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古国的历史变迁：宣王大仁秀与中兴

第一节　宣王大仁秀与渤海中兴

大仁秀是渤海国第10代君主，大明忠之从兄，大祚荣之弟大野勃4世孙。大仁秀是一位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较高文化修养的君主。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简王大明忠薨，从父大仁秀开始权知国务，代行王权。元和十二年（公元818年）二月，大仁秀遣使李继常等26人向唐朝告哀。唐宪宗正式诏封大仁秀为渤海国王。同年五月，唐遣使赴渤海王都上京龙泉府，册封大仁秀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大仁秀并非如例代君王那样是生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不谙世故，不知柴米的王公子弟。而是一个“信义成性，礼义立身”的谦谦君子。根据《新唐书》记载和日本的《类聚国史》载嵯峨天皇对大仁秀的称赞可知一二。《新唐书》载：“其四世野勃，祚荣弟也。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大仁秀是一位儒家政治伦理所要求的贤君。大仁秀熟读汉籍，了解中原情况，他以唐朝礼法为蓝本，大力宣扬儒家思想，并用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治理渤海，发展渤海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期统一国民的思想。大仁秀用“三纲”、“五常”的儒家宗教伦理制度来维系王族和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并重新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大仁秀以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得到了控制。具体说来，大仁秀即位后的举措主要有：

一、继续加强与唐王朝的朝贡关系和隶属关系

渤海国是唐朝在东北边疆地区设立的羁縻州。渤海主要以对唐朝朝贡和接受唐朝的册封的方式来实现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大仁秀自知加强与唐朝的隶属关系对渤海国的发展极其有利。一来可以学习唐朝的先进技艺和灿烂文化，二来可以得到唐王朝庇护和关照，有利于外部大环境的稳定和安全。三来唐朝一直以化外远人自居，朝贡之物从来都是礼尚往来，甚至只赚不赔的。据此，自从太始元年春二月权知国务到建兴十二年薨，在大仁秀在位的13年时间里共派遣使臣朝唐14次。^[1]在频繁朝贡的同时，大仁秀还遵循渤海国王送宗室王族亲属入唐为质的惯例，将侄大公则、大多英、大定顺、大聪睿留备宿卫。唐朝对于渤海国这种主动与中央政府加强亲善隶属关系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重视，并通过多种形式予以肯定。如唐穆宗、文宗常亲自在麟德殿召见渤海使臣，并宴赐有差。唐穆宗还以敕书的形式，对渤海使臣予以褒扬，如在《青州道渤海授金吾将军等放还本蕃》敕中载：“敕慎能至、王侄大公则等，知义之道，与华夏同风者，尔辈是也。冒越深阻，和会于庭，予嘉乃诚……永作藩服。可以前件，”并对朝贡宿卫的渤海大定顺、大多英等授予显耀的官职，唐穆宗在《青州道渤海等授诸卫将军放还蕃》敕中还有如此言论：“我十有二卫将军以率其属，皆匡备左右，为吾近臣，自非勋庸，不以轻授。……俾耀远人，宜示恩宠。归抚尔类，知吾劝来。”渤海国地接卢龙、平卢两镇，按照唐朝规定，平卢军节度使兼有管辖渤海的权力和职能。而大仁秀执政的建兴年间（公元818年至公元830年），是唐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的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如果渤海国与河北藩镇实现联合，会使河北藩镇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唐政府要想讨平或防止河北藩镇叛乱再起是非常具有难度的。因此，唐朝对大仁秀主动加强隶属关系的做法十分赞同和重视。元和十四年二月（公元819年），唐宪宗在平定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叛乱之后，使平卢节度使再次代表唐中央政权实行管理渤海国的职能。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秋，规定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从而扩大了平卢节度使的辖区，增强了平卢的军事实力，使得双方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渤海在水陆与卢龙（幽州）、平卢（淄青）两镇相邻，而卢龙、平卢两镇又是军事实力相当雄厚的大镇。渤海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久经沙场的卢龙、平卢两镇抗衡。同时河北诸镇的割据状态也为大仁秀征服靺鞨北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大仁秀一方面通过频繁朝唐示好，表达永远臣服之心愿，以此来获得政治上对境内各民族管理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同时也可以向飞扬跋扈的河北藩镇表明自身与唐中央政府的高度一致性，使之威慑于唐王朝的强大而不敢对渤海国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与河北藩镇特别是卢龙、平卢两镇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进退皆可，若河北藩镇内斗则可趁机向北部靺鞨举兵，若遇唐中央政权讨伐河北藩镇之时，先按兵不动以观后效，如遇时机则可里应外合从中渔利，从而使得渤海在复杂动荡的政治形势下，能够保持相对安全、独立的状态。而唐朝对于宣王这种不介入的态度一定也有所了解，所以在唐宪宗在讨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叛乱时，就曾要求新罗出兵，而根据现有史料则找不到任何唐朝要求渤海出兵的记载。

二、远结日本，恢复渤海日本之间的友好往来

9世纪前期唐朝困于河北藩镇问题，对渤海的管辖有所削弱，大仁秀有了较大的自主权。此时渤海所处的周边环境并不乐观，西与契丹有世仇，在东南则与新罗对峙，出于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大仁秀即位之后即着手恢复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友好关系。大仁秀使渤海与日本的交往建立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之上。双方交往始于公元727年，但是由于日本别有用心的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并企图长期用“以上待下”的方式来接待渤海使团。如公元753年，孝谦天皇在致大武艺的国书中正式要求渤海称臣：“天皇敬问渤海国王……王僻居海外，远使入朝，丹心至明……但省来启，无称臣名……重无上表！以礼进退，彼此共同，王熟思之。”渤海诸王当然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仍按邻国之礼通聘，而日本则多次拒收渤海国书或禁止使臣入京。从公元752年慕施蒙出聘至公元818年，第18次聘日使慕感德等报僖、简二王丧的“书辞违例”不许入京算起，渤海与日本在交聘中围绕国书问题发生了长久的礼仪之争，历经文王、康王、定王、僖王、宣王各朝达67年之久。这一状态至大仁秀时期有了根本的改变，日本与渤海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各让一步，针对臣附关系的论争暂时搁置。这种外交关系的微妙变化反映出双方有了相近的政治、经济诉求。公元819年，宣王大仁秀再度遣使李承英聘日，在其致日本天皇的国书有慕氏等来归“伏奉书问云云”，嵯峨天皇因问承英等说：“慕感德还去之日，无赐敕书。今于所上之启云：伏奉书问，言非其实，理宜返却，但启词不失恭敬，仍宥其过。特加优遇。”^[2]这说明，日本与渤海之间的礼仪之争有了回旋的余地。大仁秀以后，渤海与日本平等交往的词语频频出现在双方往来的国书中，建兴元年大仁秀致日本嵯峨天皇的国书中提到“伏以两帮继好，今古是常，万里寻修，始终不替”，建兴四年嵯峨天皇复宣王的国书载：“情存善邻，虑切来远”，再如在淳和天皇复宣王的国书载：“敦邻好于南夏万里之航自通。”

日本是当时仅次于唐朝的东亚大国，其政治经济影响在东亚各部及国家中是十分重要的。日本是能够直接制约新罗的劲敌，改善和加强与日本的关系符合渤海“雄踞海东”的战略利益，因此大仁秀在维护双方平等交往的原则上，主动在国书的措辞上加以变化，如在致日本嵯峨天皇的国书中出现较多的谦辞，诸如“仁秀启：‘仲秋已凉，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仁秀蒙无……有少土物谨录别状，伏垂昭亮，幸甚。’”又如“仁秀启：‘孟秋尚热，伏惟天皇起居万福！即此仁秀蒙免……奉少土毛，谨录别纸’”，而大仁秀所用的谦辞、行文语气及格式被其王位继承者大彝震、大虔晃、大玄锡所采用。对渤海的让步，日本自然也心领神会。同样，日本也有与渤海关系正常化的需要。日本逐渐意识到“以上对下“的姿态对待渤海，于已于人都极为不利，特别是从战略角度考虑更应该搁置一边。另外，渤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渤海是唐朝与日本交往的枢纽和中转站，是唐朝经济文化输入日本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日本共派遣唐使公元18次，自公元801年藤原葛野麻吕等人朝唐之后，再未派使，至公元819年已近20年。如果长期与渤海关系不正常，势必会影响日本对唐朝的了解和唐文化的吸纳。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此时也只有通过渤海来削弱和抑制新罗的势力，进而实现其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的一贯诉求。(www.xing528.com)

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外，大仁秀恢复与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在于发展与日本的经贸关系。椐不完全统计，整个渤海国包括东丹国时期，渤海与日本通聘共有35次，而大仁秀时期就有6次之多，占总数17%，平均两年左右就有一次大型的交聘本。大仁秀时期是渤海通聘日本频率最高的时期之一。使团规模有3次达到百人以上即建兴五年、七年、九年，以后渤海诸王遣使规模大体如此。从大仁秀开始，渤海与日本的经济交流已由初期的互赠形式发展到有目的性的官方“回易”、“交关”，以及广泛的民间“市易”阶段，渤海所赠多为貂皮、人参等珍稀特产，深受日本人喜爱，而日本回赠礼品也多为渤海统治阶层所需的绫罗绸缎等奢侈品，日本为彰显其国富民强之大国形象，回馈渤海的礼物远大于渤海呈送之礼。因而这种具有巨大经济利诱的使团互访实则促进了东北亚地区“以物易物”形式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后来，为了扭转日本在双方使团贸易中的不利地位，日本右大臣藤原冬嗣在公元824年正月奉敕将渤海通使日本的期限十二年一次。公元826年藤原绪嗣在给淳和天皇的奏疏上又表达了其限制渤海与日本贸易的意见，“而渤海客徒，……实是商旅不是邻客，以彼商旅，为客损国，未见治体”并以“又倾年旱役相仍，人物共尽。一度赐给，正税欠少。况复时临农要，弊多迎送；人疲差役，税损供给……纵今损民焉”为由要求天皇停止“渤海客徒入京，即自着国还却，且示朝威，且示除民苦”。至公元827年王文矩再率百人使团抵日时，日本政府对使团与日人的贸易加以严格限制，“右蕃客赍物私交关者，法有恒科，而此间之人必爱远物争以贸易易严加禁制莫令更然若违之者百姓决杖一百；王臣家遣人买，禁使者言上国司阿容及自买殊初重科，不得违犯”。

三、北拓疆土，南定新罗

宣王大仁秀即位之后，“北略诸部、南定新罗”，最终奠定了渤海的疆域版图。据《新唐书·渤海传》载：“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3]宣王大仁秀时期，渤海已臻全盛。其国土疆域大体确定在东到日本海，北起黑龙江；西起伊通河流域，南以泥河（即今龙兴江，大同江的支流，位于朝鲜金野郡合称金野江）为界的广袤区域。这与大仁秀时期极力向北大力开拓密切相关。大仁秀时期，渤海西面有劲敌契丹，西南有河北强藩大镇，能够继续开疆扩土的地方只能是东北部的黑水靺鞨和东南的新罗。渤海在东南和东北有一定的扩张空间，据《辽史·地理志》载：“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4]“北略诸部”是指黑水靺鞨诸部^[5]，“南定新罗”是南与新罗以泥河为界。就渤海两个扩张方向而言，“北略诸部”则是处于较为优先考虑的地位。在大仁秀时唐朝忙于应付河北藩镇，对东北地区的管辖有所松动，大仁秀得以对黑水诸部进行大规模的征讨。大仁秀在北略黑水靺鞨的同时在所占之地设置了府州“开置郡邑”直接进行统治。渤海与新罗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虽然新罗于公元790年、公元812年曾两次遣使入渤海建交，但根据现有史料找不到双方紧张关系改善的记载。公元825年，大仁秀将渤海与新罗的边界定为泥河，即大同江支流龙兴江。

总之，大仁秀继高王大祚荣、武王大武艺、文王大钦茂、康王大嵩璘之后，继续加强与唐朝的隶属关系，积极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加速了中原汉籍、制度、技术、习俗在渤海的传播与创造性的发展。大仁秀时代，渤海统治集团，地方官吏，贵族地主，京、府、州、县等主要地区某些居民，均出现明显的汉化迹象。宣王大仁秀还抓住时机，不断加强与日本的友好往来，提高了渤海在当时东北亚的政治影响；奠定了渤海的疆域。经过大仁秀的励精图治，渤海国达到了极盛阶段，成为9世纪前期东北亚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大仁秀也因此而成为渤海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中兴之主”。渤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继文王大钦茂后，再次出现盛况。渤海国更加巩固和强大，成为中外闻名的“海东盛国”。

唐大和三年（建兴十三年，公元830年），大仁秀病逝，谥号“宣王”。大仁秀的嫡子新德早卒，嫡孙大彝震得以嗣位，改元“咸和”。大彝震嗣位后在宣王中兴国势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发展，渤海社会呈现出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景象，大彝震统治时期，渤海国进入到了全盛时期，标志着渤海国“海东盛国”局面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