命不成再革命

1.维新派的看法

按照康有为一班人的理解，民主共和也罢，君主立宪也好，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和未来涉及，都不应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中国人千百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农业耕作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中国不可一日无君”，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艰难性。在传统社会条件不发生根本转变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渴望的不是建立一个无君的社会，而是寄希望于一个开明君主的开明专制。这样，政府既有整合社会的权威，人民也较容易获得真正的自由，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保护。⁽⁷⁸⁾平心而论，康有为等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与把握，也甚有独到之处。⁽⁷⁹⁾

2.五四运动领导人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多数国民的不觉悟来自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孔子之道和三纲五常的束缚。他说：

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⁸⁰⁾

他又说：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⁸¹⁾

3.今天的检讨

诚哉斯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只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作用。孔子所昭示的那些道德箴言与训诫，只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只能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吻合。假如中国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孔子之道与三纲五常，自然没有其存在的余地，至少也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⁸²⁾

然而问题在于，陈独秀心目中的现代文明社会，毕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在陈独秀的时代，不要说广大的农村依然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条件下，即使在中国为数不多的都市中，又有多少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真正处于现代社会条件之中呢？在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其目的并不一定能实现。如果我们承认“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⁸³⁾的话，我们便不能不承认五四一代思想家，对民主政治的急切渴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民主政治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只能是美妙的向往。

学者因此得出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五四的年代里，民主政治是中国最需要的。”⁽⁸⁴⁾

结　　语

可是，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最主要动机，不是民主或共和的制度性建构，而是要救中国。

他之所以在言论上坚持民主与共和，是认为制度上，特别是政治制度上的力行民主共和，是救国的主要管道。他的看法与言论，在实际操作上，因为他本人也十分坚持己见，“独裁”行事，而且要求党员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而有相当大的扭曲与矛盾。在理论与实际的相互冲突之际，康有为比较保守的主张，却一再被历史演化的事实所肯定。

辛亥之后，在中国内地有38年的时间，从康、梁的重新思维，袁世凯等传统官僚所代表的实际政治文化，张謇等传统士绅与资产阶级的稳健作风，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的另辟蹊径，这四大力量与由同盟会所衍生的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互动，首先予人一种疑虑：究竟民主共和化的实际功效与意义为何。更进一步提供深层的思考：中国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而作为孙中山模仿民主学习代议典范的英国与美国，当年又是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主力。现在，又在台湾与大陆之间，想要鱼与熊掌兼得。他们这种行为，又代表社会价值的相对性与多元标准，从而直接导引读者与世人，进入另一困境，必须深思。

（作者单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释】

(1)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72－173页。

(2)《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191页。

(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173页。

(4)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第470页。这是孙中山、陈天华等人的感觉，事实并不尽然。

(5)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4页。

(6)《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页。

(7)参见拙著：《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第2版。

(8)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4年版；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6年版。

(9)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第471页。另见朱縥源：《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9月。

(10)帝党中坚翁同騄在甲午战争后，深感帝党势力日趋孤危，于是意识到康有为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遂改变先前的态度，不仅以帝师之尊突然造访小小工部主事康有为，而且在皇帝面前竭力举荐。

(11)《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1898年10月13日），见《戊戌变法资料》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36－537页。

(12)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21页。

(13)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页。

(14)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237页。

(15)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39页。

(16)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26－27页。

(17)其实推行已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也自有其功效。详见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另请参阅宝成关等合编：《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但时人身在局中，在甲午战败之刻，自难产生客观的评估。

(18)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122－123页。

(19)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27－28页。

(20)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219－220页。

(21)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7页。

(22)李提摩太：《中国的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58页。转引自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23页。

(23)马勇的看法不同，他把维新派的范围扩大，包含了学者、官僚。事实则较复杂。见《超越革命与改良》，第26页。

(24)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49页。

(25)《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24－4225页。

(26)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270－272页。

(27)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272页。

(28)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272－273页。

(29)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90页。

(30)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

(31)铁路国有政策，后来在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均不约而同地加以采取。可见清廷这样做，客观上是正确的。之所以说它错误，是根据1911年当时的情势而言的。因为当时的收归国有，被舆论渲染成为“卖国”的行止。

(32)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55页。

(33)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第519页。

(34)参见拙著：《学来的革命》，《国父纪念馆馆刊》第3期（1999年5月），第9－29页。

(3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第412页。

(3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413页。

(37)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92页。

(38)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第413－414页。

(39)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第414页。

(40)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第414页。

(41)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92页。

(42)其实这个影响到今天依然存在于大陆学界大部分相关的文章之中。

(43)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44)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657页。

(45)见《海关册》，上海，1898年版；《上海口》，第39页；《盛宣怀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9页。

(46)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7页。

(47)《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7页。

(48)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10页。

(49)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第500－501页。

(50)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第502页。

(51)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第502页。

(52)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第502页。

(53)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93页。

(54)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98页。

(55)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98－99页。

(56)《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57)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03页。

(5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1页。

(59)《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5页。

(60)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06页。

(61)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07页。

(62)《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63)《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64)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27页。

(6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66)《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67)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68)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29页。

(69)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30页。

(70)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31页。

(71)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31页。

(72)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68页。

(73)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69页。

(74)《康有为政论集》，第703页。

(75)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72－173页。

(76)劳乃宣：《续共和正解》，《正续共和解》。

(77)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73页。

(78)按照康有为的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应以美国为蓝本，即“以人民之权威为基础，政府为谋人民之平和安宁幸福及保护财产而设之者。”（《康有为政论集》，第703页。）

(79)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73－174页。

(80)陈独秀：《独秀文存》，第646页。

(81)陈独秀：《独秀文存》，第85页。

(82)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75－176页。

(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84)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