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灵州的战略地位与变化

唐朝朔方军治所灵州凸显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

我以前曾经撰写过一部《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专著⁽¹⁾，具体讨论了朔方军的建立、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也论述了朔方军在发展中经历的比较典型的事件和人物，但是，这部作品对朔方军所依托的地理条件，特别是该军为什么会选择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作为治地，并没有细致地讨论。而朔方军在唐朝军事布局中的战略功能，特别是安史叛乱前后在维护朝廷、稳定社会局势中的作用，是其他节度使军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朔方军之受到朝廷的看重乃至世人的推崇，也就毫不奇怪。如此重要的军队选择在什么地方安置，这个地方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写此文就是想要探索一下灵州在唐朝的战略地位的确定及其变化的过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上述作品的缺憾⁽²⁾。

一

灵州灵武郡的建置可以追溯到西汉。这里引证如下几条史料。

第一，《通典》卷173“灵州”条云：“今理回乐县。春秋时秦地，始皇属北地郡，二汉皆因之，晋亦同。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镇在河渚上，旧是赫连果地，至明帝置灵州，初在河北，后于果园所筑城以为州，今郡是也。后周又置普乐郡。隋初郡废，炀帝初，置灵武郡。大唐为灵州，或为灵武郡。”⁽³⁾

第二，《太平寰宇记》记载：“春秋及战国属秦，及秦并天下为北地郡。汉即富平县之地。后汉永初五年（111年），西羌大扰，诏令郡人移理池阳，至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归旧土。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后，置薄骨律镇在河渚上，旧赫连果城也。孝昌二年（526年）置灵州。按《括地志》云：‘薄骨律镇城以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曰灵州。初在河北胡城，大统六年（540年）于果园复筑城，以为州，即今之州城是也。’按陆恭之《风土记》云：‘朔方故城，太和十年（486年）改为沃野镇。’至后周又置普乐郡。隋开皇初郡废，炀帝又置灵武郡。”⁽⁴⁾

第三，《读史方舆纪要》说：“属北地郡，后汉省……后魏亦置灵武县于此，属灵州。后周改置建安县，又置历城郡治焉。《括地志》：‘后魏永和初，平三齐，尝徙历下人居此，周因置郡曰历城。隋开皇三年郡废，十八年改县为广润县。仁寿初避太子讳复曰灵武县，属灵州。唐因之。’”⁽⁵⁾

综合上文，灵州的行政建设，自秦始皇统一之后，于该地设立北地郡，到西汉始置富平县，至北魏明帝时始有灵州这个名号；此后又有普乐郡、灵武郡等建置的变化，到唐朝建国，称为灵州。灵州之名称的由来，“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⁶⁾。

唐代的灵州沿革，《旧唐书·地理志》说：“武德元年（618年），改为灵州总管府，领回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五县……贞观四年（630年），于回乐县置回、环二州，并属灵武都督府……二十年（646年），铁勒归附，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永徽元年（650年），废皋兰等三州。调露元年（679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开元初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天宝元年（742年），改灵州为灵武郡。至德元年（756年）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升为大都督府。乾元元年（758年），复为灵州。”⁽⁷⁾这是就灵州的整体情况着眼的。

唐代灵州的治所在回乐县，也是本文中朔方军的治所，最早的建置是西汉的灵州，系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置⁽⁸⁾。《隋书·地理志》说：“回乐，后周置，带普乐郡。又西魏置临河郡。开皇元年（581年）改临河郡曰新昌，三年郡并废。大业初（605年）置灵武郡。”⁽⁹⁾《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回乐县，本汉富平县地，属北地郡，在今县理西南富平故城是也。后周置回乐县，枕黄河。”⁽¹⁰⁾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析置丰安县；贞观四年又在此地置回州，丰安县隶属回州。贞观十三年（639年）州废，丰安县亦省。唐属望县⁽¹¹⁾。按《唐六典》县制，唐的县直隶于州（短期又改州为郡），县则根据其地位而分成京县、畿县、望县、上县、中县、中下县和下县七个层次⁽¹²⁾。其中京县是指长安等城内的属县，城外者谓畿县，其余大多数县是根据人户多少而分作等级层次的⁽¹³⁾。望县高于诸县而低于京畿内外诸县，其品秩《六典》则无记载，按京畿诸县令为正六品上，上县令为从六品上⁽¹⁴⁾，则望县县令之品秩，应当是正六品下。又按《唐六典》所列望县八十五，内中没有回乐，是否说明在《六典》编修完成的玄宗时期该县尚未成为望县，而望县地位的获得，应当与肃宗即位灵武并提升其地位有关？地位于今灵武市西南，在黄河东岸。根据学者的研究，唐朝的灵州旧城（即回乐县城）建立在今灵武之西南十里左右的河渚之上，如上引《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明朝时因遭黄河冲击，先后向北和东北转移，即今天灵武市所在地⁽¹⁵⁾。

顺带一说，唐朝除了灵州治所回乐县之外，还有一灵武县。《元和志》说：“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城。天和中于此州东北置建安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为大润县⁽¹⁶⁾，仁寿元年（601年）改为灵武县，移入胡地城安置。”⁽¹⁷⁾《隋书》也说灵武“后周置，曰建安，后又置历城郡。开皇（583年）三年郡废，十八年改建安为广润，仁寿元年改名焉”⁽¹⁸⁾。唐武德五年（622年）移旧灵武县于此⁽¹⁹⁾，灵武在唐为上县，位于黄河之西，在今永宁境内，与今灵武市较远，且中间有黄河相隔。

二

以回乐为治所的灵州（灵武郡）在唐朝所处的地位之重要，清人顾祖禹有一段分析，应当是鞭辟入里的，我这里引用他的相关描写如下：

（宁夏）镇为关中之屏障，河、陇之噤喉。汉滨河置障，畿辅缓急，视北地之安危。晋边备不修，雄疆尽成戎薮，故泾、渭以北遂无宁宇。后魏既并赫连，缘边列镇，薄骨律与高平沃野相为形援，而后关、陇无祸患者几百年。西魏以迄周、隋，亦以灵州为关中藩捍。唐开元中建朔方节度于此，用以捍御北方，士马强盛，甲于诸镇。及天宝之乱，朔方僚属崔漪等谋曰：“灵武兵食完富，若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因共奉笺迎太子，遂为中兴之本矣。广德初仆固怀恩以朔方叛，与吐蕃、回纥共肆狓猖，戎马遂入于郊甸。郭子仪收复朔方，中外之防，藉以少固。迄于唐之末造，朔方犹列版图，窥伺者未敢争也。⁽²⁰⁾

这段引文，顾祖禹表达了四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唐以前此地战略上的地位，即处于胡汉交往之中间，是勾通南北的咽喉。第二，唐朝朔方军居此地捍卫关中，维系国家的安稳。第三，朔方军迎接太子即位，并由此剪平安史叛乱，是中兴之本。第四，中期曾发生了仆固怀恩叛乱并与吐蕃、回鹘勾结进攻朝廷的事件，郭子仪挺身收复朔方，亦为稳固朝廷而尽力。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事情。灵州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本文所要讨论的，仍旧是这个问题。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朔方军之建立，为什么选择灵州（回乐）为驻地？其次，我们在此基础上再讨论朔方军治下的灵州战略地位的转变问题。

第一，先谈王朝战略布局的特点。

朔方军（节度使）与其他九节度、经略使组成拱卫长安、洛阳为核心的外层防御体系，是在玄宗开元末、天宝初形成的⁽²¹⁾。这个“式遏四夷”的体系之所以形成⁽²²⁾，是唐廷与周边各族势力攻守关系转变的产物。至少在高宗之前，唐廷经营周边的战略以攻势为主，此后因遭受吐蕃的进攻与东突厥复兴之后的不断南下骚扰，唐廷的战略转向防卫，于是构建防御体系，就成为稳固中原王朝的边疆战略了⁽²³⁾。朔方军等十节度使体系的组建，就是这种形势转变的结果。

具体到朔方军，它在整体防御系统里处在什么位置？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严耕望先生在《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一文里对朔方军的作用有如下的描述：

灵州灵武郡在唐都长安之直北微西一千二百里，边疆诸州之去长安，此为最近，且无高山险阻，大河隔限，故与中央之关系亦视其他边州为切。加以地当黄河上游水运之要冲，北出塞外之坦途，故中古以来，北方强敌入寇，中国大军出击，皆以此为重要孔道。当唐盛时，自东北迄西北边疆置八节度使，朔方节度治灵武，亦最居中，北制回纥，南蔽长安，在军事上具有外御强敌、内卫京畿之双重作用。⁽²⁴⁾

王永兴先生在论述朔方军的具体作用时说了两条理由，其一是朔方军的地理位置与京城最近，具有特殊性；其二是它有效地阻止东突厥势力南下对唐廷的骚扰，直接保卫京师和关中地区⁽²⁵⁾。这两条因素与严先生的论述旨意基本上是相近的，只不过王先生所说朔方军直面东突厥较严先生的“北制回纥”更加确切。这样看来，两位先生所阐述朔方军之重要的理由，一是地理形势，二是军队本身保护京城的直接功能。后者又直接受制于前者。为什么朔方军所处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呢？我认为这与唐朝都城所在的全国性布局有直接关系。

我在《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一文里曾论述了隋文帝杨坚在剪除尉迟迥叛乱之后对行政布局进行的统筹安置，其中有一句说道：“对相州的改制，最终结束了中国北方区域性都城建构的模式，重新回复到秦汉帝国以关中制衡全国的格局当中。”⁽²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隋朝统辖全国的战略布局是将都城定在关中，以关中制衡关东，进而控制全国。其构建始于西周，秦统一全国后又在此基础上形成固定的格局。这样的局面，是与周人势力所据的根据地有密切关系；而秦向来以西北为中心，其情形与周人相似，他们以关中为自身稳固的后方，以此控制东方和南部，是他们建设国家政治结构的地缘性基础。在古代中国，当一个政权建立的时候，这个政权以什么地区为核心根据地，是与其政治势力有直接关联的。王德权教授在论述中国古代国家权力形成的空间架构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在古代中国生产力相对微弱、各地域社会之间的水平联系有限的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形成，多表现为一个核心地域集团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建构，联系核心权力与地域社会。在这个脉络下，政治过程表现为‘核心—周边’的空间扩充，形成‘王畿与四方’的政治空间格局。”⁽²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本质上仍旧是传统王朝构建的途径所决定的。我在以前发表的几篇文章里也有不同程度的说明，大体的意思就是：

由于早期王朝是以一个政治集团为核心，以它们居处的地域为中心建立政权，他们遂以此集团和根据地为准向周边扩展，于是就形成地域上的核心腹地与周边外围的二层结构；在统辖的族群上，也以自身群体为核心，居处核心腹地（即指中原）；与之对应的则是周边外围地区的非核心族群。这种内外双重结构，就是王朝发展的特征⁽²⁸⁾。当内层结构的力量大于外层，政权就向外围扩展，反过来外层势力也会趁着内层势力的衰弱而朝向中原发展⁽²⁹⁾。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这种内层与外层的划分，完全是从王朝自我建设的宗旨出发的，在主权民族国家产生以前的古代，王朝以自身为核心考虑周边各种政治势力，是一个普遍的方式。隋唐王朝之以关中为核心而控制山东和南部，则是因为其统治集团如陈寅恪先生概括的关陇贵族集团所决定的，而关陇集团则是西魏宇文泰在与东部的东魏（北齐）抗衡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正是这个缘故，宇文泰制定适应当地发展的“关中本位政策”，并将其视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³⁰⁾。隋唐二朝的统治集团正出于关陇，所以隋唐创立政权之后，就自然以关中为本位，以此制衡山东和南部，形成一统性的王朝国家⁽³¹⁾。这也如同毛汉光所谓的“核心区与核心集团”发展的脉络，是当时社会形势下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现象⁽³²⁾。这样看来，至少从中原王朝的角度考虑，西部关中地区成为国家的核心腹地地位的确定，隋唐王朝主要是承继了北周的政治遗产，即以西北控制全国的格局的自然演化的结果⁽³³⁾。

如果从这样的地缘政治角度出发，隋唐考量的因素还不只限于内部，外在的形势同样迫使隋唐必须如此安排布局：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的突厥势力，曾经纵横于大漠东西，成为亚洲中部以东的强盛势力，就唐朝建国之后北方面临的政治势力的威胁而言，东突厥无疑位居之首⁽³⁴⁾。这也正因应了那样的情境：“地缘政治中存在着明显的边际效应，它可以表述为：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地缘的远近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³⁵⁾突厥对唐朝构成威胁的区域，以关中北部的河套地区为要。这也迫使唐朝不得不将这个区域列入整个王朝防御的重心。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征服东突厥之后，唐廷在这些地区采取的经略方式，以关中北部渭水盆地至横山山脉间设置原州、鄜州两都督府，以为洛水中上游接延水流域，是为第一道防线；这之外设置灵州、夏州二都督府，位于河套南缘、横山山脉北麓，组成第二道防线；这之外则设置燕然都护府以统铁勒、回纥诸部，单于都护府以羁控突厥，又在丰、胜等州置都督府统领军队，意在阻河为守，内以巩固河防，外以支援两个都护府。“这样南北三列军事防御层，而且东西相对呼应，外加东边隔河的河东道可以从东方随处支援。这个防御体系，可谓组织相当严密，京师长安可以高枕无忧”⁽³⁶⁾。

第二，再谈朔方军选择灵州为本部驻地的问题。

明晓了唐朝经营全国战略布局的核心，与北方强势力量对王朝构成的威胁所在，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关中与关中北部地域，一直成为本文所讨论的时代的核心，不论是从进攻的一方而言，还是从防守的角度而论，均是如此。这样，灵州与河套地区诸地，就成为唐朝十分看重的具有全局性的核心战略地区⁽³⁷⁾，当然，灵州是以保卫王朝核心腹地的外围防线的核心区而凸显作用的。那么，整个河套地区对唐廷都很重要，为什么朔方军偏偏选择灵州为其驻地的治所呢？

朔方军选择灵州回乐县为其治所，现存的文献没有详细的交代。按突厥复兴之后，他们进攻唐朝北部边地，所选择的地域主要集中在河套正面，中宗时期唐将张仁愿所修三受降城以及河外之1800所烽燧系统，也主要集中在河套之北部⁽³⁸⁾。而灵州地处河套之西南边缘，与河套中心区尚有距离，唐廷不在河套正面选择朔方军驻地而看中灵州，可能与灵州地理条件有关。

首先，灵州所在地区水土丰沃，自然条件为整个河套地区之冠，向来为以关中为本位的王朝所看重和倚赖。此地早在唐以前的北魏，就有“开富平西三十里艾山旧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万余顷，人大获利”的记载⁽³⁹⁾，说明此地资源条件比较优越，这对多达数万人本部军队的治所，是考虑的优先因素，按朔方军组建时期的军队人数大体上是在六万四千七百人左右，其中仅在治所灵州城内的经略军就达二万零七百人⁽⁴⁰⁾，如此庞大数量的军队驻地，如果当地粮草不能充分地供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唐廷选择这里做朔方军本部驻扎地，与这里自然条件，特别是农垦耕地开发所积聚的粮草，当有密切之关系，史籍上有关屯田的诸多记载，即是此地优越条件的反映⁽⁴¹⁾。

其次，灵州治所距离都城长安仅一千二三百里⁽⁴²⁾，远较其他节度使驻地为近⁽⁴³⁾；另一个较近京城的节镇是河东的太原，而太原向来有北都之称，是唐高祖起兵之地，在唐廷的位置向来就不一般。唐朝设置河东与朔方二镇，目的就是让它们成犄角之势，东西夹击南下的突厥。河东位居长安之东北，尚不如灵州那般直面长安，而以河套为进攻之地的灵州，所受北部势力威胁的程度，远远高于河东，换句话说，河套地区对长安安全的重要性，当时是无出其右的。这样的战略就决定了灵州战略的重要。作为一个指挥关中北部包括几乎全部关内道的大军区指挥中枢，既不能太靠近前线，也不能距离京城过远，靠近河套北部，则与突厥直接面对，总部面临直接的威胁，而当地的环境也不如灵州，所以选择既可指挥前线作战，又能与京师本部保持联系的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有“国之北门”称号的灵州⁽⁴⁴⁾。

第三是灵州战略地位转移的问题。

那么，在灵州成为朔方军驻地之后，它的命运如何呢？我在《唐朝朔方军研究》一书里曾经论述过朔方军建成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自身也经历了十分突出的变化。限于篇幅，我这里只列出朔方军在德宗时期经历的变化过程，进而证明灵州战略地位所发生的转移。关于这个变化，严耕望先生早就进行了总结，它将灵州与朔方军在唐后期的地位归结为：“中叶以后，陇坂以西陷属吐蕃，长安通西域之南北两驿道皆没蕃境，于是灵州不但为中国北通塞北诸蕃之孔道，亦为西通西域之孔道。且其时，国境去长安仅四五百里，吐蕃屡逼京畿，而卒不能得志者，亦赖此军之强大，与灵武在右翼牵制之奏功也。故灵州朔方军在唐代西北交通与军事形势上极具重要性。”⁽⁴⁵⁾这个概括，我认为大体上是合适的。然而若仔细分析，还可以做得更具体一些。

首先，灵州在唐朝前期的战略地位，如上所述，它是朝廷在以西部关中为都城的核心区的基础上确立的统辖东部与南方的全国性格局上形成的，因此灵州的战略地位，不是一般性的、区域性的，而是全局性的，是保卫都城核心区北部的战略地区。这是灵州在前期地位的特征。

其次，正如我在《唐朝朔方军研究》一书中所论，经过安史之乱，朝廷开始对包括朔方军在内的军队进行整治，整治的目的是试图削弱此前形成的大藩势力，其前提则是对军队将领不再信任的观念盛行，而朝廷失去信任将领直接源自身为三节度使安禄山的犯上作乱。在此情况下，朔方军虽以忠诚见称，也难逃朝廷的猜忌。于是，朔方军不论从建置上面，还是控制的地区上面，乃至军队人员与物资配置等方面，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到德宗上台之后，朔方军就被肢解成为八个节度使，原来的区域也被分解成若干了。除了朝廷有意削弱朔方军的企图之外，后期的边防形势之变化，也是该军被肢解的重要原因：朔方军之成立的目标，就是针对北部突厥而设立的，突厥已经不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草原回鹘势力与朝廷的关系和缓，够不成使朝廷担心的威胁；而青藏高原的吐蕃，则趁势吞并河西陇右大片唐土，甚至直接威胁长安，于是朝廷将北部的防务转向西部和西北，就成势所必然。朔方军被肢解为八个防镇，即文献所谓京西北八镇，就是因应此种形势的结果。于是，以前盛大的朔方军，虽然还有其名称，但实力已非同昔日可比了。严耕望先生所说的灵州与朔方军后期的作用，应该在这种背景下理解，我觉得更合适一些。

另外，后期灵州的战略地位，整体上讲要小于前期，虽然它也具有全局性的地位。这是因为后期的朝廷所关注的事情，不再是像前期那样指向北方的草原或河西走廊的西域地区了，它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地方（尤其是河北藩镇）节度使不服从中央的管制上面，换句话说，后期的中央政府主要被内政的紊乱牵扯精力，使它无暇关注周边外围特别是西部成为吐蕃一统天下的事情。当然，这是就整体情况而言的，后期朝廷关注西部的最大事项之一，就是宪宗时期西北沙陀人抛弃吐蕃而投往唐朝本土之事。沙陀人从西域纵深腹地（今新疆吉木萨尔）逃往东部的时候，所选择的道路就是灵州⁽⁴⁶⁾，在灵州滞留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被调往东部的河东北部地区，后来就成为晚唐政局纵横捭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突出的势力⁽⁴⁷⁾。另一个也能反映灵州沟通西北角色的例子是晚唐沙州地方势力张议潮起兵建立沙州政权的事件。沙州政权被朝廷册封为归义军，他们与朝廷的联络，也主要是通过灵州为中转站的⁽⁴⁸⁾。尽管如此，我们了解灵州的战略作用和地理位置的重要，倘若与前期比较起来，我认为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其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唐廷战略的转移，即从重视西北和北方、重视北方族群势力及其政权，转移到东部的内政。随着这个转移，灵州的全局性战略地位，就下降到名义上的全局性而实际已经沦为某种区域性的地步了。

附带一提，只要唐朝以关中为核心统辖全国战略局面的存在，灵州全局性防御性的战略地位就不会丧失，虽然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灵州全局性战略地位的丧失，是在王朝以西北关中控制全国的这种格局转变之后出现的，那就是北宋以后，王朝开始选择东部，特别是河北中北部的北京为全国核心所构建的新型战略格局开始以后，作为西北一隅之地的灵州，虽然不失顾祖禹所谓“灵州失，则宁夏隔为外境而环（庆）、固（原）危，环、固危则陕（西）危”的估测⁽⁴⁹⁾，然而这种地位已不再具有全局性，至多是区域性的了。此后的王朝核心地区，已经从关中移往东北部，全局性的问题也跟着转往那里，包括灵州在内的西北地区，其战略地位，就从全局性转变成为局部性的了。

（本文是为参加2009年9月在宁夏灵武市举行的“灵武建县2200周年庆祝活动研讨会”撰写的论文）

【注释】

(1)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有关灵州及周边地区的论述，主要有张维华：《古代河套与中国之关系》，《禹贡》6卷5期，1936年；胡肇封：《河套国防史略》，《文化先锋》6卷14期，1946年；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城译名考》，《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中研院历史研究所，1971年；严耕望：《唐代长安灵州道及灵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卷1期，1972年；马俊民：《谈唐肃宗以灵武为兴复基地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杨文炯：《唐蕃灵州之争》，《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380-428页；樊文礼：《唐代灵、庆、银、夏等州界内的侨置府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孟广耀：《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0-122页；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1-73页、323-328页；穆渭生：《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7-342页；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3-112页。

(3)见《通典》卷173《州郡三·灵州》，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522页。

(4)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59页。

(5)见《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十一·灵武城》，贺次君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44页。

(6)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灵州》，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1页。

(7)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5-1416页。《太平寰宇记》所记相同，见该书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第759页。(www.xing528.com)

(8)按《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记载北地郡属县十九，其中即有灵武、灵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6页。

(9)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3页。

(10)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灵州·回乐县》，第93页。按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1《关中》谓“寰宇记：后魏置回乐县，城枕黄河。”（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今本《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回乐县》（第760页）所记为“后周”而不是“后魏”，不知孰是。

(11)见《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72页。

(12)参见（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79《新旧唐书十一》“赤畿望紧上中下辅雄”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683-684页。

(13)见《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3页。

(14)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177页。

(15)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灵州·灵武县》，第94页。

(16)见《唐六典》卷30《三府督护州县官吏》，第751-752页。

(17)按该书校勘记，大润应作“广润”，仁寿元年改大润。见《元和郡县图志》，第119页注释21。

(18)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第813页。

(19)见《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第765页。

(20)见《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十一·宁夏镇》，第2941-2942页。

(21)见《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47-6851页。

(22)见《通典》卷173《州郡二·序目下》，第4479页。

(23)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8-438页；雷家骥：《从战略发展看唐朝节度体制的创建》，原载《简牍学报》第八期（1979年），又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24)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224页。

(25)参见王永兴：《论唐代前期朔方节度》，载同作者：《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6)见拙文：《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7)见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5期，2006年5月。他对这个理论的具体阐述，见《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关于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新史学》（台北）第14卷第1期，2003年3月。

(28)关于王朝内外分层的论述，许倬云先生有核心区、边陲区及其中间区的划分，见《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同作者：《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大龙的著作《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则是专门性的研究，可参阅。

(29)参见拙稿：《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民族史研究》第6辑（总第8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民族史研究》第7辑（总第9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又收入本书）；《传统与近代的对接——从地域和民族角度论述中国传统王朝的近代境遇》，耿昇等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收入本书）。

(30)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页、48-49页。

(31)在这种局面下的关中之地位，就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如同清人黄恩彤所谓“关中据天下之上游，古称百二……唐资之以铲削群雄，俘擒李（密）、窦（建德），岂止人谋之臧哉，形便势利故也”。见（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读史漫录》卷7“唐高祖至玄宗”，李念孔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00页。关于关中的形制，参见史念海：《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同作者：《河山集》第4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32)毛汉光将陈寅恪的“关陇”理论中的核心区与核心集团的观念提炼并用于研究北朝与隋唐诸政权的情况，详见其著作：《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一书所收各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3)严耕望先生从交通角度谈到唐朝的布局时说道：“大抵唐代交通以长安、洛阳大道为枢轴，汴州（今开封）、岐州（今凤翔）为枢轴两端之伸延点。由此两轴端四都市向四方辐射发展，而以全国大都市为区域发展之核心。”这个布局应该就是建立在以关中统摄全国的基础上的。按，本文中的关中核心区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唐前期，后期因安史叛乱而使形势发生转变，与前期有诸多差异，因此内容溢出本文范围，此处仅点到为止。严文见《唐代交通图考》序言，第5页。

(34)见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35)有关唐朝建立之后与东突厥的关系，参见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1-264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8-214页。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5-205页）集中了突厥与唐朝和战的史料，可参看。

(36)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第316页。严先生这里讨论的是河套地区的防务，前期唐朝整体的边防格局的构建，参见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孟文所论全国性边防格局的确立，也是以北方（尤其西北）为中心的。康乐对河套桑乾盆地的战略作用有较详细的讨论，见《唐代前期的边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79年，第81-86页。另可参见易毅成《隋唐之际关中安全的战略构想与施行》，该文涉及隋文帝、炀帝和初唐关中的防御布局和安排的具体细节。文载唐代学会编委会编：《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37)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是对河套地区整体防御战略的专门研究，可参阅。关于该地的地理自然环境，参看王天顺：《河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52页；有关该地区古迹踏查，参阅王北辰：《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的相关文章，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

(38)关于三受降城防御体系构建的具体情况，参见拙文：《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又收入拙著：《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39)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回乐县》，第93页；参见《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回乐县》，第760-761页。此地自然条件，参见王天顺：《河套史》，第35-37页。

(40)《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记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灵州三十七屯。”第223页。参见《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036-6037页；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第六章《唐王朝北边边城的修筑与边防政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41)根据严耕望的研究，灵州通往长安常走的两条道路，东道一千二百一十里，西道约一千三百六十里。见《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226页。

(42)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距京城二千里；范阳治所幽州，距京城二千五百里；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距京城一千三百里，其他的则更加遥远了。参见王永兴：《论唐代前期朔方节度》，《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294页。

(43)朔方军初期的军队人数，参见《通典》卷172《州郡二·序目下》，第4480页；《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86页；《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正月条，第6848页。这六万四千多人的军队应该是朔方军正规编制的初期，后来的发展应当超过了十万，参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64页。

(44)《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说：“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第3464页）这是就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讲的，此前朔方主要抗衡的是“猃狁”，即北方的突厥。

(45)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224页。

(46)《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记云：“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首领朱邪尽忠与执宜）悉众三万……款灵州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部盐州……顷之，希朝镇太原，因诏沙陀举军从之。”第6154-6155页。参见张云：《沙陀早期历史初探》，《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号，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

(47)关于沙陀人在代北发展的情况，可参阅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48)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四章“张淮深代守归义及其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49)见《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十一·宁夏镇》，第29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