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使日本法西斯走向崩溃

一、中国抗战使日本法西斯本身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目标是夺取亚太地区的霸权。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日本必须同中、美、英、苏等国作战。以日本的国力而言，要同时同四国作战，显然是力所不及。为此，日本精心制定了世界战略：第一步，中间突破，先打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或北进攻苏，或南进同美、英决战。第二步，与德、意结盟，利用德、意在欧洲牵制美、英、苏，借德、意在欧洲作战的胜利在亚太地区趁火打劫，打败美、英，实现其战略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的世界战略是建立在灭亡中国的基础上的，只有吞并了中国，日本才能顺利展开其世界战略。而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以持久战打破了日本中间突破战略，使日本走上了败降之路。

以“七七”事变为开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标是全面灭亡中国。日本的对华战略是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使中国屈服，然后将中国变成日本与美、英、苏争夺亚太地区的基地。因此，日本在侵华战争的战略进攻、战略相持和战略退却三个阶段，其目标都是围绕着寻求战机，迫使中国屈服进行的。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沦陷期间，日本对华政策是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攻势为辅，速战速决，企图通过一场有限的战争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占领和控制整个中国，以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中国的全面抗战，打破了日本对华“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迫使日本不得不渐次增加兵力，将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投入了中国战场，从而把有限的战争变成了中日全面战争，终于陷入了中国持久战的泥潭，中国就成为东方，也是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写道：“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认为，第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1]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沦陷，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和中国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对华战略是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1937年7月11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在陆军中央接受任务时，参谋本部次长与陆军省次官对他明确提出，“对华作战速战速决”。^[2]战争之初，日本内阁和统帅部极为轻视中国的抗战力量，认为只要以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期内就能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夸口说，中国问题只要1个月就能解决。首相近卫文麿和内阁、统帅部也都对在近期内解决中国问题持乐观态度。^[3]1937年7月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攻占平津地区，为日本发动华北会战建立了基地。8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形势判断》中指出，中日两国已处于全面战争状态，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国内师团到达华北后，尽快发动华北会战，“迅速对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的空军，给予沉重打击，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4]。此时，日本当局企图利用华北会战使中国政府屈服，以结束对华战争。8月24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会见政党首脑时也明确提出，对华作战应“特别迅速地给予敌人以彻底的打击，以期早日收拾时局”的“速战速决”战略。^[5]时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的田中新一大佐在《中国事变作战记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当时一般认为，只有短期而强力的打击，才是现阶段切合实际的不扩大而能解决事变的方略。应该力戒渐次增加兵力，寄希望于速战速决。”^[6]可见，速战速决，避免渐次增加兵力，以一次性会战使中国屈服战略，是日本对华作战的主要战略。

但出乎日本当局意料的是，中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战略，迫使日本渐次增加兵力，直至将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

华北是日本陆军对华作战的主战场。8月31日，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临参命第88号》命令：“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以达到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机会的目的。”^[7]陆相杉山乐观地认为，这次华北会战将是结束中日战争的一战。^[8]从8月到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关东军的配合下，先后占领张家口、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城市，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绥远等省的主要地区，取得了华北会战的胜利。华中(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日本对华作战的另一主战场，在华中的第一个战役为上海会战，即淞沪会战。从8月到11月，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日本投入上海作战的兵力由2个师团增加到5个师团，仍久攻不下，不得不再增加到9个师团才攻占上海。日军虽取得了华北会战、上海会战的胜利，但却未达到使中国政府屈服、结束战争的目标。

由于华北会战、上海会战并未使中国政府屈服，11月22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向大本营提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乘现在敌人处于颓势，必须攻占南京”。^[9]11月24日，在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在华北转入守势，巩固占领区；在华中采取攻势，“利用上海作战的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10]12月1日，日本大本营命令日本华中方面军“在海军配合下，攻占敌国首都南京”。^[11]12月3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以6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分三路发动南京作战，于12月13日攻占南京。攻占南京后，日本政府便利用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作战的军事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反省”，诱导其走向对日屈服之路。当国民政府不为日本威胁所动时，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竟然宣称“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2]

由于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仍未屈服，日本大本营认为：“进行武汉作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13]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行武汉作战准备。7月31日，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决定在秋季进行武汉、广东作战，“捕捉结束战争的机会”。武汉作战的目的是“摧毁蒋介石政权最后统一的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就着手建立的黄河至长江间的(对华)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军打击越大，其价值就越高”。^[14]为进攻武汉，日本投入了重兵。当时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用于武汉作战的兵力达9个师团，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性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到10月下旬，日军攻占武汉，武汉会战结束，但中国并未屈服。

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历时1年3个月之久，中国的顽强抵抗迫使日本一再增兵，到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在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15]开战之初，日本对华作战的所谓“速战速决”，一是指时间短，二是出兵少，三是使中国屈服。但结果却是时间长，出兵多，中国仍在继续抗战，从而表明在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对华“速战速决”战略遭到了失败。

从1938年武汉沦陷到1943年，是中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华战略是以政略攻势为主，以战略攻势为辅，通过政略与战略相结合，诱降国民政府，建立亲日的中央政权，结束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期望利用其初战的战果，迫使中国投降，结束中日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同美国决战，也因中国坚持持久抗战而失败。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为避免陷入中日持久战的泥潭，便制订了以政略攻势为主，以战略攻势为辅，通过政略与战略相结合，诱降国民政府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日本首先诱降了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亲日派。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按照与日方的约定逃离重庆，20日到达越南河内。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所期望的受日本控制的中国新的“中央政府”终于成立，这是自武汉会战后日本对华展开的强大的政治诱降攻势的直接成果，是日本对华政略攻势的一大成果。但汪精卫集团叛国降日在中国不得人心，更重要的是，日本所预料的中国国民政府并未因汪派的叛逃而崩溃。^[1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政治诱降只能是部分地达到了目标，而实际上却是政略攻势的失败。(www.xing528.com)

日本当局深知汪派不能左右中国政局，能左右中国政局的仍是蒋介石实权派。为此，日本政略攻势的主攻目标仍是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降日后，日本便采取两大措施继续向中国政府展开政略攻势：一是利用英、美的对日绥靖妥协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939年7月24日，日英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日本迫使英国承认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承认日本在占领区为维持“治安”，“有着特殊要求”，不得有“妨碍”日军的行为，等等，对中国抗战极为不利。1940年7月17日，日本又迫使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使中国断绝了主要的国际通道，处境更加艰难。二是以政略战略相配合，开展所谓“桐工作”，以诱降、迫降蒋介石集团。1939年12月到1940年9月，日方代表与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频繁会谈。1940年5月，日军发动宜昌作战并占领宜昌，又以宜昌为基地，自6月至8月，对重庆等地进行了4000多架次的空袭和轰炸，给重庆等地造成了重大的损害。^[17]更重要的是制造出一种要大举进攻重庆的气氛，给蒋介石以更大的压力。恰在此时，8月20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显示了中国抗战力量的强大，也给蒋介石敲响了警钟。9月17日，中方通知日方，不同意再举行会谈。9月1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下令暂停“桐工作”。至此，日本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宣告彻底失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企图利用太平洋战场初战胜利，迫使中国屈服。1942年3月19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在上奏中提出：“在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断然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以图迅速解决之。”^[18]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认为：“作为中国派遣军坚信，中国事变不解决，大东亚战争就得不到解决。因此，无论如何，也必须对重庆进行积极作战，陆军中央希望一定推进这一作战。”^[19]1942年6月末，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四川作战计划，决定集中1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2个航空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攻占四川省的要地，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了进行四川作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人增加到97万人，即增加36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12万人，从中国东北抽调18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6万人。作战时间预定为1943年春季以后。^[20]由于日本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尚且在华只能维持战略相持局面，岂有余力进攻四川？此时，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失利，在太平洋战场转攻为守，急需从中国战场抽调陆军增援。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四川作战计划也就成了纸上谈兵。

1942年至1943年，日军在中国战场相继发动过第三次长沙作战、浙赣作战、缅甸作战、江北(武汉)作战、江南(武汉)作战、广德作战、常德作战等局部作战，但均未能改变中日战略相持的局面。

更使日本当局头疼的是，武汉会战后，中共敌后战场迅猛发展，到1940年，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到1亿人，抗日武装正规军达50万人，他们在日本占领区打击日军，使侵华日军后方不稳。尤其是1940年8月至12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打死打伤日军3383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21]一时间，日本华北占领区电信中断，交通瘫痪。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当局将对华作战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从1941年至1943年，在华日军向敌后战场持续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的最艰苦时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有效地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成为中国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

总之，从1938年武汉沦陷到1943年，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艰苦抗战，挫败了日本力求打破中日战争的相持局面，迫使中国屈服，摆脱中国持久战的泥潭，以集中全力同美国决战的企图，使日本在中国持久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从而走上了失败之路。

从1944年至1945年日本败降，是中国战略反攻和日本战略退却、失败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战略是企图通过孤注一掷的作战，扭转中日战争的不利态势，挽救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势，达到死中求活，体面结束战争的目标。中国的抗战，尤其是敌后战场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作战，使日本在中国战场遭到完败，不得不向中国投降。

1944年，日本法西斯进入了内外交困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兵分两路向日本太平洋战线进行“双叉冲击”，使日本当局精心构造的“绝对国防圈”开始崩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便绞尽脑汁地寻找死中求活的出路，决定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打通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贯通日本与南洋地区的联系，以便同盟国进行长期战争。日本的“一号作战”，由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和广西会战三大战役组成，自4月至12月，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日军通过“一号作战”，击溃了当地的中国军队，打通了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线。从表面看，日军战果赫赫，但从全局来看，是得不偿失。这是因为：第一，牵制了日本陆军兵力，增加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困难。第二，在中国战场延长了战线，扩大了占领区，兵力更加吃紧。第三，日本在华新占领区是以铁路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随时会受到攻击，顾此而失彼。第四，更重要的是，由于抽出半数兵力进行“一号作战”，日本原占领区兵力大减，后方空虚，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乘机开始了反攻作战，日军不得不退守“点”(大城镇)和“线”(重要交通线)，使日本原占领区面积急剧缩小。总之，通过“一号作战”，日本在中国完成了从战略相持到战略防御的战略转折，这是日本当局所始料不及的。

进入1945年后，日本法西斯已处于盟国重重包围之中，四面楚歌。日本当局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加强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的防御，建立阻止美军进攻的不败态势。“对华作战目的是粉碎主要敌人美军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挫败其企图，确保大陆要地，努力使重庆国民政府势力衰亡。”^[22]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在中国要进行东(美国)西(中国)两线作战，作战重点是东线。从3月到5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发动了湖北老河口作战和湖南芷江作战，但都无法改变在中国的败势。

1944年至1945年，是中国敌后战场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时期，也是日本对中国敌后战场的“治安战”走向破产、彻底失败的时期。1944年，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局部反攻，并尾追进攻的日军，在新的敌占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缩小了日本占领区，中共革命力量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总人口从8000万上升到9000万，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7万人上升到65万人，成为1945年中国对日反攻作战的主战场。进入1945年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既要面对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又要准备应对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作战，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从1945年开始，敌后战场展开了以攻占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的春季和夏季两大攻势作战，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猛烈扩展到华北、华中乃至华南的广大区域。截至1945年4月，中共敌后战场各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近1亿，抗日武装正规军达91万人，“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23]。

自1945年春夏之际起，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举行全面反攻，日军只能退守“点”(重要城市)和“线”(重要交通线)；在正面战场，当日军从广西、湖南、江西等省撤军时，中国政府军队乘机进行尾追作战。此时，日军在中国已是捉襟见肘，东躲西藏，苟延残喘。5月9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日本处于盟国四面包围之中。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9日零时，苏联远东军越过中苏边界，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强大攻势，日军迅速崩溃。在中、美、苏三国共同打击下，日本法西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告了日本法西斯的投降。

纵观中日八年全面战争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打败日本法西斯是中、美、苏等反法西斯盟国合力的结果，但在中国战场，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持久抗战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