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北方边地与民族：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

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

一、中国地理的特点

中国历史发展的地域空间与其他国家、王朝比较起来有自己的特点。我这里先举几个例子说明。

一个例子是地中海北岸的古代希腊和罗马。地中海北面和西南面呈现多山地势，古希腊人生活的爱琴海周边则多海湾和盆地，地势起伏不定；有山，但并不高耸，适合于人类生活，但缺少广阔纵横的区域。古希腊人在这些地区建立的国家大都属于互相依靠的城邦制政权，彼此交往和贸易，互相联系，频繁交流。这种地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该种生活方式上的国家制度。继其之后的罗马，特别是罗马帝国，凭借自己的武力向周边扩展，他们较少受到地势条件的限制⁽¹⁾。罗马人建立环地中海的大帝国在统治集团看来并非耗费心力的行动，除了帝国本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比较畅通的地理条件也是支持罗马人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继罗马之后建立的其他帝国，常常横亘欧亚大陆，帝国建立之容易，与这种地理条件具有密切之关系，此为不争之事实。

另一个例子是公元7世纪前期建立起来的阿拉伯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基本上由平原、高原和沙丘等组成。西亚的高山、高原若与中亚比较起来，这种地理条件对当时人们的活动几乎构不成严重的障碍。阿拉伯人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凭借武力向周边扩张，很快进入北非、欧洲和亚洲的中部，甚至指向更遥远的东方。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与上述帝国都不相同。按照格鲁塞的解释，欧亚大陆的南北，分别形成草原游牧和平原、盆地农耕两种生活方式。草原的游牧势力从中国的东北到地中海东部的小亚细亚，频繁地向南推进，他们南进的主要原因就是寻找农耕地区的物资产品。二者之间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彼此的共生关系⁽²⁾。

欧亚大陆南北的划分，从本质上说是地理和自然条件的界定。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二者之间经常是模糊不清的，更确切地说，南北的互动是被隐藏在南北政治势力的交往之中。除此之外，地理条件在每个地区所产生的具体作用则是大大不同的。换句话讲，同处草原、农耕文明交汇的东亚、中亚和西亚，他们彼此又因各自不同的地理条件差异，而在国家政权的建构上，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

就中国而言，中国所处的地理区域与中亚和西亚都有相当程度的差别。如果我们不考虑单个政权，仅就中国历史活动的范围讲，中国人活动的空间是以黄河、长江为核心的农耕地区而展开的，其足迹遍及周边四夷之地：东及大海，北上草原，西达中亚，南至大海；他们的活动范围达到那个时代所能企及的周边。由此看出，中国政治势力所及，主要受限于地理条件。那么，这种地理条件如何展现的呢？白寿彝先生有一段概括，我认为很清楚地讲明了这种形势的特点。

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个影响至少表现在：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这是因为一则四处受阻，一则为大河流域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³⁾

这段话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国古人活动的空间大体上处于中原与周边四夷之地，而逾越四夷之地则是相当困难的：东部和南部都是海洋；东北纵深之地困难重重；北部的高原、草地则是游牧人的天下，农耕者进入亦艰难曲折；唯一拓展的是向西域开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纵深之地，唐朝前期曾有过类似的壮举，但受到其他势力的遏制，唐朝没能达到目的⁽⁴⁾。于是，在这种特定而又十分广阔的空间地域范围内，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生活就此而展开。

二、中心腹地与周边外围

然而，中国王朝在上述疆域内的活动在历史上并不是均衡的。从早期到后来，中央王朝活动的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现今考古发掘的成果告诉我们：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丰富的人类文明的遗存或遗迹，说明早在数千年甚至万余年前，各个地区都有古人在活动。他们有自己的住所、村落、公共活动领域，也有防护设施；他们多数定居，但分布不平衡，农业、渔猎、游牧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黄河流域的遗址尤为多见，并且呈现与其他地区联系加强的势头，反映出该地区在所有文明活动的地域之间开始出现中心的痕迹⁽⁵⁾。至于黄河流域为什么有这样的优势，学术界曾经不断地探索和讨论⁽⁶⁾。不可否认的是，该区域的地理优势和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的便利，是主要的因素。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将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明遗存按地域划分成六大区系，表明当时人们生活的方式具有相同区域内生活习性相似而与周边地区又相异的特点。这种区域的不同，反映出当时人们共同体单位建构的实际状况⁽⁷⁾。而黄河流域明显地具有自己的特点：它逐渐而清晰地成为沟通各个区域的联合点，或者说它逐渐成为中心区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王朝的最早建立是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缘故。

黄河流域成为中心的首要条件是它的地理区位。它处在东亚农耕地域的中间，气候温暖适宜，适合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它的河流纵横分布，灌溉简便，成为古代人们生活的理想地域。它周边的地区，条件可能不如它那样理想，虽然这些区域也分布着众多的文化遗存，但它们似乎没有吸引四方的能量，也不具备向四边扩散的能力，它们的发展很可能指向黄河流域，占领该地借以壮大或发展自己。于是，不论夏朝、商朝还是西周抑或东周，它们尽管来自不同区域，但向黄河流域发展，都成为政治家们的既定方向和政治诉求。

当这些王朝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它们就以此为核心而向周边扩展。它们扩展的幅度与王朝自身的能量成正比，当中心区域力量强大到它觉得足以控制中心以外地区的时候，它就向周边发展，周边地区的各种政治势力随之成为中心王朝争取或争夺的对象。相反，周边势力也会参与到中心王朝的构建之中，但前提是它们自身有实力，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中心王朝内部出现衰弱的迹象，甚至严重衰竭，周边势力就会乘虚而入，进入中原建立新的政权。这种局势的反复再现，就是夏商周的嬗代。

夏人最早活动的踪迹，从现在的研究看，似乎出自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属于传统的中原核心之地⁽⁸⁾，商人则远在渤海周围，而周人来自西部，在当时看来均非中原，这两个族群之所以对中原感兴趣，主要是建立在中原地区王朝的正统地位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对他们产生的强烈吸引力之上，中原成为王朝建构核心腹地的地位就此确立起来了。对古人而言，控制了中原，就等于掌握了权力的关键。中原在什么人的控制下，国家政权也就会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与此对应，中原以外的周边，则是陪伴王朝建构的外在因素。这种外在因素与第一位的内在因素相比，显然是处于第二位的。但对王朝国家建设而言，外围地区的掌控，关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稳固和王朝的强大，这可能成为夏商周政权决策者们向周边扩展的动力。于是我们看到周人所谓甸、侯、绥、要、荒等五服观念的衍生和区域划分的实施⁽⁹⁾，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王朝概念的建构与国家政权实际建设的方略⁽¹⁰⁾。

三、中心王朝与边地四夷

所谓的中心与周边，即上文提出的中国古人在建构国家和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领土划分和政治观念，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统治集团的中心政策。可以说，这种观念持续到近代社会，直至新型国家主权观念和实体建构之后，传统王朝与以西方为主而抟成的现代国家之时。我把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国家政权称为“王朝国家”⁽¹¹⁾，其性质是国家政权有自己的核心区，控制住核心区，王朝就得以建立；核心区的外围或周边是王朝争取的对象，一旦外围被纳入到王朝体系，王朝就变得空前强大；外围地区与王朝至少保持着理论上或名义上的辖属关系；外围区域的丧失，虽然会大大削弱王朝的实力，但它并不能毁灭王朝，虽然王朝的毁灭常常由此而衍生。

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的王朝，其经营者们首先关注的对象就是核心区。在北宋以前，核心区围绕关中而展开，关中的战略地位因秦朝在此建都而确立⁽¹²⁾。秦之建都于此，是秦国发祥、发展与扩张均以关中为核心格局的自然延伸，秦国兼并东方诸国而形成了一统的王朝，以关中为核心腹地制衡全国的政治、区位结构得以确立。继此之后的西汉王朝秉承了同样的法统格局，东汉王朝虽然将都城东迁洛阳，但以西部（关中）制衡全国的格局大致上还是沿袭下来。到隋唐王朝一统体系的再度恢复，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制衡全国的格局也得以复原⁽¹³⁾。

然而，隋唐一旦确立了上述格局之后，它自身也开始发生变化。至少从高宗、武则天时代起，王朝的政治重心从关中的长安逐渐向中原西部的洛阳转移。转移的原因有政治的，有经济的，甚至还包括个人的偏好；随着唐朝的灭亡和五代政权的更替，都城又转向中原东部的汴梁（今河南开封），这就从整体上改变了传统中国以关中制衡全国政治格局的面貌，而开封建都是在北部地区被纳入到契丹人势力范围的背景下被迫形成的。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国家政权建构的格局与政治势力的纵横较量有直接的关联。契丹人的辽朝和党项人的西夏王朝形成后，汉唐王朝体系就被打破了，代之以南北（包括西部若干小王朝）两大政权区域格局的确立。直到元朝的建立，全国大一统的局面才得以恢复。不过这个一统格局的重心之地已从关中和中原转往燕山脚下的大都北京，于是以河北中部偏北的北京制衡全国的政治架构就在元朝正式确定下来，直至今日。

与核心腹地相对应的是外围边疆地区的建构。

以关中为核心腹地的时代（即北宋以前），所谓周边外围之地，大致上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以北、以南和以西的地方。在北方则是今陕西、山西、河北北部沿长城一线，陕西西部、宁夏和甘肃以西同样是边鄙之地；在南方，长江以南，特别是岭南及西南、东南均属于边地。但是从北宋以后，由于中原王朝都城的东移，特别是北方另有新王朝的建立，其边鄙之地的概念和实际范围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宋与辽、西夏交界之地则成为新的边地；而辽、西夏与宋的交界地区则是它们控制范围内的农业发达之处。元朝以北方游牧势力南下而控制中原，它所开创的行省制度表明王朝将这些行省视为核心腹地，其外围则属边地。明朝北方沿长城一线与蒙古分开，此地亦成为边鄙地区；清朝同样沿承元朝核心腹地的控制方式，但是清朝对周边地区的经营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并在康乾盛世之际完成了内地、周边一体的国家建设进程⁽¹⁴⁾，确定了中心与周边的一统体系。

四、北方草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中国王朝历史的运作，在地域空间之内，主要呈现上文所谈及的核心腹地与周边外围的关系。在这二者之间，南北关系又处于中心位置。所谓南北关系就是指南部地区的农耕文化与北部地区的游牧文化之间的联系⁽¹⁵⁾。至少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之时起，南北关系就上升为王朝运作的基本形式和统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王朝时代决定国家命运的关系主要就是南北的共生关系⁽¹⁶⁾。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关系明显摆在当政者面前的是在秦汉时期。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原地区已经统一成为一个帝国，而北方草原也统一在匈奴单于麾下；南北都在集权体制的控制下，其地域相接，经济互补，但关系并非均衡，尤其是北方游牧势力对农耕地区的物质需求远远大于农耕对游牧的需求，于是摆平关系、互相制约就成为统治者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在此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至少从中原人的角度观察，处在中原北部的诸侯国已经感觉到甚至面临着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如赵武灵王仿照胡人变更服装和军队的马车系统，说明赵国面临北方胡人压力和南部对手的双重挑战而主动地改弦易辙⁽¹⁷⁾。

但对中原王朝构成重大的威胁则正是秦始皇统一之时。其原因不难理解：匈奴人恰巧在这同时也完成了草原的统一。两个强劲的对手相逢，必有一争。对秦始皇而言，匈奴与以前的任何一个诸侯国相比，其势力都要强大得多，非秦朝所能剪除。非但如此，匈奴骑兵的战斗能力超出农耕战士而呈现向南推进的势头，这迫使秦朝从先前对六国的攻势转向对匈奴的守势，直到西汉中期，这种形势才发生逆转。那时中原王朝的整体实力上升到其军事力量足以对抗匈奴人，汉武帝于是发动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极大地削弱了匈奴实力，后来又引发东汉王朝与匈奴的相互角逐，中原王朝的势力占据上风。但是当东汉王朝灭亡之际，中央一统的政治力量不复存在，周边各游牧和半游牧势力遂乘机进入中原，打破了中原旧有格局，北中国的民族群体不仅大量增加，成分也极度复杂，经过多年的杂居磨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分布格局，这又直接催生了隋唐王朝。

对新兴的隋唐而言，它们在统一核心地区以后，开始向周边拓展。隋唐力图兴复传统华夷五方格局的大一统王朝局面，应该说一直是统治者的诉求⁽¹⁸⁾。特别是隋文帝和隋炀帝，以及唐太宗，他们孜孜追求，终于在太宗死后高宗时期基本完成。在追求大一统王朝的建设中，王朝面对的主要对手和关系实际上以北方游牧势力为核心，当时主要是突厥人。太宗完成了征服东突厥的任务，而高宗又降伏了西突厥。与此同时，北方铁勒诸部如回纥、薛延陀等游牧势力也相继归属中原王朝。一时间，以太宗“皇帝”“天可汗”集于一身而形成的农耕与草原地区联合的大一统国家的构筑在7世纪初期得以展现⁽¹⁹⁾。

唐以后的宋朝，不论他们应对契丹的辽、党项的夏，还是后来女真的金，直至蒙古势力，都十分清楚地证明：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势力的纵横捭阖将成为中国王朝南北共生的主流趋势；不管南北双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交往、冲突，情愿还是被迫，双方的联系呈现的是加强而不是疏远。到了清朝建国后，东北的满族贵族不仅南下，而且将周边各地的不同民族势力整合在自己周围并将他们纳入到王朝的系统之中。而清人的努力，正是传统王朝的建构轨迹，也就是说清朝的创立者满洲贵族集团，当他们建立全国性政权时，他们所走的路线，与中原王朝的传统路线是一致的。简而言之，他们舍此之路别无他途。

五、长城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

南北共生关系中，长城具有特别的意义⁽²⁰⁾。长城在连接南北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持续古典时期的前后，直到清朝。这里我仅以秦汉、隋唐和明清三个时期的情况为例简要说明这种共生关系。

长城的修建，其原因再简单不过：修筑堡垒和防守工事以阻止敌方的军事进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战胜对手加强自身，相继建设城堡工事，这是长城最早的形态。秦始皇为了防卫匈奴人的南下，将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各自的长城工事连接起来，成为横亘万余里的巨大工程。对秦朝而言，它以农业为生产方式，在土地上种植庄稼供养民众，需要的是不动产和稳定的生活；而北方的匈奴则以水草为资源，逐水草而游动（这种游动有一定规律，并非毫无目标），然而游牧帝国力量一旦坐大，它的生存条件就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向农耕地区索取，就成为他们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游牧与农耕结合的经济基础⁽²¹⁾。但是从农耕这一方来讲，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满足游牧势力的要求，当游牧势力南下发动军事进攻强征索取之时，农耕这一方就要保卫自己，这也是正常和必然的举动。就秦朝和匈奴而言，双方的关系体现在北部的游牧势力想要南下，而中原王朝竭尽能力防守，秦始皇经营国家边土的方针是北守南进，它向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展开攻势，而北方则是守势。为此，他不惜代价地构筑长城，这是秦朝北方的基本政策。

这个政策曾经在汉朝建立之初刘邦试图打破，但是没有成功。刘邦在反秦的斗争中崛起，并迅速坐大，最终消灭了项羽势力，成为新王朝的主人，他想乘机征服北方匈奴人势力，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亲率大军北上进攻匈奴，但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反被匈奴军队包围，最后以财物、粮食供奉打通关节，刘邦军队免遭灭顶之灾。从此之后，刘邦的汉朝与匈奴保持低姿态，南北关系以“和亲”的形式维系。

但汉朝认为自己吃了大亏，他们幻想有朝一日打破这种关系，况且匈奴不时南下骚扰，更增加了汉朝反击的决心。这样的机会在汉武帝时终于到来。汉武帝派军队多次进攻匈奴，迫使他们北退，汉朝随后修建长城，以巩固所获地区的稳定。汉武帝的举措为后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占据上风奠定了基础。东汉王朝对匈奴继续强势，并成功地分化了匈奴势力。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依附汉朝，而北匈奴在汉朝与南匈奴的联合打击下向中亚和西亚转移，最终走向欧洲东南部。

不论是秦朝还是汉朝，他们在与匈奴打交道时，长城的构筑是其主要的措施之一。长城在秦汉与匈奴的交往过程中至少对中原王朝保卫自己免遭进攻起到了有效作用。然而到了唐朝，长城的作用就丧失了。《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七月条记载：

辛未，宴三品已上于丹霄殿。上（唐太宗）从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炀帝威加夷、夏，颉利跨有北荒，统叶护雄据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与公卿所亲见，勿矜强盛以自满也！”

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到长城，但却表明了长城作用的丧失：因为长城以北的地区也处在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南北成为一体，再修建长城工事就显得多余。可见，长城在唐朝这样控制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王朝里，其作用接近零。综观唐朝近300年的历史，我们没有发现政府有大规模修建长城的举措，那么唐朝是如何防守边地的呢？

我在《唐朝朔方军研究》一书里曾经以朔方军的建设为例，说：“有唐一朝（尤指前期）防边的重心更多地依靠人力自身，依靠军队的建设，对于城堡边墙这类物质工程似乎并不十分看重，因而唐朝很少修筑长城或规模类似的工程固边防守。”⁽²²⁾唐朝不将长城作为固边防守的主要手段，根本原因是它已将长城北部地区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然而，唐朝边疆地区一直变动不稳，困扰朝廷内外。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古代社会国家政权的疆域特性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今天的国家是由主权构成的，主权不可侵犯已成为联合国公约的基本内容。国家主权的行使包括保卫国土疆域，有权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任何问题。但是古代社会没有主权概念，所谓的国家是王朝国家。在这种国家观念的支配下，王朝与周边地区和外围政治势力的关系，表现在当王朝强盛之时，它就向边疆拓展，边疆就可能被它所征服而纳入到王朝的体系之内；相反，当王朝衰弱的时候，周边地区的各种势力也会进入到王朝之中，夺取王朝的控制权，从而确立新的王朝体系。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交换的⁽²³⁾。

唐太宗最得意的大事就是征服了漠北草原强大的对手东突厥势力。其后，他又调派军队进入西域，并在高宗时期征服了西突厥；与此同时，唐朝也控制了草原和西部地区的各支势力，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征服北方游牧势力的空前壮举。唐朝对这些新控地区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从军事和行政两方面入手，即在边疆地区设置镇、戍、守捉，人数从数千到数十不等，这就是所谓的边防军系统；在此之上则建立羁縻府州和都护府，后者以军事为主，兼管民政，是在边疆形势复杂和险要地区设置的旨在防止叛乱和军事暴动而采取的控制手段。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叛乱，政府又可以直接调集更大规模的军队（称行军）前往出事地点进行弹压，由此形成以军防布控为主的防御格局。这种格局主要建立在军队设置的基础上，以人为核心⁽²⁴⁾。与此配合，随着军队的布防，军队所在之地也有规模不等的城防设施，这是毫无问题的，只不过这些城防的规模不算大，其中以唐中宗时期张仁愿为防止后突厥军队进攻所建立的三受降城及其配套措施最见规模⁽²⁵⁾，这类城防工事多集中在边疆地区（尤其是北方），与军队的设防相互配合，成为唐朝防边的手段之一⁽²⁶⁾。(www.xing528.com)

与唐朝明显不同的是，明朝建立后，为了防范蒙古骑兵的攻击，不遗余力地大规模修筑长城，一直持续到明亡。明朝修建长城不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修筑长城的同时，它在长城沿线设置九大军区，自东至西依次是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等，这些军镇负责保卫相应的长城沿线地区，称为“九镇”或“九边”⁽²⁷⁾。明朝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地修建长城呢？原因很简单：防备蒙古骑兵。大宦官王振挟持明英宗率领50万大军攻打蒙古瓦剌，结果不但没打着，自己反而在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南）被蒙古骑兵追击，明军全线溃败，英宗也成了俘虏。这一惨败，使明朝统治者更加依赖长城的固体工程，所以明朝修长城比谁都起劲。但这样一来，长城南北的界限就变得分明了。照这样下去，明朝北部的疆域也就停留在长城沿线，西不出嘉峪关。

然而到了清朝，这个界限再次被打破。清朝的建立者从关外东北地区起家，他们趁明末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地位尚不稳定，与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联络，乘势攻占北京，一举击溃农民军，并相继剪除各地反清势力，在康雍乾时期又对边疆外围地区用兵，继而控制了从东北到西藏包括台湾等周边地区，即传统观念中的中原之外的四夷之地，再现了华夷五方格局的盛世局面。在这其中，长城沿线以西及以北的广阔地区尽入其囊中，所以康熙对长城的认识，将其定格在前朝遗迹而无当下军事意义的层面之内。

由此可知，长城在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观念中，其地位和意义有着明显的差别，其差别之产生，与中原王朝自身势力大小有直接关系，当中原势力强大到足以控制长城以北的游牧地区时，长城的重要性就不复存在；但是当中原王朝的力量不足以控制长城北部时，它就试图修建长城以自保，长城的地位随之上升。不论是哪种情形，历史上长城地区南北双方的关系从趋势上看，是越来越密切；长城在连接南北地区、特别是联系农耕与游牧两大地区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具体的时期或朝代来看，长城的修建总是起着保护农耕政权这一方的具体利益的，特别明显的例子表现在秦汉和明几个朝代。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王朝而言，长城的防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农耕地区以农业为生活中心，他们定居在某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是命根子；他们周遭往返的地区是恒定的，在遇到外来势力侵入的时候，他们不能逃跑，逃跑就意味着丧失土地，像西晋灭亡后中原百姓大规模逃往江淮，仔细追究起来，他们的逃亡多数是被迫的，因为外来者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大凡他们能挺得住，是不会轻易逃亡的。这样看来，王朝的统治者们就要采取措施保护农耕之地，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修建防御工事，长城则是这些工事的集大成者。上文中明朝不遗余力地修建长城，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第二，但是长城并没能完全阻隔住南北的交往。单就明朝而言，长城的修筑确实在很长时间里隔断了南北的联系，然而通过清兵入关，以及随之建立政权的过程来看，长城的阻隔只起到一时的作用。长城阻隔的被打破，蕴示出中国南北交往与联系的重新显现。事实上，尽管明朝迫不得已利用长城保护自己免遭蒙古骑兵的骚扰，但它最终还是没能阻挡南北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不是靠明朝的自身体现的，而是它自己灭亡的结果。尽管明朝残余势力试图再兴王朝，无奈它的力量不足以抗衡清军，所以清朝取代明朝，最终结果是长城军事防御功能和价值的被废弃，南北大规模的频繁交往在这种情况下迸发出来。

这种情况是中国王朝时代通常的现象。不论是西晋灭亡出现的“五胡乱华”，还是唐朝衰竭引发的分裂割据，莫不如此。唐朝灭亡后，契丹人、党项人建立的辽和西夏，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原王朝势力不济的时候，其政权的正统地位就会遭受质疑，随之出现其他政治势力试图填补原王朝丧失的正统地位。正统地位或正统性的继承，表现出承袭者追求王朝的合法性和正当愿望，这是他们存在的基础。特别是在多个政权并立的情况下，他们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就成为他们是否战胜对手、建立政权和国家必须的条件。每个政权都宣称自己是中华之正统而攻击对手是僭越，不论谁是谁非，隐藏在他们身后的都是中华正统观念和对中华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长城在防御这一方的作用就被被防御那一方取得的胜利所抵消了：被防御那一方建立政权之后得到社会认可而被称为正统王朝的时候，南北重新变成一体，长城的军事功能就丧失了。阻隔的军事功能被南北的联系功能所取代，这时候往往是国家最强盛、民族最发达、王朝也正处于上升的势头之中。

第三，长城的作用还有一个明显的体现，即它连接着历史上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当然它是通过农耕和游牧势力的交往和接触展现的。上文说的长城保护农耕或驻守政权，这固然不假，但中国历史的构成除了农耕地区和农耕民族之外，还有游牧地区和游牧民族。这二者当时可能处于对立甚至战争状态，但从长远利益讲，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有时分离，有时联系，然而越往后，联系就越密切和频繁，到头来则发展成为一体了。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同样是中原核心区成为一统王朝诉求的唯一场所这个因素决定的。譬如蒙古贵族，当他们初起之时，他们先是统一草原各部，然后向外扩张，最后攻灭南宋占领中原，他们就将首都从草原迁往北京，以此控制黄河、长江流域和全国各地；元朝不仅继承了蒙古贵族争夺天下的传统，它也继承了中原王朝华夷天下的五方格局。清朝进关后，同样以北京制衡全国，又涉入边疆四夷之地，将周边纳入到王朝的控制之下⁽²⁸⁾。元朝和清朝的建立，打破了南宋与金朝的疆域分割、明与蒙古长城南北的对峙，使中国南北走向一体，这种地域上的连接，与民族关系的加强，都被置于王朝政权的建构之内。而这个政权之得以建立，不论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他们承继的都是中原大一统的思想和观念，也就是继承了夏商周以来华夷五方格局的理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王朝国家的建构都要兼并南北而不是偏安一隅，这样，长城的连接作用就远大于分割作用了。

［本文原载陈楠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7辑（总第9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1-79页］

【注释】

(1)不过像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军不畏艰辛穿越阿尔卑斯山击溃罗马人的壮举在当时并不多见。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布匿战争”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

(2)参见（法）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8页；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Blackwell,Cambridge MA ＆ Oxford UK,1989,1992,p.45.

(3)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4)典型的事件是指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年）唐军高仙芝部与大食军队的交锋。事见《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参见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同作者：《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法）张日铭著，姚继德、沙德珍译：《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第三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一书将近百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其中与本文有关的内容可以参阅陈星灿等5位学者撰写的《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有助于认识黄河中心区域向国家过渡的问题，该文载《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6)此处仅参考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7)参见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比较通俗的解释又见同作者：《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4-99页。

(8)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夏朝最早应出自今江浙一带，见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9)参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页；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58页；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1页。

(10)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考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陈连开：《华夷五方格局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作者：《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

(11)王朝国家与周边四夷的关系，学术界有许多观点，如“宗藩关系”“封贡体系”等。参见John King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日）堀敏一著，韩升等译：《隋唐帝国与东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38页。

(13)参见拙稿：《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4)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207-212页；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2页。

(15)学术界关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关系，特别是孰先孰后的讨论一直很热烈，新近的成果可参阅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燕京学报》新14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分析尤其精到，他认为：所谓中国内陆地区，特别是在农耕与草原纵深之间，夹着一个过渡地带，这就是长城地带。中国史前时代南北尚未分化之时，还看不到所谓的农业和牧业关系，所谓农业是指在适宜农耕的地区，人们逐渐发展形成势力，随之挤压落后于他们的势力，将他们挤到草原，于是就形成南北两大势力。他认为牧业社会脱胎于农业社会，二者的关系构成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参见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6)参见雷海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又收入《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5页。

(1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的分化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他以青海河湟地区、河套北部地区与辽西地区为例，说明这些地区开始游牧化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原因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气候干冷，使华北、西北边缘的人群逐渐走向移动化和牧业化，农牧的分化从此开始。参见该书第二部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

(18)我同意王柯说的话：“中华帝国从其建立之初起，就已采用多民族国家的模式。‘四夷宾服’才是中华帝国的理想模式，这一思想不仅是儒学家，而且在政权的统治者中也已经取得了共识。”见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谱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19)参见：《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3页。关于可汗名号之释义，参见李志敏：《可汗名号语源问题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关于唐朝时期的南北关系，参见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79年，第30-33页。

(20)国内学者对长城地带的研究，我手头仅见的有韩嘉谷《论前长城文化带及其形成》、李凤山《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均载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14期）等文。韩文认为史前时代长城区域的民族均源于共同的文化区系，后来从农业民族中分离出游牧民族，长城的出现才将南北分割为二。李文则以长城地带为中心论证该地带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长城带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实体形成的最早中心，对中华民族的每一步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林文从考古文化遗存对战国以前的长城带文化分异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说：“战国中期开始，是一个中原各国向北方长城地带扩张势力，蒙古高原上来的北亚蒙古人种集团大批南下，使该地带原有居民或被中原各国同化，或投向‘胡’人方面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

(21)参见（法）格鲁塞：《草原帝国·导言》；（美）加文·汉布理主编，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关于游牧势力南下的更全面解释，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原载《食货月刊》（台北）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年），后收入同作者：《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22)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23)李大龙新作《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论述的内容与上文有相关之处，但该文更侧重分析夷夏观念与疆域之间的关系，本文则倾向于中央王朝力量的强弱与边疆存系之关联。

(24)《资治通鉴》卷196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十月条记载：“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第6170页）这段记载颇能反映出唐太宗对人力的重视程度。

(25)参见《唐朝朔方军研究》第二章。

(26)关于唐朝边城的建设，参见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7)董耀会等三人在1980年代中期曾徒步考察（主要是）明长城遗迹，后出版（署名华夏子）《明长城考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一书，以考察结合文献，将明长城（包括明以前）的各个段落、关口等遗迹详尽阐述，可参阅。另参阅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的相关部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8)另参阅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谱系》，第158-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