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于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后统一了朝鲜半岛。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的30年,渤海国建立。渤海国南部疆域与新罗接壤。渤海和新罗[9]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二者因地缘的关系而长期处于对峙状态,鲜有合作,都曾试图寻找盟友以期合力消灭对方。新罗曾依靠唐朝的支持从两翼包围渤海国并对其施压;渤海国曾有联合日本进攻新罗的计划。渤海与新罗长期对峙,使双方之间的交往和贸易往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大祚荣时期,渤海旧国与新罗的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靺鞨国建立后,大祚荣曾向新罗表示友好,以期获得新罗的支持来对抗周朝。公元7世纪时,唐出兵灭百济、高句丽,为新罗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新罗却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不仅占领了百济故地,同时不断侵蚀原高句丽旧地,即唐安东都护府领地。挑起了与唐朝的矛盾。“至于季末,君臣昏虐失道,大唐再出师,新罗援助,讨平之。其地多入渤海靺鞨,新罗亦得其南境”。[10]新罗鼓动高句丽贵族大兄剑牟岑反唐,令其为高句丽王。反叛被唐军镇压,新罗在朝鲜半岛北部扩张的势头得到了遏制。新罗不得已遣使入唐朝贡谢罪。但对整个朝鲜半岛的觊觎并未停止。因而当渤海抛出橄榄枝时,新罗欣然接受。公元707年,渤海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双方关系开始变得十分微妙。
新罗防备唐与渤海表[11]
大武艺继位后,东征西讨,广开疆宇,令新罗不得不对大武艺设防。公元721年,新罗在北境修筑长城。渤海与新罗的关系开始迅速恶化。大武艺不但觊觎新罗的国土,亦垂涎唐朝的蕃属部黑水靺鞨。因而唐朝与新罗在防范大武艺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唐朝密切关注着伺机而动的大武艺。新罗则想趁机借唐朝的力量剿灭渤海的气焰,积极地向唐朝靠拢,不断派员入唐拉近关系。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统计,公元703年至公元893年之间,新罗以朝贡、谢恩等形式向唐朝派出使节89次。新罗与唐朝关系的密切迫使大武艺海外结交日本以牵制新罗。公元731年夏,日本兵船在大武艺的策动下进攻新罗。此事进一步推近了新罗与唐朝的关系。公元732年,当大武艺起兵攻唐时,新罗立即发兵助唐并受到唐朝嘉奖。渤海与新罗关系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对峙状态。
大钦茂继位后,一改其父穷兵黩武的政策,采取文治的方式来结好唐朝。大钦茂数次遣质子入唐,并派使团定期朝贡,以示敦好之诚意。入唐的渤海贵族及使团从唐朝带回来各种先进的知识与文化,渤海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令新罗颇感不安。为了牵制新罗,渤海还继续结好日本,甚至不惜在呈给日本的国书上就渤海国王的称谓上做出让步。渤海在大钦茂及后世诸王的文治下,变得十分强大,“海东盛国”的称谓远播海内外。唐朝为了边疆稳定,开始限制渤海国的发展。以支持新罗来压制渤海国的势力。在处理渤海与新罗两个蕃属国事务时,唐朝通常将新罗置于渤海国之上。新罗借助唐朝的势力,在与渤海的边界修城池、建要塞以防范渤海国。渤海国王担心会再次受到唐罗联盟的进攻,因而继续加强对日外交来制约新罗。渤海还通过遣使突厥来牵制唐和契丹,使新罗和契丹不敢对渤海轻举妄动。渤海实施的多元外交为其赢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为自身经济文化的腾飞插上了翅膀。(www.xing528.com)
安史之乱爆发后,渤海、日本和新罗都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日本于公元758年派小野田守访问渤海谋求日本和渤海联动来侵吞新罗。公元759年6月,日本制定了攻打新罗的计划,举行行军仪式,9月下令造船:“造500艘,北陆道诸国89艘,山阴道诸国145艘,山阳道诸国161艘,南海道诸国一万五艘。逐闲月营造,三年之内成功,为征新罗也。”[12]期间,渤海与日本使节往来频繁,其联合征讨新罗之意显而易见。而新罗在景德王继任后励精图治,加强军备,加固边塞,增建了大谷城等14郡县以对付渤海的进攻。渤海与日本联合进攻新罗的计划因为唐肃宗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宣告渤海为国,大钦茂为渤海国国王而结束。是年,大钦茂一改高级武官为使团长出访日本的先例,改派文官,任命紫绶大夫行政堂左允开国男王新福等23人出使日本,标致着渤海对联日进攻新罗计划的停止。
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时,唐朝设立了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这主要是由于从“安史之乱”困扰中解脱出来的唐朝皇帝开始着手稳定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秩序,恢复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统治。平卢、淄青属河南道,主辖范围即今天的山东半岛,良港多,接近渤海、朝鲜半岛和日本,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开元时唐朝版图被划分成10道,每道由郎中员外郎掌领州县户口之事,“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其中河南道员外郎的职能之一就是“远夷则控海东新罗、日本之朝贡焉”。[13]可见唐政府在河南道员外郎之外再设专门官员,是想将河南道原属的远夷事务从中分离出来,设立了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进一步加强对蕃国的管理。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的设立,也说明唐朝将渤海和新罗视作等同的身份来对待。然而,渤海国和新罗却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平行的蕃国关系。二者在唐朝对本国的身份认同上发生过数次争执。大仁秀时期“南定新罗、北略诸部”,说明渤海对新罗已经使用了武力。公元826年,新罗王下令沿今大同江一线修筑一条长达150公里的长城。以防备渤海的北路进攻。“南定新罗”意指渤海与新罗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边疆关系,事实上形成了渤海强而新罗弱的局面。后来,新罗内部危机加重,渤海的实力远远超出了新罗。
新罗与渤海一样向慕唐文化,并有仕子参加唐朝廷举行“宾贡”试。皆以金榜题名为至高荣誉。如前文所述,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渤海人乌炤度参加科考宾贡,名次压倒新罗人李同,新罗人感到受了奇耻大辱“既致四邻之讥,永贻一国之耻。……车书纵贺其混同,冠履实惭于倒置”。[14]为此,新罗王亲自出面干预,令崔致远代拟《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状文云:“靖恭崔侍郎,放宾贡两人,以渤海乌昭度为首。”直至咸通十五年,崔致远宾贡及第,而渤海无人参加,新罗才感到挽回了面子,“举国怀恩”。崔致远后来又在《与礼部裴尚书攒状》中表达对崔侍郎的不满和对裴瓒的感谢之情:“至故靖恭崔侍郎主贡之年,宾荐及第者两人,以渤海乌昭度为上。”接着写到“前都统巡官,殿中侍御史崔致远.幸将薄技,获厕诸生,先啖牛心,得为鸡口。免与薛侯争长,不令赵将怀嫌。实逢至公,得雪前耻。变化深资于一顾,光荣远播于三韩”。有关新罗与渤海人争“宾贡”之举,还有一例,据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记载“乌昭度,于王玄锡之世,入唐应宾贡试。与新罗宾贡李同同榜进士及第,名在其上,仕至国相。迨王玮瑎十三年(公元906年),其子光赞亦入唐应宾贡试。礼部侍郎薛廷珪知贡举,光赞与新罗宾贡崔彦撝同榜进士及第,而名在其下。值昭度奉使朝唐,表请日:‘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赞宜升彦撝之上。’昭宗不许。”可见,新罗与渤海对唐朝给予的名分之争是相当激烈的。
渤海与新罗之间最重要的名分争执发生在乾宁四年。是时,渤海王子大封裔入唐朝贺,正值渤海国力强盛,而新罗衰退时期。大封裔上书朝廷请求将渤海国在朝会中的座次排在新罗人前面“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唐昭宗帝为了维持海东局势的稳定,不敢轻易改动既有秩序。对此特下诏申明:“国名先后,昔不引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15]新罗人对唐昭宗感恩戴德,特意上表谢恩,表文除感谢外,更不忘把渤海人贬损一番。渤海这次“争长”事件,引起新罗人极大的震惊与愤怒。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历数渤海之戎狄“出身”,认为渤海之“争长”,是“忘本”,是“僭越”,是戎狄“无厌”之求,是“莫慎守中,唯图犯上,耻为牛后,觊作龙头”。渤海之“争长”是对新罗地位的不承认,是对唐朝藩国旧制的冲击与挑战。唐王朝维护旧制,不敢改变既有的次序,而渤海公然上书要求改变,表达了渤海对当时唐朝与新罗关系的不满。
9世纪末10世纪初,契丹迅速崛起和扩张,唐朝已经灭亡,渤海国走向了衰落,新罗也日薄西山,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发展决定了渤海国与新罗间的对抗因自顾不暇而走向了终结,双方都深深地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渤海国在向取代唐朝的后梁、奚人求援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与宿敌新罗结盟。渤海末王十五年(公元921年),“王遂与高丽修好,并通婚姻”。[16]渤海末王十九年(公元925年),“王惧契丹见逼,遣使与新罗结援。”[17]新罗当时已经名存实亡,却仍不忘旧怨,非但不帮助渤海,反在渤海国生死攸关时节出兵配合契丹进攻渤海。渤海国与新罗的冲突与争执随着契丹的介入而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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