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古国的历史研究成果

一、国内外学界对于渤海问题的研究

虽然渤海国在中国东北亚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但因中国东北区域文明史整体上缺乏连续性，后继王朝极少利用原来旧国的资源和基础，通常以焚毁、遗弃等方式另觅新址。战乱、迁徙、异朝等原因致使有关渤海国的文物和典籍丧失殆尽，再加上相关的文献古籍记载非常有限，这些都使得渤海国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王国逐渐隐匿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历代金、元、明诸朝乃至清朝前期，几乎无学者提及。直到清朝初年，一些被贬谪的流人学者们来到今黑龙江境内的宁古塔时，对这眼前这座废弃的“古大城”产生了探究欲望，但亦不知这里就是渤海国的上京故址。

（一）国际学者对渤海国的研究

1．朝韩学者对渤海国的研究。

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朝鲜李氏王朝学者柳得恭打破了渤海国研究的沉寂，他撰写的《渤海考》一书于1784年横空出世。该著分为君、臣、地理、职官等9考，总计2．4万字，系对所选定的22种中外古籍中有关渤海史事的分类辑录。该著对中、日两国古籍的相关记载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被弃置不用。对仅有的5种朝鲜古籍的相关记载却一字不漏。从而使该书的学术价值打了折扣，且整篇内容并未见几处考据性的论证，实质上是一部辑录并不充分、内容尚欠严谨的渤海史著述。柳氏著作一出，渤海国历史引起了朝鲜学者的注意。一些朝鲜学者相继完成了一系列带有“考”字样的相关著述。这些学者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提出了“南北国时代论”。他们主张渤海是朝鲜古代史上的“北国”，新罗则是当时的“南国”；渤海与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夫余、高句丽是一脉相传。如安鼎福于1788年纂成《东文纲目》附有《渤海国郡县考》；丁若镛于1818年完成的《大韩疆域考》，也有“渤海考”和“渤海续考的专卷”，其中的《玄菟考》将单单大岭比定为咸镜南道与两江道间的薛罕岭。韩致于1814年成书的《海东绎史》及韩镇书1824年而纂成的《海东绎史续》均有“渤海”卷，洪奭周的《渤海世家》，金正浩1864年成书的《大东地志》也有“渤海国”的志文，其共同特点是都继承了柳氏的“南北国论”的史观，把渤海史纳入朝鲜古代史的范畴。

1951年，在朝鲜早期学界的研究中，有些学者的研究相对严谨和客观。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朱荣宪的《渤海文化》（1971年）从考古方面肯定了朴时亨的渤海是高句丽继承国的主流观点。1979年出版的朴时亨的《渤海史》是集当时朝鲜渤海史研究之大成之作，作者结合史料和考古发现认定了天门岭之战的具体时间，对渤海国的官制、军队有了更详细而准确的解释。但同时也有许多欠缺和讹误。如论述渤海国国号问题，称“震国”是取威震四方之意，称渤海之名是取威震渤海沿岸之意。后来，朝鲜的渤海研究基本皆仿自该著。

1963年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朝鲜的考古工作者组成中朝联合工作队，对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渤海墓址和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以往的零星发掘不同，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渤海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朝鲜方面考古队员之一朱荣宪利用发掘所得资料和其他考古成果，写成了一部《渤海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71年）的专著。这是朝鲜的第一部关于渤海史的考古学著作。全书分为两篇：第一篇主要介绍渤海的遗址和遗物，包括城市、建筑、墓葬及各种出土文物；第二篇则以第一篇的内容为证据，论证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包括古墓所见之继承关系。城市和建筑及各种遗物所见之继承关系。作者著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从考古学上进一步证明朴时亨关于渤海是高句丽继承国的观点。1979年，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朴时亨的集当时朝鲜渤海史研究之大成的著作《渤海史》此时，由于有了六七十年代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和丰富的文献研究成果为基础，这部研究深度和广度比任何一部有关渤海史的著作都前进了一步，在国际上具有前瞻性。但该著存在着不顾历史事实，杜撰史料的缺陷，比如说渤海国的称谓不是来源于唐朝的册封，大武艺讨伐唐朝是为了给高句丽雪耻等皆不是严肃的学者所应该做的。后来的张国钟的《渤海史研究》（1997年）、《渤海国与靺鞨族》等著作皆未跳出渤海国是高句丽国的历史继承性的问题，相反变得更加激进。值得一提的是，张国宗的《渤海史研究》在研究方法有所突破。该主要从渤海民族主体和疆域两个问题来解释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认定朝鲜半岛北部以西地区和辽东半岛是渤海国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渤海的民族主体构成并非靺鞨人。考古类的论文及报告主要有署名为“朝中共同考古学发掘队”的《中国东北地方的遗迹发掘报告》；朱荣宪的《中国东北地方的高句丽及渤海遗迹踏查报告》等。通史性的著述《朝鲜全史》、《朝鲜考古学全书》和各种版本的《朝鲜通史》等都有专门章专节叙述渤海历史问题。

论文方面主要有朴时亨的《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朱荣宪的《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者》。这是两篇较早的朝鲜史学界有关渤海史研究的论文。其中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在朝鲜渤海史研究中的地位极高。它给朝鲜的渤海史研究定了基调，确立了渤海是高句丽继承国说，是与唐朝并列的朝鲜历史上的“北国”。此后朝鲜的渤海史研究都是对这一论点的补充和重复。朴荣海的《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玄明浩的《试论模糊反映渤海国的高句丽继承关系的别称“渤海靺鞨”》，《关于渤海的“桂娄郡王”称号》等，都试图从封号、名称的角度来论证渤海与高句丽的相承关系。李大熙的《“高丽后国”的领域》，金成浩《关于渤海和唐朝的国交关系树立及对黑水靺鞨的远征》，张国宗的《渤海本土的居民构成》，《靺鞨人在渤海本土的分布状况》论文，通过对渤海国家统治机构的组成，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及其留存的遗迹、遗物的分布，灭国后其遗民的反契丹斗争等方面来探寻高句丽与渤海的继承关系。朱荣先的《渤海文化》以及近年来出版的20卷本《朝鲜遗迹遗物图鉴》中的第8卷《渤海篇》，收录了我国东北地区以及俄属滨海地区的渤海遗迹遗物，颇有借鉴意义。

韩国方面的对渤海的研究主要兴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代表人物有李龙范，其主要论文有《渤海史研究的回顾与国史》（载《韩国史新论》第四章，1976年），该文赞同朝鲜学者提出的渤海是“北国”的观点。到了上世纪80年代，渤海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有千宽宇和宋基豪。宋基豪发表了《渤海的政治史研究》、《六顶山古墓群的性质与渤海建国集团》（金太顺译，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四辑，2002年）、《渤海考》（2001年）和《重新看渤海》（图书出版周留城，2000年）。等著述。宋基豪是最先使用“渤海建国集团”这一概念的学者，他认为“靺鞨系高句丽人和原高句丽人，主导了渤海最高附层，越到下层靺鞨人的数量占多数”；林相先的《渤海的支配势力研究》、李佑成的《三国史记和渤海问题》（1990年）、千宽宇的《渤海史是韩国史的一部分》（1995年），李基白的《渤海社会及其文化》（1997）诸著都是“南北国时代论”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一致认为渤海与唐的关系是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种观点也成为后期韩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同期相对有影响的著述还有韩圭哲《自高丽时代至独立运动时期对于渤海国史的认识》（1992年），《渤海的对关系史》（1995年）；钟在厚《论渤海国的史料和对渤海国史认识的演变》（1999年）；崔在錫《统一新罗、渤海、日本关系》（1993年）；最近几年，一些年青学者也将研究焦点放到了渤海历史上，韩国的渤海史研究后继有人，如李孝珩《渤海遗民史研究》，釜山大学大学院文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金钟福的《渤海政治勢力推移研究》，成均馆大学校大学院博士学位请求论文（2002年）等多篇论文。

2．俄罗斯的研究

从17世纪开始，俄罗斯国家档案中开始出现中国东北地区各民族的记载，其中就有东北古民族靺鞨和渤海等信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俄国吞并了中国东北的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为了达到了有效统治和长期占领的目的，俄国开始不断派出考古探险队考察已吞并的中国东北故地，千方百计地寻找有利于印证远东地区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同源的考古证据。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学者在伯力附近发现了一种靺鞨文化遗存。50年代，在黑龙江下游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萨卡奇——阿梁村康堆、库策列沃等属于靺鞨人遗存的遗址。1960年，B·N·沙弗库诺夫发表了《靺鞨氏族部落的名称及其与17—20世纪一些民族名的联系》（海参葳，1960年）。1966年，A·Ⅱ·奥克拉德尼科夫和A·Ⅱ·杰列维扬科发表了1960年发掘犹太自治州奈费尔德（黑龙江中游、毕拉河与黑龙江汇合处以北）村古墓地的部分资料。1969年至1972年，前苏联考古队在阿穆尔省境内（别列亚河、布尔哈拉河沿岸）发现了大面积的靺鞨遗址，将其命名为特洛伊茨基墓地。^[1]以杰列维扬科为首的考古学通过对苏联阿穆尔省境内（布列亚河、布尔哈拉河沿岸）靺鞨遗存的调查与发掘，在1600平方米的特洛伊茨基墓地中发掘了200余座墓葬，通过土地分析和孢粉测试，判定其年代为公元7—12世纪间的靺鞨文化晚期、黑龙江中游铁器时代文化中期向晚期过渡的代表性遗存。这些发掘工作为了解靺鞨部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E·N·杰列维扬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与靺鞨历史文化有关的学术论著。其中主要有《论黑龙江中游靺鞨文化遗存的研究》（1968年）、《黑龙江沿岸的靺鞨遗存》（1969年）、《扎维塔亚河畔的靺鞨古城址》（1969年）、《米海洛夫卡村附近靺鞨古城址的发掘》（1969年）、《靺鞨人饰件腰带上的突厥艺术成分》（1973年）、《关于靺鞨部落的葬俗》（1974年）、《特罗伊茨基墓地》（1977年）等论文，和《黑龙江中游的靺鞨遗存》（1975年）、《黑龙江中游的中世纪遗存》（1980年），并在上述著作的基础上，出版了关于靺鞨部族的综合性专著《黑龙江沿岸的部落》（林树山、姚凤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上述论著名均引自该书中译本序言，第2页）。书中涉及了靺鞨部族的经济（农业、养畜业、渔捞、狩猎和其它生业、金属加工、陶器生产、贸易与交换等）、住房（含曰常风俗和祭曰）、军事、社会制度、毗邻关系、精神文化和民族起源等内容。这本著作对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一定意义，特别是书中披露的有关考古资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一时期有关渤海和靺鞨的代表性著述还有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米勒尔《西伯利亚史》、戈尔斯基的《满洲王朝的起源及初期》等。尽管这些著作存在着一些歪曲事实、理论荒谬等缺陷，但对中国史籍中的部分相关记载起到了补充和说明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结合前苏联中国东北和滨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苏联的一些学者开始鼓吹远东地区民族与中国民族的同源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1959年）。该著认为从远古时期起，苏联远东地区就受古代中国发达农业的影响，且远东地区民族和中国有血缘关系，认为中国苏联远东文化的发祥地。但是在中苏关系分裂后，前苏联史学家受政治影响，转而认为远东地区和中国没有关系，东北各民族不属于汉族，长城以外不是中国领土，远东文化是一种独立文化。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渤海国上，并力图证明渤海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俄国的渤海史研究是在靺鞨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最早完整记录渤海史的著述是1929年远东大学的助教马特维耶夫（Z．N．Matveyev）的《渤海》。该书囊括了几乎所有俄罗斯东洋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比丘林（N．Ya．Bichurin）翻译的中国历史文献和鲍泽德尼夫（D．M．Pozdneyev）与（尹戈尔曼）（E．G．Egerman）翻译的日本历史文献。该著的主要观点滨海州地区的诸多靺鞨遗迹都属于渤海时期。俄罗斯考古学者对渤海故地考古调查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在渤海上京城宫殿遗址开始发掘。参加发掘的日本学者有驹井和爱、鸟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国学者金毓黻等参加了部分发掘工作。1934年7月发掘结束。1939年，出版了专题研究报告《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发掘的出土文物共装了23箱运回日本。1950年代，奥克拉德夫翻译并出版了日本学者的《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Okladnikov）。1960年沙弗库诺夫（Shavkunov E．V．）在乌苏里斯克地区发掘了阿布索沃寺庙遗址，在卡散斯基地区考察了克拉斯钦斯克耶古城址，在阿努琴斯克地区的诺沃高尔捷耶夫古城址发现了渤海文化层。1968年沙夫库诺夫发表了《滨海边疆区的渤海国及其文化遗存》（Bohai state and remains of its’culture in Primorye．），成为俄罗斯渤海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开山之作。该著分析了渤海国的立国过程、历代王朝发展史及其政治外交思想和策略，同时结合考古发现论述了渤海人的经济、文化、农业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内容。作者特别强调指出7到10世纪的渤海人已经形成了高度的独立文化了，独立自主地建立起了独立的国家。沙弗库诺夫的著作《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反对韩、朝学者主张的渤海是高句丽继承者的说法，认定渤海主体民族及王族是靺鞨人非高句丽人。继沙弗库诺夫之后，Ⅱ·E·谢缅尼钦科继续进行了对古城址的测绘工作，同时开始了对距古城址东300米处古道旁的新戈尔杰耶夫斯克村落遗址的发掘工作（1972－1973）。Ⅱ·E·谢缅尼钦科的《论靺鞨人和渤海之间的文化继承性——根据考古考察资料》（载《苏联远东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海参葳，1976年）以考古资料印证了靺鞨人与渤海人之间的传承关系。1975年，前苏联学者将考古发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其他渤海古城址。主要包括米哈伊洛夫地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1号和2号遗址。1980年代，博尔金（V．I．Boldin）在谢缅尼钦的基础上发掘了诺夫高尔捷耶夫古城址及位于乌苏里斯克的科尔萨科夫斯科1号遗址，奥克提阿布斯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斯克1号居址，还有克拉斯基诺古城址。博尔金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克1号居址中首次发现了火炕遗迹。^[2]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发掘了克拉斯金斯克古城址和旧列钦斯克古城址。这些文化遗址提供了渤海国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的一些证据。特别是诺沃捷耶夫古城址的发现，明确了渤海与金代文化层和建筑的认识。当时有关渤海考古的大成之作就是由俄罗斯远东科学院历史考古民俗研究所的中世纪研究科编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渤海与部族》（1994）。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渤海考古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研究和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渤海古城址和古墓上。随着调查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克拉斯基诺古城址很可能就是渤海通往日本的出海口岸城市，即盐州治所，著名的渤海“日本道”的起始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研究基本继承了前苏联史学家的观点。其研究重点仍旧是靺鞨、女真、金，对高句丽鲜有涉及。涅斯捷罗夫的《早期中世纪时代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民族》、季娅科娃的《滨海地区的靺鞨遗存》等。俄罗斯学者观点有其独特性和值得商榷处，但他们披露的大量新鲜考古遗存和材料，对研究我国东北边疆史，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东北各民族历史及其与汉、隋、唐等中央王朝的关系方面，确实大有裨益。苏联学者沙弗库诺夫《渤海国及其在滨海区的文化遗存》认为，肃慎部落当时居住在黄河下游以南泰山附近的平原地区，后来从那里被周朝全部排挤到山东半岛，而后又被排挤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奚柳芳《肃慎东迁考》据文献资料分析，西周成王、康王以前的肃慎分布在今辽宁省西部及相近的地方，大致在今燕山以东、医巫闾山以西；后来早自昭、穆时（仅仅是可能），迟到春秋晚期，肃慎已经迁徙到了东北广大地区，但是否已深入到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还很难下结论。1993年以后，俄罗斯远东考古发掘队恢复了对夹皮沟的马蹄山庙遗址的发掘，弄清楚了该庙宇属于8世纪上半期渤海早期风格（З·В·沙弗库诺夫《马蹄山发掘》，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通报））1995年第2期），是滨海地区惟一的最早的建造在山岗顶部的佛教庙宇；具有高句丽特点，可能是渤海人使用了高句丽工匠（З·В·沙弗库诺夫（1993年俄罗斯——朝鲜考古考察初步总结》，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通报》1994年第2期）。在他们之后，E·N·杰列维扬科对黑龙江沿岸地区靺鞨人的文化遗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199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滨海州发掘了五处渤海时期的寺庙遗址。除了克拉斯基诺寺庙遗址外，还有科佩静斯克、阿布里科索沃、鲍里索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地区的科尔萨夫卡遗址。俄罗斯学者针对这些寺庙的年代、特征、遗传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由于考古资料的欠缺，学者们至今对这些寺庙的年代争论不休。如沙夫为诺根据寺庙瓦片的遗存推断科佩静斯克寺庙遗址存在于8世纪前期，而阿布里科索沃寺庙遗址存在于8世纪中期或晚期。库尔兹诺夫（I．V．Kolzunov）根据屋脊鸱尾的装饰和样式，推断阿布里科索沃寺庙遗址应存在于辽代……

1997年至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民族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克拉斯基诺城考古队部分地对哈桑地区克拉斯基诺城址进行了系统的、“一体化”田野考察（В·И·博尔金、Е·И·格尔曼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通讯》2001年第3期。宋玉彬译，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2004年第1期）。综合报告指出，该遗迹乃是滨海地区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座与渤海国的具体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城址，是滨海地区渤海文化的标志性遗存。调查期间，考古队发现了井一口，瓦窑7座，发掘了部分城墙及周围寺庙遗迹；并开始考察城址东门址和寺庙址等综合性建筑集中的城南部地区。部分考察成果已陆续见载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考古通讯》、《俄罗斯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等文献。俄罗斯考古学者认为带有契丹特点的出土遗物表明克拉斯基诺城在契丹政权下存在了一段时期。由于发掘报告中的陶器被认为属于契丹时期，因此难以判断这些器物反映的是渤海灭亡前或是更早的渤海时期的。此次发掘获取了大量反映渤海人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人工制品，其中砚台和一些陶器器壁和瓦上的刻字，都证明了克拉斯基诺城居民中使用汉字这一事实。在古城址中第一次发现了据认为是8世纪的“开元通宝”钱，十分罕见（В·И·博尔金等《1997年对滨海地区渤海时期考古学遗存的研究》，1998年第1期；王德厚译，载《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3）高句丽、渤海专号》，北方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56页）。总体而言，4年的发掘对于廓清克拉斯基诺城内部布局、地层学、遗址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以及了解渤海人经济、文化活动等方面，都提供了新的信息。2005年至今，俄罗斯学者对渤海滨江省的考古发掘一直在继续，不断有新的相关论文和著述问世。但因为缺乏及时的沟通和报道，有些最新成果目前国内尚缺乏关注。

3．日本的研究(www.xing528.com)

日本近现代的渤海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对渤海的基础研究阶段（20世纪前30年代），以窃取渤海历史文化资源为主。近代日本学界研究渤海主要起因于日俄战争，在渤海旧地上进行的激战使近代日本学者开始关注起渤海的历史。1906年11月，新成立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于1907年在大连开设了调查部。该部主要负责满洲与俄国方面的经济调查。1908年，在白乌库吉的建议下，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成立了一个东京支会，主要致力于研究满洲和朝鲜的族系史及二者之间关系史。该研究协会认为，满洲与朝鲜半岛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促进了在满鲜史的范畴中对渤海的理解。1922年成立的朝鲜史编撰委员会也出现了与当代日本人类同的历史认知。1923年，朝鲜史编撰委员会的两个委员，李能和和崔南善，提出了在朝鲜正史中如何处理渤海史的位置问题。日本干事稻叶岩吉对此做出回应，指出编辑的原则是将渤海史的章节放在新罗国里的有关铁利的地方。然而，1930年，崔南善委员则提出了渤海与朝鲜史密切相关，希望能以扩展民族的思想，将其渤海的族源史与朝鲜史紧密联系起来。对此，今西龙却认为渤海与朝鲜历史无关，应该忽略或者删去。^[3]因而在编撰过程中，渤海史成为朝鲜史的附录被列在中国史部分的靺鞨传之中。与渤海相关的一些章节则被放在新罗史和高丽编年史中，从未以独立国史的面目出现过。日本在这一时期的考察焦点是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和三灵坟等。主要举措先有日军间谍潜入中国吉林集安盗拓《好太王碑》。嗣后，以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为代表的学术团体相继潜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其主要成员有鸟居龙藏、鸟山喜一、关野贞、白鸟库吉、黑板胜美和内藤湖南等。考察归国后，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快面世，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和鸟山喜一《渤海上京龙泉府考察记》都详细地记述了渤海的遗址及发掘情况，鸟山喜一于1915年撰《渤海史考》和津田左右吉《渤海考》以及松井、池内宏等人都有渤海论著发表。他们的成果为日本学者深入研究渤海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和方向指南。

第二个时期是对渤海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掠夺阶段（1932—1945）。该时期日本研究渤海的重要动因源于伪满洲国的成立。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一切都听命于日本。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日本处心积虑地想寻找古代日本与渤海交好的实物证据来证实其侵略的合理性，同时也为日本提出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提供新的理论支撑。日本在渤海旧地上四处挖掘，便利的考古条件为日本学者深入研究渤海问题提供了可能。日本组织成立的东亚考古学会与日满文化协会得到了来自于满洲国政府的支持和协助，负责调查在东京城发现的渤海遗址。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日军刺刀的保护下在渤海上京城宫殿遗址开始发掘。参加发掘的日本学者有驹井和爱、鸟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国学者金毓黻等参加了部分发掘工作。1934年7月发掘结束。1939年，出版了专题研究报告《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发掘的出土文物共装了23箱运回日本。

第三个时期是日本对渤海的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1970年代至今），以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主。日本再次关注渤海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渤海史及其外交关系吸引了日本学者全新的关注，当代日本学者在通过对东亚民族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古代日本民族的起源并未局限于岛国上，而寻找出这种起源的泛地域论有助于为其新一轮的扩张提供理论支持。这一时期有关渤海的通史性著述及断代史事的著述主要有鸟山喜一的《渤海王国的建设》（《渤海史上の諸问题》，风见书房，1968）；河野六郎《中国历代正史的外夷传中的民族兴亡及靺鞨史》（《中国歴代正史の外夷傳による民族の興亡、特に靺鞨について》，《（研究代表者）三国志记にされた東アジアの言語および民族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平成二、三、四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B）研究成果报告书、1993）；小岛芳孝编《对岸诸国渤海史研究论文集》（北陆电力株式会社，1997）；上田雄《渤海史的研究》，明石书店，2002。除了自身研究外，日本学者还把中国学者和朝韩学者相关的著述译成日文，以此来拓宽研究视野，取众家之长，如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著的《渤海国史》就被日本学者滨田耕策译成了日文并出版发行（东方書店，1996年。）古畑徹，〈大門藝の亡命年時について——唐渤紛爭に至る渤海の情勢——〉，《集刊東洋學》51，1984。古畑徹，〈渤海建國關係記事の再檢討——中國側史料の基礎的研究——〉，《朝鮮學報》113，1984；古畑徹，〈張九齡作「渤海王大武藝書」と唐渤紛爭の終結——第二、三、四首の作成年時を中心として〉，《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3，1988；古畑徹，〈《唐會要》の靺鞨、渤海の項目について〉，《朝鮮文化研究》8，2001。大隅晃弘：《渤海的首领制》，《新澙史学》，1984年第17期。

渤海日本交往史研究。这些论著从相互贸易、文化影响、外交等细节切入，论述了日本与渤海的交往史。新野直吉《日本海岸北部的古代交易史》（《古代交易史上の日本海岸北部》，载《日本海地域史研究》2，1981）；铃木靖民《古代日本与新罗、渤海的交流与日本的海洋文化》（《古代日本の新羅·渤海との交流にみる日本海文化》，载森浩一·门胁祯二他《古代日本海文化の源流と発達》，大和书房，1985）；酒寄雅志《八世纪中日外交与东亚细亚的形势》（《八世纪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と东アジアの情势》，载《国史学》103，1977）；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荻美津夫《古代艺能を通してみた日本と渤海の交流》，载《环日本海论丛》，第八号，1995年；三上次男，〈日渤交涉開始期の東アジア情勢——渤海對日通交開始要因の再檢討〉，《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23，1986。石井正敏，〈日本通交初期における渤海の情勢について——渤海武、文兩王交替期を中心として——〉，《法政史學》25，1973。赤羽目匡由，〈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新羅と渤海との通交關係——《三國史記》所引賈耽《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逸文の分析——〉，《古代文化》56，2004。重松敏彥，〈平安初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國際秩序構想の變遷——新羅と渤海の位置づけの相違から——〉，《（九州大學）九州史學》118、119合併號，1997；酒寄雅志，〈渤海王權と新羅、黑水靺鞨、日本との關係〉，《アジア遊學》6，1999；堀敏一，〈渤海·日本間の國書をめぐって〉，收入《東アジアの中の古代日本》，東京，研文出版，1998；鈴木靖民，〈渤海の國家構造〉，《しにか》9－9，1998；奧田尚，《〈續日本紀〉の渤海國王からの國際文書の周邊記事》，《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25，1991。重松敏彥，〈平安初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國際秩序構想の變遷——新羅と渤海の位置づけの相違から——〉，《（九州大學）九州史學》118、119合併號，1997。石井正敏《关于日渤交涉中的渤海国方面存在的高句丽继承国意识》，《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1975年第4期）、《光仁·桓武朝的日本和渤海》，《日本古代的传承与东北亚》（吉川弘文馆1995年）认为渤海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东北亚国家，在日、唐交往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石母田正的《关于日本古代的国际意识》，《日本古代国家论第一部》（1973年）；酒寄雅志的《东北亚的动向和日本》（1992年）；东野治之《渤海在日唐之间的中继贸易》（《日本历史》，1984年）；古畑徹：《日渤交涉开始期的东亚形势》（《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1986）等著述主要论述了渤海在与日本外交时对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作用及其在日、唐交往中的枢纽作用。也有一些其他的作品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如在日本朝鮮社會科學者協會歷史部會編，《高句麗·渤海と古代日本》（東京，雄山閣出版，1993年）、今西春秋《肃慎国域考》（《东方学纪要》2，1967年3月）等等。

新千年以来，日本的渤海学研究更加丰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著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上田雄《渤海使节研究：横渡日本海的使节踪迹》（明石书店，2002年）、《渤海国：东亚细亚古代王国的使者们》（讲谈社，2004年）；佐藤信编《日本与渤海的古代史》（山川出版社，2003年）；田中隆昭《（渤海与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学交流》（勉诚出版社，2004年）；田村晃一《渤海都城的考古学研究》（东洋文库，2004年）等多部著述。论文有中西亨《渤海国的大灯幢：上京龙泉府探访》，（《史迹与美术》2002年7月）；柴田清继《菅原道真宽平年与渤海使诗歌唱和解读》（《鸣尾说林》，2003年1月）；小方登《渤海国朝贡路的卫星图》（《亚细亚与〈半岛空间〉：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2003年1月）；小岛芳孝《渤海与日本列岛交流之路》（《历史与地理》2004年9月）；石井正敏《遣唐使与新罗和渤海》（《东亚细亚的古代文化》2005年春）等多篇论文。总体上讲，日本对渤海国历史的研究领域比较广，第一手资料也比较多。其研究成果对国内学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渤海国的研究几乎同步于渤海国的考古发现。中国对渤海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以曹廷杰、景方昶的地理考据学开始。曹廷杰对东北边疆史研究多有建树，著有《東三省輿地图说》（1895年）、《东三省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等书，他曾明确指出：“武艺徙上京龙泉府，本佛涅国故城，今称东京城”，首次认定黑龙江的“古大城”就是渤海上京龙泉府城故址。景方昶著有《东北舆发释略》，首次对渤海国五京的位置做了考证，但所用史料不甚精确。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一些爱国学者投入到了对中国东北边疆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之中，陆续有渤海相关的专著问世。其代表人物有唐宴、黄维翰、金毓黻等人。唐宴1919年撰成《渤海国志》，“上溯肃慎之始，下迄金源满洲，莫不详载”，成为国内研究渤海史的奠基之作；黄维翰则于1931年逝世前已基本撰就《渤海国记》三卷，附校录一卷。内有：自叙，上篇，中篇，下篇，跋，校录凡15章，较唐书多有发明和建树，增加了渤海与日本的交往表、渤海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表等内容，但考辩方面尚有欠缺之处。该著首次提到了唐志太和中，幽州判官张建章有《渤海国记》三卷存世。而后来东北史大家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20卷）既把散见于中日、朝三国古籍中有关渤海史事的资料汇集、梳理成书，而且对古籍中失载、误记及粗疏之处作了大量考订、考辩工作，为恢复渤海史的本来面目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有关渤海国史的研究因政治动荡走过了一段沉寂。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学术开始全面繁荣，大量有关渤海问题的论文和专著相继面世，随着考古发现的纵深，渤海国史的研究也从泛泛的编年体论著发展到越来越细化的专门性研究。从事渤海国研究的专业团队也逐渐成形。东北学术圈因地缘之故，顺理成章地成为渤海国研究的主力军。早期研究渤海国的学者主要有严圣钦、孙玉良、王承礼、魏存成、姜守鹏、张高、唐凤宽、刘晓东等人，他们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渤海国的外交、族属等专题研究上。诸如严圣钦《论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1期），《渤海国在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作用》（《历史教学》1980年11期）；孙玉良《唐朝对渤海的经营与管辖》（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4期），《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学习与探索》1982年04期）；唐凤宽《唐代渤海国与日本文化交流轶事》（《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03期）；刘晓东《“车书本一家”的考古学诠释──论渤海文化与中原唐文化的趋同性》（《北方文物》2002年1期）；王承礼《靺鞨的发展和渤海王国的建立》（《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3期），《渤海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学习与探索》1983年02期）；魏存成《高句丽、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04期）；姜守鹏《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03期）；张高《简论渤海日本外交史学》（《日本研究》1993年3期），《文化因素与渤、日关系史研究》（《日本研究》1993年04期），《渤海国与东北亚政治》（《绥化学院学报》1989年04期）等多篇论文。还出现了一些中日研究者合作的论文，诸如驹井和爱、刘世哲和邢玉林的《渤海的五京及其特产》（《世界民族》1984年04期）；T·A·瓦西里耶娃、梁滨久《苏联文献中滨海边区渤海古迹的研究史》（《黑龙江史志》1995年03期）等中外学者合著的成果。有关于渤海国考古成果和进展的文章有魏存成《渤海的建筑》《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4）；姚玉成《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鱼形青铜信符考实》《北方文物》（1993．3）；李殿福《渤海上京永兴殿考》《北方文物》（1988．4）；赵虹光《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调查发掘工作的回顾》《北方文物》（1988．2）等等。

专著类的研究最早见的应是王承礼早期的著作《渤海简史》（1984）。该著书将渤海国的历史分为“靺鞨的发展和渤海王国的建立”、“唐王朝对大祚荣的册封和渤海政治势力的发展”和“契丹的兴起和渤海的灭亡”三部分。其重点在渤海国历史的研究。后来作者根据此书修订补充而成的著作《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中将渤海历史分为“中国东北历史上古老民族建立的国家——渤海”，“东北亚地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海东盛国’渤海的发展和繁荣”和“渤海国的衰落和灭亡”等几个部分。其观点无大变化，但考订功夫更进一步，内容也更为详实。陈显昌《渤海国史概要》将渤海国史分为“渤海先世”、“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渤海国的封建化及其政治的发展”、“渤海国的灭亡和事体例论述了渤海国的兴衰与灭亡过程”。1984年，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黑龙江省朱国忱、魏国忠先生的《渤海史稿》。1987年李殿福、孙玉良先生的《渤海国》一书问世。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孙玉良完成了对渤海史料的重新整理和辑录，40万言的《渤海史料全编》于1985年出版。为渤海研究者提供了综合性的参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渤海国研究的焦点不断细化，有关渤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风俗、礼仪等问题的研究论述逐渐增多。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将自己的学位论文定位在了渤海国的问题上，使渤海学的研究具有了广泛的传承性。这一时期从事渤海国研究的代表学者有程妮娜、马一虹、魏国忠、杨军、李德山、杨雨舒、朱国忱、孙进已等人。程妮娜对渤海国的社会性质、渤海国的朝贡制度以及民俗习惯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代表作有《论渤海国的社会性质》（1982．10）、《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学习与探索》2001．4）、《唐朝渤海国朝贡制度研究》（2013．5）等。马一虹的相关论文主要聚焦于渤海国的外交关系及族属意识，更对日本、俄罗斯的渤海史研究状况颇为了解。马一虹对史料的驾驭能力特别强，其研究颇具创新力，将中国学者的渤海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研究有《渤海与后东突厥汗国的关系——兼及渤海建国初期的周边环境》（《民族研究》2007/01），《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入唐时间与在唐身份考》（《世界历史》2006/01），《从唐墓志看入唐高句丽遗民归属意识的变化——以高句丽末代王孙高震一族及权势贵族为中心》（《北方文物》2006/01）；《俄罗斯的靺鞨、渤海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07），《靺鞨部族分布地域考述》（《中国文化研究》2004/02）；《古代日本对靺鞨的认识》《北方文物2004/03；《靺鞨与东突厥关系考述》（《史林》2003/06），《唐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号考——兼及唐朝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北方文物》2002年2期），《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等十余篇论文；马一虹的遗著《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该著被称为是“综合了直到最近为止的渤海史、中国东北地区史和东北亚国际交流史研究中最高成就的研究成果，是值得赞扬的研究史上的一大纪念碑”。^[4]《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主要考察了靺鞨部族及古代国家渤海的性质，探讨了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的关系，分析了靺鞨、渤海在古代东北亚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与作用，作者将其作为揭示古代异文化、异民族在对抗、交流与融合中共生的一个实例，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杨军对渤海国的政治制度、族属等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诸如《靺鞨诸部与渤海建国集团》（《民族研究》，2006．3）、《粟末靺鞨与渤海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9）《靺鞨人的迁徙与渤海国》（《求是学刊》2010．11）等多篇论文。李德山对渤海国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合梳理，其代表作有《国际史学界对六至九世纪中国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史研究述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7）等。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考古发现的跟进，研究者对同一问题往往产生了多种看法，学术论争日益激烈，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渤海史研究的发展。学者论争的主要焦点问题有渤海国的族属、与唐朝的关系、与高句丽的继承关系以及其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判定等等。关于族属问题，孙进已的《渤海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北方文物》1994．2）中介绍了渤海国归属的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族，代表人物有王承礼、朱国忱、魏国忠和日本学者池内。二是认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高句丽人，此说的支持者主要是朝鲜和韩国学者，他们此说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创造高句丽、渤海、高丽民族史一体化的概念和印象。部分日本学者附合此说，其代表人物有白乌库吉、李龙范、卢泰敦等人。三是认为渤海国的主休民族是渤海族，此说的主要代表者孙进已、干志耿、孙秀仁等人。当然，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就是渤海国的民族主体是靺鞨人。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魏国忠、郝庆云等也都支持这一说法，认为渤海国民族主体主要是粟末靺鞨。详见其论文《渤海国建国前史事考》，《学习与探索》2001．1魏国忠、郭美美《渤海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1．3；郝庆云《简述渤海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2）等文。关于渤海人族属问题的研究还有王仁学《从〈旧唐书·渤海传〉中“别种”的提法看渤海王族族属关系》（《东疆学刊》1989年03期）；杨雨舒《渤海人对中原文明的心理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6期）；宋德胤、王海鹏《略论渤海与邻族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1期）；宋玉祥《渤海与契丹“世仇”之浅见》（《北方文物》1995年04期）；武玉环《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史学集刊》2004．2）等论文。杨军《粟末靺鞨与渤海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和《靺鞨诸部与渤海建国集团》《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指出粟末靺鞨被高句丽打败后其主体部分归顺隋朝进入中原，后因安史之乱南下入华北地区，多融于汉族中。粟末部的主体部分末参与大祚荣东迁建国。虽然领导阶层是粟末靺鞨人。他指出原伯咄、安车骨、拂涅、白山等四部靺鞨人构成了新的渤海民族。张碧波的《渤海大氏考》《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认为理清渤海族属问题的关键在于追溯大氏一族的姓氏起源问题。他认为大氏族团既不是哪个政权的继承者，也是独立于李唐王朝的主权国家。国内学者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渤海国的政权问题。主流学术观点是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是隶属中国的地方政权，历史归属是中国的属国。王成国《渤海是继承高句丽的国家吗》（《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6期）指出渤海并非高句丽的继承国，且不与高句民族同宗同源。郭素美《渤海国历史的归属》《北方论丛》（2002年第2期）认为渤海国是唐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与唐睦邻有好，“车书一家”的国中之“国”。魏存成《唐鸿胪井石刻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指出，中国东北的古民族靺鞨族联合其他民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广大地域建立了区域性政权——渤海国。713年，唐遣史崔忻对其册封，第二年崔忻返程路过旅顺，凿井刻石，即唐鸿胪井石刻。这是中原王朝册麉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的最重要的历史实物证据。

有关渤海国的外交关系、渤海军事、经济、文化和考古的文章亦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达百篇之多。限于篇幅，仅例数文。马利清《契丹与渤海关系探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8年5期）；北村秀人、陈春霞、刘晓东《高丽时代渤海系人管见》《北方文物》2000年4期；辛时代《李楷固东征与渤海建国问题新考察》《史学集刊》（2011．9）；曹继宏《宁安“渤海国”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策略分析》（《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10）；杨雨舒《唐代渤海国文化刍议》《北华大学学报》（2007．2）刘欣鑫《渤海上京城发现的童子骑鸟铜像》《北方文物》（2007．1）；李砚铁《海林北站征集的几件渤海时期文物》《北方文物》（1999．2）；王禹浪，孙军《黑龙江流域渤海墓葬的初步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11）王宏北、王禹浪《“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官印初探》《北方文物》（1996．2）；刘滨祥、郭仁《渤海瓦当的分类与分期研究》《北方文物》（1995．3）；孙秀仁《渤海国二十四块石之谜解析》《北方文物》（1993．4）等等。学位论文有包鸿梅《渤海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研究》（黑龙江大学2011硕士学位论文）王乐《中国境内渤海陶器研究》（2009年吉林大学博士论文）包鸿梅《渤海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研究》（黑龙江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赵伟《唐渤海国交聘日本商品产地研究》（长春师范学院2011年硕士论文）；陈旭《渤海国前三代王对唐政策及其变化研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等多篇。

近年来，渤海国史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研究领域越来越专业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促使中国国际的渤海国史学的学术会研讨会召开的频率越来越高，相关成果必然会随着考古发现和国际交流的加强而不断加深，渤海国作为东北亚历史上一个曾经辉煌的古国也随着研究者的深入挖掘而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