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古国与中原王朝的商贸与交流

第一节　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商贸与交往

渤海自建立之日起就与唐（周）王朝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渤海国存续的229年，几乎是与唐王朝的兴衰保持着共振的状态。二者在政治、经济、交往上都有着密切往来与长久合作关系。

政治方面，渤海国就是唐王朝的藩属国，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主要是靠朝贡与册封来维系的。虽然期间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没有改变渤海拥戴唐王朝的主流方向。渤海从建国之前至建国之后，一直旗帜鲜明地拥护唐王朝，以反周复唐为旗号引领着东北各地的少数民族共同举事。武则天想以招安的方式稳定边疆危机，而起义军首领乞乞仲象坚持原则，拒绝了周的册封。后来，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在与武则天的镇压大军交锋的过程中巧妙地躲过了镇压，建立了震国。震国建立后，大祚荣在唐中宗复辟不久后便明示愿意归顺大唐，与之确立宗藩关系。公元713年，唐睿宗派遣郎将鸿胪侍卿崔忻为敕持节宣劳靺鞨使到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其统治的震国被列为唐朝版图的一个州，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自此去靺鞨之号，称渤海，渤海定期向唐王朝进贡，从此与唐王朝建立了正式的藩属关系。在其存续期间，渤海国历代王权的继承与更迭都要接受唐朝册封的郡王或国王封号，而且同时还接受着唐朝忽汗州大都督的封号，这也就是说，渤海不仅是唐朝的藩属国，而且是唐朝的一个羁縻州。

渤海在历史上并不是忠心耿耿地一直归顺于唐，也不是有什么中原文化情结，而是统治者审时度势而采用的自保和最有利自身发展的战略战术。公元719年，亲唐的大祚荣去世，渤海举国哀悼。唐玄宗亲自接见了渤海国的报丧使者，并赐帛500段。为表重视，朝廷还专门派外交官去渤海吊唁。唐后来再次遣使册封大祚荣长子大武艺为渤海郡王，还兼领“九姓燕然都督”。大武艺即位后继承父亲的遗志，东征西讨，建功立业，使得疆土不断扩张。大武艺在征讨的过程中开始觊觎渤海北部的黑水靺鞨。黑水靺鞨是个强大而松散的部落联盟，分散在黑水（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点以下到入海口）南北的广阔地区。然而黑水靺鞨与唐朝的关系当时也十分密切，黑水靺鞨也是唐朝隶属下的地方民族政权，与渤海有相同的政治地位。但黑水靺鞨与唐朝发生关系较早，在公元722年，唐玄宗就已经封其酋长为勃利刺使。仅开元年间其遣使朝唐就达15次以上，足见其与中原关系的密切程度。黑水靺鞨不仅对朝廷的贡品珍贵丰富，在黑水府建立后，他们还主动要求朝廷派员督导。唐朝对黑水靺鞨的顺从行为非常满意，除了满足他们的种种要求之外，还赐给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并给黑水府的官员们封赏授官。黑水靺鞨与唐朝的关系令大武艺产生了政治上的危机感。大武艺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决定用武力征服黑水靺鞨。其理由是“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1]大武艺攻打黑水靺鞨就等于向唐王朝发起了挑战。虽然未取得预期效果，但是挑起了唐渤之战。于公元732年，大武艺水陆两面起兵，大举犯唐。战争初期，大武艺占据上风，后来唐朝调集大军从西、南两个方向进击渤海，渤海遭到灭顶之灾。以卵击石之举失败后，大武艺彻底臣服。大武艺派人到长安呈送“请罪表”，表达了自己追悔莫及、痛改前非的心情。唐玄宗从大局出发，原谅了大武艺，让来人带回一份恩威并用的谕旨：“敕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艺：不识逆顺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国者，未之闻也。卿往年背德，已为祸阶，近能悔过，不失臣节，速复非远，善又何加。朕记人之长，忘人之短，况此归伏，载用嘉欣，永祚东土。”^[2]从此之后，渤海历代王牢记这次教训，不再起兵反唐，而是处处依附于唐，时时向唐学习。

渤海国的政治从大武艺之后就开始“宪象中国”，中央政权体制几乎完全是当时唐朝中央官制的“翻版”。渤海国仿唐制设三省六部。其中六部的建制竟直接以儒家的忠、仁、义、礼、智、信命名，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包括各地方民族政权、藩属政权）是绝无仅有的。在渤海国内，经过建国初期的“开疆扩宇”，文王大钦茂的“开置郡邑、厘定州界”及之后的曲折发展，渤海最终出现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百余县”的盛国局面。此外，渤海还不断遣使入唐为质，留备宿卫。更重要的是，唐朝与渤海的这种宗藩关系还不仅是表现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唐朝也切实努力采取措施对其实施管辖职能，如派驻长史到渤海实施监控职能，又在边州设押渤海经略处置使以负管理渤海之责。该职多由边州节度使兼任，自开元年间直至后唐，该职能始终未废，足见双方的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始终是存在的。由此可知，渤海国虽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但其实质上是唐王朝下属的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权。

从双方的经济关系看，渤海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共生和互补的。渤海虽距中原王朝的京都地区有千里之遥，但它却是中原王朝获得大量渔猎品、药材等必需品的主产地。不可否认的是，渤海国是由部落式的原始社会迅速升华为封建社会形态的，因而在远离都城的边境州县，原始氏族部落统治形式还有很大的遗存，因而说渤海社会应该属于半封建半原始的状态。这种特殊的社会状态从渤海向唐王朝纳贡的礼品可见端倪。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大钦茂曾一次向唐贡献貂皮1000张，其忠于唐朝之情可以想见，而其贡品之原始则可折射出当时渤海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渔猎形式的自然经济。当时渤海国经济与中原的经济有着巨大的互补性，因而两者之间的商贸关系极为密切，当时中原对渤海之物产极为了解，《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称：“（渤海）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梨。”^[3]可见渤海之名优特产已经在中原王朝声名远播，由此可以推测双方之间物品往来交换频繁。也侧面说明渤海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通状况颇佳。渤海国的交通，无论是陆路、水路都有重要干线和航道，是“万里寻修”、“繁荣贸易”、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必然之路。当时渤海国的水陆交通主要有通往唐朝的朝贡道；通往日本的日本道；通往朝鲜的新罗道；还有与周邻陆路交往的营州道、契丹道等。国内5京之间的交通干线也十分畅通。良好的交通使渤海国的特产能及时、大量运往中原，同时也能保证唐朝回赐的“化外之物”能顺利运至渤海内地。(www.xing528.com)

当时，渤海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有朝贡道和营州道两条交通干线，担负着双方货物的运输工作。渤海从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时起就同唐朝开始“就市交易”，并建立了直接商务联系。渤海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贸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官方之间的朝贡回赐贸易，渤海对唐朝的朝贡虽然是一种表达臣服关系的名优特产输出，但这种贡物往往都能得到远不止一倍的丰富回赐，唐王朝为了显示大国的风范和实力，回赐给渤海的物品价值往往数倍于渤海国。公元731年，大姓取珍等120人朝唐得到3600匹帛的赏赐。渤海还在朝贡道上的登州进行“交关”（直接贸易）。渤海通过这种朝贡方式进行的以物易物的贸易获利颇丰，既达到了政治上的形式需要，又实现了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因而渤海向唐朝的朝贡越来越频繁，以至于唐王朝不得不加以限制，“大历二年至十年，或频遣使来朝，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十二年正月，遣使献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复来。建中三年五月、贞元七年正月，皆遣使来朝，授其使大常靖为卫尉卿同正，令还蕃。八月，其王子大贞翰来朝”。^[4]另一种方式是民间贸易往来。如当时山东半岛的登州就是一重要的贸易口岸。渤海卖往中原的物产主要有马、铜等，如唐大历年间唐人“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5]。而渤海从中原易得的商品主要有各类丝织品、金银器皿及经籍图书等。总之，双方之间密切的商贸往来将渤海纳入进了中原的经济圈内，使渤海百姓与中原人民之间能够互通有无，以经济桥梁为纽带开展各项文化事业的交流，从而增强了渤海与唐王朝之间的主国与蕃国之间的认同心理，进一步促进了政治与外交上的联盟与协作关系。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繁荣的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变化。渤海国立国以后，统治者都能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对域外先进文化的学习和适应。特别是自大钦茂之后，渤海不断派人入唐求写和求购中原典籍，《大唐元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儒学经典都被渤海国统治者奉为国学正朔，从而奠定了渤海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素养。为加强学习中原文化，渤海人还常派本国人到唐朝留学深造，为本国培养各类人才，其中最著名者如乌炤度、乌光赞父子均在中原科举及第，回国出任宰相等要职。当时的渤海国内也以儒学为核心，大力提倡儒学经典的教育，以中原典籍为主要教育内容，培养出了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文学家、诗人和仕子。文学方面亦以中原诗书为楷模。从现有的渤海文字看，当时渤海曾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渤海人的文字和书法曾被日本人誉为“笔下雕云”、“毫含松烟”。虽然留存下来的渤海诗文并不多，但体裁多样，有绝句、律诗、古风、七言、五言等，折射出渤海文人对中原诗文高超的驾驭能力。1980年代出土的渤海国贞惠贞孝二公主墓志铭，都是酷似唐代风格的骈体文佳作。渤海国诗人的佳作曾得到晚唐诗词大家温庭筠的肯定和赞誉，他在其《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一诗中有“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之句，而其中“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之句，则更是有力地证明了渤海与中华“车同轨”、“书同文”的政治统一、经济一体、文化同源的现实情况。渤海的音乐和舞蹈也是在吸收了大唐风韵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风情的再创造。由此足见双方文化往来之密切。

近年来，一些国际学者不顾历史事实，视渤海国为其本土历史，理由就是其目前的领土上发现有渤海国的遗迹。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的不实之辞。其一，前苏联和今俄国的少数学者把渤海史说成是他们“伟大的多民族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说渤海“是一个既不赖此，也不靠彼”的“独立于强大唐朝之外”的国家，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俄罗斯民族本属欧洲，其先人最早来到黑龙江流域是在17世纪早期，故1000多年前渤海国与俄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自然就谈不到归属问题了。其二，一些朝鲜韩国学者不顾历史事实，将渤海国的历史纳入到古代朝鲜史中。其说的主要“根据”——王族大氏是“高丽别种”，即属高句丽族。如西江大学的李钟旭、韩国学者宋基豪、朴时亨、李东源等。他们虽承认大祚荣为粟末靺鞨族，但却认为其是高句丽人；或认为大祚荣一族是“具有很强烈的高句丽归属意识”的“粟末靺鞨系的高句丽人”。还有许多韩国学者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二者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这两种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其一，渤海建国之际，距高句丽灭亡已整整30年之久，而此前唐朝已将其所灭的高句丽国故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管辖之下，故“靺鞨”国并不是从高句丽人手中通过征战的方式自主获得的，而是地方少数民族乘唐周之乱在讨伐周政权的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所谓继承之说是空穴来风。其二，渤海国领地是以靺鞨之地为其中心的东北亚腹地，而不是以高句丽故地为中心。渤海国旧地是立国后经过数代君主以武力扩张获得的。尽管后来渤海国的疆域确曾延伸到了朝鲜半岛的泥河一带，但这片土地只占其全部领土中的一小部分，而领地中的大部分都是靺鞨之地，且直到近代以前都在我国的传统疆域之内。其三，渤海国是初名震国的“靺鞨”王国，王室及主体民族又都是“靺鞨”人，均与高句丽人无关，渤海亡国后，大部分渤海族融入了汉文化圈，渐被同化。因此，这个最初称为靺鞨的国家与前此相隔30年时间的高句丽国之间，无论是其疆域、国名，还是王室的血统与主体民族的族属，均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继承关系及内在联系。另外，从前文所述的渤海国与中原王朝的密切的朝贡关系及经济文化往来关系皆可证实渤海国是在中国经济文化圈内的自治性的地方政权。

渤海国的历史，无论是从其民族起源、渤海族形成以及渤海亡国后的流向看，还是从其政权的归属、唐朝与渤海的经济往来关系以及渤海人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体现出的心理认同方面，都有经得起推敲和拷问的史实和遗迹来证明渤海国中国历史归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