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古国的历史变迁 - 大氏族属与渤海立国

第一节　大氏族属与渤海立国

公元696年，营州地区的各族民众在契丹人李尽忠及其内兄孙万荣的率领下，奋起反抗武则天的酷吏统治，与武则天大军发生数次交战，史称“营州之乱”。翌年，起义军被武则天所剿灭，起义军遂四处亡散。在流亡散军中，有两支队伍还尚有实力。一支是乞四比羽率领的由在隋朝时期便迁入营州的粟末靺鞨人所构成的靺鞨旧部，一支是由乞乞仲象率领的在高句丽灭亡后迁入中原的粟末、白山等诸部靺鞨及高句丽人所混编军。这两支队伍在起义军主力被歼灭后，逃向东北地区的靺鞨故地。武则天念其主力为靺鞨人，为安邦定疆之故以求长远计，欲改剿为抚，曾派人到这两支靺鞨队伍中，降旨赦免其罪，同时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希望他们能重新回到大周的统治之下，做大周子民。唐朝的‘国公’是‘郡王’之后排第三位的官级，而与郡王一样都是从一品，是当时唐朝臣子所能奉任的最高爵位。武则天封他们如此高的爵位，这说明大诈荣和乞四比羽，当时在辽东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1]但这二人断然拒绝了武则天的招抚，拒不受封。武则天恼羞成怒，决定大举发兵剿灭这两支靺鞨军，遂派出大将李楷固与中郎将索仇率大军前往征讨。

李楷固，是武则天最倚重的大将之一。他本是契丹名将，善用緄索及舞槊、骑射。后来降于武周政权，赐姓武。据《旧唐书》载：“圣历三年六月，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余众，擒之，献俘于含枢殿。则天大悦，特赐楷固姓武氏。楷固、务整，并契丹李尽忠之别帅也。初，尽忠之作乱，楷固等屡率兵以陷官军，后兵败来降，有司断以极法。狄仁杰议以为楷固等并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效节。又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制并从之。及楷固等凯旋，则天召仁杰预宴，因举觞亲劝，归赏于仁杰。授楷固左玉钤卫大将军，赐爵燕国公。”^[2]李楷固常常在众多敌军前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尤如“鹰入鸟群”，所向披靡。曾在与周军作战时，生擒周朝大将张玄遇、麻仁节，周军“闻之丧胆”。李尽忠、孙万荣死后，李楷固前来降周，当时群臣恨其多杀周军，皆请求族灭其满门。宰相狄仁杰却爱其才，在武则天面前力谏李楷固。武则天听信其言，遂封其为左玉钤将军，率军平定契丹余党。李楷固果然不负厚望，平定了契丹残部，使边境重归太平。李楷固因功晋升为左玉钤大将军、燕国公，成为武则天最得宠的将军。此次武则天派李楷固剿讨靺鞨人，足见其势在必得。

李楷固率大军很快追上乞四比羽的队伍。当时的周军正挟战胜余威，而靺鞨队伍却是败军之旅，士气低落，更兼李楷固素以骁勇著称，双方接触后，靺鞨人很快溃败下来，乞四比羽战死沙场。而此时，乞乞仲象先已去世，率军摆脱困境之责落在了乞乞仲象的儿子大祚荣身上。大祚荣英勇善战，从其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应该也随父参加了营州之乱，并在战斗中有上佳表现，故史称其“骁勇善用兵”。^[3]大祚荣智勇兼备，军中威信素著，在乞四比羽战死，军队面临绝境之际，大祚荣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军中之主，担起了率军突围的重任。

大祚荣果然不负重望，他重整旗鼓，整肃队伍，利用天时和地利巧妙地摆脱周军的追击。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他决定选择一条较为隐蔽的路线撤往靺鞨故地。沿途之上，他一面重编队伍，恢复士气，一面不断收编从营州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及当地百姓。这支靺鞨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摆脱了笼罩在心中的失败阴影，整个队伍焕然一新，士气复振。此时，李楷固率军跟踪而至，双方在天门岭（一说为今吉林张广才岭）一带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斗，由于大祚荣指挥得当，也由于其属下英勇作战，或许还由于李楷固大军屡胜之后骄傲轻敌，当时虽然双方实力悬殊，但大祚荣所率领的靺鞨人却给予周军以歼灭性打击。李楷固战败遁逃，失宠于武则天，此后便默默无闻了。此次战斗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门岭之战。^[4]

天门岭之战击溃了周朝的追剿大军，使东归故土的靺鞨之众摆脱了困境，赢得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从而为后来大祚荣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天门岭之战可谓是大祚荣为渤海国举行的奠基礼。

天门岭之战后，大祚荣声威大震，一些从营州亡散的各族反抗军将士纷纷投靠大祚荣，从而使之势力大增，大祚荣继续率军东撤，最后终于回到靺鞨故地。在东牟山上筑起山城，坚壁自固，定居下来。此时，地处辽西的契丹、奚族人又投奔突厥，继续与周朝为敌，阻断了武则天进讨大祚荣之通道，这就为大祚荣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条件。公元698年，即武则天圣历元年，大祚荣自称震国王，从而创建了肃慎族系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

大祚荣建国后，仍面临着极为复杂且困难的局面。首先，大祚荣原本就是在反周斗争中完成其建国过程的，而天门岭一战更与武周政权结下了难解之仇。虽然当时周朝通往震国之路被契丹人所阻断，但武周作为天朝大国，随时随地会以某种方式打通道路，兵伐震国。这无疑是大祚荣集团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大祚荣初归故地，而此时之故土已远非高句丽灭亡前之景象。由于大批民众外迁，这里早已人烟稀少，满目疮痍。因此，如何在这里建设家园，恢复社会生机，亦成为大祚荣集团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最后，初建的震国强邻四立，如何处理与这些邻国的关系，同样是大祚荣集团不可不解决的问题。为此，大祚荣自建国后，便招集流散，发展生产，励精图治。各地的靺鞨人及高句丽人不断归附于大祚荣旗下，其所辖之地开始恢复生机。在与周邻关系上，大祚荣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努力搞好与周邻的关系。在这些邻邦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复起的突厥汗国。当时，突厥在其默咄可汗的率领下，日渐强盛，它不仅雄踞大漠成为北方各民族的霸主，而且南下用兵凭陵中原，武则天对其束手无策。大祚荣集团要对抗武周政权的进攻，就必与突厥结好。因此，大祚荣遣使突厥表示臣服，并请求突厥派吐屯到本国监管政事。与此同时，大祚荣亦与靺鞨各部尤其黑水靺鞨和谐相处。比如，在到突厥请派吐屯时，大祚荣就是先与黑水靺鞨进行沟通并同其一道派人前往的，这说明双方关系相当融洽。当然，对于一些弱小或敌对势力，大祚荣则必然有一系列征服行动，从而使震国境土不断扩充，国力有所增长。

然而，最关键、最主要的还是臣服大唐，与中原修好。大祚荣集团本身就是靠“反周奉唐”起家的。因此，武则天在位期间，它很难与中原改善关系。但是，公元705年武则天被逼退位而唐中宗李显的复辟则给震国带来了新的契机。当时，由于对唐情况不明，大祚荣未敢主动采取行动。恰在此时，唐朝派侍御史张行岌来到震国“召慰”大祚荣。所谓“召慰”，就是派员来试探一下震国的态度，看其是否愿意回归唐朝，成为唐朝的臣属。大祚荣一见唐朝使者，不禁大喜过望，立即遣使入唐侍卫天子，并求唐朝册封。偏巧此时突厥与契丹连年侵扰中原，造成唐震两地交通阻隔，双方联系再次中断。

公元713年，即开元元年，唐朝正值英武有为的唐玄宗在位，国力增强，国势渐盛，边境冲突骤减，天下尽归一家，这就使得唐朝与震国之间恢复交通往来，重新建立联系变成可能。于是，唐玄宗复派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卿之职前往震国宣劳大祚荣，并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且以其统辖地区为忽汗州，加大祚荣为忽汗州大都督。自此，大祚荣将国号改为渤海，并开始定期派遣使节入唐朝贡。

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并开始定期进贡在中国边疆属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意味着渤海国王得到了中原世界大唐王朝的认可，从而使其政治地位合法化，其政权统治更加巩固。其次，定期纳贡和接受册封也意味着渤海王从此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成为唐朝的地方政权，这表明大祚荣及其以后的历任国王既是渤海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是唐王朝的地方诸候王性质的贵族官吏。

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后，渤海的国际环境更加稳定，渤海国的统治愈加巩固。在解除了最大的威胁和忧患之后，大祚荣开始着手开疆拓土，壮大实力。在营州的东2，000里处，南与新罗相邻，从越熹靺鞨到东北的黑水靺鞨四方达2，000多里，编户10万多，胜兵达数万60万的国家。^[5]渤海国的综合国力随着大祚荣的改革而不断得到了加强。开元七年，大祚荣死，其子大武艺嗣位。在大祚荣打造的基础之上，大武艺努力对外开疆拓土，使得渤海疆土日广，国力日增。自大祚荣末期至大武艺时代，渤海已发展成为地方二千余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的初具规模的海东大国了。

公元七世纪末的营州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之地。这里原本就是契丹、奚等民族世居之域，六世纪中叶，契丹人在北齐与突厥的侵凌之下，被迫东迁至高句丽境。隋统一后的开皇四年（584），契丹的莫弗贺率部众内附。炀帝即位后，又有度地稽率所谓粟末8部千余家归隋，他们均被安置于营州附近，成为隋朝内的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灭亡后，又有白山等靺鞨诸部及大批高句丽人迁至营州，成为该地区的新居民。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同居一地，生产上互相学习，生活上互相影响，文化上相互融合，呈现出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但是，自武则天反唐建周之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www.xing528.com)

唐朝自开疆以来，便实行富民睦边的建国方略。唐太宗即位后，更实行了一种节俭爱民的仁政，高宗即位后，又基本延续了太宗的施政方策，所以唐政权一向深得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唐朝各阶层民众的拥戴。唐太宗的轻赋税，改刑治，特别是改革了鞭笞刑律，更显其人性化的统治。《册府元龟》载（贞观四年）十月制，唐太宗下令“决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遍览群书，因读《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系，咸附背脊，针灸失所，皆有损害。乃废书而叹曰：今律决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义。挞人之背，理则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轻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岂容犯最轻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繇来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颁此制。”^[6]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唐太宗至明堂看针灸图，发现人之五脏全在附于后背，即定今后惩罚罪人不得鞭打人背，以免误伤人命。此举得到了广大百姓的认可和感激，唐太宗的统治人心所向，虽然边疆数次有人作乱，但很快就被平定下来。唐太宗上朝以来所实行的仁政，对凝聚民心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

再来看武则天，虽然她有雄才大略，王者之范，但她的登基首先违背了中国几千年来积弊难返的男性统治传统。其次她违背了中国封建王朝制定的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伦理道德。她以李唐子媳的身份登上了皇帝宝座，篡改国号为周，企图彻底消除唐朝的影响，必然会遭到李唐臣民的以及对李氏王朝追随者的反对。为巩固武周政权，镇压反抗势力，武则天快刀斩乱麻，采取了非常手段。她广用酷吏，以血腥手段威吓天下叛乱分子，这就使其统治进一步背离了广大民众所期盼的“仁政”，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武周政权同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内地，同时也出现于少数民族所在的边境地区，营州亦概莫能外。

营州地处中国东北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武则天为求稳之故以强力对此地加以统治。当时营州都督赵文翙就是有名的酷吏之一，他刚愎自用，残暴不仁，平时视属下各部酋长如同奴仆，引起各族民众对他的不满及仇视。其中，契丹酋长李尽忠及其内兄孙万荣与赵文翙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公元696年，营州地区发生大饥荒，契丹人所居之地尤为严重。”《资治通鉴》记载：“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壬子（公元696年6月）、营州地方大饥赵文翙竟“据仓济不发”，引起契丹各部的强烈不满。李尽忠联合孙万荣举兵反唐“杀文翙，居营州作乱”“尽忠自号无上可汗……众数万……攻崇州……进逼檀州……”，一时声势浩大，震动唐廷。身为营州都督的赵文翙见百姓饥饿竟然坐视不救，执意不肯开仓赈济。致使早已对他怀恨在心的李尽忠携孙万荣并联合各族酋长乘机谋反，揭竿而起，直指营州，杀掉赵文翙。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封孙万荣为大将，提出了“何不归我庐陵王”反周复唐的口号。

“庐陵王”，即唐中宗李显。唐高宗去世后，李显曾一度嗣位，后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此事被视为武则天篡唐建国之起点。因此，“归我庐陵王”实际是亮出了反周复唐的旗号，以为天下倡。这一策略果然奏效，附近各族各阶层民众纷纷响应，不假十数日，反抗军增达数万之众。他们乘势起事，长驱直入，连陷赢洲、幽州，屡破前来征讨的周朝大军，周朝名将王孝杰亦战败身亡。自感鞭长莫及、兵力不足的武则天，只得求助于另一宿敌突厥。公元697年，武则天在倾尽全力并以极大代价求的突厥相助的情况下，终于平定了这场反抗。此一事件后被史家称为“营州之乱”。

“营州之乱”虽然平息，但却成为渤海国建立的天赐良机。营州之乱的主导者是契丹人李尽忠及孙万荣，而参加这支反抗军的不仅有契丹人、奚族人，显然还有当地的靺鞨人。事实上，这支反抗大军是由包括汉族人在内的各族民众组成的。营州之乱期间，有两个靺鞨集团参加了李尽忠的反抗活动。其一是乞四比羽集团，这一集团由隋朝时期迁居营州的粟末靺鞨及浮俞靺鞨的乌素固部落组成。另一是乞乞仲象集团，它主要由高句丽灭亡后迁入营州的粟末白山等部的靺鞨人及高句丽人组成。公元697年，反抗军主力被歼后，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率领这两支队伍东撤，欲回归靺鞨故地。当时，武则天饱受战争之累，亦无意再生战事，遂遣使营州降旨，赦免他们参与反抗之罪，并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出于对李唐政权的忠心及对武周政权的憎恶，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断然拒绝了武周的封爵，使得武则天颜面尽失，遂调遣大将李楷固率兵追讨靺鞨军。经过激战，靺鞨军大败，乞四比羽战死。此前，乞乞仲象已死，其子大祚荣勇武善战，众望所归，被军中推为领袖。大祚荣在东撤途中，一面团结各路靺鞨人和高句丽人，一面整顿军队，鼓舞士气。沿途亦有各族民众纷纷加入，大祚荣率领的队伍力量不断壮大，战斗力有所提高。大祚荣长于观势，精于用兵，多谋善断，当李楷固军追及大祚荣之军时，却常常无法战胜之。大祚荣的用兵之道，终在天门岭之战中大显神威。结果，周军大败，李楷固脱身逃窜。大祚荣军打出前途，走出困境，率军继续东进，终回到故乡太白山（今长白山）东北坡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为自身的发展迎来更为广阔的空间。

公元698年，突厥人在帮助武周镇压李尽忠反抗军后，又突然与武周反目，南下大举侵入中原，一时间，妫、蔚、定、赵、相诸州突厥铁骑纵横，百姓生灵涂炭。仅赵、定二州便被坑杀八、九万人，而且突厥在返回途中，更是“所过人畜、金帛、子女尽剽有之。”^[7]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突厥在与周（唐）关系上都处于强势地位，而北方及东北的各民族在其强大武力威慑下，纷纷向其屈服。当时契丹、奚两族正因营州之乱与周矛盾激化，欲寻一支强大力量为靠山，故而投向了突厥。这样，契丹、奚族之地便成了突厥的势力范围，继续与周（唐）为敌。他们所居之地又恰好将中原与大祚荣所居住的靺鞨故地隔离开来。此后，武周政权更无法出兵讨伐大祚荣了，这从客观上起到了屏障靺鞨的作用。所以，此后大祚荣集团也就有了一个更安全、更宽松的发展环境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祚荣在当地招集流散，励精图治，各族民众纷纷来投。时间不久，因高句丽灭亡而变得满目荒凉的靺鞨故土又重新恢复了生机。在此基础上，大祚荣决定定都建国。他选中东牟山之地，并于公元698年在此地筑城定都（今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城），创建王国，自称震国，仍称靺鞨。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在关于营州之乱的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认识误区，即有些人总是将武周政权与李唐政权混为一谈，称李尽忠举事为反抗唐朝，称大祚荣集团是“反唐建国”，进而将这两个事件说成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在国外学界，这一错误认识又成为大祚荣所建之渤海国是与唐朝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的理论基础。事实上，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首先，武周王朝不是李唐王朝，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武周政权历史视为唐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也不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毕竟是以唐朝子媳的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其退位之后也将帝位传给了李氏子孙，更重要的是她在位期间虽改唐为周，但却从未真正做到彻底消除唐朝的影响，而武周朝的能臣贤才无不在心中否认这一政权的存在，他们时刻准备复辟唐朝。他们身在朝中任职，却一心维护李氏家族利益，当时之重臣狄仁杰、徐有功、魏元宗、姚崇能皆莫不如此。这也正是武则天称帝之初虽一心想改立武氏子孙为皇嗣子，却终未得逞的原因。但是，在武周政权存续期间，唐朝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天子不姓李，而是武周天下，推翻现政权恢复李唐统治则正是当时仁人志士与李俊杰、武三忠及“二张”之流展开激烈斗争的焦点。这一点，就连武则天本人都心知肚明。她曾对宰相狄仁杰大发感慨，说爱卿是唐朝社稷之臣，而不是武周朝的臣子啊。由此可见，从政治角度讲，当时人们心中的武周朝绝不是唐王朝，两者不可混谈，而营州之乱中各民族所要反对的也绝不是唐王朝，而是武周政权，这一点必须要明确。

其次，否认武周政权的合理性，反周复唐是当时汉族民众共同的政治诉求。当时宰相狄仁杰曾公然对武则天讲：“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而非陛下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8]另一位大臣张敬之态度则更加鲜明，他指着自己的官服对人讲，这是新莽朝的官服呀！营州之乱之际，武则天募兵，月余而不满千人，后以李显为元帅旗，不日便数盈五万，人心向背由此可见。边境地区的各族民众也和汉族人民一样，存在着反周复唐的愿望。比如，突厥可汗默咄在举兵侵周之前，曾要求以周之亲王与其女为婚，而当武则天将侄孙武延秀送往突厥时，默咄却说，我要的是李氏子孙，他怎么能算天子的后代呢？于是发兵侵中原，并声称武则天尽杀李氏子孙，现在李氏子孙中只有李显两兄弟在，我要立他们为皇帝。而营州之乱时，李尽忠、孙万荣则亦以“何不归我庐陵王”为口号，号召天下，很快就得到了东北地区各个少数民族部族的响应。

事实上，默咄、李尽忠这样的人物所提出的这样蛊惑人心的口号未必是其内心的真实反映，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口号是否与广大民众的内心愿望密切相关，而默咄和李尽忠所提出的口号恰恰代表了当时唐朝汉胡民众共同的政治诉求。进而可知，李尽忠所提出的“归我庐陵王”的口号并非信口开河之语，它真实反映了“营州之乱”的性质，即“反周复唐”。周朝是汉族人政权，唐朝同样也是汉族人的政权。而怀有反周复唐之心的则不仅是营州地区的契丹、奚族和靺鞨族与高句丽族，同时也包括中原的广大汉族民众。事实上，参加反抗军队伍的就有大量汉族人。其后渤海王国中汉人之所以占有极高的地位，必与其加入反抗军并随大祚荣东归有关。由此而言，将营州之乱和大祚荣集团东归建国定性为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渤海建国并非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是广大胡汉民众反对武周政权的结果。这也说明，唐朝开国的两位皇帝的仁政已经得到了契丹、靺鞨、奚族等边疆少数民族的拥戴，他们从法理上应该是自认为是大唐子民，对大唐王朝怀有一种朴素的忠贞之情，他们所反抗的只是周王朝及其暴政统治，而不是唐朝，更不是一切汉族政权。事实上，不论渤海在建国之前，或在建国之后，大祚荣集团都对唐王朝怀有衷心的拥戴之情。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在仓皇逃窜之际断然拒绝了武则天的封爵，足见其反周意志是何等坚定。而当后来中宗复辟之后，只派出一介使节入渤海册封，大祚荣竟然即刻表示诚心臣服并准备遣子入唐侍卫。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难道足以证明渤海国的建立决不是建立在少数民族与唐王朝矛盾激化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大祚荣建国并非民族矛盾的产物。渤海人始终拥戴唐政权，始终未曾与唐王朝分庭抗礼，且一直是靺鞨族人所创建的接受中原王朝管辖的民族地方政权，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