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影响的社会历史成果

社会历史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要求，也是史学成为科学的保证。如何才能做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并提高运用它来研究史学的能力。这就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社会现象纷纭复杂，社会生活充满矛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深藏在社会现象背后。在社会生活中，比较容易被人们看到的，是个人的作用，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因此，人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时，往往出现一种错觉，即将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局归结于几个领袖人物的功过，甚至归诸于神的意志(即天意)。这是英雄史观、唯心史观得以存在的一个认识论根源。究竟人类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历史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客观规律？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产生以前，一直是个令人迷惑不解的谜，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理论，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历史唯物论的产生，终于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根源的千古之谜，彻底克服了以往历史理论的根本缺陷，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革命变革，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能力有了一个飞跃。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历史唯物论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概括地说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生产方式的更替；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社会就由一个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大体说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历史认识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指人类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它决定社会的其他形态，并与其他形态一起构成社会形态。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由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了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有机体，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在共同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以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等关系，并由生产关系决定其性质。马克思把整个社会有机体划分为两个基本领域或三个基本层次。两个基本领域指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三个基本层次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改变和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手推磨是简单的分散的个体化的生产工具，这种生产工具就产生了以个体经济为特征的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是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只有新兴的资本集中的富人才能占有这种生产工具，也只有雇佣大批工人才能使用这种生产工具。因此，蒸汽磨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力就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由此可见，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个概念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增长。但是，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地理环境和人口增长，而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划分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是生产方式的变更，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着该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恩格斯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恩格斯在谈到历史的真正动力时说过：“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3]这告诉我们，在研究历史事件和革命运动时，不要着眼于领袖人物和少数人的动机，而应该注意研究引起整个阶级、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行动起来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物质生活条件，寻找革命运动和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和最后动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也是一个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有机体，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具体了解这个社会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面目及其发展规律。是否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结中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不同出发点。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按照历史唯物论这个理论，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就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按照这个理论，就要从现存社会制度的联系中来了解现存社会制度，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系中来了解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用自己头脑中的联系来代替这种具体的历史的联系。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交互作用

在历史唯物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是最困难最复杂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搞混乱了的理论问题。唯心论坚决否定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作用，而把思想领域的作用提到首位，根本颠倒了物质和思想的关系。机械唯物论则相反，它承认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否认思想领域的反作用，把物质生活条件当做唯一的决定因素。二元论承认物质生活条件和思想领域的作用，但将两者的作用等量齐观，不承认物质生活条件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作用，而思想领域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作用。不论是看到经济的决定作用就否认政治和思想的反作用，或者是只看到政治、思想的作用而否定它们背后的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或者是将经济和政治、思想的作用等量齐观，都不能对历史进程作出科学的解释。因此，只有正确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才能说明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正确认识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阵地，并同唯心论、机械唯物论和二元论划清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为了克服根深蒂固的唯心史观，完成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着重阐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强调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对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及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原理则阐述得不够。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论得到广泛传播，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恐惧，他们竭力歪曲和攻击历史唯物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青年派”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他们把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看作死板的公式，当作套语，像贴标签一样到处乱贴，他们公开宣扬经济唯物主义，把经济看成是社会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等因素的作用，他们把社会发展中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歪曲为“历史宿命论”，抹煞人的自觉能动性，这样，就在理论上造成严重的混乱、给资产阶级者提供了攻击的借口。以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抓住“青年派”歪曲历史唯物论的错误，将唯物史观说成为“经济史观”，“经济唯物主义”，他胡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经济运动过程，根本不讲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巴尔特在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在法和经济、道德和经济、哲学和经济、宗教和经济等问题上散布了一系列谬论，否认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恩格斯在晚年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弗·梅林、符·博尔吉乌斯等人写了许多重要信件，全面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辨证关系这些论述对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论原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捍卫和发展唯物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社会历史现象是复杂多样的，无论从物质社会关系和精神社会关系看，还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看，都对社会历史发生作用，都是历史发展的因素。因此，不应当用一种作用或因素简单地去解释历史，而应仔细分析同社会历史现象有关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作用有决定性的，也有一般性的。因素有直接的、根本性的，也有非根本的、间接的。生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对社会历史发展都起作用。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但它直接决定的只是生产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和影响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才具有直接的作用。生产力在历史进程中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通过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折射来实现的。

上层建筑诸因素本身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没有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就无从表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无法实现。所以，历史进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一个无限复杂和无限曲折的过程。恩格斯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这个重要理论问题时，着重强调了几点。第一，经济关系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6]这里说的经济关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要因素是包括生产力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的社会生产力，它不仅决定着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而且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这种经济必然性“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7]第二，重视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8]恩格斯在许多地方当讲到经济的决定作用时，总是加上“归根到底”这样的限制词，这说明经济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经济的决定作用，是从本源的意义上，从最终的决定力量的意义上，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的意义上说的。第三，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力量是很不相等的，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上层建筑诸因素对历史进程发生作用和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而不可能决定这一斗争的内容和发展方向。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一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二是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破坏经济发展；三是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国家权力和经济运动相比，就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经济运动的力量要有力得多，总的来说，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恩格斯认为历史发展过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里讲的“交互作用”，主要包含以下一些，一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二是在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中，政治、法律制度和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三是在上层建筑诸因素中，政治占着主要地位，政权是上层建筑的主要成分，是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建立的，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对各种社会意识的影响最大最直接。四是各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如宗教观点的变化，既反映经济、政治的变化，又是在过去教义体系基础上的发展。一切社会意识之间以及它们和政治法律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并反过来对经济基础产生深刻影响。五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它们之间也有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如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生产和商品贸易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弄清这些经济关系，才能弄清一切社会关系和一切社会现象，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由此可见，如果把无限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以至把历史发展中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仅仅归结为经济的唯一决定作用，那就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式更容易。而这种庸俗化了的理论却毫不中用。

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恩格斯提出一个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说：“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9]所谓“头足倒置”，指的是第二性的东西本来是由第一性的东西派生和决定的，前者是后者的反映，但是当第二性的东西取得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第一性的东西时，原来的关系就被歪曲、被颠倒了，表现为头足倒置，看不清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了。恩格斯列举了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国家、法和经济的关系，宗教、哲学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来说明头足倒置的现象。要解决头足倒置，恢复第一性和第二性的正确关系，需要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下面看看恩格斯是怎样分析上述各种关系的。

(一)生产和产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同金融贸易的关系。生产和生产的发展，使贸易得以产生和发展，没有生产，便不会有产品的交换，这表明生产决定贸易。贸易作为一种单独的过程，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运行规律，它在受生产运动制约的同时又对生产运动产生反作用，即反过来影响生产运动。恩格斯阐明了生产和商品贸易的辩证关系，“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10]

金融贸易是在产品贸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金融资本，即出现了银行资本同垄断工业资本的融合或混合。金融贸易要受到生产和商品贸易这两个方面的制约，而商品贸易决定于生产，所以，金融贸易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决定的。金融贸易比商品贸易距离生产运动要远些，跟生产活动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金融贸易只是证券、股票的交换和流通；而商品贸易则是产品的交换和流通。恩格斯在揭示生产对金融贸易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分析了金融贸易的反作用。由于金融贸易直接支配着一部分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11]当出现后者时，就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不是生产和流通决定金融贸易，而是金融贸易决定生产和流通。总之，当金融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而成为新的力量并获得了相对独立性时，它就有了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反过来对生产和商品流通起着促进作用或破坏作用。

(二)国家、法和经济的关系。恩格斯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12]国家从产生、发展、直到消亡，始终尾随着生产的运动。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国家的形式必然跟着变化。资产阶级学者把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政权，或者把国家说成是公民普遍权利和利益的维护者。这是一种欺骗。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3]可见，经济利益既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又是国家活动的根本目的。经济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应怎样看待呢？在社会生活中，政治运动总是以“头足倒置”的方式表现它同经济运动的关系，即政治运动似乎是由某些原则所引起的，是为维护某些原则而进行的，而与经济运动毫不相干。这种长期被颠倒的认识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颠倒过来，他们指出经济运动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政治运动的根源在于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它要变经济的制约，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反映。各个阶级经济利益的不同是各政党各派别政治斗争的根源。

国家和政治运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国家这种“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14]他对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两者的作用作了分析，“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15]这就是说，在两种力量中，经济的力量具有决定性。

法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的法律体现。法适应总的经济状况。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法就会随着变化。因此，经济基础对法起着决定作用。法产生后，必定对经济发生反作用。经济关系只有得到法的承认，才是合法的，才能存在，否则就不合法，就不存在。这就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是法决定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法。恩格斯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16]资产阶级出于政治的需要，使法披上维护普遍利益、代表全民意志等伪装，来掩盖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实质。总之，在承认经济关系对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要承认法对经济的反作用。法“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17]。例如，继承法，继承前必须先有财产，即继承权的基础是经济；但继承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确认财产的分配，对经济发生影响，而且，继承权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并非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例如，在英国立遗嘱是绝对自由的，在法国立遗嘱则受到严格限制，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而其差别的原因不应单纯从经济去寻找，还要考虑跟这些因素的传统以至习惯有关。

(三)哲学、宗教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18]对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单独的部门，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运动规律。这些特点和运动规律不可以不受经济规律的制约而独立，而是在经济基础决定的范围内，在经济基础制约下的独立，这就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独立。意识形态的发展同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并非总是一致的，成正比的。这表现为，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其二是经济上落后的因素，在意识形态的某一领域可能处于领先的地位。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19]经济发展对哲学所起的最终的支配作用，主要表现为“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20]所谓间接的，是它要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许多中间环节来影响哲学，“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21]。如果认为哲学的发展来自经济的直接影响，那就把复杂事物简单化了。我们的任务是揭示经济对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形式和途径，以及意识形态在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自身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朝什么方向发展和具有哪些特殊规律。

宗教是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22]宗教离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但是，宗教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由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23]

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说，不要“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24]。内容方面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形式方面指政治、法、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所有这些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体，而社会历史就是在内容和形式的相互作用中变化发展的。因此，不仅要研究内容怎样决定形式和形式怎样反作用于内容，还要深入研究形式本身，说明这些形式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它们是怎样发展，并具有哪些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内容和形式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进而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三、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

恩格斯指出：“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25]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都服从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自然规律长久不变，自发地起作用，而社会规律离开人的活动就不能存在，它要通过人的意志和人的活动才能实现，如果没有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成的政治关系，没有人的能动作用，没有人们意志的相互作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无从表现出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建立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经济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其他各种因素都是由经济必然性所决定的，并受它的制约。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既定的环境中进行，受着他们所处经济条件的制约，只能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他们的能动作用。经济对历史的作用是潜在的，它为历史活动提供基础和可以容许的限度，并不直接干预政治或其他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但是，只要人们离开经济这个前提，就无法正确认识社会，认识历史，就谈不到创造历史。因此，只有认识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科学地阐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提出的合力论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与人的有目的有意志的活动的统一，为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为在历史研究中贯彻历史唯物论指明了方向。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6]

这个形象、精邃的思想告诉人们：第一，历史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合力的产物。人们创造历史是从物质生产活动开始的，经济因素在创造历史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经济是贯穿于全部历史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但是，政治、思想、科学、文化、艺术等各种意识在历史合力中不是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同一个阶级的人，有着大致相同的意愿，几个社会阶级的阶级意愿如同几组方向大致相同的力的合力一样，直接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命运，这些合力决定着总的合力。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不会完全地按照任何一个阶级的意愿，但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总是朝向力量最强大的一方。

第二，合力是在许多个人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历史是个别的、众多的个体意志相互联系相互冲突的结果，历史活动是由个人活动构成，但个人活动决不是离开社会的孤立活动，而是个人的社会活动。个人的社会活动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活动。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使历史进程出现统一与分裂交织，战争与和平转化，繁荣与萧条更迭，前进与倒退交替。历史的合力促成腐朽阶级的灭亡，新兴阶级的胜利，推动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在历史发展中，个人活动、个人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恩格斯用力的平行四边形作比喻，将历史中无数个人意志相互冲突的结果，比喻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引出无数根合力线，将历史事件的最终结果比喻为总的合力线，历史事件的最终结果和各个人的意志各不相同，就像总的合力线与所有平行四边形的每个邻边都不相同一样。但是每个邻边的作用都融合到总的合力之中，都对历史事件的最终结果有所贡献，这种贡献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作用，有的对历史起推动作用，有的起促退作用，甚至起阻碍作用。(www.xing528.com)

第三，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人们创造历史是通过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的相互作用，但历史运动不是按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的。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27]必然性是一种规律性的联系，但社会规律不能自己表现自己，它要以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的补充。要从无限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要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把握，透过纷纭复杂的偶然性找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恩格斯强调要正确认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善于从纷纭复杂的偶然性中发现它的必然性。“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28]恩格斯关于曲线(指偶然性)和中轴线(指必然性)关系的比喻，为我们研究复杂社会现象，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的武器。在阶级社会中，历史合力包含着阶级斗争力量，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各种斗争力量。由于各种社会力量和各种矛盾斗争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偶然现象，使历史进程出现迂回曲折，有时沿着历史发展规律前进，有时出现历史的暂时倒退，向相反方向逆转。但是，经济必然性会为自己开辟道路，社会历史必将沿着客观规律向前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6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70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73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