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古国的历史变迁：探索民俗风情与美学艺术

第四节　民俗风情与美学艺术

渤海国主体民族是靺鞨族，这是一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古老民族，有着纯朴的民风和特殊的文化传统。渤海立国后，靺鞨人与高丽、室韦、汉族等部族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渤海族，靺鞨人在吸纳中原文明的同时也不同向周边的少数民族学习，致使渤海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加之渤海国地处东北亚腹地，背依唐朝，邻接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日本。渤海是当时唐朝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日本的中转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来自多方文化的影响，实行开放性统治的渤海国与邻近各国各部族之间往来频繁，以开放的襟怀吸纳了海内外各地文化的精华，在保持原有民俗风情的基础上，移植了大量的中原文明和日本文化，用自己的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

一、民俗风情

据《旧唐书》记载“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捷，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父子相承，世为君长。俗无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19]这里说渤海人的祖先，靺鞨人体质矫健，性情凶悍，勇敢善战，擅长用兵器。其衣饰以编发为主，重视壮年人而慢怠老年人。不住房子而住在洞穴中。夏天逐水草而居，冬天则入穴避寒，没有文字。其主要的产业是养猪，食猪肉穿猪皮。丧葬习俗是人死后不用棺椁直接埋葬，以杀死者生前所骑之马祭奠之俗。旧唐书记载的主要是渤海祖先的旧俗。到了渤海国时期，虽然有一些民俗得以保留，但大部分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明的介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渤海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松漠纪闻》中记载，“妇人皆悍妒。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知觉，九人则群聚而垢之，争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娼，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唯渤海无之。”^[20]渤海妇女往往通过结拜互助等办法，联合起来，用各种方式杜绝丈夫婚外情的发生，以捍卫妻子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她们一旦发现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必谋置毒，死其所爱”。她们的这种行为受到了整个渤海社会的支持：“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众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一夫一妻制是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家庭构成了渤海社会的基本单位。夫妻共同经营一个家庭，死后合葬一处。在迄今所发掘的渤海墓葬中，凡夫妻合葬者，均为一男一女，并无一男多女便是极有力的证明。与此相关的是，妇女在选择配偶方面显然也存在着一定的“自由”。《金史·世宗纪》载：“渤海旧俗，男女婚，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21]这表明直到金代中叶时，渤海遗民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以两情相悦为前提的古老“抢婚”习俗。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靺鞨先民的风俗就是如此。早在肃慎挹娄时期，其“将婚嫁，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22]到勿吉时，则“初婚之夜，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23]这表明，当时的婚嫁主要是由当事人自己做主的两个人的行为。另据在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疗养所附近村落址发现的“靺鞨陶制小孩摇篮的模型”可知，当时的黑水靺鞨人已将摇篮作为育婴器具。这说明渤海的主体民族靺鞨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育婴经验。与其先民不同者，“以溺洗面”和“贵壮而贱老”的风俗已有所改变。尽管尚未发现有确凿的史料进行相关说明，但从其唐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和儒家纲常思想的迅速普及情况判断，以及第三世主大钦茂之在位达57年之久，到其末叶又有“老相”等等迹象来看，老人们显然受到了礼遇和尊重，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应有所提高。

渤海祖先丧葬时不用棺椁，发展到了渤海时期，渤海人借鉴了汉文化，开始有了木棺葬，还实行火葬和二次葬等习俗。渤海的墓葬有土坑（土圹）、土坑封土、石圹封土、石室封土、石棺封土及砖石顶封土等多种形式。以规模看，又有贵族的大墓与平民的小墓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型墓之分。有椁墓则多见于早期之末和中期，其中的木椁墓则与靺鞨的葬俗有关。贵族墓葬多在地上构筑建筑物。这显然是“勿吉人（人）死，立埋之，冢上作屋”^[24]遗俗的折射。渤海人还有多人葬，二次葬等习俗，多人合葬反映了渤海人喜群居的习俗。二次葬及墓壁画则体现了渤海墓葬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高句丽墓葬及中原丧葬习俗的影响。如早期的渤海贵族墓葬（以敦化六顶山墓葬为代表）：“墓室修于地下，以石砌筑，方形，抹角叠涩藻井，南壁中设甬道，甬道前有墓道。”从墓室结构上我们能看到高句丽石造单室封土墓的墓葬形制的若干影响，高句丽贵族墓“墓内壁画．．．墓室方形，顶部为抹角迭涩构成穹窿式藻井，其上绘日月星宿。”^[25]进入中期以后，以贞孝公主墓为代表，墓室虽仍修于地下，却“以青砖砌筑，由前室、甬道、主室组成，呈长方形，叠涩起顶，用青砖修葺塔式建筑于墓上”。这种墓室结构和唐代中原的中小型墓十分接近。从墓室内壁画的内容和风格看，宛如唐代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壁画人物的再现。而从服饰、画风上看，是唐代八世纪的风格”，即受到了中原地区唐代砖室墓的影响无疑。另外，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墓，多已逐渐采用木棺。其中贵族墓往往为砖石结构，内装饰有壁画、碑刻、石狮等等，显然是受到中原汉族丧葬文化的影响。这种习俗的转变与早期靺鞨葬俗受到高句丽葬俗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随着中原丧葬习俗的普遍传入，渤海人也在先人去世之后，选良辰吉日出殡，并请懂风水明相法的大师看墓地风水和朝向，一改勿吉人时期的亲人死后“立葬之”的旧俗。如贞孝公主于大兴五十六年夏六月九日壬辰终于外第，同年冬十一月廿八日己卯陪葬于染谷之西原，即死后停枢待葬长达5个多月。

渤海人还有祭祀、祈雨等民间习俗。特别是每逢岁末时节，渤海人常常载歌载舞，鼓乐游行。遇有其他重大活动及国王、佛祖诞辰等等，也均有不同形式的庆祝和纪念，如举行册封典礼时“赦”其境内，“贺丰收”等等。唐朝有人日（二月七日）、上元（元夜、灯节）、寒食（每年冬至后一百零五六天）、清明（寒食后一二天）、七夕（七月七日乞巧节）、中元（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鬼节）、中秋（八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除夕诸节，渤海也大体上存在这类季节性节日。张建章《渤海国记》中就记载：“民岁时聚会作乐，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从渤海王廷之不断派人去中原“贺正”及“贺正表”中有“三阳应律，载肇于岁华；万寿称觞，欣逢于元会”之句可以得知，渤海人至少已有了“元旦”（春节）、冬至等年、节的观念，届时举行朝会及庆祝活动。又据派往唐朝的“进奉端午使”得知，当时渤海已有了过端午节的习俗。《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载：“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26]。这表明，渤海当时已经同中原王朝的节日保持同步了，随汉族习俗过端午节。《日本三代实录·卷43》元庆七年五月五日条也谓：裴颋访日时，日皇于五月五日“别敕赐大使以下、录事以上续命缕”，^[27]这里说明渤海人过端午节时不但有采艾蒿、吃粽子（即艾糕，用艾蒿叶子浸米裹成的艾香粽）以纪念屈原的风俗，还有以五月为毒月、五月五日为恶日，把艾蒿插在房门上，系“长命缕”（也称续命缕，即五色丝线）于手臂上以避凶趋吉的习俗，这都充分说明渤海国人逐渐与中原文化风俗趋同了。

渤海人还有一个显著的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莲花。据上京龙泉府遗址等渤海国遗址眼现的渤海文物，带有莲花花纹的瓦当比比皆是。尚莲爱花不仅是渤海人上层社会人们的一大爱好，也是平民百姓的时尚。据史载，渤海富人好砌园池、植牡丹。多者二三百本，有些品种，甚至连燕地都没有。考古资料也表明，牡丹与莲花是渤海国建筑的主要饰物与佛教浮雕中的基础花饰。时至今日，在黑龙江宁安市镜泊湖一带的小北湖犹有种植莲花的遗迹，附近村屯以莲花为名者屡见不鲜。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北部等边远地带一直没有种植莲花的习惯，然而自渤海国以后，莲花开始普遍出现，显然它是受当时中原习俗的影响所致。当时的中原各地，养牡丹成为了热门，《国史补》即谓：“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值）数万者”。^[28]进入中原的渤海人耳闻目睹此情此景，激发了他们对这种名贵花卉的热爱，遂不惜千金购之携回本地栽培。从此中国东北地区开始有了种植牡丹、芍药、莲花等中原花卉的习俗。

二、美学艺术

渤海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主要师从唐朝。在在渤海不断派人入唐学习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审美和绘画艺术也传人了渤海。盛唐时期流行的丰腴美、发髻美、服饰美、建筑美等都在渤海墓葬中发现的墓壁画中有所体现。隋唐时期流行的美术创造也随之传入渤海。据文献记载，大简之善擅画松石小景，可惜其作品散件不知所终。在上京遗址中，发现了壁画残片和一个在陶盘上刻画的头带幞头的人物形象，该人物形象用笔洗炼，神态自若，有一种遒劲的大家风范。1980年发现的贞教公主墓壁画可以窥见渤海当时绘画水平的全貌。渤海的绘画，构图简练含蓄，擅用白描和工笔，其线条优美流畅，色调鲜艳明丽，运笔技巧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贞孝公主墓的人物图，栩栩如生、生动丰腴，宛然盛唐绘画之再现。当然，其壁画中也掺杂有渤海自己的特点。

贞孝公主墓在甬道、东壁、北壁上绘有12个人物。甬道绘守门武士两人，东西相对，头戴兜鍪，穿黄底朱条札甲，扶剑扛铁挝，站立警卫。东壁绘4人，高约113厘米。梳高髻，系抹额，粉面朱唇，着赭色圆领袍，系革带，肩找铁楇。第二人，戴交脚幞头，粉面团脸，穿白色间有花瓣纹饰圆领袍，系革带，捧一红色包裹。第三人，戴交脚幞头，粉面朱唇，着深青色花瓣纹饰圆领袍，捧一白色包裹。第四人，面相相同，穿红色带花瓣纹饰圆领袍，捧铜镜一面。可以看出，这是专门负责侍卫和伺候公主的内侍。四壁绘四人，身高约113至117厘米。第一人，头系抹额，梳高髻，粉面团脸，小口朱唇，系革带，袍襟撩起掖于革带，左腰佩弓囊，右腰佩剑和剑囊，右手抚剑，左手执檛扛肩上。第二人，头戴交脚幞头，粉面朱唇，面颊丰满，着深青色间有花瓣纹饰袍，腰系革带，双手抱褐色锦囊，足踏麻鞋。第三人，头戴幞头，粉面团脸，朱唇细眉，着深青色间有花瓣纹饰袍，抱一锦囊。第四人，头戴幞头，小口朱唇，眉清目秀，穿白色间有花瓣纹饰袍，托抢褐色锦囊，锦囊大头朝下。这是一组由侍卫保护着的服伺公主的乐伎。北壁绘二人，侧身相向，高约117厘米。西侧一人，戴交脚幞头，穿黄色间有花瓣纹饰的圆领袍，腰系革带，左肩背箭囊，身后背弓，双手举双头杖于胸前，足踏麻鞋。东侧一人，头戴交脚幞头，粉面朱唇，穿紫色间有花瓣纹饰的圆领袍，左腰佩箭囊，左肩背弓，双手举一华盖，这两是公主贴身侍卫。^[29]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例渤海人真实形象图。可以想见，渤海人以脸部丰腴为美，喜红、青蓝、紫、白诸色。该墓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与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前陪葬陵——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服饰几乎一模一样，所执器物也基本相似，所以说，渤海的审美主要是秉承了盛唐的遗风。

最能体现渤海人审美观的还有遗留至今的实物——雕塑。保留至今的渤海雕塑不多，大多为石雕。其中耸立在上京遗址的大石佛虽已非原貌，但骨架仍保持原形。其雕工娴熟、体态丰颐，与盛唐时的同类造像相近。在大石佛雕像左前方的石灯幢，造型奇特，气势壮观。从风格上看，既吸收了中原同类石雕艺术的成果和精华，又以作风之粗犷豪放和就地取材于玄武岩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确为渤海雕塑家们的一大杰作。而六顶山贞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狮，“其一通高0．64米，用花岗岩雕成，披鬣昂首，张口眦目，前肢直立，后肢卷曲，蹲坐于石座之上，威武庄严。其造型与隋唐洛阳宫城门址出土的石狮、西安乾陵前的石狮相同”；只不过形体略小。民间艺术家以朴拙洗炼的刀法，把为主人守墓石狮塑造成了浑健有力、昂扬雄壮的艺术形象。其造型和刀法皆与唐代守墓石狮相近。此外，1993年秋在黑龙江省海林县三道乡鹰嘴峰遗址出土的鸟纹牌饰，“是用一块骨板先磨成猫头鹰或山鹰的形状，然后再在骨板上浅雕出一双水鸟（应是雌雄一对），站在分叉的生命树上，其上还雕有圆孔若干”，可以说是“十分精彩”的工艺美术。此外还有前文提到过的渤海上京遗址清代兴建的兴隆寺中的渤海时期遗留下来的造型玲珑剔透的石幢灯等其他反映渤海雕塑艺术的杰作。

渤海的陶瓷以“渤海三彩”釉陶为代表，在师承“唐三彩”的基础上，烧造出许多小巧玲珑的三彩瓶、盒、罐，熏炉等以及色彩鲜丽、形体较大的建筑饰件如鸱吻、脊兽等等。此外，渤海的白瓷、绞釉瓷、青瓷开创了东北地区制瓷工艺的新篇章。砖瓦中的宝相花纹砖，典型堂皇，莲花瓦当凝结着渤海手工匠人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此外，还有各种造型的精美的金、银、铜、铁器，无一不反映了渤海人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审美情趣。

另据《续日本纪》记载，公元740年，第二批遣日使团到达日本后，副使已珍蒙等人在日廷演“奏本国乐”。“奏”本国乐之举说明渤海国的音乐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作曲填词方面都形成了的自己的风格。据此推算，最早的渤海乐至少在武王末或文王初年即已正式形成。从其在日本所受到的欢迎和重视的情况来看，渤海国音乐已经是一组水平较高、不同凡响的乐曲。另从74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东大寺举行的有天皇、太上天皇、皇太后等参加的盛大法会上，渤海乐得以与“大唐”、“吴乐”、“五节田舞”、“久米舞”一起被正式演奏，而且排名紧随“大唐”之后，由此可风窥见渤海人对音乐的驾驭能力已不输唐朝。后来日本当局又派内雄等人特地来渤海学习音声，足见邻人对其乐曲的重视。音乐是沟通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无声语言，其独特的审美情趣既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婉转动听的音乐不仅能激发人们的审美情趣，更能陶冶人们的性情，进而对美产生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追求。

【注释】

[1]见贞孝公主墓志。贞孝公主墓碑介绍：1980年十月，延边博物馆在头道镇龙海村西龙头山上发掘贞孝公主墓时，在甬道后部发现了贞孝公主墓碑，现收藏在延边博物馆。碑系花岗岩质，圭形，通高1．05米、宽0．58米、厚0．26米，保存完好。正面镌刻志文，阴刻，楷书真字，共18行，728字。

[2]《魏书·勿吉传》。

[3]一说是高丽人。

[4]参见卢伟《渤海国佛教遗迹发掘及其佛教的传布考》，《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5期。

[5]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343页。

[6]参见宋基豪《渤海寻踪》（朝文），257－263页。转引自王承礼《中国东北亚的渤海国与东北亚》第347页。

[7]关于此佛龛的名称、年代、真伪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争议，目前尚无定论。学者争议的焦点是该物是否为渤海国所有，渤海史中并无见“许王”一称。(www.xing528.com)

[8]大石佛经过后世信徒的拼接改造，佛身已经被大大地被缩小了。

[9]（清）杨宾《柳边纪略》，《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10]《旧唐书·高丽传》。

[11]（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附学读书。

[12]《高丽史》卷92，《崔彦撝传》。

[13]于万运《增补文献备考·舆地考一·渤海国》卷13。

[14]《辽史·地理志》东京道显州。

[15]《日本纪略》弘仁元年（810年）五月二日条。

[16]J．Marshall Unger，Layers of Words and Volcanic Ash in Japan and Korea，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Vol．27，No．1，Winter，2001．

[17]《续日本纪．神龟五年正月甲寅条》。

[18]皇后裴摩申氏《谢表》，载《松漠纪闻》。

[19]《旧唐书·渤海传》。

[20]洪浩《松漠纪闻》。

[21]《金史·世宗纪》。

[22]《晋书·四夷传》。

[23]《魏书·勿吉传》。

[24]《魏书·勿吉传》。

[25]林至德：《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演进及分期》，《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8年第2期。

[26]《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

[27]《日本三代实录》卷43。

[28]李肇：《唐国史补》。

[29]据《渤海简史》，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