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古国历史：语言文字与文学

第三节　语言文字与文学

渤海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她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因而语言具有多元性。特殊的国民构成决定了其文学、艺术必然带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由于中国古代东北地区政权更迭频繁，各个朝代之间的文化没有延续性，后朝几乎全部采用以焚毁、破坏前朝文物、建筑、文明来彻底摧毁其复辟的可能，因而导致东北地区古代文化缺乏传承，文化呈断裂性的发展态势。时至今日，遗留下来的墓志、壁画，文物和经籍可以勉强给后人展示一些渤海国当年的辉煌和灿烂。

在谈及渤海国的语文文字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渤海国的民族主体构成。渤海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粟末靺鞨、高句丽、黑水靺鞨、白山靺鞨、室韦、汉人等多个民族构成。其主体民族是靺鞨人应无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导致渤海的语言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但是，由于各族人民都处在同一个政权下，相互之间的必须有一定的联系和交往一，而充当不同部族之间交往和联系的语言应是汉语或其他某种共通的语言文字。如《新唐书·室韦传》即称室韦人的语言“靺鞨也”，由此可知靺鞨与室韦这两个不同语族的人们在语言方面已呈现混通之势。其他如粟末和白山两靺鞨人由于与高句丽人长期接触，互相间在语言上不可能不出现借代与混通的现象。随着渤海从中央到地方行政体制的完善，渤海官方语言应该有了定性，从渤海公主墓志、墓壁画等文物来看，其时的官方的语言文字应该就是汉语。

而作为渤海主体民族的靺鞨人语，是否有文字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团。据有学者考证，渤海群众主要是操靺鞨语，靺鞨语在语系中应属于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即古代的通古斯满语，靺鞨语显然是渤海王国的主要官方交流语言，曾在渤海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不过，如上所述，渤海的靺鞨语因为多元民族的构成而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其他语言成分，特别是汉语和高句丽语。有专家认为，可能在“渤海族”形成时，这种以靺鞨语为基础的复合语已经成了为境内大多数居民所大体通用的“渤海语”。据《日本纪略》弘仁元年（公元810年）五月二日条载：“令史生羽粟马长并习语生等，就习渤海语”。^[15]这里所说的“渤海语”，以当时的情况分析，既不可能是渤海与日本交聘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语言，也不是靺鞨人传统的靺鞨语，而应是以靺鞨语作为母体的一种“新”的语言，即伴随渤海建立、发展而逐渐出现的以靺鞨语为主体，融汇了汉语和其他语言成分在内的复合语言。有学者认为靺鞨语可能与日本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共通之处。^[16]它对境外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外语，故当时的日本方面为了加强与渤海国人的交流而不得不派人入渤海地学习这种复合型的新语言。

靺鞨语只有口语而无书面语符合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主体特征。一些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因为人口数量不足或是受其他部族影响大等多种因素而没有文字，如苗族、白族、布依族等南方少数民族，北方的赫哲族、鄂伦春族等。对于这个已经消逝的渤海族而言，随着汉语在渤海国的地位的上升和渤汉交流的扩展，汉语的应用范围随着渤海政权的唐化而不断扩展，至少已成为其上流社会的通用语和官方用语之一。史称渤海“颇有文字”。这里所说的“文字”。显然就是汉字无疑，因为渤海没有自己的文字。各地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文字瓦”和贞惠、贞孝二公主墓志的出土以及日本古籍中保存的渤海国书数件与诗文等，都提供了足够的证明。事实上早在渤海建国之前，其先民中的许多人已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汉语，有的人还能运用汉字。渤海建国后，由于其主体民族——靺鞨族没有文字，而日志、外交、文件、命令等诸多内容都迫切需要有文字来支撑渤海政权体系的正常运行，而汉字的音形义因为渤海民族本身中就有汉人，所以采用汉字来做作渤海国的官方文字是顺理成章的事儿。随着汉字的推广，使之不仅成为官方的唯一文字，而且为民间所广泛应用。汉字不旦成为渤海各界人士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工具，还成了与中原交流、形成“车书本一家”局面的重要媒介。因为从营州和辽西各地回归的靺鞨人、高句丽人皆粗通汉语，而且朝唐、留学或贸易回来的渤海各阶层人士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使用了汉语。特别是在各类学校的教学中，汉语既可能成为一门必修课程，又可作为教学用语之一而为越来越多的渤海人所掌握。因此，进入渤海中期以后，汉语不但成为一种官方用语，而且应用范围在逐渐扩大。以至于在日本、渤海交流时，也主要使用汉语相互翻译。当然，除汉字外，渤海人还自创了少量文字以弥补应用方面的不足，从渤海铭文瓦中的殊异字及一些图符可以判定渤海国已有少量的文字。

二、文学

从现存的有关渤海古国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渤海文学在海东盛国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渤海文学的主要形式是骈体文赋和律诗两大类。因渤海的官方文字是汉字，迄今保存下来的渤海文学作品也只有汉字形成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或刻于碑铭上，或书于绵帛上。主要有书牒、表文、碑文等形式。这些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价值，其文风明显地是受到了唐代盛行的骈体文的影响。现存数量较多的是书牒，即渤海王致日本天皇的“国书”及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的“牒”文。一些书牒措辞工整，文字优美，言辞达意，如大武艺致日本圣武天皇的国书，便是保存至今最早的渤海文章。

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支百世。武艺忝当列国，监总诸藩，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仁亲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于今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建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那娄等带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试；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诮。主理有限，披膳未期，时嗣徽音，永敦邻好。^[17]

其全文仅172字，却包罗了通报本国情况、表达睦邻愿望、倡议友好结盟以及介绍使节身份等多层实质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的短文。全篇文采动人、长短句搭配得当。体现了作者深遂的文学造诣和丰富的外交阅历。另外发掘出土的贞惠、贞孝两公主墓志，更是渤海骈体文中出色的上乘佳作。它以偶句为主，对仗工整、音律和谐，文字凝炼。碑文作者并谙知屈原、宋玉、刘向、曹植、谢灵运、阮藉、卢照邻、王勃、骆宾王等人的作品，例如墓志中的“箫楼之上，调双凤之声”句，就是沿用了唐初卢藏用在《奉和安乐公主山庄制》中“箫楼逐凤凰吟”的诗句脫化而成的。四六句式和四四句式衔接得天衣无缝，详略得当；典故运用贴切，比喻生动形象，反映出了当时渤海人对汉文学的高超的驾驭水平。

渤海跨入海东盛国时期后，随着和唐朝交往的加深，掌握汉语写作的人才层出不穷，涌现出了杨泰师、王孝廉、裴趚、释仁贞、释贞素、周元伯、杨成规和高元裕等著名作家。他们皆以娴于词翰、工于文采而名闻遐迩。从保存在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国书”及文牒看，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同内地的骈文比较，似少有靡丽、堆砌的颓风。但由于此种文体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框架限制，因此后来者必然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束缚。如收录在《松漠纪闻》里的皇后裴摩申氏《谢表》就是形式主义骈体文的突出一例。其全文曰：

龙衮珠旒，端临云陛；玉书金玺，荣畀椒房。恭受以还，凌竞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并日升。诚意正心，基周王之风化；制礼作乐，焕尧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劳，饬遣光华之使。温言奖饰，美号重仍。顾拜命之甚优，惭省躬而莫称。谨当恪遵睿训，益励肃心。庶几妇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18]

通篇尽管词藻华丽，对仗工整，但却几乎都是空洞无物的文字堆砌，被形式主义的框架所束缚，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在渤海文学史上，诗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渤海王国在缔造“海东盛国”的过程中，大量借鉴中央王朝的文化，也培养出自己文学艺术之果。在渤海存在的200余年中，其汉语诗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诗歌创作亦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可惜渤海王国的诗作国内史籍已完全失载，仅在日本古代文献《经国集》、《文华秀丽集》、《续日本纪》中有所收录，但数量已不足十首。如按诗歌发展时间划分，渤海诗歌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从建国之初到简王之世（818年）为前期。自宣王（818年）至渤海亡国为后期，是渤海王国诗歌创作的繁盛期。前期的诗歌主要有五言、七言律诗、七绝及乐府等体裁。当时著名诗人主要有杨泰师、王孝廉、高景秀、释仁贞等等，其中杨泰师最为优秀。杨泰师，官至归德将军。贞元十一年（795年）泰师出使日本，夜闻邻女捣衣声，引发思乡之情，由自己羁旅思归之多“愁”，想到邻女夜深捣衣、体弱风寒，不禁产生强烈的共鸣。遂作《夜听捣衣诗》一首。《夜听捣衣诗》为歌行体七言古风，明显是受到了李白《捣衣篇》的影响。十二韵中，语言生动直白，感情真挚细腻，突破了以往此类题材作品多为闺怨意象的传统，使其与《捣衣篇》一样，明显区别于六朝时期的同类作品，代表了渤海前期乐府诗的成就。杨泰师的另一首传世诗为《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云：“昨夜龙云上，今朝鹤雪新。只看花发树，不听鸟惊春。回影疑神女，高歌似郢人。幽兰难可断，更欲效而颦。”用典准确，文笔清新，具备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王孝廉，仕于僖王之世，为渤海前期诗坛的代表人物，作品甚多，保存下来的五律、七绝有五首。其中《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一首曰：“芳树春花色甚明，初开似笑听无声。主人每日专攀尽，残片何时赠客情。”系触景生情和感怀友人之作，文思流畅，词藻精工，表现出相当高的造诣。而其《从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一首尤佳：“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赖有锵锵双风伴，莫愁多日住边亭。”文采绮丽，情真意切，思念故国的心绪一览无余。宛然唐人风韵。释仁贞，为渤海著名的诗僧，很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其中在出使日本期间（814年稍后）写就的《和坂领客对月思乡见赠之作》诗：“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谁言千里隔，能照两乡人。”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无以排遣的乡愁。他所作《七日寨中陪宴》七绝一首，保存至今，内有“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园春”的著名佳句。(www.xing528.com)

渤海后期诗歌进入了更加繁荣的时代，涌现出了更多的诗人，较著名的有周元伯、释贞素、杨成规、裴颋、裴璆、高元固等人。其中以文籍院少监裴颋和其子裴璆最为有名。父亲裴颋以诗文高雅，情感归真而闻名于海内外。日本诗人菅原道真为裴颋的才学和气质所倾倒，称赞裴颋堪比有“七步之才”的曹植；而裴颋亦称赞菅原道真“诗比白香山（居易）”，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裴頲还曾与日本诗人进行“诗赛”，留下了许多杰作。可惜作品全部失传，迄今保留下来的，只有《酬管侍郎纪典客》中的“一骋希麻骥”残句。日本同辈称赞他“惊见裴诗逐云成”、“万里当凭一手章”、“声价随风吹扇俗”、“文章多少被人抄”、“座客皆为君后进，任将领袖属裴生”。依此可以断言，他是个才华出众的渤海诗坛巨匠。裴璆诗承父志，开平二年（908），贞明五年（919），以及渤海亡国后的天成五年（930），接连三次出访日本。其诗也以“词露莹珠”、“诗流琅洁”、“词苑花鲜”、“凌云逸韵”的诗作获得了日本朝野的极力推崇。

渤海后期诗歌的成就更得到中原人士赞赏。温庭筠就曾对一位佚名的渤海王子的才华欣赏不已。迄今为止，人们只知道那位王子是来朝唐或“宿卫”的，生平未详。但他却以出色的诗章，获得晚唐诗坛名人温庭筠的赞誉。当他离开长安返回故里之际，庭筠以诗送别，留下了《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的著名诗篇。诗曰：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远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诗歌的发展与受唐诗的重大影响分不开。作为一个地方民族政权，渤海王国的诗歌创作受到了唐诗的重大影响和全方位熏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持续不断地传入海东地区，并深得渤海王国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著名大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即反映了唐诗东传渤海的盛况。许多渤海上层人物和士子，常常把内地诗人的佳作写在室内的屏风上，不时地予以揣摩和欣赏。晚唐诗人徐夤作诗感叹：

折桂何年下月中，闽山来问我雕虫。

肯销金翠书屏上，谁把刍荛过日东。

郯子昔时遭孔圣，繇余往代讽秦宫。

嗟嗟大国金门士，几个人能振素风。

正是因为积极学习和吸收唐诗的优秀成果，才使得渤海的诗歌有了较高的起点。渤海王国的诗人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又不断地融入了本国固有的东西，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得到了内地的认可和邻国的尊敬。后期的诗歌创作尤其如此。如渤海著名诗人裴颋，之所以能够在诗歌创作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获得日本同辈所谓“白体新诗大使裁”的由衷评价。这样高的选举虽是指他受到了唐诗、尤其是自居易诗歌的深刻影响，更是赞颂他在对白居易诗有了充分的吸收和深刻的理解，是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早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体裁。而宾贡出身的著名诗人高元固，想必也是通过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获得了内地同辈的赞誉。凡此种种，都说明渤海诗歌和文学在东北地区的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群芳争艳的唐诗宝库中也折射出了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