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著名的城市史研究学者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1862—1935）曾说：“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过去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帝国的城市是这种情况，今天欧洲、美洲、印度、日本或中国的城市也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普遍性的原因在于必要性……如果没有进口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没有出口用交换品抵偿进口，城市就要灭亡。”这一城市史学的主流观点说明世界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皆仰赖于工商业，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支撑，城市就要灭亡。但是，渤海国王城的发展和灭亡却走了一条迥然不同的路，虽然可能因为贸易不发达和战乱频发导致其最终走向了灭亡，但其辉煌的城市建筑史却透露出浑厚的文化内涵。
具体而言，渤海国的城市并不能称之为城市，因为她只有城而没有市，或者只有少数自发形成的小型零散的市。最初的王城完全是功能型的军事城堡。渤海国王城的历史就是城功能的转变与过渡，即从纯粹的军事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堡逐渐转向兼具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和文化功能的城市综合体。据近年的考古调查发现，在渤海的[7]“旧国”地区共有22座城堡或遗址，由于渤海国此时正处于初期建设时代，经济水平不高导致这一时期的城堡规模小、分布散、且规划布局也不统一，基础设施极不完善。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其王都的分布呈现出山城与平原城乡结合的特点。当时，大祚荣打败周兵乘胜开赴辽东，在太白山（今长白山）坡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的东牟山下筑城而居，这就是最初的都城。经过数代渤海王的开拓进取，渤海步入了海东盛国的极盛时期。疆域广阔、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由此，作为国家昌盛富强的窗口——城市，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至10代王大仁秀（819年－830年）、11代王大彝震、大虔晃到大玄锡时代（872年－893年）时进入了极盛期。
五京是渤海国城市体系的核心。五京几乎都设置于水路交通要地。渤海国五京具体指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市西古城）、上京龙泉府（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东京龙原府（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南京南海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南道北青郡北青土城）和西京鸭渌府（吉林省临江市）。上京龙泉府下辖龙州、湖州、勃州。中京显德府下辖卢、显、铁、汤、荣、兴六州。东京龙原府下辖庆、盐、穆、贺四州。南京南海府领沃、晴、椒三州。西京鸭渌府下辖神、桓、丰、正四州。渤海五京制的设置年代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主流观点之一认为渤海五京的设置应起始于大钦茂（737年—793年在位）时期。主流观点之二认为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大钦茂后世王大仁秀（818年—830年在位）、大彝震（830年—857年在位）、大玄锡（871年—895年在位）时代的政绩。文献史料表明，五京的名称最早见成书于945年的《旧唐书》，即757年所设置的唐朝形式上的五京。[8]渤海五京制度的记载最早见《新唐书》的渤海传。渤海五京制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张建章所撰的《渤海记》。据《新唐书》卷58《艺文志》载，张建章著作有两种，一是《渤海国记》3卷和《戴斗诸蕃记》1卷。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13记：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后历郡守。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经涉之地，无不理焉。曾赉府戎命往渤海，遇风涛，乃泊其船……[9]再据其墓志所载，张建章833年去渤海，835年回幽州复命。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丛考》对此有清晰的解读：“《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地理类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为旧书经籍志所不载。盖其书晚出，为刘煦等所未见也。旧、新两书纪渤海事，颇有详略不同之处。旧书纪册封、朝贡年月差详，然讫于王彝震之世，其后仅以开成后亦修职贡不绝一语了之，盖其所可考见者仅此也。新书则于册封、朝贡纪载甚略，而详于追谥、年号，又载地理、官制、物产、品秩之事，取材视旧书为多，盖多取材于张氏。”[10]《旧唐书》中的《渤海传》叙渤海事止于开成（836年－840年），故无渤海五京制方面的记载。而《新唐书》中的《渤海传》，又将其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定在大玄锡之世，因此学者多把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定在大钦茂后世的渤海王。《辽史·地理志》云：“……至彝震，儹号改元，拟建官阙，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11]按此，可以理解为《辽史》的作者是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定在11世王彝震世。可以肯定的是，渤海五京制至少到了大彝震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渤海五京制地关五京城池建设非一蹴而就之事，因此至少可往前推测一世，即大仁秀时期。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围绕渤海五京初置时间又形成了新的分歧，进一步引发了有关五京制度原创性问题的讨论。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原创性问题上，同样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渤海的五京制度主要源于唐王朝的影响。另一种认为渤海的五京制度主要继承于高句丽的五部制，在唐五京设置之前就有五京的雏形。这种两种观点代表着两个不同国别的学者群体，前者主要是中国学者的观点，后者则主要是韩国学者的观点。韩国学者似乎一直在把高句丽和渤海史划为一体，切断其与中原唐王朝的联系，以展示所谓朝鲜民族的延续性。作为学者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而不是为了立论生搬硬套地找资料牵强附会地来解读。从前文所记的渤海与中原王朝亲密的朝贡关系可知，渤海的政治体制、军事制度、文化风俗皆模仿唐王朝，因而模仿唐王朝的五京建制就在情理之中了。唐朝的五京，分别是西京、成都、京兆、太原、河南。《旧唐书》卷38《地理一》略云：“至德二年，肃宗自顺化郡幸扶风郡，置天兴县，改雍县为凤翔县，并治郭下。初以陈仓为凤翔县，乃改为宝鸡县。其年十月，克复两京。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宝应元年，并凤翔县入天兴县，后罢京名。”[12]
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国的交通中心，是鸭渌—朝贡道或长岭—营州道与黑水靺鞨道之间往来转换的枢纽；中京显德府地处渤海国的中心，是渤海国五京之间往来的必经之地；东京龙原府和南京南海府靠近或面临大海，是渤海国与日本友好往来的水陆路中转站；西京位于鸭渌—朝贡道水陆路转换的起止点上，是渤海国与唐朝友好往来的主要中转站。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渤海国的五京并不是在一个朝代以一纸政令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数代王的努力，形成了以五京为区域中心的政治、交通枢纽。
渤海国城市发展与其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渤海城市发展按时间和发展特征可分为三段：第一阶段为初创阶段。时段从渤海政权建立到唐天宝年间迁都中京之前。在此阶段，渤海国中央统治阶层东征西讨无暇他顾，所建之城皆是依山傍水易守难攻的城堡式建筑，其主体是山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渤海的城堡不但规模小，规划布局不统一，而且城市设施也很不完善。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是渤海旧都城，中京显德府。第二阶段自唐天宝年间渤海迁都中京时起，到唐德宗贞元9年迁回上京之前。在此阶段，渤海疆域有了较大的拓展，社会经济水平有大幅度提高，中原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渤海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渤海国城市建设仿唐朝实现了从山城至平原城市的转移，同时结合自身特征，山城与平原城同时并存。城市建筑群和城区布局大体上模仿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等著名城市。渤海国五京在这个阶段确立。第三阶段自唐德宗贞元10年成王再次迁都上京开始，一直到渤海国被契丹所灭。这个阶段，渤海国的城市建设达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王公贵族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城市建筑繁华一时。正因为渤海王公的奢华导致渤海盛极而衰，最终走向灭亡。本文将重点论述渤海五京的形成、发展过程及主体建筑所代表的渤海时期最高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内涵。
渤海早期的军事活动频繁，往来军需用品的征调和民众生活必需品的运送，使以物易物形式的商业活动有所发展。后来，政局趋于稳定，军事征伐减少，渤海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各地的城堡逐渐由军事政治要塞转变为区域交通的中心，并围绕着这些中心出现了100多座大小不一的城市。渤海国的城市按地域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差异而出现不平衡的态势，其主要特点是五京等城市最为发达。五京之中，以作渤海国首都最长时间的上京城为最。上京最繁盛时期有人口数万人、方圆几十里，不仅是渤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东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之一。而最小的山城仍不过是几百米见方的小城堡。随着疆域不断拓展，渤海国的中央政权日益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实力雄厚，为加强对地方事务的综合管理，渤海国的统治者开始仿效唐王朝设立了以五京为龙头，府、州、县为依托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行政体系。至9世纪，渤海仿唐制在全国建立起五京15府62州的行政区划，此外还设有郢、铜、涑3个独奏州（直隶州，相当于今日的直辖市。涑州近今松花江，在今吉林市附近，铜州在今天的哈尔巴岭一带的山区。），州下设置有100多个县，渤海国组成了府辖州，州管县的递进式的3级地方行政组织系统。府的长官为都督，州设刺史，县置县丞。渤海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仿照唐朝的道、府、州、县的地方行政制度设置的。唐朝于757年设置了西京（凤翔府）、南京（成都府）、中京（京兆府）、东京（洛阳府）、北京（太原府）。可以想见，唐的五京制源于我国古代的五行思想。唐设置五京后的第5年，大钦茂被唐册封为国王，平素仰慕唐文化的大钦茂活学活用，很快就将唐的五京制在自己的国土上付诸实践。渤海的五京设置时间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发展态势极不均衡。其发展程度和重要性主要取决于政治上的重要性，即为国都时间的长短。渤海国初期都城在“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城），历经高王大祚荣、武王大武艺、文王大钦茂时期，“旧国”东牟城作为渤海的政治、经济中心长达半个世纪。天宝中期，大钦茂继位不久就将渤海国的都城从“旧都”迁到“显州”，即学界认可的中京显德府址显州（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古城）。第二次迁都发生在“天宝末年（约755年前后）”，大钦茂嗣位10余年后将都城从“显州”迁至“上京”，渤海国的统治地区随之扩大到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距离“旧国”有300里，也就是在今黑龙江省宁安东京城附近，即所谓的上京龙泉府。文王大钦茂改元宝历后进行了第三次迁都，都城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东京城）迁到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新唐书·渤海传》中载“贞元时，东南徙东京”。[13]后再次将都城迁至上京。政权稳定后，大钦茂模仿中原王朝，设置了西京鸭渌府和南京南海府以完善渤海国的中央政权中心，渤海的五京制基本形成，按出现时间顺序依次为“中京显德府”、“上京龙泉府”、“东京龙原府”、“西京鸭渌府”、“南京南海府”。渤海国之所以能够设置五京，是因为它具备了如下几个条件：首先是得益于渤海国与唐朝的密切往来。其次是由于渤海国已具备了充分的经济条件。第三是由于渤海国具备了适合的政治条件。渤海国、唐朝五京制的不同之处在于，五京虽由唐朝最先设置但存在的时间不长，却被渤海国仿照、继承并发扬光大和长期延用。渤海国五京制后来又被辽、金所继承。五京制度化的功绩应归属渤海国。渤海国的五京完全仿照唐例，按方位而设：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西京鸭渌府。实际上，京和府是同一级别的建制，府是渤海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称都督，统领全府军政事务。
五京之中，上京为最要，渤海建国至灭亡总计229年，上京曾两度设为王都，前后长达160余年，可见该地曾是渤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上京、中京和东京均位于渤海国境内地势相对平坦宽阔的江河冲积平原上或盆地中，适合于城市的建设和扩展。周围环抱的群山构成了五京天然的屏障，有利于军事防御；冲积平原的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能够形成区域内的小气候条件调节，所以特别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的充分发展是一切政治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从目前所发掘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遗址中可见，该地当年的城市化程度较高，城市功能也比较完善。主要城市布局由城郭城廓、皇城、宫城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城廓整体呈长方形，周长16288．5米，东西长为4．5千米，南北宽为3．5千米，总面积为16平方千米，内为坊市、街道。皇城位于城中央，中间为宫城，三重防卫，庭院深深，气势非凡，城制皆模仿唐代的长安城。宫城位于上京北部中央的制高点上，地势易守难攻。宫城的平面为方正的矩形。城墙南北长720米，东西为620米，全部由玄武岩砌筑而成。现在所见的遗址中仍可见至高处为4米的城墙。城垣地下基础宽约为5米，深达2米。可以想见当时城墙的高度至少有8米左右。[14]外城城墙结构为土石混筑，下面有夯土的墙基，城外有城壕。宫城南面有3处城门，正南门即午门的台基呈四方体，下宽上窄，东西长42米，南北宽26米，高约5．2米。台基上建有高大的箭楼。据考证箭楼高度已经达到了20米，相当于现在7层楼房的高度。其气势雄伟程度可见一斑。从宫城殿址的布局来看，其特别讲究按中轴线对称来建设楼宇，与长安宫城极为相似。再从遗址中发现的建筑材料，砖石和瓦珰等来分析，其建筑风格也秉承唐代勾心斗角式的典型木质建筑。朱国忱、杨雨舒等学者指出，上京城的主体建筑材料为土石。本文以为不尽然。若是以土石为主的结构，在辽契丹焚城后应该有大量的房屋主体框架遗存，而上京龙泉府的主体建筑除了地基、柱石等基本石质架构外，找不到任何房屋主体建筑的遗留，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在木质建筑盛行的唐代，事事仿照大唐的渤海居然没采用唐朝木质房屋的建筑技术？这似乎不合情理。唐代的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砖石建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穿梁与斗拱的结构更加成熟。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构件本身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内在的联系，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渤海上京城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臻于完美，很可能主体建筑采用了木质材料。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中的石幢灯就是一个明显的带有木结构建筑特征的建筑物。不管怎样，上京龙泉府是一座文明程度很高、城市基础建设比较完备的古代综合性城市。从上京龙泉府的建筑风格和城区布局来判断中京显德府、东京龙泉府的发达程度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后两者也都做过王都。南京南海府和西京鸭渌府虽然也是五京之一，却未做过渤海国的王都，其重要性远不如上述三座王都，发达程度也更低。
从考古发掘所见，东京、中京、西京的城基基本是由黄土或土石混合夯制而成，主体建筑也是土石混构而成。这些所谓的京都和府州城，确切地说，更是集军事防御、政治议事和生活供给于一体的城堡。大体上有城无市，且多数依山就势建成，易守难攻，因为缺乏平原拥有的便利条件和广袤的空间，所以支持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之经济和交通都受到了地域的限制。而渤海的旧都，即今吉林省敦化市的城山子山城、敖东城和永胜三处遗址的发现则显示了渤海早期城镇化的痕迹。据《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敦化境内再无其他山城可与城山子山城的规模相比，因而该地可能就是文献中的东牟山山城。山城有利于军事防守，符合渤海初建之时战事颇多的史实。但久居在山中，生活大有不便，于是在距离城山子山城不远处就出现了平原城——敖东城。它与山城遥遥相望，战时退守山城，平时久居平原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后来，随着渤海经济的发展，人口日益增多，敖东城的规模已容纳不下增容人口，所以像永胜遗址一样的城邦外围的新的居民据点出现了。永胜遗址中分布有众多的半地穴居住址，说明渤海仍保留着靺鞨族“筑城穴居”的传统，居住条件十分简单。建筑物总体上呈现着原始的夯垒结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渤海与高句丽及东北其他的各部族一样，在朝代更迭和军事占领中决不会延用所征服之旧城，每掠一地都要毁城重建，这种毁灭性质的征服致使城邦文明无法延续，城邑建筑文化徘徊难进。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中京显德府，其府址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和龙县西古城，下辖卢、显、铁、汤、荣、兴六州。显州与府址在同一址，下辖五个县。卢州以产稻谷闻名，以其农业兴旺发达之势推算，当在海兰江流域，下辖五县。铁州在京西南六十里，下辖四县。汤州在京西北百余里，下辖五县。荣州在京东北一百五十里，下辖三县。兴州在京西南三百里，下辖三县。京西北百里。公元747年至751年，该处曾为渤海国王都城所在。据考古发掘所见西古城分为内外两城。外城是卫城，主要以城墙、城门和城壕组成，周长2720米。城墙为夯筑，墙基宽13－17米，残高一般为1．8－2．5米，个别地段残高达4．5米。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处，东西宽190米，南北长310米，内城南墙中段对称内折，中间开门。门内的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三座宫殿址，其中第一座殿址最大，应该是主殿，该殿东西41米，南北22．5－25．5米，以鹅卵石和夯土相间叠筑，殿址南面靠两端各设有一个上殿台阶，北面中间设一个上殿台阶，依稀可见当年恢宏之貌。第二殿址位于第一殿址的北面，由主殿和左右配殿组成，第二殿址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座外出烟道的殿址。第一殿、第二殿以及第二殿东西两侧的殿址相互之间皆有回廊相通，中有廊坊和厢房建筑。在内城的殿址上曾发现了成排的础石和多种的建筑构件，如鸱尾、花纹砖和瓦当、文字瓦，有的饰件上还饰有绿釉，显示了中京显德府当年的身份和地位。(www.xing528.com)
东京龙原府，亦称栅城府，府址即今吉林省珲春市境内八连城旧址。府下辖灰灰、盐、穆、贺四州。庆州与府同址，下辖六个县。盐州在今俄罗斯波谢特湾克拉斯基诺南两公里濒海处的古城址，下辖四县。穆州在府西南一百二十余里处，下辖四县。贺州方位尚不明确，但据传统应至少辖有四县。公元785至793年，文王大钦茂时期曾将该地设为渤海王都。八连成亦分为内外两城，外城为土筑方形城墙建筑，周长2894米，墙外设有护城壕。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处，建筑材料为土筑。东西宽218米，南北长318米，周长1072米。南墙中段对称内折，中间为一门址，该门址为一座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的建筑。进入南面后，有一个宽敞的广场，穿过广场至内城中部见第一座宫殿址，东西45米，南北30米，残高约2米。第二宫殿址位于第一宫殿址北约32米处，东西长21米，南北宽15米，形制与西古城第二殿址相同。一、二殿址之间以南北回廊相通。在第二宫殿址两侧各有一处带有取暖设施的殿址，内城的东北隅有水池遗迹。内城之南至外城南墙，设有两个前后相邻的封闭区域，在中轴线位置上有门相通。八连城周围分布着多座佛寺，在佛寺址上发现了存放舍利的塔心础、石佛像、陶塑佛像等遗物。另外在各个建筑址还出土了许多的建筑构件，如绿釉鸱尾、绿釉兽头、文字瓦、各色莲花纹瓦当等，昭示着东京曾经贵为都城的辉煌。
西京鸭渌府，府址在今吉林省临江市附近，下辖神、桓、丰、正四州。神州与府址同址，下辖三县。桓州即高丽故都丸都（今吉林集安）。丰州即吉林安图仰脸山城，辖四县。正州在今临江且城西北三百八十时、富尔河流域。城址建筑基本同于上述二京都。五京之外，渤海又设十五府以辖其余地区。十五府为上述五京所在地的龙泉府、显德府、龙原府、南海府、鸭渌府和长岭府（今吉林省桦甸县苏密城）、扶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鄚颉府（今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定理府（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安边府（今黑龙江省双鸭山、宝清、富锦一带）、率宾府（黑龙江省东宁县大城子）、东平府（详址不清，一说在黑龙江穆棱河流域）、铁利府（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安远府（似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怀远府（似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大钦茂之季虽然设置了5京，但还没有统一进行厘定州县之举，直到大仁秀以后，地方行政体制才趋完善。
中京显德府和东京龙原府尽管作为王都时间并不长，但其城市也得到了重点建设和发展，成为各自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但由于作为国都的时间有限，其城市发达程度和功能远不及上京。中京和东京都筑有规模相当的王城（内城）和宫城，而中京和东京的皇城、宫城与上京龙泉府的皇城、宫城一样，“皆呈南北长方形，并且纵横比例很相似”，“城内皆大体分为三部七区，即北部一区，中部三区，南部三区”。
渤海国五京虽然是自行设置的，但是以五京制度为核心的渤海国城市体系并不独立于唐朝之外。因为渤海国本身只是唐朝管辖下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在政治上隶属于唐朝，是唐朝的边郡、边州或者说是羁縻州，其管辖范围早已被纳入唐朝的版图，行政上被划归河北道管辖，所以渤海国的五京只是唐朝忽汗州都督府管辖下众多城的一部分。渤海国五京制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渤海国的专制统治正在向封建化过渡，阶级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渤海国在以“旧国”为都的前期仍处于以武力打天下和巩固政权的阶段，国家统治体系十分不完善，没有稳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制。直到渤海文王大钦茂即位后，渤海才开始大力推行“文治”，“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以后，渤海国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大钦茂经过3次迁都，到渤海国以上京和东京为王都时，三省六部制等最基本的封建化制度建立并完善起来。渤海国迁都中京和上京之前，外有安禄山势力的威胁，内部则出现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而大钦茂通过迁都，顺利地摆脱了上述不利局面，稳定了渤海国的政局。
经济发展为五京设置提供了契机，五京的设置反过来也促进了渤海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五京特别是三座王都的建成，使渤海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也对其管辖范围内城市和村镇的建设与发展起了十分明显的带动作用。五京周边地区形成了以五京为核心的城市辐射带，各个辐射带中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以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为例：中京显德府管辖着6州23县，而仅在位于今吉林省东部的7个市、县中，属于中京显德府管辖范围的渤海国古城址、遗址就达107处；东京龙原府管辖着4州18县，而仅在今珲春市境内，就发现了25处渤海国时期的古城址和遗址。渤海国依托五京带动其周边的城市和村镇建设，进而促进了其他府、州、县的发展。《新唐书》所列的14种渤海国名优特产中，至少有10种出产于五京地区。据考古调查发现，在上京、中京和西京等地均出土过铁铧、铁铲、铁斧等生产工具，在五京中还出土了金、银、铜等大量的金属加工制品以及众多的砖瓦制品，这说明五京地区的农业及手工业是相当发达的。
五京设置对渤海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大钦茂即位后不久就“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此后，以中京、上京和东京各有一段时期作为渤海国王都。无论王都定在哪里，都有渤海国国王世子入唐为质，并有多名皇室贵族子弟入唐学习先进文化。这些入唐的渤海贵族和学者阶层带回了唐朝丰富灿烂的文化，在这些贵族子弟和学者的努力下，中原文明与渤海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中原文明深刻烙印的渤海地方文化。具体说来，封建王朝时期形成的儒家思想文化已经深入到了渤海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儒家文化已在渤海国的社会交往、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系在渤海国，尤其是上层社会的王族和贵族中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和普及。
五京设置对佛教在渤海国的传播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五京的设置使渤海国形成了五大区域中心，各个区域中心都成为佛学的传播地。据多年来的考古调查情况看，除南京南海府之外，在其余四京都曾发现过大量的佛事用具，如佛像、舍利函、铁鼎和佛珠等等。四京周围地区均存在着诸多佛教遗迹，如在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市境内）就发现了9座渤海国时期的佛教遗址；在中京显德府各地，已发现的佛教遗址更是多达18座；在西京鸭渌府境内的今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至今还保存着渤海国时期的佛塔——长白灵光塔。该塔是我国东北地区现存历史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古砖塔，坐落在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县城西北的后山岗上。塔高13米，由青砖砌成，是空心方塔。整座塔由通道、甬道、地宫、塔身、塔刹5部分组成。塔身自下而上层层收敛，高度也渐次减低，各层上部均作叠涩出檐，以平行叠涩与菱角牙子交互砌筑，檐角略微翘起，上吊风铃。塔身正面第一层设拱券门，圆弧的券顶曲线。塔身内部为空筒式结构，惟各层之间做出平行叠涩楼层，中间留空井，上下相通。据史料记载，灵光塔的塔顶在明朝时被风吹断。直到1936年，当地才为其安装了塔顶和塔刹。此塔是渤海国佛学文化繁荣昌盛的见证，是渤海对唐佛学文化吸纳和改造的最佳范本。有的佛教寺庙址则直接建在城市之内，如仅在上京城内就发现了“西大寺”、“东大寺”等9座庙宇；在东京龙原府的盐州（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州克拉斯基诺古城）城内也发现了一座佛教遗址。
渤海国五京制的设立和发展，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的影响，以五京为核心的渤海国城市体系与唐朝之间形成了专属贡道、区域交通干路。五京的形成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综合发展、城市分布和增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渤海国设置了五京，从此在唐代东北这片原本“荒远”的地区出现了以政治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龙头的区域性城市。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区域城市的功能随之发生了变化，但城市规模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从而东北地区以五京为核心的数座大规模的城市得以保留，城市建设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唐代中原地区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先进的制度借助五京这一桥梁和纽带呈放射状地传播到了东北地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为这里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可否认的是，渤海国的五京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渤海国设立五京制以后，在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了五座区域中心城市，社会经济、文化、风俗依托这些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了其周边地区城市和村镇建设，进而促进了其他府、州、县的发展。具体说来，渤海国共形成了六十二州，这个六十二个州也必然为围绕五京为核心建成的中小型城市。六十二州分别为龙州、湖州、渤州、卢州、显州、铁州、汤州、荣州、兴州、庆州、盐州、穆州、贺州、沃州、晴州、椒诈、神州、桓州、丰州、正州、瑕州、河州、扶州、仙州、鄚州、高州、定州、潘州、安州、琼州、华州、益州、建州、伊州、蒙州、沱州、黑州、比州、广州、汾州、蒲州、海州、义州、归州、宁州、湄州、慕州、常州、达州、越州、怀州、纪州、富州、美州、福州、邪州、芝州、郢州、铜州、涑州、集州、麓州，总计有62个，因而统称其为62州。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判史，主管该地政务、司法、监察、民政、教育、总署全部事宜。渤海国实行的是州辖县，但每个州究竟辖有多少个县尚有许多未见确切记载。经近年考古学者的辛勤考证，已查明渤海国古城遗址40余处，仅在牡丹江流域的遗址除上京外还有敖东城、石湖城、黑石城、地山子山城、通沟岭山城、南台子城、大甸子城、孙家船口城、大牡丹城、牛场子城、五道河子连环城、营城子城、石头河子城、温特赫城、八连城、城墙砬子城、萨其城等多处遗址。
渤海国这种行之有效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被后来的辽、金朝代所仿效。契丹人建立辽朝之际，唐朝已经灭亡，而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和后来的北宋王朝的王都没有设立五京，所以辽朝的五京之建及其长期存在只能来源于渤海国五京制，而金朝则沿袭了辽朝的五京制。从渤海国设置五京（公元757年以后设置）到金朝灭亡（公元1234年），五京制在我国东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延续了近5个世纪。到了明清时期也有迁都之举，旧都或者是陪都仍保有原来的城市规模，虽然城市功能发生了变迁，但并没有改变城市规模和总体的向前发展态势。渤海国曾数次迁都造成的区域中心城市带形成的长久优势为后世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样板。渤海国五京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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