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北方边地与民族的研究创新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书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之我见

这是我系统阅读王明珂先生的第4本作品，前三本分别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和《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¹⁾。其中《华夏边缘》读的是大陆出版的简体字本，这对生长在大陆的我来讲，虽然读繁体字不存在问题，但同时有繁体和简体两种版本且内容都一样的话，后者显然更加便捷；不过后两部读的都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本，因我阅读的时候大陆版尚未面世，我就在国家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花上几天时间阅读完毕。当时是2007年的年初，为赶上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的王明珂《华夏边缘》一书的讨论会，索性就草草地看了一遍。现在这本《游牧者的抉择》，副标题是《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年底出版的，我花了较长的时间拜读一遍。之所以慢，是因为每天只读一点，而读一点的原因则是杂事众多，白天似乎无暇顾及，就在晚上临睡觉前的一刻看会儿。

我之对王明珂先生的作品感兴趣，也是受到周边同道的议论启发的。读过他的作品之后，的确新意迭现。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点自己的想法。

一

这部书是在讲什么内容？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原文，我这里不妨先将该书的目录罗列如下，再进行解释。

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自然环境

　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

　畜产构成

　游牧与其移动模式

　游牧生产、分工与消费

　辅助性生业：狩猎、采集、农作、贸易、掠夺

　游牧社会组织：家庭与牧团

　游牧社会组织：家族、氏族与部落

　分枝性社会结构、领袖权威与外在世界

第二章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

　有关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一些问题

　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

　公元前15至前3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

　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

第三章　草原游牧的匈奴

　游牧“国家”问题

　地理与自然环境

　匈奴的游牧经济

　游牧经济下的匈奴国家与社会

　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

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羌人部落及其社会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

　秦汉时期辽西的地理环境

　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

　乌桓、鲜卑的部落社会

第六章　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

　魏晋隋唐的中原王朝与炎黄子孙

　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

　游牧国家兴衰：历史循环论

　历史本相与表相

结语　边界·移动·抉择

从内容的标题和层次看，王明珂这部作品谈论的主题，是游牧社会的情形。他选择了汉朝时期中原王朝北方的匈奴、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及西北河湟的西羌三个地区的势力做典型，剖析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环境，特别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的民族群体及其特性。

二

以前的人是怎么讲的？

王明珂所谈论的话题，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单就史学研究领域而言，若从中国的正史算起，自汉代司马迁就开始以职业研究的角度重视这个问题了。以后的历朝历代纂修的正史性著作，都开辟了“四夷传”或“外国传”专门描述中原周边各种非汉人的生活状态，特别是政治发展的情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的进入，中国学术性的研究取代了王朝修史的系统，对周边四夷的研究进入了“学理性”的领域。此前的所谓王朝修史，对四夷的认识只是作为中原王朝经营周边地区的一种手段，这个手段有别于军事的介入、政治的关联，或经济贸易的交换，但本质上属于中原王朝整体经营周边地区的行为。学理性研究，与正史所代表的系统当然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和观察的角度突破了正史的“主位性”笼罩下的主观性观察，呈现多元性的展开。第二，学术性话语的成分增加而政治性话语的成分减弱。第三，研究的方法已经突破传统的汉籍文献为主的窠臼，呈现多语言、多手段的同步推进。第四，认识的层次和深度均大幅度超越前人。第五，打破了中原一家观察的局限，渗透到国内外、汉族与非汉各民族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学理性的研究从清末民初至今，研究持续盛行，这里的方法上变化、研究角度的转移，以及治学手段与领域的扩展等诸多方面的差别，也令人惊异。但就整体而论，以往的研究，不论是王朝的政治手段的正史性描写，还是学理性的研究，都摆脱不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性关系，也就是说，对游牧社会及其群体的考察，来自于他们周遭，特别是所谓的主体社会。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对古代游牧社会的观察及其得到的话语性概括，基本上是由汉人为主体的主流社会建构的。这样一套解释性理论，支配了古代的中国人，同样也支配了当今的中国人。

三

王明珂是怎么讲的？

王明珂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企图突破这个局限，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是要打破传统的话语而另建自己的话语系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对中国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作一些新考察。这个研究有多重目的：第一，提倡一种结合人类学游牧社会知识的游牧民族史；第二，借着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来增进我们对人类早期游牧社会的认识；第三，促进游牧及定居农业文化人群对彼此的了解，并期望因此对中华民族内的汉蒙、汉藏关系有些贡献”⁽²⁾。

那么，他是怎么具体讲述的呢？

我这里还是根据该书“前言”自己总结的稍加调整，这样更有助于理解他的原意。

第一章“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主要是参考和借鉴西方人类学有关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其观察的方法，对本书的内容进行研究。这应该是他从事汉代北方三个游牧社会考察的理论前提。他之所以提出三个有差别的游牧社会的案例，认识到其变迁的原因，是三地游牧社会生态环境及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的，这也最终决定了为什么有的地区能够建立政权组织，甚至扩大为帝国；有的则始终处在分散的状态中。

第二章“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作者试图揭示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游牧社会及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及过程；二是华夏认同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部分是作者长期思考的一个中心内容。以往学术界对第一个问题的解释，基本上呈现这样的相貌：就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而言，人类脱离自然进入到生产领域，先是从事游牧生计，然后步入农业社会，再入工业社会乃至现在。游牧生计因取自自然，其时代应早于农业，农业的技术含量较牧业为多，因而是牧业发展之后形成的。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被考古发掘和其他的新近研究证明并不合适，也就是说至少在中国北方，游牧生活形式并不是先于农业，相反，它是被农业生计挤压之后形成的，是在西周以后，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出现，而农业定居生活方式，早在此前的很长时期就存在于中原各地，甚至就存在于游牧生计的地区。王明珂的论述，就是针对此而展开的。

关于游牧社会形成的问题，这不是王明珂的创建。至少在20世纪大陆的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就有诸多学者涉及到这样的观点，近年来吉林大学林沄、刘建华等学者从考古学角度的研究尤其侧重于此。王明珂正是借助了这些研究成果展开讨论的。王的新意，我认为是对北方他选择了鄂尔多斯、辽西、河湟三地为例，说明这些地区如何从农耕走向游牧的基本途径的⁽³⁾。这部作品所选择的北部匈奴、东北乌桓鲜卑、青海河湟三地，同样着眼于该地的游牧社会生活的形成，不同的是后一部书里所揭示的现象晚于前一部书，应该说二者存在着前后的联系。我认为，王明珂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地区走向游牧化的具体道路，至少是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揭示的内容超越了前辈学者。

关于华夏认同的解释，是王明珂贡献给学术界最大的成果。“华夏”词汇虽然长期流传，也常用于学术上的研究，但华夏之形成并以此为认同，在他的《华夏边缘》一书中提出了对比与互动中所形成的新见解。按照他的意思，只有那些非华夏群体的势力冲击华夏的时候，才会有华夏的认同感，而冲击最重的地方不是华夏的中心，而是其边缘，边缘决定着华夏概念的强化、族性的张扬。

第三章“草原游牧的匈奴”、第四章“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和第五章“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分别探讨的是三个地区游牧人群的社会组织之差异的问题。作者认为匈奴已走上了国家政权化过程，而西羌则处于部落制阶段，乌桓鲜卑则处于二者之间，即发展至部落联盟的体制。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三地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它们是为了配合各种特定游牧经济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组织”⁽⁴⁾。游牧社会组织之出现，最根本的是这种生产方式不能自给自足，“农业、采集、狩猎与生计性掠夺，主要是在本地生态内获得资源的手段。以此获得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群（如西羌）较倾向结为一个个平等自主的小型游牧群体，只有在必要时暂时组成较大的群体。贸易与政治性掠夺，则是向外扩张以得到资源的办法，以此获得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群（如匈奴与鲜卑），其所接触的多为定居城邦、国家或不同环境生态的游牧群体，涉外事务较复杂，因此他们需组成较大的政治组合与之对应”⁽⁵⁾。

第六章“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是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华夏北方三地为代表的游牧生计出现的差别，会导致相当的社会政治组织以与之对应。这样的社会政治组织直接影响了这些地区以后的历史进程。比如，西北和西部的青藏高原东缘，当地游牧人群处于分裂性结构的部落中，不断进行各部落之间的争夺，难以产生大的游牧汗国。正北的蒙古草原则不断产生中央化、阶序化的游牧国家，东北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部落联盟，吸收各种生态，以此混合人群、混合政治体制，他们在历史上西移、南移争夺农牧资源，或有时进入中原成为统治者。

最后是结语“边界·移动·抉择”。这个部分是全书的结尾，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最终目的。他的意图就是，通过中原农耕王朝与北部游牧人群双方或多方的互动，对我们由“过去”到“现在”，有什么意义和启示？

这里，他提出了两个我们看似十分熟悉的概念：启示、理解。前者得自一种“诠释”，后者得自一种“解释”。用他的话说，就是：“历史解释建立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安排上，由此历史（记忆与叙事）产生其现实意义。”“历史诠释则将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书写）作为一种表征，分析产生此表征的社会本相，以及人在其间的情感与意图。”⁽⁶⁾前者容易产生争议和摩擦，因为人对历史的解释因角度、立场和观点的差异而不同；后者并不争论表象式的历史事实，而试图从表相背后了解本相，从了解过去对现实多有一些理解，以此化解人群间的冲突和敌意。他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说明南北互动的诠释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是“边界”。什么是边界呢？他从两个角度来划分，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人群的。

自然之所以有边界，还是从人类活动的角度观察的，这就是人类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区，如干旱的沙漠、植物稀少的高原、野兽出没的森林，乃至适宜作物的农区，都给人造成了种种的“边界”，人类正是想办法利用这些生存的资源，也设法突破自然造成的“边界”。建立在特定空间地域内的人群，也是以“结群”的方式来分配、保护与争夺资源领域，于是又造成了社会组织的“边界”，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彼此之间形成了“边界”。在这个之下，还有更多的如男性、女性、王室、贵族、平民等等的“边界”分别。

边界的维持，就是持续的维持。它依赖于各种政治组织、制度、意识形态，依赖于支持此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和神话、宗教，“神话将一层层边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让本群体的英雄祖先神圣化”⁽⁷⁾。

第二是“移动”。这是游牧社会最典型的特征，特别是从农业社会的角度观察，游牧社会的财产——牲畜，都是走动的。移动性使游牧社会的人群有能力突破“边界”，获取资源，这是他们生存的保障。但是同时，也给他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带来不确定性，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匈奴以‘国家’来维持及扩张其势力所及的资源边界，西羌以‘部落’来维持与争夺各个河谷的资源边界。然而游牧人群的‘移动力’常造成匈奴国家衰败，或造成西羌部落解体……乌桓与鲜卑的‘部落联盟’，是一种容许某种程度‘移动’的组织。部落联盟在空间上移动以追求更有利的资源情境，并纳入新盟友。因资源空间及成员的改变，其部落联盟也常随之转变为草原国家，或成为统治华北的华夏式政权。以上几种‘移动’，使得乌桓、鲜卑成为最成功的边界穿越者。”⁽⁸⁾

第三是“抉择”。这里是指不同边界之间的相互穿越的现象。突破“边界”，就使“边界”成为“边缘”。“边缘，指的是一种人群认同与文化边界模糊的情境。边界模糊，反使得人群认同与区分在此变得十分重要，因而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受人们争议、夸耀、攀附、模仿。便在如此的边缘情境中，入于长城的部分鲜卑贵族自称‘炎帝’之裔，北朝时的华夏士族学鲜卑语及弹琵琶，出身西羌的后秦君长自称黄帝子孙并崇尚孝道，出于鲜卑的北魏孝文帝在族人中行华夏政策。”⁽⁹⁾

由此而言，我们就对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有一种新的理解：这并非是一个孰胜孰负的历史，也非一个狼与龙争的历史。而是被隔绝于华夏资源边界外人群集结为种种政治群体，以分享、竞争本地资源，或尝试突破华夏资源边界以获取资源的行为。(www.xing528.com)

游牧社会中的“移动力”，使他们有卓越的战斗力，但“移动”中往往配合着“抉择”，使每一个基本游牧群体都需要对“移动”自作抉择，对北方三个地区游牧社会而言，这种“移动性”与“抉择”的能力对三地游牧社会的内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颇为不同。

对匈奴而言，国家政权的内部分层即作者所谓“阶序”的制度，则严重妨碍基本游牧群体在其日常游牧生计中对“移动”自作抉择的能力，“移动”与“抉择”的矛盾造成匈奴内部的分裂。

对西羌，它的分散性结构，使得每个小的牧团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独立行动，这些分散的牧团、部落与部落联盟及豪酋间的关系只是暂时性的依附，汉军很容易打败这样的羌人部落，但却不能让所有的羌人归顺，原因就是他们内部的各自独立。汉帝国将许多羌人部落移入关陇，企图以华夏帝国内既有的层层“边界”将羌人约束在帝国秩序之中，然而最终，羌人的“移动”与“抉择”反而瓦解了帝国西北疆的边界和秩序。

乌桓、鲜卑一拨又一拨的南迁、西迁，其部落联盟也不断纳入新成员，并因此改变其社会本质，“以现代话语来说，不坚守乡土、民族与文化等‘边界’，让他们有能力跨越长城、渗透草原，打破胡汉之间以及草原之胡与东胡之间的边界，并在魏晋至隋唐时为华夏社会注入新血”⁽¹⁰⁾。

到了明清时期，所有中原北方游牧与定居人群的边界都已成为模糊的边缘。

四

王明珂为什么会这样讲？（方法论的问题）

在本书里，有几处地方比较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

第一处是在“自序与谢词”里。

作者表达了他撰写此书的两个动机：一是将早期研究持续下去；二是实现对朋友的承诺。具体到研究的方式，下面这段话非常清楚：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对中国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作一些新考察。这个研究有多重目的：第一，提倡一种结合人类学游牧社会知识的游牧民族史研究；第二，借着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来增进我们对人类早期游牧社会的认识；第三，促进游牧及定居农业文化人群对彼此的了解，并期望依次对中华民族内的汉蒙、汉藏关系有些贡献。⁽¹¹⁾

第二处是在“前言”里。

作者这里再次强调了他早期对游牧社会的兴趣。作者说：“当1980年代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之时，曾在人类学系修习托马斯·巴菲尔德教授讲授的‘游牧社会之人类学研究’课程。从那时起，我便深为这门学问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所吸引，后来我更广泛阅读相关民族志与理论著作。这些阅读与问题思考，当时对于我在人类学各领域的学习、体悟都有相当帮助与启发。”⁽¹²⁾

作者认为，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们对游牧社会存在着无限的遐想和误解，一个是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过着自由不拘的浪漫生活；一个是相对于农业而言，游牧是一种原始的人类经济生产方式，处在由“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另一个误解是，游牧社会的生活似乎都是一样的，内部几乎或很少存在着差别，即使有，也可以忽略不计。

导致人们对游牧社会的误解，主因是身处世界文明圈的人大多是定居农业文化下的产物，“以此而言，游牧社会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挑战、刺激我们的知识理性；因为这样的刺激，我们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¹³⁾

王明珂这样讲的目的，也有三个具体的意图：

第一，希望借着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的例子，介绍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的一些问题旨趣与方法。因为游牧社会在20世纪人类学的整体框架内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人们对它一直存在着误解。

第二，希望借本书的撰写，使得中国关于古代游牧社会丰富的文献记载，特别是它所呈现的多元游牧社会类型与丰富的史事，对我们了解世界早期游牧社会有所贡献。

第三，希望本书能对中国境内游牧与定居两种文化人群之彼此了解有些帮助。“我所期望的了解，建立在情境化的与具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生态知识基础之上，也是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¹⁴⁾。

第三处是在“结语”部分。

作者的目的是认识游牧、定居社会的“本相”，可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大部分都是表象。“表象”是什么？就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每个人都是从他自己的立场、角度、观点立论的，汉文史籍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记载，但也脱离不了这样的窠臼。这些表象，如同王明珂比喻的凹凸镜一样，它固然反映了我们的形象，但那是扭曲的，单凭一个个扭曲的镜面去观察历史，得到的影像同样是扭曲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不断地移动凹凸层面，可能会达到了解历史本相的目标，借用他的话说，“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观察镜面上表象的变化，如此我们或能对镜下的物体本相有多一点的了解”⁽¹⁵⁾。

通过史料去研究历史，进而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法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人所皆知的。王明珂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要考问的是，对过去和现代历史文献记载和记载者乃至研究者本身，也要作为问题进行探索和追问，这是他有别于常人的地方。从这个角色出发，他要探询的汉帝国与北方匈奴、乌桓鲜卑、西羌三地游牧社会的互动，就不只是单面向的战争、交易、互换、和亲这些具体的事项，在他看来，任何单方面的记载，都不过是表象，这些表象对我们认识和了解过去的历史当然是不可缺少的途径，但这个途径是有选择性的、片面的、遗漏的，依此进行的研究，也只能是单向思维的，还不能到达认识历史本相的彼岸。他要克服的，就是这种单向的思维，为了区别于他人，他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反思性研究”——“希望借着对情境、结构与人在其间的情感、意图与行动抉择的了解，创造对我们所处‘情境’有反思力因而有‘抉择’能力的知识人”⁽¹⁶⁾，这便达到了他的目的。

五

这部作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一、认识思路的差别。

王明珂的几部作品，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来自于他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别于当下一般性或普通的研究、解读，通俗地说，就是内容有新意，方法较新颖。关于后者，我们下面会专门谈，这里主要着眼于内容的新意上面。

关于游牧社会，中国大陆、台湾乃至日本和欧美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着。大陆史学界主要集中在民族史学界，对此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范式是：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由多民族、多元地区逐步发展、共同构成的。自古以来，中国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以农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周边地区特别是北方草原也在秦汉之际出现游牧帝国，从此形成南北对峙、相互交往、彼此融合、共同发展的局面，最终在清朝中叶形成一统性中华帝国。

西方学术对此问题的构建模式则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是汉人的中原地区，汉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王朝持续沿承；而汉人世界周围，则是另外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它们与汉人是两个世界，特别是北方，自古以来呈现的是欧亚草原的东西游动与迁徙，形成了游牧世界的格局，他们在亚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对应着农耕或绿洲式的定居性政权，中亚以东的游牧社会与族群相对应的则是传统的中原王朝。北方游牧帝国与汉人世界的联系，从双方征战的形式看，从早期的慢慢渗透，发展到强力征服，其转折点是在唐朝亡后。

前者强调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的相融性和联系性，后者则强调二者的差别。从出发点到结论，显然是不同的，有些地方则大相径庭。在王明珂看来，以前特别是从定居角度看待游牧社会的，有一个基本的局限，那就是人们往往是从自己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和定式去认识或把握与他们迥然有别的游牧社会，这种认识不仅支配了古人的行为，也导致今日主体社会对“游牧”的认识偏差和不足。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力图澄清这些认识，试图从表象背后去探询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本相”。正如他所说：

在本书中，我将历史事件当做表相（表征），以探索造成历史上一连串“单于南下牧马”与“汉将直捣黄龙”事件的人类生态本相。我将说明，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互动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我希望如此借由人类经济生态角度所理解的过去，可以让不同地域、文化、经济模式之人群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体认现在，因而能规划、期盼更好的未来。⁽¹⁷⁾

王明珂本书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或者说是他的新见，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表相”认识与“本相”认识，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他要达到的“反思性”层次。在这个研究中，本相的认知，是其核心内容。本相的获得，是在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表象但又剔除表象的“凹凸”和偏颇，上升到事件背后的层次。这还不够，作者在强调研究“历史”本身的过程中，对我们自身的研究，也要不断地问难、反思、驳议，以促进我们的警醒。

二、学术训练与工具的掌握。

工具理性与西方学术及视野的形成，是王明珂成功的另一个要素，而这个则是上一个要素的前提。换句话说，王明珂作品的成功，首先是他治学训练的严整性和完整性带来的。这就是人们熟悉而他也引以自豪的哈佛大学系统的学术训练，特别是人类学的训练。就本书所涉及的西方人类学有关游牧社会的著作看，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Fredrik Barth.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9.（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其边界》）

2.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The Basseri Tribe of the Khamseh Confederacy.Prospect Heights,Illinois:Waveland Press, 1961.（弗雷德里克·巴斯：《南波斯的游牧人群》）

3.Marilyn Silverman ＆ P.H.Gulliver.App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西尔佛曼、格利弗：《探索过去：以爱尔兰研究为例的历史人类学》）

4.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The Jie and Turkana,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DT,1955.（格利弗：《家庭牧群》）

5.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Second edition.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1983;Madison,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阿纳托利·哈扎诺夫：《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

6.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nso,197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谢维扬·魏因施泰因：《南西伯利亚的游牧人群：图瓦人的牧业经济》）

7.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中亚历史》

8.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9.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Leiden:Brill,1952.（艾博华：《征服者与统治者》）

10.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Basil Blackwell Inc.1989.（托马斯·巴菲尔德：《危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11.Sechin Jagchid ＆ van Jay Symons.Peace，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扎奇斯钦、凡杰·西蒙斯：《长城沿边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两千年来游牧人群与中国之互动》）

12.Nicola Di Cosman.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尼古拉·迪科斯摩：《古代中国及其外敌：东亚游牧强权的崛起》）

王明珂的成功之处，是他在哈佛大学获得西方学术的严格而完整的训练，特别是人类学的训练，这方面，老一代学者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里有同样的感受，他自认为自己的成功之处，就是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王明珂的成功，也同样如此。此其一。

其二，全身心地进行社会调查，是获得现时情境与文献结合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这是超出纯粹历史学者的地方。

其三，这项研究，开启了游牧社会的新思路。以往学界有一种观点，就是一个学者殚精竭虑地苦心钻研某项课题，基本上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其他的学者不必再浪费精力而转换战场。就传统实证史学而言，似乎讲得过去，但现今解释学、阐释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过去学者就某个问题的解释，只能是他那个时代所达到的高峰，事过境迁，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会情境，历史上的同一个问题，也因今日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认知，也就是说，老题新作可能是我们今日的常相，正如克罗奇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义和价值是因人的变迁而转变的。从这个角度说，王明珂所研究的问题，均不超出前人的范围，但是他取自不同的角度，对同样的问题（游牧社会）得到了不同前人的认识，这样的认识超越了前人，因而对学术研究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他特别注重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这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些就是本书成功的地方。

［本文是应中央民族大学“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之邀举行的讲演，原题为《方法·视角与视野——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读书报告》，后提交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山东青岛大学2009年10月）宣读，系首次公开发表］

【注释】

(1)《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77年；简体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简体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6年；简体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见该书“自序与谢词”，第7页。

(3)参见《华夏边缘》一书。

(4)见该书第12页。

(5)见该书第12-13页。

(6)见该书第245页。

(7)见该书第247页。

(8)见该书第249页。

(9)见该书第250页。

(10)见该书第251页。

(11)见该书第6页。

(12)见该书第1页。

(13)见该书第2页。

(14)见该书第5-6页。

(15)见该书第253页。

(16)见该书第253页。

(17)见该书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