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还极大地制约着日本北进、南进、西进战略，以及与德意合作的结盟战略、对苏美的外交战略的展开，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苏盟国的对日作战，也打破了日本同德意的战略配合，使日本孤军作战，最终被盟国围而歼之，惨遭失败。
如前所述，日本世界战略的第二步，是与德意结盟，利用德意在欧洲牵制美、英、苏，借德意在欧洲作战的胜利在亚太地区趁火打劫，实现其称霸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
反法西斯盟国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而要实施先欧后亚的前提是要将日军牵制在中国战场，切断日德之间的配合，以便分而歼之。否则，一旦日德军队会师，将东西方法西斯联成一个整体，盟国先欧后亚战略就难以实施。中国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历史重任。
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事实上，战时日本兵力的分布是：在中国战场是陆主海从，在太平洋战场则是海主陆从。在整个对日作战中，中国战场抗击的是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军兵力，而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抗击的是日本海军主力和部分陆军兵力，两个战场平分秋色，成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两大主战场。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朝鲜1个、日本本土仅1个，中国东北8个、中国本部24个，即是说，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4％投入了中国战场。[25]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投入中国战场的有35个，投入太平洋战场的有10个，即是说，日本陆军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只占在中国战场兵力的28.5％。[26]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陆军总兵力为834791人，在中国战场的陆军总兵力为1049706人(不含战争结束前夕调到关东军的4个师团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抗击的日军)，[27]中国战场的日军仍多于太平洋战场。可见，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抗战对日本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和牵制力，从而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起了巨大的制约作用。
中国抗战使日本屡屡错过北进攻苏的良机。1938年7月，日本朝鲜军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与苏军发生冲突，此时，正值日本全力准备武汉会战的时期，如果日苏发生战争，日本会陷入对中苏两线作战，而日本陆军主力正在对华作战，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对苏军作战。为此，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不扩大方针。但是，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朝鲜军却有意挑动张鼓峰事件，目的是对苏军实行“威力侦察”，[28]为日后对苏作战做准备。由于日苏兵力悬殊，日本朝鲜军伤亡惨重，不得不主动要求停战。1939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与蒙古军在中国东北和蒙古边境诺门坎的哈尔哈河发生冲突。日本关东军要求“对诺门坎方面的苏军以彻底打击，使苏联屈服”。[29]日本参谋本部鉴于中日战争正在进行中，要求绝对避免发展为日苏战争。[30]但日本关东军却想借机对苏一击，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狂妄地认为，这是“第二次日俄战争”。[31]在诺门坎事件中，日本关东军共出动近6万军队，但在优势苏军的攻击下，死伤2万余人，其中，第二十三师团死伤1万2千人，[32]可谓惨败。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是日本北进的尝试，正是由于日本陆军主力投入了中国战场，对苏作战兵力严重不足而遭到惨败。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与德国对峙，苏联密切注视着欧洲战局发展，世界大国均无暇顾及远东，为日本北进、南进提供了良机。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爆发了苏芬战争，为日本北进提供了良机。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紧急制订1940年度全面对外作战计划，即在对华作战的同时，分别对苏、对美、对英法和对两至四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对苏作战计划是，“帝国陆军初期的作战目的是击溃远东地区的苏军”，“当苏联参战的情况下，迅速以其为主战场。为此，帝国陆军根据苏联参战必至的考察，逐次紧缩对华作战，将兵力的重点放在满洲。帝国陆军的作战方针是，迅速将对苏作战兵力从中国方面转用于满洲方面。”[33]从对苏作战计划可以看出，日本要对苏作战，一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二要退出一部分中国占领区，否则，便无余力对苏作战。即是说，如果对苏作战，就要从中国撤军，这实际上就宣告了对华作战的失败。为此，日本当局只能期待中国屈服后再北进。这样一来，便放弃了苏芬战争时期北进的良机。
1941年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德苏战争爆发，苏联初战失利，为日本北进提供了最佳良机。6月25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外相松冈洋右极力主张北进攻苏。松冈深知，影响日本北进的要害是中国问题，由此，他提出，如果日本北进，就会影响到蒋介石，也许蒋介石会同日本全面媾和。他甚至认为，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停止解决中国事变也要北进。松冈的主张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陆军深知，其主力正在中国作战，没有余力北进。陆相东条英机断然拒绝松冈的提议，他指出，“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办不到。”[34]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否定了松冈的北进主张，确定了南进战略，使日本失去了北进的最佳良机。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日本陆海军击败美英荷军队，迅速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取得了赫赫战果。1942年2月27日至28日，日本陆海军联席会议在研讨中，将对苏作战作为重要议题。2月28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研讨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国防圈”范围时，参谋总长发言说，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国防圈”“必须考虑北方”。参谋本部次长也认为，“说到国防圈的时候，必须包括北方”。[35]但是，3月13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明确表示：“帝国在南方作战期间，极力防止挑起对苏战争。”“日苏间保持宁静。”[36]从而，否定了北进攻苏。此后，日本再也未能捕捉到对苏作战的良机。
上述可见，正是中国抗战牵制，使日本多次错过北进良机，换言之，由于中国战场的制约，日本的北进战略始终未能付诸实施。
中国抗战使日本屡屡错过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良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使日本不能全力对美作战。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与德国对峙，美、苏关注着欧洲战局发展，世界大国均无暇顾及远东，为日本南进提供了良机。此时，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海军尚未做好南进准备，无法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面对南进良机，日本阿部信行内阁束手无策，不得不于9月4日宣布：“帝国不介入欧洲战争，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37]1940年五六月，德国法西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西欧、北欧，击败了英、法军队，迫使法国投降，南洋一带便成为英、法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德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日本认为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急欲乘英、法之危全力南进。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确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指出：“帝国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38]我们可以认定这一文件是日本南进战略的确立，但它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前提的。日本当局深知，不可能以在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攻势来结束中日战争，便采取以政略与战略相配合、诱降与迫降相结合的方式，企图迫使蒋介石投降，即秘密开展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1940年9月17日，中方通知日方，不同意举行高层会谈，宣告了日本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彻底失败。正是由于中国问题未能解决，使日本错过了在法国败降时南进的最佳时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并同时在东南亚向美、英军队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自1940年7月27日日本南进战略的确立到付诸实施，历时1年5个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由于德苏开战，英国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美国也松了一口气，两国都可以腾出手来加强远东的防务，而苏联的卫国战争顶住了德国的猛烈进攻，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因此，此时已不是日本南进的最佳时机。换言之，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错过了1940年法国败降后实施南进的最佳良机，迫使日本在不利的形势下选择了对美、英开战，其结果是走上了一条败降之路。
中国抗战还使日本西进战略胎死腹中。日本的所谓西进战略，是企图进军印度、印度洋，在中东地区与德意会师，迫使英国屈服，再全力对付美国。日本取得太平洋战争初战胜利后，就企图利用初战胜利，实施西进战略。1942年春，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军发动攻势，英军败退。5月下旬，德军进入埃及，与英军在阿拉曼对峙，大有攻占中东之势。德军的胜利，促使日本提出了西进作战计划。7月11日，日本陆海军就中途岛战役失败后的作战计划上奏天皇，决定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日本大本营认为，德意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进展迅速，英国已丧失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其舰艇大部分从地中海撤退到红海或印度洋。此时，德意军队有可能向中东挺进，确立不败态势。根据这种形势，日本应与德意相呼应，进入西印度洋。[39]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日本打开新局面的曙光将出现在印度洋。[40]但恰在此时，陆军的作战计划又发生了变化。7月18日，日本陆海军作战部协调会议上，海军军令部作战部提出印度、西亚作战设想，计划在8月进行孟加拉湾作战，10月以后进行阿拉伯海作战、马达加斯加南部及印度东部地区协助作战。对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认为，德意在埃及是否成功尚有疑问，日本进攻锡兰的可能性很小，陆军虽已准备了2个师团兵力，但进攻加尔各答需要更多兵力，2个师团远远不够。同时，日本陆军认为现在是进行重庆作战的良机，因而提出了将作战重点放在中国的主张。[41]很显然，日本陆军对西进顾虑重重，因为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无力西进攻占印度，到中东与德意会师，因而主张先中后西。
1942年夏秋以后，太平洋战争进入战略转折时期，日本开始从战略进攻向战略防御转变，形势对日本愈来愈不利。此时，日本仍希望通过西进迫使英国屈服，以改善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态势。但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使日本无力西进，日本西进战略也就最终化为了泡影。1942年9月上旬，日军在瓜岛战役中已处于极度被动局面，多次增兵反攻无果。9月17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指出，要增派兵力参加瓜岛作战。同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688号》命令，决定从日本关东军、日本中国派遣军等部队抽调兵力，支援瓜岛作战。这种形势对日本陆军的四川作战计划和印度、西亚作战企图是一个重大冲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在回忆录中写道：“大本营开始忙于指挥东南太平洋战事时，印度洋、西亚的作战前景日益暗淡，此时，只有重庆作战尚可指望，陆军统帅部十分焦急，向印度洋、西亚进军以寻求结束战争的出路的战争指导也将会落空。”[42]1942年11月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还认为：“德国对苏大致以现状为基础，加强长期不败的态势，进入西亚与意大利合作称霸地中海，并使大西洋作战激化，努力迫使英国屈服，以图挽回欧洲战局。”[43]12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从瓜岛撤军。这一决定标志着日本在瓜岛战役中的失败，此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守势。太平洋战场战局的这一剧变，对日本西进战略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2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鉴于德意在北非、地中海作战的失利，认为德意不可能进入西亚，日本也不可能与德意会师，便删除了关于“德意军企图向中亚、西亚推进”的内容。[44]由于日本西进的目标是德意攻占西亚，日本攻占印度，三国能在中东会师。现在，德意不可能占领西亚，日本又受到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双重牵制，实施西进战略的希望就变得更渺茫了，从而也就不得不放弃西进战略。
由此可见，日本进攻印度和印度洋，与德意在中东会师的西进战略，因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导致西进战略成为纸上谈兵。
不仅如此，中国抗战对日本的外交战略也有巨大的牵制作用。
一是对日本与德意结盟外交的影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它在国际上更加孤立。日本政府敏锐地感到，苏、英、美等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是中国能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为此，日本企图通过日德结盟，在欧亚两洲威胁牵制苏、美、英等国，迫使苏、美、英减少或断绝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达到孤立中国，使中国屈服的目的。中日全面战争初期，日本外交的重点是与德国建立以苏联为对象的同盟关系。于是，日本便展开了积极的对德外交。1938年7月19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迅速强化同德意的关系，建立对苏军事同盟，“以有利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45]8月2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强化日德意防共协定案》，决定尽快与德国协商。对日本的提议，德国不感兴趣。这是由于德国继吞并奥地利之后，正图谋吞并捷克，极希望日本在远东牵制英国，因此，不同意缔结只限于以苏联为对象的同盟，而要求将同盟的对象扩大到英、法两国。这时，日军深陷于中国战场，无法同时与英、法、苏为敌。1939年1月19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向德国进行有限的让步：同盟以苏联为主要对象，根据情况也以第三国为对象；以苏联为对象时，日本进行武力援助，以第三国为对象时，则根据情况而定。[46]对这一方案，德国仍不满意。5月7日，德国与意大利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即“钢铁同盟”。德国的行动对日本是一个重大冲击，引发了日本当局内部的一场大论争。海军从本身力量出发，认为不宜过早同英、美对抗，因而坚决反对订立以英、法为对象的同盟，以免卷入欧洲战争。[47]陆军急欲从中国战场脱身，因而主张按照德国要求尽快结盟。但日本当局深感中国战场牵制之苦，在未摆脱中国战场的形势下，过早地同英国对抗，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8月23日，德国突然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推翻了日本对德结盟前提——缔结以苏联为对象的军事同盟。8月25日，日本政府下令停止与德国结盟的交涉，日德结盟进入停滞状态。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为日本南进提供了良机。但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海军尚未做好南进准备，只好眼睁睁地坐失良机。日本阿部信行内阁于9月4日宣布：“帝国不介入欧洲战争，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9月13日，阿部内阁在基本政纲中又规定：“将政策的核心放在处理中国事变方面。”[48]1940年5—6月，德国闪击西欧，击败英、法军队，迫使法国投降。德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戏剧性胜利，大大提高了它在日本的影响力，日本感到只有依靠德国，才能达到称霸亚太地区的目的；同时，英、法的惨败，使它们无力控制东南亚地区，为日本南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日本与德国结盟的欲火重新燃起。7月30日，外相松冈洋右主持制定了《关于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文件》，强调日本对德意结盟的重要性，认为日本正在进行中日战争，德意正在进行欧洲战争，双方都需要互相支援，应尽快结盟。但此时，德国正在对英国实施战略轰炸，认为在法国已败降的形势下，凭一国之力可使英国屈服，不希望通过结盟让日本分享战果，因而对日本的要求不予理睬。进入8月后，英国顶住了德国的压力，同时，美国支持英国，参加对德作战的倾向愈来愈明显。这种形势使德国感到迫切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英、美。于是，德国又主动要求与日本结盟，使日本欣喜不已。9月6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制订了《关于军事同盟交涉的方针案》，会议认为，由于日德的接近，导致日美关系恶化，便决定在同盟敌对国中增加了美国。[49]
9月9日，松冈同德国特使斯塔玛举行会谈。在谈判中，德国极力诱导日本用一切手段牵制美国，阻止美国参战，要求德美开战时，日本有自动参战义务，这就意味着日本将随时对美开战。但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迟迟不能南进同美、英开战。这种形势引发了日本当局内部的激烈争论。海军认为，在中国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日本既未做好对美作战准备，又无对美作战取胜把握，因而，极力主张日本不能自动参战。但日本陆军和内阁却积极推动尽快与德国结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陆军和内阁被中国战场拖得精疲力竭，深感在短时期内从中国脱身是没有希望了，他们对结束中日战争感到绝望了，便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南进，即通过南进打败美、英，再利用南进的胜利使中国屈服。换言之，日本陆军和内阁都认为，日本已不能征服中国，只有扩大欧亚战争，打败美、英，才能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出于这种考虑，陆军和内阁都急于同德意结盟。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对三国同盟方案进行最后的审议，军令部总长伏见宫担心由此会引起日美战争，而日本已因中国事变而国力消耗，怎能对付美国呢？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指出，如果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美国会对日本进一步施加压力，竭力援助中国，进一步妨碍日本对华战争。[50]尽管有这些担心，但日本要称霸亚太地区，也只能依赖德国。所以，原嘉道无可奈何地说到，鉴于目前中国事变的进行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得已而与德意结盟。[51]会议最后通过了三国同盟条约。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三国军事同盟正式成立，日本全力准备南进，支持德意。正当日本紧锣密鼓地推动南进时，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给日本北进带来了最佳良机。德国极力劝诱日本北进。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北进。在6月27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松冈提出“道义外交”论，认为日本应遵循三国同盟条约，配合德国，先打苏联。他甚至认为，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停止解决中国事变也要北进。松冈的主张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陆军深知，其主力正在中国作战，没有余力北进。陆相东条英机断然拒绝松冈的提议，他指出，“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指出：“搞道义外交当然可以，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7月2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杉山又进一步指出：“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52]正是因为中国抗战的牵制，会议否定了松冈的北进主张，使德国需要日本从东面夹击苏联的愿望落空。
1941年12月，苏联顶住了德国的闪击战，德国急切盼望日本北进配合对苏作战，但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德国的反对，断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对德方针是，力避追随德国参加对苏战争，利用三国同盟先使英国屈服，根据情况让德苏议和。[53]日本的南进使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兵力分散，战线延长，迫使德国对美宣战，增加了德国的负担。12月11日，日本与德意订立了军事协定，但实际上，三国已完全不能协同作战，这在客观上为反法西斯盟国对其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说：由于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日本在南进之前，没有余力北进，南进之后，就更没有余力北进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国希望日本北进的愿望完全成了奢望。1942年6月，德国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关系到苏德战争胜负的关键一战。7月20日，德国紧急吁请日本对苏参战。日本无力北进，只能坚持既定方针，防止对苏战争。1943年初，德国又吁请日本对苏作战，日本表示无能为力。4月，德国大肆渲染将在苏德战场发动夏季攻势，诱请日本参加对苏作战。4月28日，日本考虑到本身的困难，断然拒绝参加夏季攻势。9月3日，意大利投降，三国同盟开始崩溃。
从上述可见，自日德结盟以来，两国还没有过一次有计划的战略配合，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抗日战场对日本的制约。即是说，中国的抗战牵制了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也直接影响到日德配合，加速了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崩溃，也加快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步伐。
二是对日苏关系演变的影响。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便将苏联作为主要敌国之一。1933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召开首脑会议，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54]1936年6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指出，日本要成为东亚“领导者”，必须具备与美、英、苏抗衡的能力，就需要充实军备，“首先倾尽全力制服苏联”。[55]同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制订了《国策基准》，将以苏联为敌的北进政策与以美、英为敌的南进政策列进了国策。[56]同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又制订了《帝国外交方针》，决定“目前将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苏联方面，挫败其对东亚的侵犯，特别是消除其军备的威胁、阻止其赤化渗透。日本在充实国防的同时，以外交手段达成上述目的”。[57]这表明此时在日本的国策中是将苏联作为第一敌国。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将中国作为北进、南进的基地。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是沉重打击。9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在给天皇的上奏中认为：“估时11月左右苏联可能采取行动，希望能在此之前积极解决中国事变。如果对华北、华中的作战不能达到目的，能够确认当时的形势发生变化，则中止以地面部队对华积极作战，而尽量采用其他各种手段挫伤中国持久作战的意志，节省直接用于中国作战的兵力，主要用于满洲及其他方面待机，做好对苏作战准备。”[58]这表明日本参谋本部在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时时关注苏联的动向，随时准备回师对苏作战。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南京后，日本最担心的是苏联从背后给日本一击。1938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认为：“陆军因为要倾尽全力进行武汉会战，所以没有余力应对苏军。”[59]在武汉会战前，要“促进对苏作战准备，至少要封杀苏联想干涉中国事变的企图”。[60]但此时，日本陆军主力已投入中国战场，无力发动对苏战争。从1938年到1939年，日本朝鲜军在张鼓峰事件中企图对苏军进行“威力侦察”，日本关东军企图在诺门坎事件中对苏军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都是日本进行的“北进尝试”，而两次“北进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正当日本谋划对苏战争准备时，1939年8月23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对日本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12月28日，日本陆、海、外三相会议制订了《对外施策方针要纲》，提出对欧洲战争采取“不介入”方针，全力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对苏政策要“急转弯”，将考虑“国交平静化”，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放弃对华援助，并解除对日满军备的威胁”。[61]1940年5—6月，德国军队闪击北欧和法国，英、法军队溃败，继而法国投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对日本而言，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7月26日，日本内阁制订了《基本国策要纲》，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该文件的《提案理由》指出，日本准备南进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飞跃地调整对苏邦交”。[62]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的《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决定，对外政策以对德、意、苏为重点，对德意强化政治结盟，对苏联则谋求国交的飞跃发展。[63]首相近卫认为“解决中国事变的障碍是美国。近卫首相设想，同德意结盟，进而以德意为中介，发展为日德意苏四国结盟，以此压制美国，处理中国事变”。[64]近卫之所以大胆设想四国同盟，前提是因为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企图利用德苏关系与苏联化敌为友，既有利于解决中国问题，又有利于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9月6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审议《关于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文件》，将世界划分为日德意苏四个“生存圈”。[65]企图以承认苏联的“生存圈”为条件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10月3日，日本外务省制定《调整日苏邦交要纲》，提出拉拢苏联加入三国同盟，共同瓜分世界，并就此要求德国加紧与苏联交涉。当德国转达了日本的希望时，苏联要求将势力范围扩展至芬兰及巴尔干方面，并将巴统及巴库以南至波斯湾地区作为苏联在领土上所希望的重点等。[66]这与德国独霸欧洲发生了矛盾。12月18日，德国决定对苏一战，苏联最终未加入三国同盟。
日本对德国的决定毫无所知，4月13日，日本仍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以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给刚刚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的日本带来了巨大冲击。德苏战争的爆发，使苏联全力对付德国的攻势，给日本北进提供了最佳良机。6月27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恳谈会上，外相松冈力主北进。但陆军却认为，其主力正在中国作战，没有余力北进。陆相东条英机断然拒绝松冈的提议，他指出，“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指出：“搞道义外交当然可以，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7月2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杉山又进一步指出：“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存在微妙关系，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67]可见，正是由于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日本无力攻苏，日本失去了北进的最佳良机。此后，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同时在中国战场作战，顾此失彼，就更没有余力发动对苏战争，也失去了进一步改善对苏关系的前提。即是说，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既不能发动对苏战争，也不能与苏建立结盟关系，使得德国投降后，苏联腾出手来给了日本关东军致命一击，加速了日本的崩溃。
三是对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迫使日本退出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限制日本海军的发展，并承认美国对远东的“门户开放”政策，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便将美国列为其称霸亚太地区的主要敌国。1923年，日本在制订国防方针时，便将美、苏、中三国列为假想敌国，将美国排在第一位。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了冲击，并迅速将以美国为敌的南进战略列入国策，走上了与美国对抗之路。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决定将北进、南进政策均列为日本国策。《国策基准》规定：“帝国根据内外形势确定的根本国策是，以外交与国防相结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海军军备要充实足够的兵力，以便在对抗美国海军时能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68]这表明此时日本将以美国为敌的南进战略列入了国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美、英等国都对日本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绥靖政策，日本为避免美、英的干涉，对美、英实施了协调外交。中国的抗战迫使日本将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也就极大地限制了日本北进、南进世界战略的展开。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世界大国均无暇顾及远东，为日本北进、南进，尤其是为南进提供了良机。但此时，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海军尚未做好南进准备，无法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实施南进战略。1940年五六月份，德国法西斯以闪击战席卷了西欧、北欧，击败了英、法军队，迫使法国投降，南洋一带便成为英法无暇东顾的“真空地带”，日本认为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便加快了南进的步伐。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确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决定实施南进战略。对外政策方面，其中，“对美国保持公正主张和严肃态度，随着帝国需要的施策的实施，不得已自然恶化也在所不辞，但应经常注意其动向，避免由我方造成的摩擦。在中国事变解决时，在国内外各种形势允许条件下，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在中国事变未解决的情况下，尽量采取不与第三国开战的施策，但内外形势发展极为有利时，可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行使武力时，努力将战争对手局限于英国，但在此情况下，如果对美开战不可避免，须做好充分准备”。[69]在尚未解决中国问题的情况下，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只能采取机会主义做法，先打英国，后打美国。
日本虽然确定了准备南进的战略，但深知中国战场是日本南进的最大障碍，因此，日本当局企图在南进前解决中国问题。进入1941年后，日本加紧开展外交活动，为南进创造有利条件。其中，日美谈判是日本南进准备的重要内容。此时，日本与美国进行谈判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掩饰南进意图，力争在对美开战前能从美国获取更多的战略物资；二是迫使美国放弃对华支持，以有利于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一致认为，外交调整的真正目标是结束中国事变”。[70]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向首相近卫提出：“现在，根本问题是处理中国事变，美国的提案也是把中国事变放在第一位的，因此，不能坐失良机，必须断然抓住不放。”[71]从1941年4月到12月的日美谈判，主要是围绕解决中国问题展开的。4月上旬，日本特派员、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及大藏省官员、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与美国天主教人士德劳特、沃尔什商定了一份《日美谅解案》，其中，关于中国问题提议，美国承认、日本保证：(1)中国独立。(2)根据日华间即将达成的协定，日军从中国领土撤退。(3)不兼并中国领土。(4)不赔偿。(5)恢复门户开放方针，但关于其解释和适应范围问题，应在将来适当时期，由日美两国协商之。(6)蒋、汪政权合并。(7)承认“满洲国”。[72]4月16日，美国将该方案作为美方正式提案，同时提出了赫尔四原则，即：其一，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其二，不干涉他国内政。其三，维护平等原则，包括贸易机会均等原则。其四，除和平手段之外，不允许改变太平洋的现状。这实际上否认了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指导地位”。4月21日，日本首相近卫提出了对美方提案的修改的三原则：第一，不能对实现日本圣战的目的造成障碍，即不能妨碍确立这次日华事变的目的所要求实现的大东亚共荣圈；不可使日本的对华要求可有可无。第二，不能与三国同盟相抵触。第三，不能限制日本的国防，即日本为“应付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防上的自由不受限制”。[73]这就表明了日本的态度，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寸步不让。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确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指出：“帝国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74]这表明日本南进战略的正式确立。即是说，在解决中国问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日本将希望寄托于南进，妄图通过打败美国之后再解决中国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同美国的谈判，一是为了牵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二是为了麻痹美国，掩饰其偷袭美国的计划。即是说，此时的日美谈判，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在共演一场滑稽剧。
从日本对美外交中可以看出，中国抗战始终是牵制日本对美外交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决定对美开战过程中的重大障碍，也是日本对美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
上述可见，中国抗日战场始终是日本展开其世界战略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日本北进战略、南进战略、西进战略、外交战略的演变中，无不体现出中国抗日战场的牵制与制约作用。
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75]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抗战对日本世界战略的牵制和制约，是日本法西斯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0～433页。
[2]［日］香月清司：《中国事变回忆录摘要》，［日］小林龙夫，稻叶正夫等：《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东京：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563页。
[3]据日本陆军省《业务日志》记载，“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的态度是乐观的。首相近卫文麿等人不仅希望在近期内解决卢沟桥事件，而且希望借此机会实现“举国一致”，一并解决中国问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97页。
[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231～232页。
[5]［日］小林龙夫，稻叶正夫等：《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东京：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563页。
[6]［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472页。
[7]［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页。
[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232页。
[9]［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419页。
[10]［日］《下村定大将回忆应答录》，［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383～384页。
[11]［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216页。
[12]［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86页。
[1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46页。
[14]［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269页。
[15]［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120页。
[16]［日］今井武夫：《汪工作、渡边工作的状况第四号》，［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83页。
[17]［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218、228页。
[1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15页。
[19]［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7·大本营陆军部7》，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131页。
[20]［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5·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51～57页。
[2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23页。
[22]［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2·大本营陆军部10》，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9页。(www.xing528.com)
[2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46页。
[2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6页。
[25]［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120页。
[26]［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194～195页。
[2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1006～1007页。
[2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62页。
[29]［日］关东军参谋部第一课：《诺门坎事件机密作战日志》第1卷，［日］角田顺：《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3》，东京：美铃书房，1973年版，第80页。
[30]［日］井本熊男：《用作战日志编写的中国事变》，东京：芙蓉书房，1979年版，第374～375页。
[31]［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241页。
[32]［日］井本熊男：《用作战日志编写的中国事变》，东京：芙蓉书房，1979年版，第387页。
[3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14～15页。
[34]［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82页。
[3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35·大本营陆军部3》，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489页。
[36]［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35·大本营陆军部3》，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522页。
[37]［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241页。
[38]［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37页。
[39]［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9·大本营陆军部4》，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343～344页。
[40]［日］《田中新一中将的业务日志》，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9·大本营陆军部4》，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358页。
[41]［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9·大本营陆军部4》，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365～366页。
[42]［日］《田中中将回忆录》，转引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3·大本营陆军部5》，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79页。
[4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3·大本营陆军部5》，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291页。
[4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237页。
[45]［日］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67页。
[46]［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08页。
[47]［日］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23页。
[48]［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283页。
[49]［日］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5.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05页。
[50]［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40页。
[51]［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41页。
[52]［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81～84页。
[53]［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585～586页。
[5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45～347页。
[5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88页。
[56]［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44页。
[57]［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45页。
[5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478页。
[59]［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52页。
[60]［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48页。
[61]［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21～422页。
[62]［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54～55页。
[63]［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37页。
[6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64页。
[6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110～111页。
[66]［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32页。
[6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81～84页。
[68]［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44页。
[69]［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36～438页。
[70]［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258页。
[71]［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东京：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265页。
[72]［日］外务省：《日美交涉资料》第1部《日美交涉·记录之部》，东京：原书房，第11～15页。
[73]［日］1941年4月23日近卫首相致野村驻美大使电，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UDR40，第93～95页。
[74]［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37页。
[7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3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