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
日历翻至20世纪的时候，中国历史和世界潮流已结下不解之缘。
20世纪的世界，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文化社会化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西方以近世文明暴发户的姿态，强行向东方施压，“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1)来。辛亥革命运动，作为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后继者，在世局西化的应变中，既脉承了前者的思绪，又超越前者的气魄和业绩，勇于与世界潮流融会在一起，导演了中国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辛亥志士给后人留下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可谓取不尽用不完。
辛亥革命迎汇了世界潮流
如果我们把孙中山誉为辛亥革命的伟大旗手，那么应该说，是孙中山慧眼识潮，认准了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这里主要指日本留学界）已迎汇世界潮流的取向。20世纪伊始，以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及《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世界之前途》引导人们注目世界潮流为嚆矢，《国民报》发表了《20世纪之中国》一文，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命运与世界潮流融会的问题。该文指出“20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的鼓噪，实为欧美、日本列强“忌我中国之言”，决不能沾沾自喜而忘却自己的历史使命。支那人如果是只知朝廷而无国家，置“驯服柔顺安之若素”，任由列强对清廷“擒之纵之威之胁之”，而领土、主权、资源任人掠夺，则“20世纪之中国，将长为数重之奴隶矣”。作者以感时伤世的深情警示国人：“呜呼！今日已20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20世纪之支那》之发刊词更是有感而发：“20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
对国家危亡的忧虑自然引发救国思绪之萌生。西方文明固然渗透着血腥味，而“国种”之优劣有赖识时者之觉醒。正是由于一批具忧患意识及与时俱进者的呼唤，促进他们在警醒中主动去审视世界之潮向，是以，以日本明治维新而国运兴盛为鉴，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扬。
呼喊民族主义最着力者，《浙江潮》可谓首着先鞭，它在第1期、第2期中连载《民族主义论》一文，最具号召性：“19世纪20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浪入于亚。”这个“大怪物”为何？民族主义是也。它暗示西方铁蹄之无孔不入，由帝国主义侵略而引发的民族竞争必然激荡于20世纪。文章尖锐地指出：“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呼唤民权主义的文字尤多，《开智录》刊发《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之前途》一文，说理颇为辩证与深刻，其中一段写道：“今天下之人士之想望文明之时代，全是自由与公义之世界也；又战争之事，虽或不能绝迹，而亦必希。此不过梦拟之想耳！实际20世纪之自由公义之腐败，必过于19世纪之末。何则？19世纪之末之狄塔偏主义(2)，未如20世纪之盛，所以自由与公义，20世纪不及19世纪之末，19世纪之末又不如其前半期也。然则经20世纪之后，不反退化耶？是又不然。自由与公义之腐益盛，则人之想望也益盛，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权之专压，实是以开近世之民权而已。故20世纪末之自由与公义之发达，必与19世纪之民权等矣。”
上述两例，旨在说明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思维聚焦在对民族、民权的期盼与实践，章太炎为亚洲和亲会草写约章，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更进一步表明他们要用全亚洲的力量，去抵御列强侵略，扶助亚洲民族民权的振兴。
孙中山对20世纪世界潮流的理解，应该说要高出同俦一筹。他早年求学于西方，在西式教育中潜移默化地积淀了对世界文明的体认，又从伦敦蒙难的切身感受去升华对世界潮流的追求。可以这样认为，他对西方文明的两面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进而对迎汇世界潮流有自己独到而执著的理念。
取法乎上，这是孙中山迎汇世界潮流的最为可贵的品格。
取法乎上，含两层涵义：一曰跟上时代潮流，二曰适合中国国情。
所谓时代潮流，不言而喻，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民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取法乎上，就是要跟上时代文明的潮头，既然民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就必须选择民主共和政治的方案去试验。1905年8月31日，孙中山在东京留日学生欢迎会演讲，面对中国的知识精英，就民主共和政治与世界文明以及“取法乎上”的关系作了极其辩证的阐释。据吼生留下不足4000字的笔记中，孙中山关于文明的表述出现了21次(3)，平均180个字中就出一处“文明”。孙中山列举了不少平实的例子，强烈地抨击那种怀疑中国同胞不能共和的说法，“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鉴此，“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孙中山还特别针对当时保皇派所散布的“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极等文明”等一类反对从高层次下手效法西方文明的论调，以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为例证，说明对西方文明必须取法乎上的理意。最后痛切地指出：“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孙中山文明理念揭示“取法乎上”的政治认知，不仅在于强调采行民主共和方案为文明政治之时尚，还在于旗帜鲜明地阐明“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的政治态度，从而指明中国的文明道路必须坚持民主革命派同保皇派作殊死斗争的航向。在孙中山这一文明思想指针的导引下，同盟会领导下的《民报》与梁启超等主笔的《新民丛报》进行了持续两年的思想论战，使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赢得了论战的胜利，尔后，以民主共和政治为最高文明理念成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主流思潮，导致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开辟了近代文明的新纪元。1924年孙中山对自己坚持“取法乎上”的文明认知作了如是评估：“十三年前的革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以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的世界文明理念，开创了中国文明政治的新生面，在中国政治学说史上和文明史上，奠立了前无古人的历史丰碑。
所谓适合中国国情，这是情感与理性、科学与现实有机统一的问题，纵使文明理念的核心——民主共和政治，如何高山仰止，如果不适合中国国情，唯恐会演成南橘北枳。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以誉为高度成熟的文明，但是它的博大性同时也成为其自身向近代文明转型的阻碍。如何将理应置于至高地位的中华文明观念与自身处于西方之下的现实加以考量和因应，此乃困扰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孙中山不愧是中国近世文明理念的导师，而不是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者。1897年初，他在英人克雷格斯的寓所与一俄国译作家谈话时指出：“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4)基于这种时空的认知，孙中山主张对中西方文明的取舍要持切实的态度，他反对那些盲目仿袭文明的做法，主张既要学习西方文明的精华，又要承传中国古有文明的优秀品，使之在适合中国国情中融会贯通，整合成具中国特色的文明。
五权宪法的创说，可以认为是孙中山融贯中西文明而在中国开新民主政治的一大思想建树。
1906年11月，在与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等人谈话时，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他指出：“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5)1910年二三月间，孙中山与刘成禺交谈，再次重申文明的政治理念要适合国情。他认为，宪法者，为中国民族历史风俗习惯所必需之法。三权为欧美所需要，故三权风行欧美；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故独有于中国，诸君先当知为中国人，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犹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宪法亦犹是也。“适于民情国史，适于数千年之国与民，即一国千古不变之宪法。吾不过增益中国数千年来所能、欧美所不能者，为吾国独有之宪法。”孙中山非常自豪地感言：“如我中国，本历史习惯弹劾鼎立为五权之监察院，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此数千年制度可为世界进化之先觉。”因此，孙中山对怀疑五权学说的欧美日本留学生大感惊讶，认为“其故在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他日引欧美乱中国，其此辈贱中国书之人也”。(6)
适合中国国情的文明，要之，“要借鉴于欧美”——又“不能完全仿效欧美”，这是孙中山文明理念取向的品位，是孙氏文明理念认知取向的精髓。只有理念上的不偏不倚，才能避免实践上的矫枉过正。孙中山之所以强调民主共和政治要首着先鞭，乃是因为“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只有根绝官吏贪污的办法才行”。如果不首先解决政治问题，“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7)崇哉，只有民主政治文明才适合中国国情！
毋庸置疑，民主政治乃中国取法西方文明的首着——理念的矢志不移，激励着孙中山为共和政治奋斗而百折不回。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孙中山始终如一的坚定理念。正是由于孙中山看准了民主革命潮流为时代的主流，又由于一大批与孙中山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也认同了潮流，迎汇了潮流，进而推动了民主共和潮流在中国的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千年专制，缔造了民主共和国，这是辛亥志士迎汇世界潮流思想之花结出的时代潮流之硕果，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诚如美国记者麦考密克（F.Mecormick）与孙中山的谈话，概述可谓最为精当：“你和协助你的人完成了世界最需要完成的事业——在中国推翻了满清统治，这是世界上以后还要做的事。”(8)
辛亥革命壮大了世界潮流
辛亥革命的成功，促使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汇入世界潮流之中。作为一名世界籍的新成员，中国尽管同以民主化、工业化、多元化为基线的世界潮头相距甚远，但毕竟为中国的文明进步打开了闸门，掀开了民国以后的新局面。
政治民主化
在欧美诸“先发型”国家中，“民主化”构成其近代社会转型的显性特征。鸦片战争后，中国政治民主化起步异常缓慢、蹒跚，其根由在于：1.封建帝制的延存（“半封建”）；2.民族的不自主与不独立（“半殖民地”）。推翻帝制，无疑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60年前，林伯渠曾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事。”(9)关于民族独立问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当时虽尚未确立明确、彻底的反帝意识，却从近代意义之上喊出了民族“自主”、“自强”的先声。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个文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庄严宣布：对内要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的统一，对外要将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义……循序以进”(10)。
作为辛亥革命直接政治成果的中华民国，是按照孙中山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学说建立起来的。早于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便依据西方民主政制原理提出了建立民国的构想：“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1)民国的建立，开创了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政体。此一事件，诚如孙中山所称，实“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
在中国近代民主进程史上，集中体现辛亥革命之伟大成就的，是1912年3月8日由孙中山明令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先，它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人民以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及请愿、诉讼、考试、选举等权利。其次，它明确了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原则和责任内阁制度，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再次，它进一步限制了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的权力，规定：“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临时特别法庭审判之”。《临时约法》公布之后，虽然未及在南京临时政府内实行，但它受到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人们的称颂和拥护，成为中华民国制度的象征。这一“由法律体系代替个人专断行政”的伟大尝试，亦被后人称为是“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一块界碑”(12)。
在“约法之治”的感召下，民众纷纷投身于“建造共和”的伟大历史工程中，一时间，民初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四热”：
1.“政党热”。议会政治是现代化的必然诉求，而政党则是议会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辛亥革命对封建帝制的推翻，消除了传统对“组党结社”的思想偏见，从根本上排除了对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禁锢。自此，建党结团之风日渐盛行。各种政党、社团如“过江之鲫”，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3)据统计，自1911年10月政党公开活动起，至1913年政党蜕变消散止，号称为党、团、会、社的新兴团体，凡682个。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就达312个。具体分布，北京82个，上海80个，广州25个，南京16个，其他城市则均在10个以下。(14)2.“政法热”。为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时人对学习政治、法律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各法政学校与大学法科学生猛增。3.办报热。舆论媒体是民主宣传的前哨站。民国建立初，各地报纸顿时“风起云涌”。仅1913年7月前即“统计全国达500家”。这些报纸媒体大多以监督政府为己任——或议论时政得失，或评说政府官员，甚至公开斥责大总统，可谓大开自由、民主时代之新风。4.竞选热。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各省依照约法进行了国会议员选举。无论初选、抑或复选，竞选者无不四方奔走，发表演说，锣鼓喧阗，城乡轰动。其间虽难免存在一些有悖公平、民主的腐败之象，然对于封闭守旧、丝毫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中国传统民众而言，未尝不是一次活生生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的政治业绩，因袁世凯的窃权自为而折损大半，然其思想的启蒙意义却并未丝毫褪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人曾如此评说当时状况，“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15)。而言及民主共和，“虽白叟黄童，无不共称以中华民国万岁”(16)。此外，共和体制虽备受歪曲与破坏，但基本形式却一直被保留下来。由孙中山所创建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已成为不可废除的基本原则。“民主共和”亦逐渐积淀为一种新的政治“传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袁世凯及其后的各派武人政客，虽对南京临时政府所开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竭尽破坏颠覆之能事，千方百计扩大自身之权力，但终究未能废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三权分立和民主选举的政治体制，也未能抑制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用时人的话讲，即是“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皆知共和之良美”(17)，故“任凭你像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18)。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大潮，俨然滔滔之江水，奔涌向前，不可遏抑。
经济工业化
“工业化”是世界近代化潮流走向的另一条主线。在中国，由于受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工业化”进程常常不得不依随政治局势的变动或紧或缓。但毋庸置疑，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最根本动力却正是这些缓慢而持重的“工业化”脚步。
在战祸兵燹的近代中国，曾有几个难得的工商业发展“黄金期”。民初就是其中之一。民国成立后，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政府，都十分重视实业建设。孙中山于民国成立不久，就指出：“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不能不切实经营”(19)。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亦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20)。为促进实业的发展，民国政府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实业行政机构，而且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农工商发展的法规条例。1912年至1920年间，这些法规就多达50多项，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林、实业社团、利用外资和侨资等方面，涉及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及政府管理的各个层面，对企业的注册、开办、停办、转让、纳税、奖惩等管理手续和标准，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法规的颁行，不仅调整、完善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促进了市场管理的规范化与法制化，从而为资本家的实业活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21)。
与工商业实体之纷纷创建同步，各类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新型经济团体也相继出现。据统计，1911年12月至1915年12月，全国各地成立的经济团体达107个之多。这些实业团体涵括了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财政、农业、渔业、盐业、手工业、土产业等诸多领域。在具体宗旨与手段上亦各有侧重：有的从宣传演讲入手，“专向各地演说，提倡实业”(22)；有的从改良社会传统入手，劝导人们改良“前时习惯”，“振兴各项实业，扩充国民生计”(23)；有的从联络同行入手，谋取本业之发展，如中华全国电气联合会“拟联合各省经办电器诸公，组织联合大会，振兴实业，挽回利权”(24)；有的从提倡国货入手，“以维持国货，改良工艺，振兴实业，扩张利权为宗旨”；有的则直接从劝办实业出发，以“提倡实业，厚利民生，普及全国”(25)为宗旨。凡此种种，皆无不是时人热衷实业建设，追求世界工业化浪潮的鲜明体现。
此外，实业团体的建立，也带动了实业报刊的创办。几乎每个实业团体都备有自己的专刊。他们借助这些刊物，去唤起民众兴办实业之心，灌输实业知识，调查实业状况，研究解释实业政策，促进实业界大联合，敦促政府厉行实业保障措施。不仅使“实业救国”的思想深入人心，亦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化事业作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社会总动员。
思想多元化
与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的大势齐头并进，在社会文化意识领域，世界潮流还体现为由价值“一元”向“多元”的演进。民初至五四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捩期。此间，传统的政治秩序和权威已轰然崩杞，新的政治秩序和权威却迟迟未建。一方面，南北对峙，军阀割据，相互争夺，无暇旁顾；另一方面，西学东引，纷至沓来，异彩纷呈，思潮迭起。民初社会从而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高潮。
民初十年间涌出“新思潮”中，既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说，又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验主义、地方自治、妇女参政、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可谓不一而足。
面对着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新思潮，久患“知识贫血症”的新时代青年常常是不分良莠，博取杂收。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二三年里，有志之士怀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几乎无不是同时涉足多种学说主义，且满足于一种“急就章”式的粗浅接纳。不少文献资料证明：“人们在新思潮的海洋里，对新的学理是十分敏感的，敏于对新学的接纳，淡于将那种对自己产生影响的但已成过去的思想学说主义吐去，任其以一种潜在意识沉积于心灵的底层。”(26)瞿秋白在谈及“社会主义学说”之肇兴时，亦道出了时人对新思潮不得深解的实情：“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潮大半都是如此。”(27)
新思潮的蜂拥而至，为民初本已混乱的时局又增添了许多纷扰与无序。但“系统”终因“混沌”而生。正因为诸多学说的相互交杂、冲突与碰撞，时人才有了校别、选择的机会——如对马克思主义从模糊认知到自觉依归的转变，而一些持续已久的文化争论也才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条件。
鸦片战争以降，文化问题上的论战前后相续、连绵不绝，如科举之争、中学西学之争、文言白话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等等。至辛亥革命后，各种论战逐渐走向高潮。如五四间发生的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近代史上堪属空前。从1915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文化展开讨论开始，争辩延续十余年，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这场论战内容丰富，涉及面极广。它以东西方关系为核心议题，复牵涉至如何认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对待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及如何树立适合时代需要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等等。可以说，这些论战不仅在学理上推动了对文化问题的探讨，也直接或间接规划了以后中国社会行进的总方向。
辛亥革命拓展了世界潮流
以民主化、工业化等为基线的近代化潮流在宏观模式上虽具有某种世界普适性，但要将其具体落实，并融合进民族国家的制度与话语构架之中，却又全凭诸民族各自的创意。辛亥革命为中国民众留下了一个狭窄的、认识与实践民主共和的空间。自此，人们开始有意去理解西方民主的实情，也主动去发掘民族传统的殊别个性。于日后众多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所做的选择中，有两条道路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相继成为中国行进的主向：一是孙中山中国式的改革道路；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者虽理论渊源不同，但对当时世界潮流走向的把握，及依之制定出的发展原则却极为相似。从而显示出鲜明的历史承继性。
孙中山中国式的改革道路
前已言及，孙中山在规划中国发展道路时，一贯秉执着“取法乎上”的原则。然辛亥革命前后不同的时代形势，又让这一原则在具体指代上稍有差异。如果说辛亥前孙中山之“取法乎上”，多限于在既有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如“立宪”与“共和”）中作取舍的话，那么辛亥后，则主要侧重于吸收西方各派新思想，结合中国现实国情，而寻求一种“超越式”的“创新”。
孙中山创新式的中国发展规划，集中体现在他后期的“三民主义”理论中。辛亥后，孙中山对其他外来的新学说、新思想并不排斥。他顺应时代的潮流，根据自身的需要，从各思想流派中撷取了对自己有裨益的成分，以丰富、发展其三民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讲，其“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28)。
在民族问题上，孙中山鉴于清廷已被推翻，主张在民主共和制度上，应“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五族参政及五族共建国家。同时，他吸取了俄国列宁和美国威尔逊提倡的“民族自决”思想，开始从近代民族意义上去解释其民族主义。于是，无论是对外意义，抑或是对内意义，“民族主义”都得到了拓展：于外，反对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主张建中国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并提倡世界诸民族一律平等；于内，反对国内一族压制其他各族，使各民族进化，融成一大中华民族。
在民权问题上，孙中山基于对资产阶级代议制之弊端的认识，逐渐产生了改良政体的设想。他提出“革命三程序”论。即把革命建国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孙中山还充分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尤其是威尔科斯的全民政治论中的某些因素，主张在训政时期要“建设地方自治”，实行“直接民权”或“全民政治”。此外，有感于俄国在党建方面的伟大成就，孙中山亦加强了对国民党组织问题的重视，逐步确立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通过这些综合创新，孙中山力欲将未来中国建造成一个驾乎苏俄、欧美之上的“世界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和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29)
在民生问题上，孙中山思想中的“独创性”显现得尤为鲜明。他根据“亨氏（亨利·乔治）之土地公有，麦氏（马克思）之资本公有”思想，提出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理论。他甚至还明确将自己的民生主义与时兴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称“土地公有”与“资本公有”即是“社会主义之真髓”，“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民生主义之主旨即是“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社会主义”(30)，“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31)。这一思想，已大大超出了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而呈现出与世界潮流接轨的斑迹。(www.xing528.com)
另外，对于中国未来文化发展之路向，孙中山也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他历来都重视中西文化的兼采并铸。到辛亥革命后，他更侧重于关注如何根据中国的千年儒家文化传统，为后人创造一种既适应世界潮流，又合乎现实国情需要的新文化、新道德。用他自己的话回答，即构建中国的“新文化”，既应“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文化而融贯之”(32)；既须“取资于欧美”，又“要适于民情国史”。惟此，才能作到“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33)，在恢复中国独立的民族地位之后，才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34)。
作为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在新旧民主主义交接时期，又成功地促成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新旧交替与过渡。他发展了的三民主义思想，激励着当时的仁人志士去从事“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为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而奋斗不息。其中的某些主张，如“平均地权”与“国家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主义之国家”，实现世界的大同等等，还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丰富、发展。尤须提及的是，三民主义中的不少设想，如经济落后的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开放其生产力”，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且必须让国营经济（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等等原则和方法，不单为二次大战后众多亚非拉国家所实践，也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不断证实。孙中山为拓展世界近代化潮流所做的贡献实不容忽视。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孙中山事业未竟，抱憾辞世。身无长物，仅留下一句“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其堪属宏伟的中国近代化蓝图虽长久未得于当时实施，但作为珍贵的思想遗产，却意外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到初级社会主义理论，再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在寻求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可谓历经波折。然而，正是在这一貌似“轮回”的思想理路中，今人方真正体会到了孙中山于上世纪初所提问题之深邃价值：中国的发展，如何既能以欧美为范，又能体现自身的特色。换言之，如何既顺应世界潮流，又不脱离国情，走一条拓展世界潮流之路。
关于民族解放问题。早在孙中山生前，共产党于1922年“二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依据这一纲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依靠工农，并通过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在选择中国日后的发展道路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虽始终以建立社会主义为总体目标，却也并未完全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新民主主义理论”即是依据当时具体国情而做出的合理论断。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便开始设计“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现代化方案。直至20世纪40年代，方真正确立下来。依此理论，在政治上，中国要建立一个介乎欧美式共和国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机构，即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并实行在共同反帝反封建旗帜下的阶级合作与多党政治。简言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35)。在经济上，中国要建立一个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而又受到节制的新式混合经济制度。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到：“中国（目前）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我们现在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36)。在文化上，中国要建立一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文化，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37)。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孙中山之精神遗绪继承并创新后的产物。1948年以后，毛泽东受民主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做了一些调整，如将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提高为占主导地位的“领导因素”等。逐渐确立了“初级社会主义”的社会理论。其中虽在对社会性质的把握上有所变动，但过渡路线的总方针却依旧未变——依旧容许多种阶级、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存在。
建国后，初级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受到“左”的冲击。先前的“过渡阶段理论”日益被脱离实际的、建设“一大二公”社会主义的理论所替代。这一“左”的冒进思潮发展到顶峰，即演变成“兴无灭资”的“文化大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逐渐恢复，并发展了由孙中山、毛泽东所开创的“过渡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进而规划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分而述之，即在政治上，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坚持多党合作制；在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文化上，基于一种“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努力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国情又面向世界的，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吸收前人思想成果，总结百年革命建设实践经验后的产物。它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的腾飞，而且为世界许多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站在新世纪的端口，回眸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对世界潮流之迎汇、开扩、拓展的百年历程，我们一方面可深切地体会到世界潮流的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惊叹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召唤下，所迸发出来的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2)狄塔偏主义：即Dick Turpin，指帝国主义。
(3)据石川祯浩先生研究，1875年刊行的福泽渝吉的《文明论之概略》畅行一时。“明治前半期的日本也是‘文明’的全盛时代，世界是通过‘文明’这一镜头被认识的。”参见《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孙中山演说中频繁的“文明”使用概率，似乎受日本文明氛围感染颇深，其中还包括“笔记”者。
(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0页。
(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4－445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105页。
(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2页。
(9)转引自金冲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0页。
(10)《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
(12)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3)邹鲁：《民初之国会》，《中国国民党五十年纪念特刊》，第179页。
(14)张玉法：《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
(15)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16)1912年1月3日《民立报》。
(17)《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9－253页。
(18)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
(19)《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
(20)《袁大总统文牍类编》。
(21)《中华实业界》第5期。
(22)1912年2月1日《民主报》。
(23)《临时政府公布》第12号。
(24)1913年3月15日《时报》。
(25)1913年1月9日《民主报》。
(26)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7)瞿秋白：《俄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
(28)《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29)《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页。
(30)《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8页。
(3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3页。
(3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33)《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
(34)《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
(3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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