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毅
辛亥革命是在列强侵略日渐深入、国家民族危机深重的中国为着救亡图存的目标而由革命派领导发动的，有立宪派参与配合的旨在推翻满清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在废除帝制、实现共和之后，民国初年，在西潮兴起的背景下，受民主、平等、自由等进步思想的影响，清末即已开始的社会变革更趋广泛深入，极大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全面进步。因而，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就此作一粗浅的分析，以便从总体上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一、辛亥革命是由革命派领导发动的、与立宪派联合进行的旨在推翻满清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两派的联合造成了在和平谈判基础上的结局。因此，民国初年的社会结构与清末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要认识辛亥革命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先应对革命发生前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行简单的回顾，并对当时国内的主要政治势力作用于辛亥革命的影响进行粗略的分析。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面入侵，国家、民族危机深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主权不断丧失、国力日渐衰落的过程中，清廷的权威也持续削弱，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从19世纪后期开始，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冷静的观察、痛苦的选择，逐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器物上师法船坚炮利、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到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取法西方，进而在文化上也倾慕“泰西”之学，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学习西方。
战争总是关系世局人心的一大转折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4－1905年日俄战争，结果出人意料，而其影响也就更深刻和广泛。甲午战争中国竟然败于小小的岛国日本之手，不能不令中国人掀起发愤图强、富国强兵的痛切心理。随着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变法开始了中国效法西方政治制度的改革。改革虽然夭折，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令国人彻底抛弃拒绝西学的保守思想。1901年后的新政实际上使戊戌变法的各项措施得到稳健而切实的贯彻和实施。到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被日本打败，再激起中国人的深思，“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从而确立起学习日本经验、实行宪政的意识，并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立宪运动。
在清末政治格局中，除了满清当权者，主要有两大政治派别：革命派和立宪派。考察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就可发现排满思想是革命派的宣传重点和政策支点，也是革命派主要的社会影响，而在政治纲领和救国方略上，革命派与立宪派并无很大歧异，都是主张效法西方、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治。
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起来就是三民主义。除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作为民生主义主要内容的“平均地权”，即使在同盟会内部，也有不少人提出异议。何香凝就回忆，作为孙中山亲密助手的胡汉民即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山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一直辩论到深夜三时以后，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1)。1912年1月18日，江汉关税务司向北京总税务司的函件中附有原载1912年1月15日英文《楚报》的《革命是如何策动的》一文，文中提到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刘公的谈话：孙中山1905年来到日本以后“就把留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同盟会’，我（刘公）也是会员之一。该会的宗旨是发动中国人民，使他们了解受外族统治的耻辱，并且鼓动他们为争取自由而斗争。我们出版了一个周刊名叫《民报》，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和无能，并且举出过去满人对待我们的不人道和不公平的事例。我们鼓吹为了尽孝，必须为祖先复仇；并且认为中国人在满人的奴役下，才被人轻视，因此要努力奋斗，以争取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2)。以刘公这样的辛亥革命的高层领导人，在起义初起时仍认为排满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主要宗旨，并未提及其他政见，可见排满思想在革命党人中的核心地位。
革命派宣传的排满思潮对当时人心的鼓荡和振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排满思潮沸沸扬扬，压倒一切，掩盖了其他政见，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革命派在政治纲领和救国方略上与立宪派接近。
小说以其接近现实的情节编排而成为当时社会现实的折射镜。被誉为“晚清奇才”的革命小说家黄世仲，于1909年冬发表揭露小说《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全书以袁世凯官场生涯的荣辱升沉为线索，描写了自甲午战争到宣统继位的十余年间清廷内部的争斗，揭露了清廷政治的腐败。小说虽然也描写了袁世凯的投机钻营，但对他并未故意丑化，而是真实写出他的权术和才干。袁世凯作为能干的汉族大员，最后仍不免遭到满清皇室贵族的排挤。作者旨在通过袁的结局，揭露满汉之争的尖锐，说明效忠清廷的“所谓媚朝家而忘种族者，一旦冰山失势，其结局亦不过如斯也”(3)，借以警劝汉族官僚倒戈反正。黄世仲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并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交际员和业务员，从事联络和宣传工作，且是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社的重要编辑之一，他的思想在革命党人中并非没有代表意义。《宦海升沉录》的创作，至少说明两点：第一，革命派所要强调的思想和传达的信息主要是排满，“是为着种族革命的利益而作此”(4)。第二，清末袁世凯在革命派眼中基本上是正面的。袁在当时是极力支持立宪的中央大僚、隐然的立宪派首领，这也说明革命派对立宪派并不排斥。
对此，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回忆更可作为旁证。1911年春，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到省城长沙时，社会上充满了新的气象，他“才知道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马上成为同盟会的《民立报》的热心读者，为报上的反清言论和黄花岗起义等革命事迹所深深感动”，“还写了平生第一次表示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文中主张让孙中山回国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表示了坚决反对帝制的思想”(5)。在当时的毛泽东眼里，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同一主张的人物，这虽不一定准确，但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感，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分野并不明显。
与革命派以海外为据点而发动的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武装起义相比照的是立宪派领导的立宪运动在国内的兴起。立宪运动是清末政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立宪派以中央的资政院、各省的咨议局为阵地，在宪政实践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心理，领导了收回利权和保路运动，创办报刊、杂志，编译书籍，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开启了民智，提高了人民民主觉悟；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有几百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发动各界群众多次游行示威，上书请愿。立宪运动宣传了爱国主义，激发了人们爱国热情，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主义，这些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进程的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于清廷当政者的刚愎自用、倒行逆施，借预备立宪搞满人专政，清廷与立宪党人的矛盾、满清贵族与汉族官员的矛盾趋于激化，使寄望于宪政改革的立宪党人转而反清，革命的条件基本成熟。当立宪党人发动保路运动、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后，革命党人借机发动武昌起义，立宪派积极响应，纷纷谋取独立，壮大革命阵营，加速了清廷的崩溃和辛亥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虽然最初是由武装起义而开始其序幕，但结局却主要是通过和平谈判而达成的，这也正是革命派与立宪派联合的结果。综观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流血牺牲的代价并不特别巨大。一方面在独立、光复的南方各省，武装起义所涉及的英烈的伤亡人数应不算太多。比如辛亥昆明重九起义，因为反动派的势力相对强大，战斗过程比较激烈，革命志士牺牲150余人，负伤300余人，敌方死200余人，伤100余人。(6)由此，“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7)另一方面，在南方军政府与清廷对立期间，双方的战争，除开湖北一地以外，在总体上讲，所涉军队数量和伤亡损失都不算大。即如广东北伐敢死队派出时约共8000人，经过宿州、徐州等三次激烈的战役后，到1912年南北和议告成而解散时，“计阵亡将士二十人，伤者百余人”(8)。从这一个案推断，南北对立期间并不存在战事猛烈、伤亡惨重的战况。
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社会进步运动与清末社会变革便自然地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二、民国初年，受西潮的促进和民主、自由、平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及服饰、礼仪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革新，都在清末社会变革的基础上逐渐得到广泛认同和切实推动。
推翻满清政府，废除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开辟了历史新纪元，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在进步思潮的推动下，由政府倡导或民众推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清未改革萌芽的基础上出现了更广泛深入的改革新气象。
（一）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治制度，在施行民主政治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南京临时参议院在立法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宣布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及选举、被选举等项民主自由权利，体现了革命党人向往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它用法律的形式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定下来。
1912年8月，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确定国会采取两院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当时全国22省登记的选民有400万以上，约占全国人口的1/10。如此多的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蓬勃发展。经过激烈竞选，1913年3月产生了中国第一届国会。民初国会是中华民国的重要象征，是民主制度在中国的首次试验。北京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成为革命党人与北京政府斗争的主要阵地。北京临时参议院对政府持“严明监督主义，以期国家之进步”。它监督政府预算，确立了我国近代预算制度；否决了政府为增加税收而提出的“盐斤加价案”等，减轻了人民负担；尽力压缩中央编制，减少中央厅政官月薪；革命党人通过北京临时参议院否诀袁世凯提出的陆征祥内阁，酿成轰动全国的内阁风潮。第一届国会就“善后大借款”提出弹劾，迫使国务总理赵秉钧和财政总长周学熙因此被罢官；历经5个多月的论争，国会否决了卖国的《中俄密约》，直到国会被解散，北京民国政府才非法签字。
国庆节源自西方，中国则始自民国元年。国庆节多由政府机关和商学界组织操办，具备明显的政治意义和思想内涵。在第一年的国庆节，当时报纸发布庆祝国庆的文章，都赞美中国扫除专制毒焰、奠定共和新基。庆祝国庆，对于普通民众提升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有着积极意义。
（二）教育改革奠定了民国新教育的基础。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府州县小学校，应于3月初4日一律开学”。“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旧时奖励出身，一律废止。”“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9)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平等、男女平等的精神。同时，教育部还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时数，体现了新的倾向。如废止了中、小学“读经讲经”课（大学经课并入文科）。1912年7－8月，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华民国第一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基本延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势头，奠定了民国新教育的基础。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宗旨，从而废除了清末“尊君”、“尊孔”的宗旨，体现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有显著的进步。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民国初年教育事业有了明显发展。1909年，全国共有新式学校59177所，学生1639641人；至1912年，全国学校达87272所，学生2933387人；1913年，全国学校又增至108448所，学生3643206人。如果从时间稍长一点来看，从1907年到1915年，不到10年，学校数增加了91851所，学生数增加了3269263人。(10)
（三）社会生活各方面，如辫发、服饰、礼仪、称谓等，受西化风气和平等思想的影响而出现了新的气象。
自从1645年清廷颁布剃发令后，男子剃发蓄辫就成为满族统治中国的重要象征。这一劣俗，不利于生产和生活以及其他工作。自20世纪初年清廷各项改革措施出台，蓄辫与一些新规矩如军队着装等矛盾越来越大，革除蓄发留辫陋习已为舆论所认同，并发生大规模的剪辫运动。清廷也于1911年下谕准民自由剪发。辛亥革命爆发后，在独立各省，剪除辫子成为去旧从新的标志。但真正的剪辫潮流是在民国建立以后才逐渐扩展的。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南北统一后通令全国剪辫。“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20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11)由此，剪辫易服风行一时，城市中多数人都剪除辫发，但有不少保守者仍然蓄辫。在僻远乡村，留辫者更多。到1914年7月，京沪等地再度兴起剪辫风气，针对下层群众作出劝诫。自此后，乡村留发者才逐渐减少。
与剪辫相延续的是易服。民初新政府以西方社会政治为蓝本进行大量改革，仿行西政西俗成为一种风气，在都市社会兴起一股西化思潮。服饰是其中的一个表象的重要方而。“民国成立，改西装者日益众。”(12)新政府也开始议定新的礼服标准。到1912年5月，新政府正式颁布男女礼服规定，确定礼服分中西两式。西式礼服“自大总统以至平民其式样一律”(13)。民国礼服虽然在民间影响甚微，但却是中国第一次废除文官服饰的等级标志，体现了一定的平等精神，是中国服饰改革的里程碑。
屈膝请安是清代官场礼仪中最通行也最落后的一种礼仪。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清末官场已开始出现尊重人格的观念。1906年2月，两广总督岑春煊最早倡导下级进见上级时，一律废除跪拜礼，“自明年正月为始，文武大小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仪，以符定制而挽颓风”(14)。随后，江西、湖北、山东等地也于当年效仿。到民国成立后，改革旧礼制得以提上日程。南京临时政府首先规定了用鞠躬代替跪拜，并明令以鞠躬礼代替社会中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礼节。后北京临时政府经采纳多方意见，于1912年8月17日正式公布民国《礼制》，共二章七条，男子以脱帽、鞠躬礼为主，女子以鞠躬礼为主。(15)
相见礼仪的改革，是社会生活中的巨大进步，以鞠躬代替跪拜，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改变了旧俗中的等级性和奴隶性。(www.xing528.com)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曾发布申令，“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未节也”(16)。袁的这一做法，虽然有收买人心的用意，但毫无疑问也是受早已形成的平等思想的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等倡导共和政治和平等思想，努力破除封建等级制度，认为“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查前清官厅视官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用前清官厅之恶称”(17)。废除具有尊卑观念的“老爷”、“大人”等称呼虽然只是形式上的改变，但却是平等思想在人际关系中渗透的体现，仍具有进步意义。
禁烟热潮是民初进步思潮的重要一支。近代以来，鸦片肆虐中国，至清末尤甚。1906年清廷开始禁烟，在1907年与英国订立《中英禁烟条约》后，更颁布禁烟法令，成立各级禁烟机构，使各地鸦片大量减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决定迅速禁绝鸦片。1912年3月2日，孙中山通令全国禁烟，“其有饮鸩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剥夺其选举与被选举一切公权……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18)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也多次再申禁令。由此，社会各界掀起了民初的禁烟热潮。各省禁烟都较清末激烈，各地方政府都规定了禁绝鸦片的期限和违禁的惩处措施。政府还颁布了新刑律，对违禁种植、制造、贩卖鸦片者处以严刑，比清末更重。这样，民国初年的禁烟较清末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并取得了实效。例如，湖南一时间“枪毙烟犯之案，不下十数起”(19)。与此同时，各界群众也掀起了禁烟热潮，民间禁烟团体纷纷出现，比清末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1912年3月27日，上海禁烟联合会召开大会，来自各地18个团体代表与会。人们的禁烟热情迅速高涨。民国禁烟取得了显著效果，虽然并没有完全禁绝，但比清末禁烟声势和成果更大。
（四）妇女解放运动主要源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并受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推动，呈渐进发展的势头。其中，较主要的是废除缠足。
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上海不缠足会，不缠足运动成为戊戌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移风易俗运动，并在南方沪、湘、粤等地形成声势。
大规模的放足运动始自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于3月令内务部饬各省劝禁缠足，“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瘀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闻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20)劝禁令得到社会的普遍响应，以致出现了一代“解放脚”。
总之，辛亥革命后民初中国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出现了进步的潮流和更新的气象，是清末改革的深化和拓展，是中华民族进步的里程碑。但近代中国一直是多变的时代，民国时期的政治局面尤其混乱，而这又同列强的全面入侵相因果，更促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应该吸取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教训，比如，外国侵略是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的最大阻碍。又如，要维护统一，统一问题解决得不好，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受到削弱就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再如，中国需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国内政治经验两者兼备的领导人。阴阳消长，否极泰来，在中华民族面临全面复兴的重要时刻，更应该鉴往以知来。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
【注释】
(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18页。
(2)《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3)黄伯耀：《宦海升沉录·序》，见黄世仲《宦海升沉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4)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5)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6)《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1页。
(7)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8)《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26页。
(9)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167页。
(10)《中华民国文化史》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1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7页。
(12)《心直口快》，1912年5月14日《申报》。
(13)《袁总统饬定民国服制》，1912年5月22日《申报》。
(14)《粤督文明之示谕》，1906年2月18日《大公报》。
(15)《东方杂志》第九卷第4号，1912年9月。
(16)《大总统关于旧侣故人均免称臣申令》，《政府公报》第1299号，1915年12月19日。
(1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55页。
(18)《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
(19)《湘省禁烟之大骚乱》（三），1913年3月21日《申报》。
(2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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