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发表过《仆固怀恩充任朔方节度使及其反唐诸问题》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从阿布思和仆固怀恩个案谈起》两篇文章(1)，在前一文里我着重讨论了唐朝铁勒将领仆固怀恩在受到朝廷猜忌之后的心态变化；后一文里又将他与突厥将领阿布思和汉人大臣郭子仪作对比，看看他们在相同的境遇下有什么反映，结论是阿布思和郭子仪比较相似，要么是脱离唐朝逃归漠北，要么是留守原地忍辱负重，行为单一，最为复杂的是仆固怀恩。
时至今日，自己也发表了若干文章，有的问题讨论完了也就不再记得了，可是上述问题始终在脑子里转悠，而且越来越强烈，我想借助《历史学家茶座》，再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为是茶座，大家聚在一起，边喝茶边聊天，没有了学术研究正襟危坐的架势，也没有了烦琐的规则定制，说起话来更惬意，也许更得体，说不定冒出来的想法更好呢！
一
这三个人，郭子仪的知名度最高，他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对唐廷有“再造区宇”之功(2)。说的是郭子仪积极参与平定安史叛乱，协助皇家恢复秩序，是李唐王朝再创的第一功臣。郭子仪的家族因为他变得名声显赫，其一子尚皇帝之女，孙女又嫁给皇帝（宪宗），与皇室关系之亲密，满朝无出其右者。
仆固怀恩出身铁勒贵族。他的家族原属活动在漠北的铁勒诸部之一，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铁勒九姓归唐。此前，唐朝相继征服了漠北东突厥和继其后而兴的薛延陀等势力，铁勒则是唐朝联合的对象，他们这前后也纷纷归附朝廷，唐朝专门设置羁縻府州安置他们，仆固怀恩的祖父仆固歌滥拔延被任命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
按照惯例，仆固怀恩继承了祖上的职位，他的腾达始于镇压安史叛军之中。他原在郭子仪之下任偏将，安史乱起，朝廷的军事力量要么跟随叛乱，要么遭受重创，或远在千里之外，所可调用又放得下心的就是朔方军。作为主帅的郭子仪自不在话下，副将仆固怀恩也立功显赫，而且他是联络回纥骑兵增援朝廷的第一功臣。当时叛军史朝义这一方也在联络回纥，他们要是成功了，说不定形势怎么变呢！但仆固怀恩以登里可汗老丈人的身份最终将回纥拉到了朝廷这一方，结果是肃宗实现了收复长安和洛阳的愿望。这是仆固怀恩最大的功绩。
但是仆固随之也受到了猜忌。原因是他负责安排回纥可汗返国，途经太原时，驻守当地的将领害怕他们联合起来把太原给毁了，没敢让他们进城，也没按照惯例犒劳他们。仆固怀恩十分恼怒：怎能这么不给面子呢！好歹我也是朝廷的命官啊，况且回纥助唐有功，途经你的地盘照样要享受犒赏的呀！于是双方互相指责，向皇帝告状。仆固怀恩在朝里没得到支持，觉得自己冤枉，不被信任，最后抛弃老母，与北部诸蕃联合，又沟通吐蕃，反向朝廷进攻，但不久就暴死沙碛。
阿布思是后突厥汗国的大臣兼将领。这里的后突厥是指唐高宗时期东突厥复兴后建立的政权。随即，突厥就南下频繁骚扰，唐朝的北边很难受。但是到了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突厥内部出现了矛盾，阿布思与其他大臣将领率部众千余帐投降唐朝。为此，朝廷特别赐他汉名李献忠，安置在朔方军，任节度副使，赐爵奉信王，阿布思感觉也挺幸福。但他与安禄山的关系很不好。安禄山是皇帝的红人，集三个镇的节度使于一身，炙手可热。关于二人的矛盾，文献上只是说“献忠有才略，不为禄山下，禄山恨之”(3)，大概安禄山仗着自己受宠，对外来投降的阿布思横竖看不上，而且想控制他。另外，安禄山对西边的朔方军一直有将它收于囊中的企图，阿布思是朔方的将领，安禄山打他的主意毫不奇怪，但阿布思不买账。禄山心生嫉恨，于天宝十一载（752年）借攻击契丹之机，要阿布思协同，阿布思担心自己前去被安禄山收拾了，就向朔方军留后表白不想去的意思，但被留后拒绝了，他索性就逃回漠北，不再与朝廷玩了。
二
三个人的事迹大体上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三人对朝廷的忠诚态度是否与他们的民族出身有关系。
还是先说郭子仪。
郭子仪的一生，是为唐朝奉献的一生，这话一点都不过分。修撰《旧唐书》的史臣说他“天宝之季，盗起幽陵，万乘播迁，两都覆没。天祚土德，实生汾阳。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恳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自秦、汉已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4)。
郭子仪的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功劳大，二是脾气好。功劳大得无人可比，脾气好得无可指摘。
如上所言，安史叛起，朝廷所可对抗叛军的完整势力，就是一个朔方军，身为朔方将领的郭子仪支持肃宗，全力坚挺皇室，成为对抗安史的主力。特别表现在收复被叛军占领的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上面。肃宗收复两京的目的，是为了给全国树立信心，自己也在名分上得到认可。因为他的皇位是与玄宗分道扬镳自立的，虽说玄宗被迫首肯，但毕竟不是那么名正言顺。现在的朝廷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下，不给全国百姓一个交代，毫无权威可树。权威从哪里来？收复两京最明显。而收复的主帅正是郭子仪，清人王夫之说：“收京之役，回纥无血战之功，一皆郭汾阳之独力”，甚至有“汾阳一出而天下熄”的慨叹(5)。话虽有点过头，但基本符合事实。回纥出兵协助朝廷是个重要因素，但这次出兵的人数四千，着实不多，而官军达15万，在元帅广平王（就是后来的代宗）的率领下，实际的指挥是郭子仪。叛军这方有十万，官军正面冲锋，回纥从背后包抄，“斩首六万级，生擒二万”(6)，打得不亦乐乎。
这么大功劳的将帅，按理说总有点脾气什么的，可是郭子仪却无半点居功自傲的神态。相反，他表现出的是宽厚和谦逊，为人相当低调。特别是受到猜忌和怀疑的时候，他不但不抗争，也不理论，任其自然。比如，乾元元年（758年），郭子仪等九节度与叛军安庆绪交战，先是迫使叛军退保相州（治安阳，河南今地），安庆绪求救于史思明，双方又战，结果官军失利。对郭子仪素有忌恨的宦官鱼朝恩，借机诬陷，郭子仪被贬。但他不抗辩，也不抱怨，“无少望，乃心朝廷”(7)；肃宗死，新皇帝代宗即位，另一个宦官程元振也嫉妒郭子仪，说他功高难制，干脆把他的副元帅罢了，郭子仪对此也没反应，相反还向皇帝表白自己的忠诚：“自受恩塞下，制敌行间，东西十年，前后百战。天寒剑折，溅血沾衣；野宿魂惊，饮冰伤骨。跋涉难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8)更令人叫绝的是，鱼朝恩派人把他父亲的坟墓给掘了，侮辱够大的了吧，郭子仪竟然说这不是人为的破坏，而是“天谴”(9)。欺负人到这份儿上了，郭子仪还是不为所动，是他懦弱吗？驰骋疆场、功勋卓著，郭子仪再温厚，对这种侮辱居然不介意，看来仅用性格去解释，恐怕说不通。
我认为，郭子仪之所以忍辱负重，关键的问题还是给他提供活动的空间有限。作为汉人，郭子仪与朝廷的关系是臣对君、子对父、下级对上级，只有奉献忠诚与臣服的份儿。不管是传统有什么影响，现实有多大制约，作为同族的君臣，下级对上级的尊奉不仅被社会认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冒有对君不忠之嫌，甚至被指犯上作乱，这不仅要遭到严厉制裁，还要承受舆论谴责和道德批判的压力，而这压力不止限于本身，而且影响子孙后世。郭子仪活动的空间仅此而已。
与他情形相似的是阿布思。
阿布思虽然投降了唐朝，但旋即又返回漠北。他的来去看上去很自如，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他与安禄山矛盾的具体情节我们所知有限，但从他投唐到脱唐如此之轻易，至少反映出唐朝在他的心目中与他所属的突厥不可相比。换句话说，阿布思对唐朝有多少了解，还是个未知数，他投唐很容易，说来就来，但弃唐也没有多大牵挂，当然安禄山的因素不可忽视，但毕竟离得很轻易，这似乎反映出唐朝在阿布思的心里，还没有到达难舍难分的地步。正因为对唐朝感情不多，阿布思对唐朝的认同就远远小于他对突厥的认同。就像郭子仪一样，阿布思的内心世界也很单纯，他的空间也是一个世界，只不过郭子仪的世界是汉人唐朝，阿布思的世界是胡系突厥。单个内心世界，是阿布思与郭子仪的共同之处。阿布思对唐朝轻易地投或离，特别是脱离，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更多的情感，他对唐朝不存在道义上的责任，没有背叛的心理。阿布思、郭子仪的认同世界是单元的、唯一的，要么是汉人的世界，要么是突厥人的世界。郭子仪要是叛离唐朝投奔突厥，有可能像西汉的李陵那样，承受着汉人世界的惩罚和谴责；更有可能像洪承畴、吴三桂那样，在明清易代之时被视为投降的败类而遭世人痛骂。阿布思投唐是不是受到突厥人的谴责？文献上没有记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突厥人的民族认同感之强，也值得我们留意(10)。至少从他迅速返回漠北的行为上看，他对唐朝的认同感显然还没有建立起来，他内心的世界仍旧是突厥的。
与他们相比，仆固怀恩的内心世界就复杂多了。他是铁勒人，也是唐臣，而且世受国恩。仆固怀恩对唐朝的忠诚，表现在他积极协助政府镇压安史叛乱上面，正如他自己向皇帝表白的那样，“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11)，如果不忠诚，没必要为国家捐躯，既使郭子仪家族为王事死者，也没这么多，仆固怀恩家族的为国家牺牲，确实能证明他对皇室的忠诚。这点，阿布思不论如何也做不到。忠诚皇室，是仆固怀恩内心认同的一个世界。但是在遭受猜忌的时候，他没有像郭子仪那样忍气吞声，而是反叛了，这说明他还有个认同世界，即与汉人对应的胡人世界。如果说郭子仪心理活动的空间是比较纯粹的汉人世界、阿布思的空间是突厥人世界的话，仆固怀恩则游荡在汉人与胡人两个世界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
民族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内部自我意识比较强烈的成员不是居住在民族腹心地区的，而是那些与外族交往频繁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什么如此？因为“民族自我意识是在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被唤醒的”(12)。我最近阅读了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与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二书(13)，这两部作品给我最大的刺激就是“边缘”问题。按照王明珂的说法，一个圆的关键部位不是圆心，而是边缘的线条。你在圆心之内任意涂抹，都不会改变圆圈本身，而边缘则是决定圆的特质部分。作为民族，只有处在不同的族群之间，才有彼此的分别(14)。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效应。而早在此前半个多世纪的拉氏，他在那本著名的作品里就特别强调，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夹着一个中间的、过渡性地带，这个地带的南部大体上倾向中国本土，而北部则倾向于游牧。这种过渡性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比较轻易地依附于强盛的一方(15)。(www.xing528.com)
拉氏的贡献在于他向世人提出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交叉过渡性地区的概念，这个地区的特性是游移不定的；王明珂则强调族群的交界地区是引发民族意识的根源，潘蛟同样认为民族交往互动导致彼此意识的上升。如此看来，作为不同民族的群体，只有当他们彼此交往和联系的时候，才有分别你我的可能和必要，而民族的分别和共处，在我们所谈及的唐朝中期，特别集中在长城沿线。广义地说，长城以北属于传统的游牧势力范围，以南则是农业社会。郭子仪和阿布思都成长在南部或北部的文化纵深之地，他们接触的文化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意识也是比较单纯的。仆固怀恩则处在南北两种文化之中，他生活的地区和周围的环境恰恰就属于上面说的“边缘”地带，这个地带具有模糊不定和游移的特点，用拉氏的话说，“如果他们愿意而且有利可图的话，他们可以选择，或是与过渡地区的草原一方联合，或是与长城一方的汉族联合”；“在整个中国力量胜过草原时，他们会乘地方势力低落时脱离草原，投向中国”(16)。也就是说，仆固怀恩面前可供选择的既有汉人的世界，也有胡人的空间，当朝廷器重他，给他以优厚待遇和地位时，他就忠于朝廷；相反，当朝廷怀疑他、猜忌他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脱离朝廷，投向胡人的世界。当然，在具体的行为上，仆固怀恩是忠唐还是叛唐，他的内心还是充满着矛盾和激烈的斗争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有奶便是娘那样轻易地行事。实际上，仆固怀恩叛唐背后的复杂心态，正是他多年接受汉化影响和熏陶的结果。试想在他变成汉人之后，他的行为可能更像郭子仪，否则，他就要承担汉人世界的道义责任。事实上，他的举动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指责了。仆固怀恩的上述表现，说明他没有完全变过来，脚踏两只船，处在胡汉的交合之中。这就是他比郭子仪和阿布思矛盾的地方。
［本文原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9辑）2007年第4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2-147页。该文因体例要求，删除了注释部分，此处收录的是包括注释在内的最初稿本］
【注释】
(1)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民大史学》（1），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后者又收入本书之内。
(2)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见《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4)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5)见《读通鉴论》卷23《肃宗》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6)见《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7)见《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8)见《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
(9)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10)参见《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见《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
(12)见潘蛟：《民族定义新探》，马启成、白振声主编：《民族学与民族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六十二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3)前者系唐晓峰译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者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
(14)见《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45页。
(15)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6页。
(16)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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