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元化的思想与宗教
渤海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由统治阶级定性和定位的。统治阶级选择了最接近唐王朝的核心政治思想——最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儒学，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同时，结合自己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在保持原有的萨满教、多神教的基础上接受和移植了佛教和道教。
一、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渤海统治集团把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作为经邦治国的重要手段既是师从唐朝，也是由于实际统治的需要。保存至今的渤海相关书信和墓志是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在渤海社会广泛实行的明证。如贞惠、贞孝二公主的墓志文就处处浸透了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和“三纲五常”所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
夫缅览唐书，妫汭降帝女之滨；博详丘传，鲁馆开王姬之筵。岂非女德昭昭，誉名朝于有后；母仪穆穆，余庆于无疆。袭祉称其斯之谓也。公主者，我大兴室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之第四女也，惟祖惟父，王化所兴，盛列戎功，可得而论焉。叵乃乘时御辨。明齐日月之照临；立极握机，仁均乾坤之覆载。配重华而旁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自天佑之，威如之吉。公主禀灵气于巫岳，感神仙于洛川。生于深宫，幼闻婉嫕。環姿稀遇，晔似琼树之丛花；瑞质绝伦，温如昆峰之片玉。早受女师之教，克比师齐；每慕曹家之风，敦诗悦礼。辨慧独步，雅性自然。之子好仇，嫁于君子。标同车之密义，叶家人之永贞。柔恭且都；履慎谦谦，萧楼之上，韵调双凤之声，琢磨洁节。继敬武于胜里，拟鲁元于豪门。琴瑟之和，荪蕙之馥。谁谓夫智先化，无终助政之谟。稚女之夭，未延弄瓦之日。公主出织室而洒泪，望空闺而结愁。六行孔备，三从是亮。学恭姜之信矢，衔祀妇之哀凄。惠于圣人，聿怀阃德……[1]
贞孝公主墓志，是一篇典型的骈体文，有序有铭，通篇宣扬的是儒家思想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序文记述公主一生的行状，铭文对公主表示赞颂和悼念，此墓志骈偶考究，对仗精当，韵脚和谐，辞藻华丽。字里行间透露着儒家思想的精华。墓志文字又同内地历代公主墓志一样地以“夫缅览唐书，妫汭降帝女之滨；博详丘传，鲁馆开王姬之筵。岂非妇德昭昭，誉名期于有后；母仪穆穆，余庆集于无疆。袭祉之称，其斯之谓也”开篇，称颂贞孝公主的妇德母仪甚称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儒学经典神话传说刻画了公主的出身和教育，称其是“禀灵气于巫岳，感神仙于洛川”而生，以“汉上之灵，高唐之精”中神女的化身来到了人间，这里显然反映了天人感应思想对渤海上流社会人们的深刻影响和对未知世界的美好向往。接着宣扬公主贤慧之德，“早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每慕曹家之风，敦诤晚礼”，赞美公主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并能以周文王之母为榜样和像曹大家那样的志在诗书而悦于礼乐，而且是“六行孔备，三从是亮”，“智、信、仁、勇、严”称为五德，六行是指孝、友、睦、姻、任，恤，这里用贞孝公主恪守六行，崇尚三从四德的来体现孝惠贞淑、履溪谦谦等封建时代妇女的最高美德。这里说明渤海当时已然按三纲五常来约束妇女要三从四德。墓志把国王称为“皇上”和“圣人”，并歌颂他能“乘时御辨，明齐日月之昭临；立丞握机，仁均乾坤之覆载”，以主宰一切的最高权威把握时机、树立纲纪而与日月齐明，并使仁德遍布于宇内；把国王歌颂为“仁均乾坤”，“明齐日月，立极握机”，其言辞德行“配重华而旁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自天佑之，威如之吉”堪配中国的三皇五帝及禹、汤、周王，“明赏慎罚”之圣主，直追虞舜夏禹殷汤周文，“对越三五，囊括成康”。由此可见渤海对国王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儒家的仁孝，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公主从思想和行为规范上都是“克比思齐”，“敦诗悦礼”，孝惠贞淑，“柔恭且都”，其人其德都可以称做是当时妇女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公主禀灵气于巫岳，感神仙于洛川”，“萧史弄玉”等典故在墓志中的非常常见，这些典故皆出自《尚书》、《春秋》、《左传》、《诗经》等儒学名篇，可以看出渤海文人对儒家经典十分娴熟。总而言之，墓志通篇浸透着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这说明当时儒家思想已成为渤海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圣君贤人更成为渤海人学习的典范。儒家宣扬的三皇五帝之世，则是渤海诸王、渤海贵族追求的政治理想。
正因为渤海诸王有如上所述的理想和追求，才博得了唐朝皇帝的一系列好评，如玄宗就在敕书中称许大武艺之“忠于国家”，“善又和加”，“素励臣节，与善无征”，并表示从“择贤”的角度册立大钦茂，以及鼓励其“宜全忠孝，以继前踪”，“代承绪业”，“效节本朝”。而大钦茂也确实没有辜负唐玄宗的期望，除尊儒重教、大兴“文治”外，还积极引入中原的礼仪制度，作为其维护封建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如大钦茂刚继位不久，便引进《唐礼》即《大唐开元礼》一书，把该书内容作为渤海统治者统治渤海的指导思想。《大唐开元礼》，系开元十四年玄宗命徐坚等人在《贞观礼》和《显庆礼》的基础上折衷异同，最后于开元二十年由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全书150卷，是唐之五礼（按指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的指南。大钦茂想必是以此为模式，建立了渤海的礼仪制度。从此，上至制约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典章制度，下至个人的伦理修养和举止行为等，都有了一定的礼仪和规范，充分体现了渤海社会为国以礼的方针和追求。儒家的思想和伦理道德由上而下，从被动至主动地被王室成员及上层社会中的多数人所接受，渐渐地演变成较为普遍的社会道德准绳，并以此作为修身、齐家、施政的准则和规范。这显然一改传统的“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靺鞨人之陈旧落后的思想理念和龌龊行为。虽然尊崇儒学具有很多局限性，但的确引导渤海人从野蛮无知走向了文明和开化。
二、宗 教
渤海国的宗教，本土宗教主要有萨满教、动物神教等，外来宗教主要有道教和佛教。
1．萨满教、道教及其他
萨满教是最为古老，最为原始的多神教，很早就已广泛地流行于北半球各地。“萨满”来自女真语和其他通古斯语族语言。这字在通古斯语中是“智者”、“晓彻”的意思。蒙古语为孛额，回纥牟羽可汗是此字转音。至于这个词的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萨满”来自梵语的sramana“沙门”，并可能是通过汉语被借入通古斯语言中，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个词是通古斯语族的本土词，和动词sa－mbi“知道”的词根同源。据《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有虎、豹、熊、狼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汙，行迳山者，皆以物盛［去］”[2]。由此可知，渤海的祖先，靺鞨先民们由于对自然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科学的依据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进行正确的解释和判断，出于对自然的畏惧心理，把自己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和不能认知的动物归结于为神的效应。渤海人的祖先，靺鞨人就是信仰原始多神教。他们膜拜日月、星辰等自然天体，崇拜蛇、狐、虎等诸多生物偶像。萨满教的理论根基是万物有灵论。萨满教的一个特色是每一仪式必须有火与火献祭。萨满教认为宇宙分为3层。代表美与善的神住在光明的天界，代表丑与恶的神住在黑暗的下界，中间为人类和禽兽草木生存居住之处。具有特殊能力的萨满，能通过一定的祭告形式．招请善神，抚慰恶神，为本族祈福消灾。后来，又产生了天分5层、7层、9层之说。萨满教认为世界上有3种灵魂：一种是生魂。生魂与分命联结在一起，当人死时，它立即离开躯体，甚至可以提前离去。生魂离开躯体后．并不消亡，而是和活着的人生活在—起，只不过活人看不到这个生魂而已。由于生魂能够为其子孙后代谋幸福，因此家人经常祭招生魂，给生魂以吃喝。萨满师通过一系列的原始舞蹈，包括肢体语言，萨满歌诀，以及专用的神灵沟通器具来进行与萨满教派的神或仙进行沟通。在今天的东北，仍流传着“跳大神”的活动，就是萨满教派仅剩下并流传下来的遗产。萨满教认为，天地生灵都是有沟通的可能的，通过萨满的各种仪式活动，能够与某些生灵，特别是有修为的生灵进行沟通，从而到达问卜、医疗、甚至控制天气的目的。在各种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之前，萨满教几乎独占了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古老祭坛，对包括渤海祖先在内的其他各个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根深蒂固。
到了渤海国时期，由于社会的进步，萨满教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时代变迁和现实的需求而发生了变化，如崇拜的诸神确有可能出现了长幼尊卑之分。如供奉狐仙、黄仙，狐仙为大，黄仙次之。但无论崇拜偶像如何变化，原始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等多重内涵以及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和仪式等，大体上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如在上京遗址和今滨海地区的乌苏里斯克附近砖厂都发现了作为萨满教祭祀的标志物——铜制马上骑士铸像。经俄罗斯学者研究表明，它们和赛加城址出土的女真骑士铸像一样，“均是太阳神的形象”，“它们被广泛利用于萨满神秘的宗教仪式之中”。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渤海的居民普遍信奉萨满教。渤海人认为萨满巫师能为现世的人们驱邪、祛灾、祈福、治病，所以，它被时人视为人与神之间的使者，在渤海社会生活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和地位。作为靺鞨人传统的宗教——萨满教，有着浓厚的原生态性质，它是一种自发于民间，流传至宫廷的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原始崇拜仪式。没有《圣经》、《可兰经》等庞大的神学体系经典予以支撑，也没有固定的被广泛认可的神职人员予以传承，所以萨满教的影响力在外来宗教传入后，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统治地位。这种至下而上的宗教没于民间，逐渐被佛教所替代。但萨满教始终没有销声匿迹，甚至直到今天，仍在原上京遗址一带地区传播。而这一事实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渤海人精神文明性质及起源认识的视野”，同时也间接地证明了渤海人的精神文明是源于古代通古斯语系姆克利（即靺鞨）的精神文明。这从另一个侧面反驳了渤海王国是“高句丽国的后继者”的观点。
道教，原为我国中原地区的原生宗教，唐玄宗即位后大兴道教，对渤海影响很大，五京地区道教盛行。渤海之所以能有道教传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高句丽遗民和汉人的存在构成了道教得以流传的基石；其二，渤海与唐朝亲睦的朝贡关系为道教传入渤海并延续下来提供了重要契机。20世纪60年代在渤海上京宫城遗址附近，曾发现了一件圆形铜饰。该物系用较薄的铜片制成，上部边缘刻有“城隍庙路北”字样。这件渤海遗物，无疑为当时上京城内存在“城隍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为城隍庙就是护城之庙，庙中所供之神，就是道家守护城池之神，所以该物也就成为了道教在渤海境内存在的重要物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渤海道徒不仅有正式出家的道士、女冠，其俗家“弟子”们的数量也不少。如渤海商人李光玄就是一位道教俗家“弟子”。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正统道藏》第七册中，收录了一本著者为李光率的问答体的小册子——《金液还丹百问诀》。据该书载：“李光玄者，渤海人也。”，[3]“少孤……家积珠金巨万。”李光玄弱冠（20岁左右）时，乘船往来于登、莱、淮、浙之间，“贸易巡历”。乘船过海遇见一位鹤发童颜的百岁道人，该道人已经多次周游了新罗、渤海（国）、日本各地，当时正是去往新罗和渤海（国）的路上。道人形容自己“喻若浮云，心无他事”，意欲前往海东游历。“光玄从此醉心于长生不老之说及炼丹修仙之术”。返回故里后，他不再顾恋世间繁华，潜心修炼。于公元889年8月3日，在嵩山会见了道士玄寿，相互间以问答的形式探讨了炼丹之术和求仙之道。为使这些道理和秘法弘布世间，为更多的访求者们所用，李光玄收录了他们的论道内容。即《金液还丹百决》，其中大半内容，都是光玄寿玄两人间问答的记录，其余为炼丹术的内容。《道藏》丛书中还收录了《金液还丹内篇》和《海客论》二书，以及另一小册子——《太上日月混元经》，这些都可能是李光玄所作。然而，由于道家教义内容繁杂、深奥和戒律甚多，很难为普通群众所接纳，加之炼丹修仙、画符念咒的道教举止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操控，很难为为广大民众所适应，故而道教在渤海社会的影响力甚微。
除了萨满教、道教和佛教外，当时的渤海境内可能还存在景教。如在渤海上京宫城的一门址处就曾发现一件陶制的类似十字形物件。它正面涂有金粉，是一个景教教徒佩戴的饰物。鉴于渤海后期，渤海境内确曾移居了数量不少的回鹘人，因之，可能是西亚一带的景教也随之传入了渤海地区。但这只是一个推测而已，尚无确凿证据证明渤海国的确有了景教的流传。
2．佛教
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至隋唐之际已变成中国的国教。佛教大约在公元4世纪由中原传入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市）为王都的高句丽，在其故地广为传播。渤海建国后，大部高句丽故地并入其版图，故知佛教应在其建国前已有较大影响。建国初期713年，高王大祚荣被册封为渤海郡王后，遣人入唐“至长安奏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从“入寺礼拜”之句看．佛教已成为渤海与唐朝之间进行联系的纽带。这是史料上始有渤海佛教的最初记载。此后伴随着“宪象”中原的文化移植热潮，佛教在渤海的影响与日俱增。由于渤海国佛教的传播是由上至下进行的，有了处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的支持，渤海国的佛教建筑、佛学经典、佛教信徒都胜于萨满教，到了文王钦茂时期，佛学成长为渤海国的国教，寺庙林立，信徒日众。
目前，在宁安市境内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渤海中京西古城及附近地区，即今天吉林省和龙、安图、龙井、汪清、珲春，直到俄罗斯的滨海地区都有佛寺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及附近地区（即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发现并确认的渤海佛教寺庙遗址有9处。渤海中京西古城及附近地区（即今天吉林省和龙、安图、龙井、汪清一带）已发现的渤海佛寺的确切遗址共有14处，分别为高产庙遗址、军民桥庙遗址、龙海寺庙遗址、东南沟寺庙遗址、神仙洞寺庙遗址、大东沟寺庙遗址、傅家沟寺庙遗址、舞鹤寺庙遗址、碱场寺庙遗址、东清寺庙遗址、仲坪寺庙遗址、骆驼山寺庙遗址、新田寺寺庙遗址、红云寺寺庙遗址等。渤海东京龙原府旧址及附近地区（即今天的吉林省珲春一带）已发现和确认的寺庙遗址有7处，分别是八边城东南寺庙遗址、马滴达寺庙址、新生寺庙遗址、三字良种场寺庙遗址、五一寺庙蹲下、大荒沟寺庙遗址、杨木林子寺庙遗址。敦化县红石乡发现一处寺庙遗址，庙屯庙遗址。此外，还有俄罗斯滨海地区寺庙遗址3处，分别是马蹄山寺庙遗址、杏山寺寺庙遗址、克拉斯基诺寺庙遗址等。[4]这些庙宇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了渤海国佛教文化的盛行。据《敦化市文物》载：“位于红石乡的庙屯庙址……长30米，宽14．4米”，从采集到的布纹瓦残片“与六顶山古墓群的砖瓦极其相似”的情况判断，这是渤海国初时的寺庙无疑。早期的寺庙规模较小，图样纹路与唐朝同期的佛教建筑相似。从今敦化境内只发现一处渤海早期寺庙址，再与《松漠纪闻》关于“初，仿唐置官司，国少浮图”的记载相互印证，可以大致得出结论：渤海早期，佛教的影响与传播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文王之世是渤海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高峰期。上述诸多寺庙遗址，应当建设于该朝。因为在渤海诸王中，文王显然是最重视和积极倡导佛教的第一人。这可以从他的尊号“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得到印证。金轮、圣法是佛教用语，“金轮圣法，语见《俱金轮十二》，金轮为转轮圣王所得七宝之一。此轮宝分金、银、铜、铁四种之差等；因之生金轮王乃至铁轮王之优劣。俱金论十二曰：‘谓铁王一洲界，铜轮王二，银轮王三，若金轮王王四洲界。契经就胜但说金轮，故契经言：若王生在刹帝利种绍沥顶位，于十五日斋戒时，沐浴首身受胜斋戒，升高台殿，臣僚辅翼，东方忽有金轮宝现，其轮千幅俱足毂辋众相，圆净如巧匠成，舒妙光明来应王所，此王定是金转轮王，余转轮王应知亦尔。’‘唐则天称金轮圣神皇帝用此事也。’”[5]所谓的转轮圣王，据说是“把世界统一起来实行统治的理想帝王形象”。以崇佛而著称的女皇武则天的尊号中就有“金轮圣神皇帝”，并曾在宫中摆设金轮宝等七宝。从此可见，大钦茂以“金轮圣法”作为尊号，很可能是在效法武则天女皇，弘扬佛法以树立权威和巩固统治。对贞孝公主墓的研究证明，渤海文王与佛教确有不解之缘。他的女儿贞孝公主也笃信佛教。贞孝公主死后的葬制，也为其崇尚佛教提供了证据。贞孝公主墓充满了佛教文化色彩，其墓上建塔效法唐朝佛学建筑。大钦茂之后，渤海国其他诸王也大都继承了佛教为国教的正朔，继续推行佛教。特别是僖王大言义在位期间，正值唐宪宗崇佛最盛之时。中原地区大兴佛事，搞了几次包括迎佛骨的盛大活动。这些举动都对渤海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高礼进等人入唐献金、银佛像一事表明了渤海国在佛教方面经常与唐王朝互通有无。近年在渤海上京遗址发现的金制佛像，也为当时渤海制作金佛提供了实物例证。
渤海国的佛教流派大抵延袭唐朝，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密宗，与这些佛教流派相对应的是大量的佛教物证的出土。可以说，当时中原地区佛门的各主要流派都可以在渤海找到踪迹。如上京等地发现的大量各种材料的佛像、菩萨像，无论是像面、体态、衣饰、神情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唐代风韵。上京龙泉府遗址、吉林珲春八连城遗址、和龙县高产渤海寺庙遗址出土的渤海佛教文物，尤其是鎏金铜佛、石佛、砖佛、泥佛等佛像、佛头等，其中有释迦牟尼像、菩萨像、二佛并座像等。二佛并座像透露着天台宗在渤海的传播。天台宗的教义以《法华经》为依据。和龙寺庙遗址出土的佛像，面容丰满，在庄严的法像中，凝聚着生命的力量，从中可以看到盛唐佛教艺术对渤海佛教艺术的深刻影响。《咸和四年铭佛龛》的佛龛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块雕刻而成，通高63．5米，底宽27厘米，厚达9．7厘米—16．0厘米。半圆形龛额，浮雕相背两立的青龙，龙身盘绕。龛额下为佛龛，呈长方形，宽28．8厘米，高22厘米。龛内有1佛4菩萨，正中为阿弥陀佛，盘坐莲台之上螺发，袈裟纹路清晰，左右各2菩萨台侍立。其下正中为博山炉，炉两侧相向各蹲护法狮子1尊，狮后各有1供养人。[6]最下层为铭文，铭文两侧分别雕有菩萨。铭文楷书阴刻，12行，每行8字，共93字。全文如下：
咸和四年闰五月八
日前许王府参军骑
都尉赵文休母李氏
敬造阿弥陀佛及观
音势至等菩萨尊像(www.xing528.com)
庶俱门眷属咸济六
波法界苍生同超八
正乃为颂曰大矣
真如至哉正觉开凿
四舟航五浊不垢
不净非灭生慈云
永荫惠日常明
佛龛左右侧面，浮雕菩萨各一，右侧菩萨下阴刻“地藏菩萨”四字，左侧菩萨下阴刻“文殊师利菩萨”六字。通篇铭文，记载了渤海第十一代王大彝震咸和四年（公元834年）闰五月八日，前许王府参军都尉赵文休之母李氏敬造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等菩萨像，为所有眷属和苍生祈福，虔诚奉佛。[7]
1975年在上京内城东侧的土台子村南发现的渤海舍利函更有力地证明了渤海国佛教的发达程度。该舍利函由七层组成：最外一层为石函，由六块大型玄武岩板石组成，每块约l米见方，厚约l5厘米；第二层是正立方体的石函，高宽长皆60厘米，盖为盝顶；第三层是铁函，由底座、函身和盖组成，并以铁制插簧锁锁着；第四层是铜匣，放在铁函内；第五重是漆匣，放在铜匣里，表面有精美纹饰（已残破）；第六层为长方形桶状银盒，被多层丝织物包裹着放置于漆匣内，银盒上刻有天王像及火焰等纹饰，并用十分精巧的小型银锁着；第七层是桃形银盒，大小如鸡蛋，由盒身与盒盖组成，其内是通高仅有5厘米的小巧玲珑的长颈状如马蹄尊的浅绿色琉璃瓶；瓶内放着五颗“舍利子”。它无论是造型、结构及纹饰图案，均与甘肃泾源的出土物相类似。其中的银平聪漆匣的缠枝忍冬纹，野凫和立鸟等完全是唐朝风韵。迄今保存完好的上京石灯幢，“幢顶为八角攒尖式，尖部环以七叠轮下接镂空八窗十六孔灯室。灯室下为莲花式幢座和础石，通高五米多，亭亭玉立，凝重剔透”，显然系渤海人在中原佛教文化艺术影响下智慧创造的结晶。无独有偶，1997年在上京内城西侧（属于外城区）的白庙子村，又发现了舍利函，形状与内涵同1975年的发现大体相近。舍利函共分石函、漆函、铜函、银函、鎏金铜函、银函、金函七层组成，层层缩小，相互套合。函体为素面，呈长方形，函盖呈圆弧状梯形凸起，其中最里层的金函长8．68厘米、宽4．38厘米、高4．87厘米。重139克。金函内有166块翡翠琉璃瓶碎片，碎片中有19颗舍利子。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件渤海时期的立雕汉白玉菩萨像，该佛像通高60厘米，重12公斤，束腰、莲座，莲花冠，面相较为丰腴。她一手捏有佛珠置于胸前，一手垂下，手腕戴钏，神态平和慈祥，颈戴璎珞，裸胸，赤足，着披肩、长裙，衣裙两边有飘带，中间挽结，下垂至莲花宝座。雕工精湛细腻，构思精巧，线条柔和流畅，可谓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渤海佛门至宝。
传入中国的佛教被中国的佛门弟子简化，摒弃了早期佛教的繁琐教义和仪式，主张平民百姓只要心中有佛，经常口颂“阿弥陀佛”即可令人“顿悟成佛”。经过长期苦修和大量布施并非是成佛的必要条件，基于此，佛学的传播更加简单和程式化，逐渐在渤海社会中广泛地传播开来。渤海佛寺建筑在大钦茂时期达到了高峰。具体说来，渤海的佛寺主要秉承唐朝，渤海的佛寺建筑规模颇为可观，形制复杂，营造工整，规模较大。以上京东半城1号佛寺址为例，全寺“由主殿（佛殿）、左钟、右藏几个部分组成。是一组富丽堂皇、工艺考究并深受唐代佛教建筑艺术风格影响的建筑群落。至于其他的寺院，无论佛殿规模大小，殿堂之设计也都基本采用减柱方法处理，使殿内活动空问扩大。坐落在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县城西北的塔山顶上的灵光塔，是保存至今的唯一的一座渤海塔，为5层砖造的密檐仿楼阁式方形塔，通高约13米左右。塔身自上而下逐层内收，第一层最高约5．07米，周长3．3米。各层均有塔檐，往上则叠涩层数逐渐减少，而且出檐较长。转角处略为翘起，造型优美。顶部的塔刹呈葫芦形。塔身内部，第一层至第五层上下相通，属于空筒式结构。筑塔的砖多为轻灰色和灰褐色，质地相当坚硬。此塔系采用磨砖溜缝和用黄泥浆挤浆法砌筑而成。从其形制来看，与中原地区的唐代砖塔极其类似，只是体形略小罢了。各地还出土了大量的佛门遗物，仅上京一地即陆续出土和发现了包括鎏金、铜、铁、石、砖、陶等各种质料在内的大小佛像及菩萨像达千件以上，其中以小型泥塑佛像和菩萨像数量最多。此外，还有铁鼎、石鼎、石函、供桌、望柱、风铃、幢座等等，至今仍屹立在龙泉府遗址地面上的弧角形石灯幢和“大石佛”，[8]是渤海佛教极为珍贵的遗迹。石灯幢用石质材料制造的灯塔，是寺庙用来照明的。该石灯幢是用牡丹江镜泊湖地区的玄武岩为原料，经过雕琢，叠垒拼接架构而成。它全高将近6米，由12节块组成，共用大小石材40余块。最上面是幢顶，接下来有四层轮状的东西，叫相轮，再接下来是幢盖、幢室、仰莲托、幢身柱、覆莲座、基座，以下是底石。相轮自上至下，一轮比一轮大，轮边刻着花纹。四层相轮下面向里收缩刻联珠，联珠下面刻莲花状的覆钵。莲花状覆钵下的幢盖呈伞状，有八道垂脊，边缘为八角八面形，脊间刻瓦垅五道。用来装灯的幢室八角形，镂空，八面各刻出一个方形窗口，窗口上刻阑额，阑额上铺刻柱头铺作，铺作之间有空隙。幢室八角刻8根角柱，角柱下刻圆形础石。幢室在八角形底盘上，底盘刻出两层台，模仿建筑物的台基。幢室和底盘放在仰莲托上，仰莲托刻重叠三片花瓣，层层清晰，线条有力。这些佛教建筑显示了渤海国工匠们精湛的雕刻工艺和高超的模仿能力。
由于渤海王室的推崇，佛教不仅在五京等地的宗教界占据优势，取代了昔日萨满教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社会上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某些上层僧侣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渤海众多的佛教僧侣，是渤海社会一个重要的阶层，其上层人物往往参与渤海国内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对渤海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释仁贞，是渤海佛教高僧，曾随王孝廉出使日本任录事，被日本朝廷授予“从五位下”。另如释贞素，也是渤海佛教高僧，曾是渤海赴日本使臣及赴唐贺正使的重要随员。渤海使团中的佛教僧侣在日本期间从事礼佛活动。仁贞的诗作至今仍保留在日本的《文华秀丽集》中。其礼佛之举给日本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日本诗人安倍吉人留有一首七律《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诗曰：
闻君今日化城游，真趣寥寥禅迹幽。
方文竹庭维摩室，园明松盖宝积球。
玄门非无又非有，顶礼消罪更消忧。
六念鸟鸣肖然处，三归人思几淹留。
另一诗人岛田渚田则和之曰：
禅堂寂寂架海滨，远客时来访道真。
合掌焚香忘有漏，回心颂偈觉迷津。
法风冷冷疑迎晓，天萼辉辉似入春。
随喜君之微妙意，犹是同见崛山人。
至于日本僧人灵仙和渤海僧人贞素之间动人的友谊，一直为后代所传诵。在渤海赴日使臣中，王孝廉也是顶礼拜佛之人。王孝廉不仅顶礼拜佛，而且和日本的名僧弘法大师空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渤海僧侣或使节还把自己的佛教法器传入日本，并把金刚香炉1具“赠送给住在仁和寺且与渤海使臣有深交的宇多法皇”。毋庸讳言，佛教的传播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给渤海社会的发展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各地佛徒的滥造佛寺、浮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对于渤海佛学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有争论。有的学者以“渤海的佛像、瓦当等几乎与高丽时代的遗物相同”为据，认为“渤海佛教是继承了高句丽的佛教”。持这一观点的人主要是韩国学者。但此说并不科学。不可否认的是，渤海境内的原高丽故地上的佛教的确有可能沿袭了“高句丽以来当地的佛教传统”。但是，如果说上京等不属于高丽故地的佛教是渤海的建国集团在建国以后从外部引进高句丽佛教，逐渐发展起来的，就实在是牵强附会了。理由主要有三：其一，渤海是奉唐王朝为正朔，事事模仿唐朝，学习唐朝朝廷事佛和礼佛活动理所当然。从渤海王大钦茂的封号“金轮法王”，渤海国向唐王朝进贡金银佛像等皆可推断其佛教主要来自于唐朝；其二，渤海遗址中发现的佛像、菩萨像无论面相、体态和衣饰都师从唐朝，符合唐朝流行的审美观念；其三，从中国史料记载的有关渤海国的佛教流派和佛经中也可印证，渤海国的佛教源自于唐朝。如果生搬硬套地说渤海国的佛学主要源出于高句丽，是经不起考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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