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李大龙编审的《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大作后，我想起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
这部书的阅读，是我近年关心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一个部分。早在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先后举办了若干次小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旋后又在云南举行了较大的研讨会，目的都是围绕边疆和民族问题说事儿。
中国人关心边疆民族问题，远的不讲，从清朝中后期以后，我认为至少有四个时段值得注意。顺便一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多数分布在边疆地区，有些则成为今天的跨界民族，所以谈论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是分不开的，要是分开了，就说不清楚了(1)。不过，上述几次讨论和关注，还是有自己的侧重点和倾向性的。
较早的一次重视边疆和民族是在清朝中叶，其时的形势是西方势力开始东来，并以他们的军事、政治染指中国，以武力威胁，直至兵戎相见，边疆首当其冲。这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矛头转向边疆，于是兴起了舆地之学。舆地之学关注的核心是边疆的地理状况，研究的目的是搞清楚边疆的地理分布，如山川河流、疆域走势等等；考证辩驳则是其方法特征(2)。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中国走上了民族国家发展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与传统的王朝路径差别太大，以至在边疆民族问题上中国人陷入了重新再认识和检讨的境地。这个时期关注的重点则由以前的疆域转到民族问题上来（当然边疆也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中国人，特别是学者开始拿西方的民族观念去整理中国传统的民族问题；研究的思路是以西方的理论整合中国的东西，以近代的概念去梳理古代的遗产，最终磨合出了中国自己边疆民族关系的认知系统。经过抗日战争，中国人的整体民族情节又迅速形成、高涨，并凝聚起来了(3)。
建国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中国重视边疆民族，是为了使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健康发展，达到汉族的水平。这种思路的目的，是纯粹帮助边疆民族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所以在谈论少数民族和边疆的问题时，突出强调的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的关系。这个整合较之辛亥革命和抗战时期，显得更为突出，一体性的观念也与日俱增(4)。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则是中国关注边疆、民族问题的又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在中国日益强盛的背景下形成的。发展到了今日的中国，其国家与民族、边疆与内地到底是怎样的情形，特别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促使学术界再次回头整理。今天我们关注的既包括边疆，也包括民族。由于我们处在民族国家发展的成熟阶段，人们对古代边疆、民族关注更多的，侧重在如何认识和理解的层面，或者说人们更愿意从道理上去检讨这类问题。我直观地感觉，李大龙编审的这部作品，实际上也是从理论上去总结的，通俗一点讲，他要给汉唐的边疆民族一个说法。
二
他这个说法是从藩属的角度立论的。
“藩属”是什么？欧美学术界和日本史学界在谈论中国王朝时期的周边关系时构筑了“宗藩关系”“封（朝）贡体制”“中国世界秩序”的理论(5)，用以解释中国王朝与周边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这使我们想起了古代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与今日国家之不同。正是因为有今日国家关系的架构做参照，我们才能对古代国家的关系进行分析，才能显示出其特点；否则你我生活在汉朝或唐朝，对中央王朝与周边四夷形成的诸多特点就会视作上天的安排或先祖的造化，是自然的、无须改变的东西。
而“藩属”作为一般性的观念，人们并不陌生，李大龙的贡献在于，他将“藩属”确定化了。他认为“藩”和“属”都有边疆民族政权的含义，到清朝，“藩”专指理藩院下属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属”则是“藩部”之外的“附属国”，如朝鲜、安南、缅甸等。“藩”“属”的连用，是清朝的事情，但内容是延承汉唐的。与此相应的一个概念是“宗藩”。他说宗藩是指藩属的外层，到近代以后就发展成国际关系了，藩属的内层则成了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该书绪论，第1～3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径指页码）(6)。
另一个概念是所谓的“敌国”，我认为这也是他的得意之处。他说：“‘敌国’是指一个有着特殊含义的词，在唐代其用法并不是如今人那样指称两个敌对政权之间的关系，而是用于专指和中央王朝没有臣属关系的边疆民族政权”（绪论，第15页）。
隐藏在这些概念背后的则是作者在谈论藩属问题时所建立的解释框架。这个框架就是，王朝时期的中国，是由内外两个层次组成的国家：从疆域的角度上看，有所谓的内地和边疆的区别；从民族成分上看，则有汉人与非汉人的差别。汉人处在内地，而各民族则处在边疆(7)。我在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萌生了“二元结构”的想法(8)，意思是说王朝时代的中国与今天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了解那个时期的问题时，要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而李大龙在这部作品里，将这个“二元结构”更细划出三个层次。在汉代，第一个层次是指王朝直辖的郡县区，是其核心；核心区之外是特设机构管辖区，属于第二个层次；最外层即第三个层次则是边疆民族政权区。唐朝表现的同样如此，核心区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府州县；之外是由都护府和都督府管辖的羁縻府州区；最外层则是藩国所在（第50-53页、291-294页）。
不论是两个层次还是三个层次，都说明王朝统治构成的特点，在于统辖的区域和控制的人口是有内外不同的分别的，这与今日的情况颇多差异(9)。如何协调和处理内外的关系？成为古代诸多王朝政务的核心内容。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外围的区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10)，其变动的因素，既取决于王朝，也取决于周边各势力，实际上是二者的互动。就王朝而言，它处置周边关系采取的措施，有区别于内地郡县的特殊机构的设置、有控制周边政权而制定的特别办法、有用儒家文化进行笼络的精神熏陶，还有羁縻府州的制度化、都督都护机构的体制化、使者个人的纵横捭阖，乃至“甥舅”关系的确立，不一而足。这些措施的制度性安排，就是所谓的“藩属体制”。
从王朝国家的角度探讨藩属体制，是本书的出发点；由此而形成的一切立论，也仅仅围绕着王朝而展开的。我想，这不只是该书，包括我自己在内，研究的视角都是如此。
我之所以将这个视角明确地提出来，意思是说还可以从地方、边疆民族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上文提到了“互动”，既然是互动，就是双方或多方的联系，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需要细致的工作和整理，但目前留存下来的文献多是有关中央王朝怎么观察、如何处置地方或边疆民族的，从王朝的角度出发，更容易进入角色。李大龙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之选择探索中央这一头，是因为“中央王朝则对边疆民族政权众多藩属体制的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绪论，第4页），也就是说，在中央和边疆双重关系中，前者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后者，将这个问题稿清楚了，事情就解决了一大半。这是他立论的根据，我是赞同这种想法的。但是不能否认，它的不足之处也同时到来，即我们还不大清楚地方和边疆民族政权那一边有什么样的反映，目前还只能是一头讲话，信息的来源过于单一了。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来自另外一方即中央的对立一面的话语，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又是如何表现的。
三
本书之选择汉和唐朝作为对象进行剖析，作者出自两个目的：
第一，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到唐朝时处在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确定基础的时代，以后则是发展的时代。在第一个阶段里，汉和唐又对疆域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们是统一的，疆域形成恰恰建立或主要建立在统一的王朝之时。
第二，藩属体制也形成在这两个统一的王朝之时，具体说是初创于汉而发展于唐。
全书的内容，就是围绕着汉和唐而展开。
作者之认为汉朝重要，是汉朝开始形成了一整套的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措施，即藩属体制。而在此前，这种体制是不完整，甚至是没有成型的。当然，汉朝之所以有如此的制度，关键是有制度依据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有中央的核心区和周边的外围区，特别是本土的部众和外围的各个民族。这种情况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夏商周莫不如此，那个时候造就了相应的夷夏观念，也有因应的政策和措施，汉朝只不过是对先人政策和措施的继承而已。从这个角度讲，前人奠定的基础是决定性的。本书关注的则是这种情况在统一王朝之后的表现，而这个表现对中国后来各王朝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先秦的观念和措施，没有汉朝的综合与整理，不可能产生如此的影响。这是汉朝对中国作出的贡献。我这样理解作者选择汉朝，似乎并不过分。
至于汉朝藩属体制的具体内容，作者是这样总结的：
首先，汉朝系统地总结了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和夷夏观，并形成了自己处理中央与藩属关系的一套理论体系和制度，其中心环节就是上面提到的三个层次的天下统治秩序。
其次，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汉朝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西汉前期，中央王朝与边疆确立了“藩臣”“外臣”和“敌国”的关系，武帝以后又将他们转化成郡县、属国、特设机构、外围藩属等几个层次，施行以汉文化传播、礼仪制度、管理运作、遥控与协调，实在不济的话，就用武力施压。东汉承袭了西汉的藩属体制，但是形势有变，政府也作了诸多调整，利用政策协调藩属关系变得更加突出，尤其是“以夷制夷”的策略比较顺心地解决了北匈奴的问题；更值得留意的则是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的趋势明显了，当然这也是中央工作的结果。
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两汉400多年的历程，中央制定的有关藩属的方针和政策，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而制定的；藩属关系在系统化、体制化的同时，也充满着新的变数。具体到西汉，它是这种制度的形成期，东汉是发展和完善期，经过两汉的演变，中国一统王朝时代的控制边疆民族地区的藩属体系就形成并确立了。这是作者上篇四章的主要内容。
下篇探讨的则是唐朝的藩属问题。由于我的研究范围是隋唐五代史，这一篇的内容读起来更容易一些。
唐朝的藩属观念与汉朝比较起来，既有继承性，又有新的特点。作者根据边疆民族与中央关系的远近而划分成“藩臣”“舅甥”和“敌国”三个层次。对于前者，唐朝采取正式府州辖区和都护府管辖两种形式，特别是后者的广泛推行，是唐朝治理边疆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贡献；而“舅甥”关系引入藩属体系之内则是唐朝的一大创造，它使吐蕃地区走上了融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对“敌国”观念的认识与汉朝的差别表现在“不甘于和边疆民族政权保持‘敌国’关系的欲望更加强烈。这种强烈的欲望，不仅使唐王朝更加积极地解决边疆民族问题，就是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陷入衰落的状况下，也依然拒绝了吐蕃、南诏建立‘敌国’关系的请求，这无疑有助于密切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和发展”（第333页）。(www.xing528.com)
导致作者作出上述推论的前提，就是唐朝继承并发展了汉朝的传统，既然是发展，就会有新的内容，这个内容体现在观念上，就是将汉朝九州为家、四海为境的“四海”纳入到了“家”的范围，扩大了汉人的想象范围；更重要的是，唐朝管辖的范围有了实质性的拓展，其有效辖区不仅突破了汉朝郡县的范围，而且与边远的民族政权也建立了“藩臣”关系。换句话说，汉朝边疆许多虚设的东西，到唐朝都变成了实体。而唐朝之所以有如此的举措，除了统治集团源自多民族（用作者的话说是边疆民族，具体说是鲜卑人）使其观念较具开化性之外，更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势力相互冲击而引发的王朝正统地位，使传统的华夷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在争夺正统的过程中，边疆各地民族入主中原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了，于是，原来居于四海之地的民族开始步入中原，扩大了华夏，“四海”融入“九州”即是生动的写照。
不仅如此，在将边疆民族关系变成实体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实体，唐朝也着着实实地采取了诸多措施和制度安排，譬如有关礼仪制度和管理机构的设立，就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汉朝在这方面也没少使劲）；册封、和亲与使者的交流，是王朝灵活的具体办法，而武力征伐同样是最后的手段。
就历史进程而言，唐朝的藩属体制是汉朝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不错的；但是就唐朝自己而论，它也有一个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作者认为，高祖、太宗两朝是这个体制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表现，一是唐朝改变了突厥的“敌国”关系，将其纳入到羁縻府州体系之内，变成了“藩臣”，并将此种关系推及到边疆的其他地区，也涉及到了其他民族；二是“九瀛”观念的确立更加完善了藩属体系；三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开创了治理边疆的新制度；四是对“藩臣”的管理更加规范；而“舅甥”关系是唐太宗对藩属关系的一个创新。
作为基本定型期的高宗、中宗、睿宗诸朝，其特点是以安东都护府设置为标志，在东北地区建立藩属体制；又在西域纵深之处形成了以西突厥为核心的羁縻制度；以安边为要务的都护府体制也确定下来。
武则天至唐玄宗一朝，是调整时期。所谓调整，是因为这个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急遽的变数：突厥在北部重新崛起、东北渤海政权的出现、吐蕃向北向东的冲击，乃至南诏崛起西南……这些迫使唐朝不得不因应改变，结果是出现了节度使的调节机制。但这种机制比起初期那种政策来，积极、进取的东西逐渐被保守和萎缩的情绪所取代了。为什么呢？是边疆地区各势力的崛起，特别是他们对边地的进攻使朝廷疲于奔命，有点手足失措、顾此失彼的感觉，也就是说在中央与边疆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产生的压力，是唐朝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为压力而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多少有些被动，其保守和萎缩的成分就增加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安史之乱以后，藩属体制的衰相就显现出来了。这个衰相与保守和萎缩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衰相比保守和萎缩严重得多，它显示的是这个制度或这种体制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出现的原因在哪里？作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他关注的显然是中央调节边疆、民族关系的能力，或者叫控制力。他将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描述为中央政府对边地各民族政权的控制能力从降低到消失，这是最根本的变化，由此出现的是边疆的那一头民族势力的活跃，像契丹、渤海、回鹘、吐蕃、南诏等等，怎么与朝廷周旋，怎么彼此消长，又纵横捭阖，这些都出现了。一句话，中央与民族地方的关系中前者能力丧失导致后者的崛兴，是本时期的显著特点。
四
以上是作者在本书里对汉唐藩属体制勾画的基本轮廓。
众所周知，对中央王朝和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古往今来，成绩斐然，尤其是汉唐，因其一体性和大一统性，人们关注的更多一些。但是专门性并以著作的形式比较完整地触及，本书还是不多的一种，有其地位。从研究的方法看，正如我在文章的开头指出的那样，本书重在论证，这需要对具体的概念进行澄清和辨析，重要的是怎样使论证的内容合理，富有逻辑性，让人感到是那么回事，自己也能自圆其说。从这个角度立论，我对本书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就这个专题给学术界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作者给出这个说法的依据是历史的，具体说是汉文文献的，而且是文献中的主流观点，也就是说文献中代表中央和朝廷这一方的观点。
对此，我是认同的，而且大多数学者在研究类似的问题时也是同样进行的。但如前所述，不可否认的是，在主流观点的同时，还有地方、边疆和民族自身的观点，特别是在双方（或多方）处在对抗的状态下，如同东突厥复兴之际其首领蛊惑民众脱离唐朝的一番话，“我曾是有国家的人民，现在我的国家在哪里？我在为谁获取国家？”“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婢女”(11)，这种话语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却道出了统治者鼓动人心的动机。这种与中央王朝背道而驰的诉求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哪些地区起作用？结局如何？都需要研究。至于外藩被中原王朝授予爵位，从王朝的角度讲，是外藩从属王朝的表现，王朝可以表现出它的宽厚和大度，表现出天下舍我其谁的姿态；但是外藩自己的动机很可能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或借承受王朝的册封“希望中国在他们国内争夺权利的斗争中提供支持”(12)。双方的想法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任何一方都能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作为今天的观察，尤其是学术研究，我们关注中央王朝的一方，固然是重要的，不可忽略；可是仅此显然是不完善的，对立的一方在与中央的交往中，他们的所思所想，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正如李大龙在书的结尾处指出的那样，藩属地区在走向与中原地区关系日益密切并融入中央王朝的同时，也有一些走上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道路。道路选择之不同，原因多样且复杂，其具体的情景和过程，需要做很好的学术性梳理。中国由小变大，边疆从动荡不定到走向一体，这种趋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仅重视这个事实，还不能说明一切问题；隐藏在这种趋势背后的纷繁复杂、分分合合，更值得我们去研讨。明白于此，更能理解中华凝聚一体的坚固和耐性。这是其一。
其二，与关注朝廷这一方相适应，本书所讨论的藩属体制与国外学者议论的“宗藩关系”“封（朝）贡体系”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国外看中国，从英语的词汇上显示的Chinese（中国汉人）与Huns（匈奴）、Turk（突厥）、Tibetan（吐蕃或藏人）、Khitan（契丹）这些群体是不同的，他们不包括在Chinese之内。而像朝鲜、蒙古、缅甸、越南更是独立的实体，与Chinese的国家是两码事。历史上这些地区（及实体）与汉人组成的王朝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二者的界限是分明的。到后来，他们有的走向了或正在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13)。
中国学者与此不同的是，藩属体制是从王朝的角度出发的。它的本质表现在王朝与它所控制的边疆、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个本质的决定性一方是王朝国家，它把边疆看做是王朝的组成部分，边疆地区的各个政权是王朝的地方性权力构成。由于各个政权的民族属性不同，它承认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政权，但是这些都是王朝的部分而不是其他。古人心目中的王朝本身就是由中心区和外围区组成，由汉人和不同的民族组成。汉人与非汉人的区别不是国家认同的问题，而是文化认同。即便汉人本身也是由诸多民族群体构建，他们之被称作汉人，是文化上具备了汉人的诸种因素。他们对待尚未融入进来的民族，采取的措施是如何使他们进入到这个系统之内。考虑到周边的特殊情况，历朝历代都采取有别于汉人和内地的方法处理边疆问题，藩属体制正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因此，这种制度性的建设，是王朝建构的组成部分，它最终的发展方向则是使中国王朝越来越走向一体化而不是分裂。当然，边疆地区的不确定性也易生发边地势力的外出，而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势力的东来，恰恰是这些势力脱离的助长因素。西方以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去冲击二元构造的王朝外围，这是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冲击”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重要表现，它带给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使中国丧失了它固有的传统王朝的边疆部分地区，二是迫使中国也走上近代的民族国家之路。
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王朝体制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冲突，这种情况只是在清朝中期以后才发生的(14)。此前的中国，正是处在传统的王朝体系的框架之内，即使是用西方的“宗藩关系”“封贡体系”来理解，它也应属于中国这个框架之内的，所以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一书中将它视作中国的东西，如他所说“藩属体制是中央王朝对藩属地区实施管理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532页），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中国人早在王朝初始的夏商周就有这么一套体系，汉唐的藩属体制只不过是在统一国家政权建构之后的表现。我认为这样立论是站得住脚的。
（本文原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2期，第184-188页）
【注释】
(1)这与欧洲不同。欧洲在历史上除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有所谓的文明中心之外，后来的发展进程一般是地区和国家的分别，而不是核心区与外围区的差别。中国的情况，则是核心、外围或中原与四夷区域的互动。这是我在正文里要讨论的问题。
(2)新近的研究则表明：清人关注边疆的问题实际上早在西方影响到来之前的清初开边拓土并使边疆重回国家的版图进程中就开始了，西方东侵只不过加强了这种关注的程度。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3)关于边疆、民族研究的几次高潮，学术界近年来有系统的研讨。马大正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一文里总结了鸦片战争以后和20世纪20-40年代的两次高潮。这个总结又体现在他与刘逖合著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一书中（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5-270页）。
(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分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两个层次的。前一个层次更关注的是民族问题，具体说就是如何鉴别民族成分，采用的手段是既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解读，又到具体的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目的是使各个民族具有确定性（南方待确定的更多一些），在此基础上再针对民族问题而采取各项措施一一解决。此项活动的学术性成果，是所谓的“五套丛书”的编纂。后一个层次集中体现在当时学术界盛行的“五朵金花”研究上，其中之一是研究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要研究汉民族，就要涉及少数民族。这个层次的影响主要限定在学术圈内，而前一个层次的影响就括及到社会了。
(5)参见J.K.Fairban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日）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萌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李凭：《近半个世纪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新总结》，《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他后来对此又做了更深入的论证，参见刘志扬、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7)今人在讨论古代民族的时候，往往直接用“匈奴族”“鲜卑族”“突厥族”称呼历史上的民族群体，就像称呼今日的维吾尔族、满族、壮族那样，但我认为有点太现代了。事实上，古代的这些民族群体与今天的民族内涵还是有诸多差异的，用“匈奴族”“突厥族”去描述历史上的那些人群未必很合适，不如直接沿承文献叫“匈奴”“突厥”或“匈奴人”“突厥人”更恰当。
(8)参见拙稿：《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收入本书；《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姚念慈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6辑（总第8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在这两篇文章里，我只是触及了这个问题，“二元结构”的概念则是在此后读书中体悟的。
(9)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主要是从领土的角度谈论的。参见《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9-63页、98-102页。
(10)这个变动在文献中到处都有表现，但是进行学术性的研究，我最近阅读的书籍中，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论述影响较深（参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而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则勾画出华夏与外系各族界定的动态变化。这部著作虽然不是直接触及中央与边疆的关系，但是论及的华夏扩展过程的动态化，对我们所认为的二元构造有启示性的作用。
(11)见《毗伽可汗碑》，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12)参见（哈萨克斯坦）克拉拉·哈菲佐娃著，杨恕、王尚达译：《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2-123页。
(13)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他对中国传统的疆域和民族是这样看待的：“历朝历代的中国是大体仅指今日所谓的内地18省。汉唐盛世疆域虽西向延伸到中亚，蒙元帝国幅员之辽阔虽为世界史上所仅见，但皆不能维持长久。事实上，中国的北疆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东北（满洲）、内蒙、外蒙、青海、宁夏、新疆、西康、西藏与内地8省连结成为行政上整体的多民族国家，是有清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不懈努力经营的结果。”见《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2页。
(14)费正清将这两种体系称之为“中国世界秩序”和西方的“条约体制”。双方的冲撞表现在19世纪中叶，冲突的结果是“条约体制”的最终确立。参见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第十章“19世纪中国面临的入侵和叛乱”（庞朝阳译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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