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古国: 农耕文明发展与经济繁荣

第三节　发达的农耕文明与繁荣的经济

“海东盛国”之盛主要取决于其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生产力。渤海国的经济实力雄厚，以至于盛世时能向唐王朝进贡金佛像。渤海经济总体体现了从原始的渔猎经济逐渐走向了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自然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与唐王朝保持基本同步。之所以拥有如此发达的经济，主要在于两大因素。其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渤海国地跨今天的松嫩平原、长白山区、兴安岭、松花江、辽河等复杂多变的地形区，既拥有广袤肥沃的平原、森林和矿产丰富的山区，也拥有适宜渔猎的丰富的水资源。地覆五千里，雄霸海一方。辽阔而肥沃的平原既非常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发展，又适合畜牧业的经营；河流纵横和漫长的海岸线，使渤海国富于鱼盐之利，同时也为渤海沟通海外诸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这些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渤海国社会经济呈现出多元化的势头，农业、手工业、渔猎业、畜牧业等多种类型复合型经济共同体并存于渤海社会中。渤海国按地缘优势自然分布了几大经济区。其中，渤海国西部和南部多平原沃野成为渤海的农业主产区，东部腹地河源众多，地形多变，成为农业、渔猎和畜牧业的共存区，北部地区多河流宽广，地势平坦，而成为渔猎和畜牧的重地。其二，优越宽松的人文环境。渤海国的国祚较长，政局相对稳定，政令统一，内部矛盾少，向慕中华文化，历代君王都能积极发展与唐朝的隶属关系，积极地极向唐朝中原学习，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输入了大量的先进科技文化。先进的科技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在外来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国的经济经历了数代渤海人民的努力，在大彝震时期达到了顶峰，其经济实力在东北亚地区首屈一指。在渤海人的辛勤劳动下，渤海国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物产，举国闻名。据《新唐书·渤海传》载，当时的渤海国各地的主要特产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莫阝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帛系，龙州之幺由、位城之铁、卢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凡都之李、乐游之梨。”。而这些特产都是建立在渤海发达的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此外，海东盛国后期，随着财富和权力的集中，致使官僚阶层更加穷奢极侈，不断要增加房宅田舍的宏大和生活奢侈品的多样化，这些因素也都成为促进渤海陶瓷业、治金业、纺织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发达的农耕文明

渤海人是靺鞨的后裔。靺鞨这一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但总体而言，农业发展水平较低，不足以果腹。渤海立国以后，随着中原农业文明的传入和渤海国政局的日益稳固，农民安居乐业，农耕文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进步，成为整个渤海社会的支柱产业。渤海发达的农耕文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进的农具和科学的耕作方式。据考古学家证实，渤海国统治时期已经普遍学会制造和使用铁制农具。1963年，考古学家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内，发现了渤海人使用的铁铧，这表明渤海国已迈入了相对发达的犁耕阶段。此外，渤海国其他遗址中还发现了铁锹、铁镰、铁铲、铁锸等其他铁制农具。用畜力代替人力进行犁耕，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畜耕的推广，为土地的大面积开垦和深耕细作提供了可能。此外，渤海国还使用唐朝先进的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822年，唐朝编撰了《长庆宣明历》。到859年以前，《长庆宣明历》在渤海国使用。先进的农历二十四节气来指导春种秋收的各项活动，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渤海幅员辽阔，各地区土壤、地势、气候等自然条件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在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的南部和中部的平原地区，以种植以粟、稻、豆为主的农作物。特别开垦了大面积的水田。气候较为寒冷的北部地区则以种植穄、大麦、小麦、粟、豆、薯等旱田作物。蔬菜有著名的“葵菜”。葵菜又名冬葵，冬寒菜，是一种古老的蔬菜。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文献记载开始种植葵菜。《汉乐府·十五从军征》诗词中就有“采葵持作羹。”古人对葵评价甚高，《农桑通诀》谓：“葵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功食之余，可为菹腊，枯枋之遗，可为榜簇，咸无弃材，诚蔬茹之上品也。”^[15]白居易诗言：“贫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红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如此美味的葵菜为何至今鲜有听闻了呢？有学者考证，这种又滑又适于作汤的蔬菜应该是江浙一带非常流行的莼菜。渤海人还种植桑树以养蚕纺丝。居住在今黑龙江下游的黑水靺鞨人还曾向唐贡过“鱼牙绸”和“朝霞绸”。^[16]《新唐书》卷二一九《北锹传·渤海》记载，渤海的特产有“沃州之绵”、“龙州之绸”。绵和绸都是丝织品，龙州等地必需能有给蚕提供充分食物的桑树才有可能生产出丝绸。龙州属上京龙泉府，位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一带。现在看来，这里的气候似乎不适于种植桑树。但研究古代气候的学者认为，渤海国所处的8至9世纪时“是一个气温较高的时期”，“是最近2000年间温度最高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东亚东北部的唐、渤海、朝鲜半岛、日本等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17]现在，渤海故地黑龙江林口、依兰等地也发现有大量的野生桑树，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当时渤海国的确有种植桑树以养蚕吐丝的农户。除了葵、桑等作物外，渤海最为著名当属“卢城之稻”、“栅城之豉”。“卢城之稻”举国闻名，远播至唐王朝。卢城就是中京显德府管辖的庐州。渤海人把水稻的种植推广到了中国最北部的牡丹江流域无疑是中国东北地区农作物种植史上的创举，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水稻栽培做出了重大贡献。水稻的大面积种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渤海国的水利灌溉工程已有了一定的发展，渤海人从中原农民那里学会了修筑水渠，利用水车进行灌溉。“栅城之鼓”的栅城是指渤海国东京龙原府，在今吉林省珲春八连城。当时这里是著名的产豆区，渤海种植豆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豉是用煮熟的大豆或小麦发酵后制成的酿制品。有咸、淡二种，供调味用。淡的还可入药。这说明，渤海人已经会用黄豆等农作物来进行深加工，其工艺必然臻于成熟，才能闻名于全国。

渤海国的园艺也比较发达。《新唐书》记载的有“丸都（吉安）之李”、“乐游之梨”，在当时都享有盛名。在俄罗斯滨海地区斯拉维扬区的夹皮沟河谷，渤海农民还栽培了杏、樱桃、山楂、梨、亚麻和山葱。

渤海国人民还利用地理优势积极地开发自然资源，时渤海地出产各种名贵药材，如人参、麝香、牛黄、白蜜、附子等。这些药材不仅国内使用，还供出口，有的甚至作为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

二、繁荣的社会经济

渤海国的手工业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迅速起来，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行业，主要有纺织、矿冶、陶瓷、造船业。近年随着考古学者对渤海故地的发掘，已出土了大量渤海国时期的铁器，其中有铧、铲、镰、刀、凿、刨、矛、剑、镞、盔、甲片、锅、盒、函、香炉、风铃、剪、钉、锁、佛像、门饰、户枢、铁权等等。这些铁器或为生铁铸造，或为熟铁锻制，品种多、质地好、造型美。在故城寺庙遗址中出土的舍利函，工艺高超，足见当时渤海国手工业之发达。渤海国的手工业主要分布以五京为中心的城周边地带，其工艺水平、生产规模足可以与唐朝相媲美。

1）纺织业。渤海的纺织技术主要师从大唐。渤海纺织业的原料主要是柞蚕丝和麻。渤海麻有野生和种植的两种，渤海地早在立国之前就有采集野生麻做绳子地天然生也有一种柞树，这种野生柞树适合柞蚕食用。桑树在上京龙泉府周边大量种植，渤海进行纺织用的丝主要来自于柞蚕。柞蚕别名“野蚕”“槲蚕”，是北方特有蚕种，以食“柞树叶”为主，一般多为野外放养，是野蚕的重要品种之一。体肤绿、灰色，蚕茧颜色也呈灰色、青色或黑色。柞蚕体型要大于桑蚕，由于是野外散养，因此抵抗力、生命力也优于桑蚕。其蚕丝灰青，纤维比桑蚕丝粗、硬，如果做成被子，稍感粗糙，但柞蚕丝优点在于韧性大，耐酸、耐碱，所纺织的东西非常结实耐用。渤海南京南海府沃州所产的“沃州之绵”、上京龙泉府龙州所产的“龙州之紬”颇负盛名。柞蚕养殖业目前也是辽宁丹东等的主要轻工业之一。(www.xing528.com)

麻布是当时渤海人制衣的主要衣料。渤海国灭亡后，契丹人令其遗民岁贡粗、细布共十五万匹。^[18]当时的麻布产量很大。渤海国麻织工艺与产品均较以前进步得多，产品已有了“粗布”、“细布”及更为高级的“六十综布”之分。中京显德府的显州，是渤海麻织业的主产地，其生产的麻布颇有名气，被称为“显州之布”。“细布”是供渤海贵族阶层使用的奢侈品，其生产工艺复杂，技术水平高超，产量较低。渤海生产的“鱼牙绸”和“朝霞绸”等高级丝织品也经常向唐王朝进贡，向日本进行官方的以物易物的外交往来。

2）冶矿业。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证明，渤海国已经掌握了对金、银、铜、铁的加工技术，其中尤为先进的是冶铁。铁制品在生产、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铁器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促进了渤海军事、农业、手工业和建筑业的综合发展。渤海国出土的车辆也不再是全部木质的，铁皮轱辘车已广泛使用。镜泊湖西的长长一段玄武岩上的千年古道，如果不经车辆的铁皮轱辘千百年磨擦，是不会留下深深辙印的。渤海墓葬群中普遍发现铁钉、铁制合页、户枢、铺首等铁器，说明渤海的建筑业已经广泛使用铁器。铁器能被大量地生产表明渤海人已经掌握了从铁矿石中冶炼出铁的技术，再经过铁匠炉的高温打造出所需要的各种器具中京显德府的“铁州”就是以产铁而得名，是铁器的重要产地，铁州辖属的位城，更是有名的产铁区，其冶铁的技术之高，质量之精久负盛名。“位城之铁”全国有名。辽阳附近的“手山”也是以冶铁业闻名的主产地。

渤海国冶铜业、治金业都也比较发达。宁安上京遗址、敦化六顶山、东宁大城子等地出土了大量的铜器，这表明了当时冶铜技术已经比较进步。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铜镜，如双龙铜镜、海兽葡萄镜，表面光洁、形状各异、制作精细，铜还被用于佛事方面，仅上京龙泉府遗址，就出土了1000多个佛像。渤海国冶金、冶银业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考古发掘出土的金银物有金杯、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鎏金器物、银钗、银舍利函等多种金银饰品。公元813年，渤海使臣高礼向唐朝进献的金佛、银佛十分精致。在渤海国各地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多达十数种，铜制品有20余种，凡是中原地区有的，渤海国几乎一应俱全。

3）制陶业。半个世纪之前，在渤海旧城内遗址中到处可采集到各种瓦当、瓦片、陶片及釉陶制品。20世纪以来所进行的几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罐、砖瓦等近万件。1980年在上京附近发掘的杏山渤海国时代窑址，竟多达二十余座，窑中还存有大量残碎砖瓦。在砖瓦窑以东，还有一处窑址，存留大量陶片。可见渤海国制陶业的规模之大。这些陶瓷制品在风格上保留有靺鞨民族的特点，又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色，表现了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渤海的制陶技术如此之高，主要在于他们继承了东北先人原有的制陶技术，后来又吸纳了唐朝精湛的陶瓷制作技术。至海东盛国时期，轮制陶已基本取代了手制陶。其重大成就是学会了釉陶技术和仿唐制成的渤海三彩以及瓷器的广泛应用。牡丹江流域是渤海陶瓷制造业的中心。陶瓷从造型上分成靺鞨、高句丽、唐朝三种风格，随着渤海与唐朝交往渐密，精美的唐代风格的陶器逐渐成为主流。渤海陶瓷生产可分成早晚两期。敦化六顶山、敖东城等地出土的陶器，代表了渤海前期的工艺水平，多为手制，其特点是金含量高，炼制火候不到，颜色普遍为红褐、灰褐或黄褐色。出土的陶器有主要圆腹罐、盂、碟、钵、长颈瓶等。其中的重唇长腹罐是渤海早期的典型器物，分布在黑龙江中游、松花江和牡丹江的广大地区。几乎各地渤海遗址中均有发现。上京遗址、和龙北大地墓葬出土的陶器，代表着渤海中后期的工艺水平。这一时期渤海工匠们已经学会了烧造釉陶和三色陶器，是渤海陶器烧造工艺的巨大进步。其作品既有在上京遗址出土的泥质黑灰陶和夹砂褐陶。与前期的器形相比明显开始多样化，新增加了盘、碗、甑、壶、瓮、陶砚等多种器形。花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饰文有压纹、刻划纹、模印纹和浮雕式的附加堆集的忍冬样、宝相花纹、绳索纹等多种。质地既有松软的褐灰陶，也有质地坚硬的、表面光滑的灰陶。“渤海三彩”是将中原的唐三彩的烧造技术移入渤海的结果。1988年在吉林省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第七号墓发现两件完整的三彩器，一件是三彩陶瓶，一件是三彩釉搅胎陶碗。这两件陶器，与唐三彩相比，色釉不够鲜艳，质地也较粗松，其间黄釉较多。即使质量不如大唐，但足以表明渤海人已经学会了唐朝瓷器的顶级技术，并已经投入了实际的生产之中。瓷器的生产代表着渤海陶器业的最高发展水平。但渤海的瓷器比较少见，在上京龙泉府和晚期渤海城址中有所发现，数量少，且多为残片。在上京龙泉府遗址，1964年第二次发掘时，至少出土7件渤海瓷器，6件是白瓷碗，1件为紫瓷罐。

渤海中期以后，大兴土木，建筑业所需要的大量砖瓦都是由众多的渤海制陶从业者来完成的。随着人口的发展和经济的发达，渤海国不断拓展城池、各地京、府、州、县都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烧造砖瓦，以修筑城池，建造楼阁台榭和民居官舍。为了迎合渤海人审美要求，建筑制陶业出产了花色繁多的陶制品。早期以敦化六顶山出土物为代表。质地较粗松，艺术装饰较少的砖瓦。其中瓦有板瓦、筒瓦，分红褐色、灰褐色。砖有方砖、长方砖，多青色，素面。晚期以上京龙泉府的出土物为代表。砖瓦的质地坚实细致，颜色以纯青的为多。板瓦和筒瓦有的印有戳印文字。砖有方砖、长方形砖以及适于各种用途的畸形砖。琉璃瓦多呈绿色，有筒瓦、檐头筒瓦。瓦当多为莲花纹。还有装饰瓦。1980年在距上京龙泉府城址15公里的牡丹江右岸宁安县杏山公社发现渤海窑址，共有20多座，同中原同类窑结构基本相同。

4）造船业。造船业是渤海国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渤海境内河流湖泊众多，渔业发达，东、南两方濒临大海，境内有松花江、牡丹江、图们江、辽河等多条河流。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催生了渤海发达的造船业。渤海沿袭高句丽旧俗，特别重视水上交通和渔业，渤海还师从大唐，实行远结近交的外交方针，数十次派船东渡日本进行交流。外交上的需要和渔业及国内水上交通的需要都促使渤海不断改进造船技术，到海东盛国时期达到顶峰。渤海国先民——挹娄和勿吉人已经掌握了造船技术。渤海政权建立后，渤海造船技术继续发展。我们从渤海与日本的交往史中可以窥见渤海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在渤海外交史上，渤海国共聘问日本34次。这些使者少则十几人，多则百余人。朝唐须经鸭绿江口入海至登州，聘日则须横渡汹涌的日本海，这说明渤海人已经掌握了大型船只的制造技术。以海船为例，渤海人可以造出大小不一、种类不同的船舶；船身坚固，可抗海上风浪；代表了当时的造船水平。据记载，海船大者，可载客百余人和大量货物；船上航海应用设备齐全，不仅舵、桅、楫、帆、锚、缆绳等齐备，而且客、货舱及淡水储舱想来也应有必要的隔断和区别。史载说，仅驾驶人员和水手就达28人之多，炊事人员和服务人员还没包括在内，可见船体之大。这些都为海上远航安全提供了保障。据史料推测，当时的海船根据载重量多少可分为四种型号：小型的除载货车外可乘20人左右，中型者乘40人左右，大型者70人左右，最大者可容百人上下，皆为挂帆行驶的尖底木帆船，船身比较坚固。渤海国军事、渔业、贸易和外交的需求使之造船量特别大。公元732年的登州之役中，渤海国军队从海陆攻占州城，其所出动的兵力约有万人左右，以中型船舶载运，至少需出动数百艘运兵船。虽然无功而返，但从侧面反映了渤海造船业的发达。渤海的造船坊主要集中于沿海港口如盐州、吐号浦等地。内地的江、河码头处也有小型船坊。公元771年，渤海国使者壹万福出使日本驾船17只。公元786年，李元泰出使日本，随行65人，乘船1只。848年，王文矩和贺福延分别访日，其船可乘百人以上。^[19]这表明渤海船只的承载能力越来越大，造船技术越来越高。

5．渔猎业、畜牧业。渤海文王大兴三年（公元739年），渤海曾以虎皮、熊皮聘于日本。^[20]兽皮是渤海朝贡和与日本交聘的重要礼品之一。渔猎业、畜牧业，在渤海东部和北部地区一直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渤海人的祖先靺鞨人就有饲养猪的传统。到了渤海时代，又新增加了牛、马、羊等新的家畜品种。马匹是渤海国对外交流和武力扩张的具有重要的承载工具，大量战马的需求推动了渤海养马业的勃兴。“率宾府”以盛产好马闻名。马不仅用于国防、生产、交通，还是渤海向中原输出和进贡的重要物品之一。养猪是渤海人的特长，猪盛产于全国，以扶余猪最有名。牛耕的发展，推动了养牛业的发展。羊在渤海也得到了普遍饲养。20世纪70年代，渤海上京城遗址出土了一枚马球，现藏于黑龙江省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内。马球表面呈淡黄色，局部隐约有涂朱的痕迹，根据材质和纹理推断，该球可能为象牙制作，直径6厘米，重200克，表面上分布着许多不规则的击打痕迹。这说明，渤海迁都上京城后，风行于唐代的马球运动也传到了渤海。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渤海宣王建兴五年、日本磋峨天皇弘仁十三年）春正月，出使日本的渤海使臣王文矩参加了一场在日本举行的马球比赛，以高超的球艺获得了日本宫廷的赞誉。磋峨天皇大喜，赋诗一首大赞王文矩球艺：“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庭。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左承右碍当门竞，群踏分行乱雷声。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21]这说明渤海人贵族阶层精通马术，马匹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娱乐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渤海国境内纵横交错的河流及辽阔的海岸线为渤海人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渤海的渔业在海东盛国时也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捕鱼用具上。据考古学者发现，渤海国中期已经出现了一种长圆形的陶网坠，其形制已与近世的铅网坠相当接近，据此推测当时已出现了较为进步的大型渔网具。先进的捕鱼工具提高了捕捞量，渤海国的海港和临河地点都成为重要的渔业主产区。文昌鱼、鲸鱼、乾文鱼都是渤海有名的产品，还成为向中原进贡的重要贡品。此外，渤海还盛产螃蟹。“南海之昆布”、“湄沱湖之鲫”就是有名的水产品。南海是南京南海府，昆布是海带。史书记载，昆布常作为贡品献给中原王朝。

除了发达的渔业外，渤海人一直从事原始的狩猎活动。尤其是渤海东部、北部山区的靺鞨人仍在从事以渔猎为主业的经济活动。渤海人当时已经学会了用鹰（海东青）^[22]来狩猎，这种鹰也是向唐朝进贡的重要贡品之一。兽类主要有熊、貂、鹿、虎、麝、免，它们常常作为贡品或礼品而出现于唐廷或日本的宫廷之中，成为王公贵族的美食，其毛皮则被工匠用来制作华服。此外，漫长的海岸线为渤海人提供了天然的盐场，著名的盐州是全国的食盐生产中心。除沿海晾晒外，内地也有“盐泉”及煎取之法。

发达的社会经济使海东盛国的美名远播至海内外，渤海国强大的实力使周边地国家和部族对其不敢轻举妄动，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安宁的国内环境反过作用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渤海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渤海国的各项文化事业也随着渤海国经济的繁荣而创造了中国东北亚历史上的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