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北方边地长城区域研究成果

再论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

我以前曾经发表过两篇文字，论述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角色和地位问题⁽¹⁾。经过前后思考，感觉还有深论的必要。

这里还得声明，所谓的“长城区域”是今天我们研究它赋予的概念，在唐朝时期，至少留存下来的文献和史籍中，我们尚未发现当时人有这样固定的称呼。然而，时人没有约定俗成的叫法并不妨碍我们今人研究的时候给它再生，关键是这个叫法能不能反映唐朝那个时代该区域的基本特征。从这个角度说，我以为“长城区域”是能够反映唐朝的地区分域的特征的。

什么是“长城区域”呢？“所谓长城沿线，是指隋朝以前所修的长城工程，包括秦始皇时期的万里长城、汉代延伸至河西走廊的长城烽燧、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修筑的相关地段等，大体上涉及到唐朝的河北、河东、关内和陇右四个自然道和40多个行政性的州府”⁽²⁾。长城区域的划分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地区的特性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我从以下几个角度再试图论述。这里还得说明，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被吐蕃攻占，本文所谓后期的长城区域，主要是指河北、河东、关内三道之内的地区了。

一

正如我们以前谈到的那样，唐朝的地缘结构是由内部的本土核心与周边外围两个层次组成的，我们把它称之为“二元结构”。这不是唐朝的发明，而是延续古人的传统⁽³⁾。唐朝在这个方面之有别于古人譬如秦汉，是它的控辖范围超出了前朝。秦的疆域范围，基本限定在农耕地区⁽⁴⁾；西汉中期则北逾鄂尔多斯高原，西出河西走廊。唐朝在北部和西部则不仅超出秦朝的农耕范围，更使西汉的扩展相形见绌。但是，要说明一点，这只是唐朝三百年间最大的区域。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叙及唐朝整个版图时列举了三幅图，分别是高宗总章二年（669年）、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和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的⁽⁵⁾，其中第一幅所绘疆域最大，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分别征服东、西突厥，漠北铁勒诸部纷纷降附唐朝之后的版图；后两幅所绘则是突厥复兴、回鹘强盛之后的唐朝疆域。按照谭先生的说法，唐朝的疆域，是以政府控制和管辖的权力为准，他以羁縻府州为例，说：

设在边外各族原地的羁縻州，“或臣或叛”，在其臣服时有些是可以列入版图的，既叛之后，便应承认其民族自主权，划归境外，不应视为境内的叛乱区域。有些地区的羁縻州先有一段时间服属于唐，后来为邻国所吞并，也应承认领土主权转移。⁽⁶⁾

这段话表述的核心意思，就是唐朝的疆域是变动的，而不是恒定的。其中唐太宗和唐高宗征服了漠北诸势力之后所形成的疆域最大，但这也仅仅是一时，后来就缩小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与“二元结构”的特性有直接关系。

“二元结构”就是王朝的疆土由本部核心与周边外围两个部分构成。本土核心地区就是冀朝鼎所称的“基本经济区”，“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中央集权的国家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⁷⁾“基本经济区”之外的就是周边和外围地区，其特点是：

本土核心区是王朝存在的基础，外围地区是王朝强盛的条件；如果丧失了外围地区，王朝可能会受到制约，被削弱，但不会致命；一旦本土核心区丧失掉，王朝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本土核心与周边外围这两个层次的区域，对王朝而言，其地位和意义，在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⁸⁾。相对于本土核心区，外围区具有明显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其变动既取决于王朝本身的实力和控制的能力，也取决于周边势力的升降。在唐太宗时期，王朝的势力强盛，有效地征服了东突厥，旋后又并合西突厥连同漠北其他势力，外围地区扩展，唐朝的版图随之增大。第一幅地图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第二、第三幅则是周边势力强盛后的地域划分，东突厥复兴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回鹘势力重新控制了草原，足以说明外围地区的易变。这是我们了解长城区域的前提。

二

事实上，这个区域发生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典型，该区域集中了当时社会的大部分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是唐朝的一个主要的、摆在统治集团面前不可回避的事项。美国学者巴克斯说：要对中国“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就应该将它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进行彻底的考察”，“没有对中国历史上边疆的重大问题的透彻了解，要对中国历史作详细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的”⁽⁹⁾。这是他的经验之谈，而情况也的确如此。撇开其他王朝不说，谈唐朝的事情离开了民族，有许多事就说不清楚，虽然有学者说唐朝的思想文化整体上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外来的只是部分和点缀，且停留在表层⁽¹⁰⁾，但就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刺激程度而言，不论在前期还是后期，都是十分明显的。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周边地区生活着众多的民族，这些区域具有值得研究的内容，其特性分明，那么，周边所有的地区在唐朝是不是表现得都一样？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同样是民族地区，东西南北的民族及其所在的区域在唐朝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这里就有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我这里也不妨借用专业人士的一个研究成果：

地缘政治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因此，地缘政治首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行为体之间基于地理环境的竞争—协调过程。同时，从静态来看，它是行为体之间以地理空间形式展现的以竞争为主的竞争—协调关系……地缘政治本质的核心是竞争，协调正在作为新的属性成分开始介入地缘政治的内核，而竞争或协调都是在地理环境中进行的。⁽¹¹⁾

通俗一点说，所谓的地缘政治就是指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或有关联的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如何调整它们的关系。就唐朝而言，它的前期和后期地缘政治的重心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唐朝内外结构中的各种势力与王朝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以后期为例，值得我们留意的地区主要有三块，即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以河西走廊为核心的包括青藏高原的西部、以南诏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这里先讨论后二者。

首先是西部地区。这里又分成河西走廊到西域的广阔地区。在后期的王朝眼里，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显然是大大下降了。其主要原因是唐朝遭受安史叛乱之时，“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¹²⁾，《资治通鉴》说：“吐蕃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¹³⁾西域腹地之安西、北庭等都护府旋后也沦陷于蕃⁽¹⁴⁾。唐朝丧失了广阔的西部地区，首都也曾一度被吐蕃攻克，虽很快收复，但长安以西的不远处即为吐蕃所有，所以唐朝的防线即开元天宝时期的河西、陇右、剑南三道对付吐蕃的节度使体制⁽¹⁵⁾，除了剑南尚保存外，河西、陇右事实上已不存在了；而以防守（后）突厥的朔方节度使则被肢解成为8个较小的军镇，其防御重心从长安的北部转向西部和西南，其中的原因，就是突厥破灭而吐蕃的威胁近在咫尺⁽¹⁶⁾。这样看来，前期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域地区，在陷落吐蕃之手后，唐朝与西部的联系中断，唐朝被迫将主要精力集中应付吐蕃在长安城西部不远处和其他地区对朝廷造成的冲击，这是后期朝廷君臣议事日程中的重要内容。但对朝廷而言，这项任务也是简单明了的，即保持西部防线的稳固，使首都处在安全的保证之下。为此，除派驻常驻军、修缮城堡之外，还将内地的军队西调，以“防秋军”的形式增加西部防御能力，是另外的重要举措⁽¹⁷⁾。

这种形势，使河西、陇右的战略位置丧失，长安的周围则变成唐廷的要害，地缘政治的重心，从关内道的北部一度转向长安西部，河西走廊连接的西域腹地的战略转向了长安的近西。可见，政治形势导致地缘形势的变化，有多么的彰显与分明。

另一处要害的地区是西南。在唐朝中期，西南以南诏为主的势力纵横于唐、蕃之间，形成唐、蕃、诏三角之关系。唐、蕃二强对峙，南诏逶迤其间，它的向背，可增加其他两方各自的政治筹码，因而，唐、蕃对西南的争夺，首先就表现在争取南诏的行为上。在晚唐，南诏之对中原朝廷而言，甚至被视为王朝倾覆的一个诱因。正如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呜呼！世之读史者尝亦有感于斯言欤？⁽¹⁸⁾

尽管有些学者未必同意这样的结论⁽¹⁹⁾，但是，南诏在唐朝西南地区采取的军事对抗行为，的确牵扯了唐朝的极大精力，而唐朝腹地的节度军镇的自行其是甚至与朝廷抗衡，南北东西的力量角逐，使朝廷无暇自顾，最终丧失威力。这些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从整体格局角度讲，西南的战略地位，对以北方关中为核心的唐朝而言，虽然不能说是命运所系，但也不能忽略。从内外政治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而言，西南与唐廷之间的关系，仍旧是密切的。

三

但对朝廷而言，最要紧的区位，不是西部，因为它已在吐蕃人的手里；也不在西南，因为它过于悬远。关系朝廷命运的，是北部长城区域。这是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如何理解这个作用呢？我觉得王德权的一个概括比较有道理，他说：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古代国家形成帝国统一的基本前提是一个拥有相对优势的地域集团（核心集团），以军事征服的方式，扩大其支配地域，然后再通过政策、制度与组织的安排，将各地域社会整合进入以核心集团为中心的政治体系。⁽²⁰⁾

正如作者所说，这个总结是建立在陈寅恪、毛汉光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陈先生“关陇贵族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用以描述宇文泰为抗衡东魏而采取依靠关中、陇右地区大族政治势力的举措，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和引证⁽²¹⁾。按照陈先生的解释，西魏、北周之战胜东魏、北齐，与宇文氏抟成地方核心的政治势力与核心地区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至少在北朝社会，按照毛汉光的分析，王朝的构建，都是遵循这样的理路：先有一个统治集团，踞有一片统治的核心地区，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向周边扩展，再行制度性的建设，拥有合法的体统。他发展了陈先生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的理论，将它扩展到更前的北魏，他说：“拓跋氏所凝结的核心集团及其建立的核心区，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主宰北中国及草原一带约二百年。北齐覆亡，核心区转为‘关中本位’取而代之；核心集团则又衍生出‘关陇集团’，成为隋唐统治阶层之主干。”⁽²²⁾顺着这个思路，他将北魏到北宋这段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的转移路径，作了如下的分析：

纵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成立与转移，自拓跋氏以云代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为其核心集团，至北齐亡，约二百年；宇文氏自西魏起重新凝结胡汉关陇集团，以关中为其本位，至唐玄宗天宝时，亦约略二百年；自安史乱起，河北河东河南等地之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团，统一而成为各王朝之核心集团，而魏博汴梁一带成为核心区，至北宋建国，亦约略二百年。⁽²³⁾

核心集团是掌握权力的政治共同体，核心区是共同体居处的地理单位，同样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隋唐的地缘政治结构，其特点是以关中为统治核心，以此制衡关东，进而统辖全国，再以周边外层拱卫核心腹地。其格局的套路，直接沿承秦汉。处在套路起点的秦，因其位于西北而选择关中作核心，地理位置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²⁴⁾。许倬云先生早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一文里总结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所谓的核心区、中间区与边陲区的分别，“核心区人多地狭，可是文化发展居领导地位，也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边陲区则人少地广，又往往必须与民族主流以外的人群杂居混处……中间区在经济发展上居于核心区的高水平与边陲区的低水平之间”⁽²⁵⁾。这个分区的着眼点一是文化，二是经济，而美国学者施坚雅早有中国晚期帝国区域体系的划分，他分区的依据是社会经济层级，许先生的说法可能受到施氏的启发⁽²⁶⁾。无论如何，尽管学者们对区域划分的标准和尺度不同，但就地区出现诸多差异，则是大家的共识。我更倾向于政治性的区隔。原因是，我们所谈论的那个时代，王朝地缘的构造，更主要的是从统治集团及其所在地区着眼的。陈寅恪之确立关陇贵族集团及关中本位政策，涵盖的因素固然诸多，但政治性的考量无疑是第一位的；毛汉光所说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的转移，同样着眼于政治。从这个角度讲，唐朝后期长城所在的北部，它首先是建立在前期以关中为核心、制衡山东、统辖全国的地缘政治结构之上。与前期不同的是，后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导致地缘结构跟着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如上文所说，是西部被吐蕃占领，唐朝丧失河西、陇右大片地区，被迫在都城西北采取重兵防守的政策。但同时，西部的丧失，也使前期政府经营西域的战略消解了，除了朝廷防御长安西部的战略尚能保持外，西部的整体战略性地位基本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后期的唐朝，其北部地区的战略地位事实上呈现上升的势头。如前所言，北部地区的位置之重要，还是唐朝统治集团及其所在的都城长安靠近长城地区的缘故。虽然政治势力与核心区有从关中转往东部的倾向，而且河北三镇早已自成系统，但是，以关中制衡山东进而统辖全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并没有改变过来，只要都城靠近长城沿线，那么，传统的北方中心位置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后期唐朝已然分成河北、关中与江淮三个明显不同的区域⁽²⁷⁾，关中乃王朝所系，江淮则属王朝后方，河北及长城沿线之北方，仍在朝廷极为关注的视野之内，其战略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上升。这里既有飞扬跋扈的藩镇，也有游离于朝廷与河北诸镇的中间势力，更有维护朝廷安危的军镇，按照张国刚的分析，后期藩镇因其性质和职能的变化，出现了河北割据、中原防遏、边疆御边和东南财源四种类型⁽²⁸⁾，其中前三种类型的部分藩镇所在的地区，就是长城沿线或靠近长城地区，它们在后期出现的诸多变化，特别是晚期中原、河东相继出现的朱温和沙陀李克用的势力，以及京西北诸镇态度的转变，这些行为对朝廷构成的威胁，远远大于西部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威胁。虽然南诏频繁攻击唐朝的西南防线，迫使朝廷征调中原士卒前往戍守而有庞勋之乱，但这毕竟距离都城过远，还不至于直接危及皇室的安全。对朝廷构成致命危害的，仍旧是长安北部的势力。在晚唐，伴随藩镇争衡的同时，长城沿线的东北和西北，出现了以契丹、党项为代表的外族势力，沙陀也在河东（长城区域）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与其他强藩抗衡而演变成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

因此，北方长城沿线，在唐后期，其地位和作用早已分解化约，职能迥异；唐朝对该地区的调动和指挥，也呈现区分的态势，但就整个后期该地区的角色及对朝廷直接、间接的影响而论，这里的作用显然是远远大于西部和西南部的。按照王明珂的分析，长城区域的南缘，应该是汉人农耕区的北端，属农业世界的边缘地带⁽²⁹⁾；若从拉铁摩尔的亚洲区位考量，长城沿线则是亚洲东部的核心区⁽³⁰⁾，这里是农耕与游牧的分野，汇聚了不同的文化要素；而格鲁塞从欧亚大陆整体的角度观察，这里只不过是广袤的游牧与大片的农业地带在东亚的一个交汇而已⁽³¹⁾。格鲁塞和拉铁摩尔的分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正是两种文明相接的地区，才能形成彼此的互动。对南部而言，长城沿线不断衍生出新兴的力量刺激它，在唐后期，特别是晚期，朝廷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一个是内部强藩的桀骜不驯，譬如早先河朔三镇的自我割据，继之中原朱温、河东沙陀的崛起，旋后京城西北诸镇的背离；二是活跃于该区域内的各支民族势力的乘机鼎兴。这两股势力的相互结合，构成了晚唐社会政治图景中的重要内容，王朝解体之际，就是它们自成气候之时。

四

本文的上述讨论，试图借助学术界已有的诸项研究成果重新认识唐朝的长城地区。在作者看来，这个地带在唐朝的周边和外围区域中具有比较特殊的位置：这里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分野最明显的地区。

在前近代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地理区域而言，主要表现的是南北的互动，或者说南北的关系是其核心⁽³²⁾。但在唐朝前期，与南北相侔的还有东西关系，这主要是指朝廷对西域的经营。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所谓的东西关系其实还是受制于南北关系。以西汉为例，人们熟知的张骞沟通西域，其目标乃是为了解决北方问题而产生的，在汉朝统治集团看来，他们与北方匈奴的关系才是朝廷的大事。唐朝前期太宗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旧是北方的突厥，唐朝对西域腹地的经营，本质上仍然与北方脱离不了干系⁽³³⁾。到了后期，西北受阻，西南偏远（虽然对朝廷也很重要），北方长城沿线上升到朝廷命运所系的地位，朝廷对河北藩镇的应付，不仅耗去了巨大的精力，而且长城沿线诸多地方性势力乃至外族崛起，当它们真的兴盛起来之时，朝廷本身就不再是受到威胁，而是能否保存的问题了。用二元结构的说法解释，即晚唐朝廷的命运掌握在内缘的藩镇和外缘的民族势力手里，这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王朝的最终覆亡。

与着眼中原王朝的角度相对，姚大力从北族王朝南下的方式说起，认为10世纪上半叶是这个方式转变的界度，他说：“在这之前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族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与他们大不相同，10世纪上半叶以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真正‘征服’型的王朝。”⁽³⁴⁾10世纪上半叶，正是唐朝刚刚结束的时代，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形式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如果同意这种观点的话），这种变化与唐朝有什么关系？的确值得深入的讨论。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论此前的北族“渗透”，还是此后的“征服”，其发生或南下的路径，都是以长城沿线为核心的。所以，长城地区在我们的讨论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地位，无论从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民族的分布流散，还是地缘政治的变动无常，都可以解释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但诚如王德权所说，“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但不能代替我们解决问题”⁽³⁵⁾，唐后期长城沿线具体的政治、军事和民族诸事项，有待于我们今后深入细致地挖掘和研究，本文仍旧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面之上，这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本文原载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7-151页）

【注释】

(1)参见拙文：《唐朝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研究》，《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9期，第5-9页；《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从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的角度观察》，瞿林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44-154页。二文均收入本书。(www.xing528.com)

(2)见《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

(3)见《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175页（又收入本书）；《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民族史研究》第6辑（总第8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的四至：“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9页。

(5)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图版32-33、34-35、36-37。

(6)见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原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又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

(7)见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8)见《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第1-13页。

(9)见（美）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10)关于唐代文明的传统与外来的比重，参见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131-146页。

(11)见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86-87页。

(12)见《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87页。

(13)见《资治通鉴》卷223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46-7147页。参见陈楠：《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与管辖》，同作者：《藏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80-94页。

(14)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6-209页；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48-295页。

(15)参见《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正月条，第6848-6850页。参见王永兴先生：《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第167-171页。

(16)参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5-275页。

(17)关于防秋军，参见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02-106页。

(18)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9页。

(19)见查尔斯·巴克斯著：《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第170-171页。

(20)见王德权：《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关于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新史学》14卷1期，台北，2003年3月，第195页。他另有文章专门对核心集团与核心区进行讨论，参见《“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台北，2006年5月，第147-176页。

(21)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7页；《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5页。对陈先生关陇集团的拓展性研究，可参见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22)见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原载：《史语所集刊》第57本第2分，又收：《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23)见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22页。

(24)参见拙文：《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9-13页。

(25)见许倬云：《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6)施坚雅的区域体系分析的方法，主要集中在他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一书他本人撰写的几篇文章里。此前王旭等人也将施坚雅相关的文章收集并翻译，以《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为名出版，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可参阅。

(27)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9页、20-21页、25-26页。

(28)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同作者：《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7-103页。

(29)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0-117页。

(30)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546页。

(31)见（法）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32)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第41页、70页；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79年，第30-33页。

(33)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3-7页。

(34)见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原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又收入作者：《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8-269页。按姚大力的这种说法，是继承了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中国社会史：辽》（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的观点，见姚书第269页。

(35)见王德权：《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新史学》14卷1期，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