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产生重大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的革命

陈华新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场革命，在我国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都对中国近代化进行过有价值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继承和发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化的探索精神，并掀起了一场近代化的革命。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由“中国的旧式骚动”，“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旧式的骚动”，是中世纪式的农民暴动，“自觉的民主运动”，是近代化的革命。可见列宁也肯定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场革命。

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对革命不利，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在一起，向革命势力进行软硬兼施的进攻；不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肩负起领导这场革命的历史重任，其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革命的失败命运。正如后来孙中山先生总结革命的失败教训说：“革命虽成功，……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¹⁾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领袖，严于责己，以为后来的革命总结历史教训，这种态度是可贵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却不应对辛亥革命有苛刻的指责。恩格斯说：“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对革命过程出现的缺点，采取宽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近代化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政治的近代化。近代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军事、经济、政治、思想四个认同。辛亥革命标志着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认同。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长期以来，皇帝被奉为“天子”，所谓“君天下曰天子”。皇帝被当作天的儿子，神的化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的话是圣旨，是万民必遵的律令。“君无戏言”，凡是皇帝说过的任何一句话，臣民只有俯首恭听，丝毫不能怀疑，否则便被加上欺君犯上大罪。甚至皇帝及列祖列宗的名字，臣民写文章和说话都要避讳，否则便是目无君上。可是，辛亥革命的历史风暴，打破了对皇帝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把它从“九五之尊”的宝座上拉下来了。革命党人不仅敢直呼皇帝的名，还宣判他为“未辨菽麦”的“小丑”，祸国害民的“独夫民贼”。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宣言》中，就提出永远废除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说：“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³⁾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党人，一直把创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一律承认共和国体”。孙中山先生回国后，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在《就职宣言》中，指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⁴⁾。并向世界郑重宣布：“吾中华国民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国诸友邦”⁽⁵⁾。孙中山先生缔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无异在古老的中国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道新时代的光芒。尽管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昙花一现，但它却在中国政治近代化方面迈进了可贵的一步。

政治近代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政治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在西方表现为政教分离。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是政教一元化的政治，被视为神学“最高思想权威”的阿奎那，就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⁶⁾，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根据上帝的旨意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恩格斯曾指出：西欧“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⁷⁾。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西方民主政治，政治才走向世俗化。中国政治世俗化，则表现为冲破神权统治。从中国出现第一个王朝夏朝，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政治特征是建立在神权统治的基础上，董仲舒鼓吹的“天人合一”论就是神权统治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辛亥革命后，才第一次走向世俗化。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不是“神授”，而是选举产生的。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也不敢明目张胆宣扬神权政治。北洋军阀统治的更替，也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神权政治，有明显的不同。蒋介石建立的国民政府，更是打着“国民”即政治世俗化的旗帜。可见辛亥革命后尽管政局多变，但政治世俗化的道路并没有改变。

其次，经济的近代化。以“求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立了第一功。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更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辛亥革命的洪流，是随着收回利权（矿权、路权）、抗捐抗税等民族觉醒运动而高涨的。辛亥革命的结果，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经历了不少王朝更替，但“崇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政策一直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排列是“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低于农和工。在科举制度中，商人的子弟被视为出身不好，不能应试。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官员投资近代企业，也往往要用化名，办企业没有做官那样体面。可是，辛亥革命后，这些传统的经济观念被打破了，办企业被当作一件荣誉的事情，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就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和奖励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鼓励私人办实业，并以实际行动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企业公司。在革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各种实业团体，从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迈进了一步。1912年上海成立工商建设会，该会曾充满信心地表示：“今前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⁸⁾，认为中国从此进入“产业革命”的新时代。民国初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1903年到1908年，即同盟会成立的前后，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仅有21.1家；而辛亥革命后，1913年到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就达41.3家；1916年到1919年，平均每年达124.6家。仅十多年间，工厂的增长速度便达六倍。⁽⁹⁾1913年至1920年，在轻工业的23种类别中，新设厂有657家，其中以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发展速度更快。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对外贸易上，出口商品增加，进口商品相对减少，因而入超数字也大大减少。1914年入超2亿1千3百多万两，1919年入超减至1千6百多万两，仅5年入超额便降低了92.5％，个别商品甚至呈现了出超。如面粉工业1912年入超256万多担，1915年变成出超5.79万担，1919年出超242万多担。⁽¹⁰⁾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称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人统计：1913年工业投资总额4987.5万元，1917年增至12824.4万元，1920年增至15522.1万元⁽¹¹⁾，七年间增长了三倍左右。

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在经济问题上也不敢倒行逆施，他任用周学熙为财政总长。周学熙是民初北方财政、实业界的巨擘。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期间，倡行烟酒公卖及清理官产，倡设中国实业银行与大宛农工银行，还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开办华新纱厂等企业，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出过力。中国近代一整套经济法规，正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逐步完成的。北洋政府还试图统一币制和统一度量衡，虽然由于军阀混战而未实现，但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也很重视经济法规建设，并形成一整套经济法规，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过积极作用。可见辛亥革命后，尽管政权易帜频繁，但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道路上，却没有走回头路。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个人无法阻挡的。

再次，文化思想的近代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传统文化思想受到严厉的挑战，由挑战、冲突而走向认同。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尽管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但如果从本质来考察，离不开民主与科学。以民权、自由、平等为特征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君权、专制、等级为特征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都带有思想解放意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推翻清朝，是为了建立新天朝；戊戌变法要求改革君主专制，是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而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帝国”，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民国”。从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是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所无可比拟的。自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统治，到辛亥革命以前，“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历代农民战争的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不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带有资产阶级性的维新运动，也只看到君主专制不够完善，要求变君主专制为“君民共主”。没有皇帝而能治天下，被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打倒皇帝而不拥立新皇帝，谁也不敢想。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破天荒地提出推翻帝制。他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要消灭帝制，而且要消灭皇帝思想。“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¹²⁾1905年至1907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展开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有三：一、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次大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哀鸣道：“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使保皇派“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¹³⁾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胜利，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得到广大华侨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拥护，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的思想，大大推动了文化思想的近代化。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便由孙中山先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便在法律上肯定“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彻底否定帝制，宣告任何“帝制自为”是国法所不容的。虽然这个约法后来由于袁世凯的攫夺革命果实而没有实行，但它肯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共和国“合法”、帝制“非法”的政治观念，大大促进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醒。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说，辛亥革命破坏了君主神圣的偶像，使皇帝“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¹⁴⁾既然皇帝君权可以推翻，帝制可以铲除，皇 帝的偶像抛进了粪缸，这意味着与传统思想的决裂，必然大大促进文化思想的近代化。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法令。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礼节，革除“大人”、“老爷”的称呼；改革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禁止尊孔读经；改革封建陋俗，剪除辫子，禁止缠足，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实行男女平权；禁止歧视“户（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等等。在这些法令中，提出了“人权神圣”和“自由、博爱、平等”的响亮口号。⁽¹⁵⁾这种批判封建传统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五四”运动。

塞缪尔·亨廷顿说：革命“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¹⁶⁾。他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与我所说的近代化，实为同义词。我们从辛亥革命的实践中，印证了亨廷顿的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辛亥革命确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场革命。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历史系）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7页。(www.xing528.com)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4页。

(3)《孙中山选集》，第78页。

(4)《孙中山选集》，第90页。

(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6)《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页。

(8)1912年2月28日《民声日报》，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62页。

(9)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页，表3。

(10)侯厚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第114－115页。

(11)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19页第18表。

(12)《孙中山选集》，第82页。

(1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07－608页。

(14)《新青年》卷五2号。

(1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29页。

(16)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287、28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