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
值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围绕辛亥革命这一主题举办的研讨会在世界各地相继召开。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的人民,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为纪念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具完全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广东省政协联合中山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26-28日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隆重召开。辛亥广东光复是11月9日,孙中山诞辰是11月12日,讨论会选择在11月份召开更具双重的纪念意义;这次会议应该是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讨论会中的最后一场了,我们可以充分吸取借鉴先期研讨会的优秀成果,虽不敢说“后来居上”,但显然利于我们研讨的深化与拓展;巧合的是,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场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讨会,即孙中山基金会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主办的“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在这里结束,21世纪头一年的全国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讨会也在这里闭幕。广东得风气之先,享收获于后。各路学者再次给伟人的故乡带来了世纪和年度的丰硕学术成果,使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学术讨论会新见迭出。
事实正是如此,这次讨论会,在先期研究基础上爆发了不少学术火花。概述起来,有“四新”,曰:辛亥革命研究的新拓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论点,史料研究的新发现,史学队伍的新生代。前三新为会议成果,后一新为会议昭示了未来与希望。
一新: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新拓展
这是本次讨论会的热门话题,争论非常激烈。围绕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有三种观点:
(一)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又失败了。这是一个较为传统的观点,在以往林林总总的著作中,虽有文字表述之不同,论点可谓“不离其宗”,这里就不展开了。
(二)是辛亥革命失败了。论者强调,失败是正常的,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不具备,无需以暧昧的用词来表述,因为它的失败不影响它的意义。持此论者认为,成功和失败用什么尺度去衡量,这里还有个定位问题,可以再事深入研探。
(三)是成功了,但成功得不彻底。对这种观点,又有学者提出质疑,要不要用“彻底”这样的定义,“彻底”是不是最好,值得研究。有学者回应说,彻底不彻底,孙中山曾有过表述,孙中山认为“不彻底”,我们因之可以就孙中山的结论作研究。还有学人指出,“如果否定了革命的彻底性,革命就不要搞了”。
关于对辛亥革命的总体把握问题:
有学者认为,对辛亥革命不管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因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它对社会结构变迁的界标远远超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论据是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没有任何大的变动。1911年辛亥革命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是割断中国历史,辛亥革命才是社会转型的一次真正的伟大转折。对此,大多论者认为,近代史开端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需学界认真讨论。要呵护学术争鸣,方能推动学术进步。
不同意见认为:1.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变化大,近代的启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2.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但封建专制社会仍没有终结;3.近代的改革不是从辛亥革命开始,而是发端于清末,新政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建立了近代的法律体系。
对上述观点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现在讨论辛亥革命成功与否,给辛亥革命作定论,似嫌为时过早,应该多做一些微观的研究,如把下层社会变动、社会心理、社会风俗等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做深做细,再来作总体把握也未迟。
围绕着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视点很多,有学者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因为单纯的政治斗争,不可能根本解决近代中国以来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民主的目标。真正救国,要用文化的手段去提高国民素质,丰厚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因为“文化力”才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有学人认为,辛亥革命并非全民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活动华侨与国内会党、游民和新军,所推动以武装流血政变,经各省士绅与高级官吏所赞助,而完成立即肇建共和,推翻两千多年皇帝独裁专制,并为全体中国人所默认的政治革命。这是一个新的论点,有利于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深化。
有论者对辛亥革命的特点作了归纳,认为这次革命有五大特殊性:一、滞后性带来急进性;二、民族性;三、超前性;四、日益扩展的群众性;五、延续发展性。
二新: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论点
关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问题,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不多,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黄彦提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上世纪初期中国人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直接过渡”是以实行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为中介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渐进式的过渡)。孙中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单独在一个国家建立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计划以和平方式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对后来中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彦强调,不能拿马、恩当年的观点来评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
对上述新观点,有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社会主义成分,但也有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后者是主要的。列宁和毛泽东的评论没有错,孙中山不是社会主义者。(www.xing528.com)
另一种异议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但不是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极具兼容性的社会主义,既有科学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资本主义成分,还有中国大同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社会成分。孙中山曾经把他的民生主义比作德国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比作俄国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行了一些公有的国家如英美等。因之,他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概念不能同日而语,可称为“孙氏社会主义”。
与上述观点相关,有学者强调指出,孙中山的思想极富包容性,他提出的是一种混合型的社会制度——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
三新:研究史料的新发现
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是本次会议的又一大亮点。
赵立彬:《〈知止轩随录〉与辛亥革命的一页历史》,以新近公布的一部宗族史料——《知止轩随录》为例,说明在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控制下,一个被排斥在正统之外的革命者宗族,如何苦心收集史料和期望弘扬自己的革命历史情状,其所包含的信息,已远远超出其史料价值本身。这一研究,颇具新意,把人们的研究眼光引向更广阔的视野。
汪叔子:《辛亥革命时期的商家动态》一文,通过介绍未刊史料《凌崇礼堂亲友信札》,阐幽发微,阐释了辛亥革命时期商家的内部结构、经营模式、经济利益、政治要求等,为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内涵,增添一个新微观视角。
郑永福:《从理学家到近代实业家的王锡彤》一文,使用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王锡彤日记,解析王锡彤从理学家到实业家的心路历程及其矛盾演化,通过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个案的剖析,从而揭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历史轨迹,从而展示了从传统到现代历史嬗变的壮阔画卷。
敖光旭:《从“武装和平”到“商人政治”——粤省商团问鼎政权之路》,该文首次大量引用孤本史料《粤省商团月报》,从崭新的角度,阐释了辛亥以后粤省商团发展的精神动因。粤省商团之所以能“驾上海而上之”,除了盗匪肆虐,商人要求保护经济秩序等客观原因外,他们还有自己的精神理念,即以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商战”及“武装和平”思想。文章同时探讨了商团由“在商言商”不涉政治到组建“商人政府”的转变机制和原因。
澳门学者陈树荣提供了十余通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各地支持他的亲笔信函,反映了时人对大总统的支持与欢迎样态。从更广阔的画面去展示社会心理的动态,从而拓展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联姻的广阔视域。
邱捷介绍了《香港华字日报》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价值。此外,大多论文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新史料,并在新史料的支撑下,提出了新的论点或深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四新:史学队伍的新生代
这是会议内容以外的“兴奋点”,令人喜出望外也。出席这次会议的40岁以下的学者将近40人,具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近30人,从他们的论文看,微观研究的比较多,功夫都比较扎实,这说明他们刻意在“十年磨剑”的内涵上向史学殿堂冲击,这是这次会议的潜在成果。这体现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事业生生不已、新人辈出的喜人景象,这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领地的明天和希望。百年前,孙中山从翠亨大步走向世界,成就了他的伟业。相信这次会议后走向学术高峰的新生代,将会记得翠亨会议的鞭策,用优异的学术成果,来回报翠亨村的“养育”与“栽培”。
从本质上说,研究就是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灵魂。这次会议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善于探索的精神,是故,新见层出。学术民主,则是科研事业繁荣的必要氛围,只有贯彻双百方针,才能使论者心情舒畅,各抒己见,相互切磋,推动科研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也必须强调和发扬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我们必须坚持学术民主,遵循学术规范,与学术无关的“风马牛”,都应该让它远离讨论会。
这次大会以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为主题,试图走学术与现实联系的道路,诸如对两岸问题,整合互信,统一民族大业等等的讨论,气氛融洽、思想活跃,为历史与现实服务提供了借鉴。
无巧不成书。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这次会议收到论文90篇(包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的论文集)。还有4位学者E来论文,种种原因未及刊印分发(总计应是94篇了)。大会还收到了中山大学、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以及马小泉教授、张克宏博士赠送的著作12本(《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孙中山与祖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想·道德·大同——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黄世仲黄伯耀弟兄南洋诗文集》、《伟人孙中山》、《孙中山与香山》、《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进程》)。可以预言,这次与会学者背着沉甸甸的成果回去,下次再来翠亨,定能背着自己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回来,不亦乐乎。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努力,如对广东妇女问题的研究,在这次研讨会上讨论得很热烈,并形成了如下共识:
1.妇女研究乃辛亥基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亟待深入拓展,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研究机构,以便统筹。2.女权研究不能离开国情,不能离开国家命运和政治问题。3.法律研究不光是“女权”问题,必须进行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不能只从文献出发,必须进行社会调查,以求真知。4.妇女问题研究要走三个结合的道路,即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结合,区域研究与全国研究结合。
另外,还有诸如关于辛亥革命与近代广东城市化、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关系、李经羲研究、辛亥话语问题、“中华民族”内涵的研究等,本次的与会论文均有涉及,学人已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论点或新方法。这体现了与会学人研究的学术目光和前沿意识,可敬可佩。囿于文章不集中,未在会中形成讨论,这是本次会议的不足,但是,又是会议的成果。问题提了出来,初始的探讨见诸于文字,并在此次大会引起学界注目,自然会“一花引开百花开”。这些亟待研探索的新论题,还都有待学者们下大工夫来解决,可喜的是,经已开了好头。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研究,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它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多,倾力这一专题研究的学人也不少。但是,不能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走到了尽头,本次会议的新史料、新发现、新观点足以明证,本次会议对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评价问题等等的热烈争论,以及对往后研究提出的一些建议,亦都足以说明。孙中山临终前给世人留下一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借此之意,我们可以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这一领域,研究没有穷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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