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对日德关系的制约

二、欧洲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场对日德关系的制约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引起世界形势剧变，世界大国的注意力均转向欧洲，英、法与德国对峙，无暇顾及远东，为日本南进提供了良机。但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海军尚未做好南进准备，只好眼睁睁地错失良机。面对欧洲发生的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日本阿部信行内阁束手无策。9月4日，阿部信行内阁宣布：“帝国不介入欧洲战争，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9月13日，阿部内阁在基本政纲中又规定：“将政策的核心放在处理中国事变方面。”^[44]尽管日本国策的重点在中国，但面对中国的持久抗战，日本军政当局一筹莫展。日本陆军深知，结束中日战争只有两条路：或是以大规模攻势占领重庆、成都，或是从中国撤军。走前一条路“缺乏余力”，走后一条路又为内外形势所不允许。^[45]即是说，日本既不能短时间内灭亡中国，又不能从中国撤退，因为从中国撤退就意味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如果从中国撤军，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日本国内形势都不允许。既然日本不能以本身的力量解决中国问题，便只能借助外交手段来创造解决中国问题的国际条件了。10月4日，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制订了《欧洲战争形势下的对外政策》，决定：“帝国对欧洲战争维持中立态度，利用国际形势，按照既定方针，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为此，对英、美采取协调方针，“对德意依旧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在充分利用同德意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严禁采取造成与德意关系疏远印象的措施”。^[46]这样一来，尽管德国极其希望日本在远东牵制英国，但日本政府由于担心刺激英国而严厉压制支持德国的意见。对此，日本陆军和亲轴心势力大为不满，阿部内阁组阁仅4个月便被米内光政(米内)内阁所取代。1940年1月16日，日本米内光政内阁成立，面对中日持久战争，米内内阁也回天乏术。此时，欧洲战争进入“奇怪战争”时期，不战不和的战局，米内内阁依然找不到灵丹妙药，无法开展对德外交，日德关系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5—6月，德国闪击西欧，击败英、法军队，迫使法国投降。欧洲战局的突变，对日本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戏剧性胜利，大大提高了它在日本的影响力，使日本感到只有依靠德国，借助德国的胜利，才能达到称霸亚太地区的目的。同时，英、法的惨败，导致英、法等国在东南亚地区防务空虚，为日本南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促使日本重新燃起了与德国结盟的希望，而英、法在欧洲的失败，又促使日本掀起了南进的战争狂热，它推动着日本国策的天平迅速向南进倾斜。在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米内内阁虽然也倾向于南进，但回避武力南进。在南进决策上，米内内阁的这种优柔寡断的态度，引起了激进的陆军的强烈不满。7月3日，日本陆军制订了《随着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随着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认为：“帝国为应对世界形势的变局，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重点是继续改善内外形势，努力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在外交方面，首先将重点放在对德意苏政策方面，尤其是迅速强化同德意的政治结盟，谋求对苏国交的飞跃调整。”^[47]很明显，陆军对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备受鼓舞，期望在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趁英、法在欧洲的失败之机，实施南进战略，夺取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要实施南进战略，就必须加强同德意的关系，以建立有利的战略态势；还要调整对苏关系，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7月4日，日本陆海军就《随着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达成了协议。此前，日本在北进、南进世界战略中，一直是倾向北进，现在要转变到南进，是战略大转折。面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大变局，米内内阁无所作为，于是，日本以陆军为首的南进派便掀起了倒阁运动。7月4日，日本参谋本部总长在给陆相畑俊六的建议书中认为：“帝国最要紧的是早日解决中国事变，但其前提不仅是强化国内的态势，而且针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能积极机敏地处理。然而，从现内阁的政策来看，是消极回避，不能不对国军的士气产生恶劣影响。此时，要组建强有力的内阁，不能左顾右盼，断然实施新的各种政策，此为至要。”^[48]日本陆军首脑的意图很明显，为了尽早解决中国问题，及时应对欧洲战局变化，米内内阁“消极回避”的态度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应推倒重来，组建强有力的新内阁。在一片倒阁声中，米内内阁认识到，无论是解决中国问题还是准备南进，都需要得到德意的支持，于是，便迅即将改善与德意关系提上了日程。7月12日，日本外务省起草了《强化日德意合作案》，提出同德意合作的目的是：“为应对目前的国际变局，为建设包含南洋在内的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的日本，同正在为建设欧洲新秩序而战的德意之间，应迅速体现紧密的合作关系，使日本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并能应对欧战后的世界形势，巩固日本的国际立场。”方针是：“在建设世界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日德两国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日本和德意分别担当包含南洋在内的东亚、欧洲和非洲新秩序的建设。”合作的内容是，德意承认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是日本的“生存圈”，对日本处理中国问题在政治上给予适当的支持；日本承认欧洲、非洲在德意指导下建设新秩序。该方案还希望通过德意的牵制，有利于使英国屈服，有利于同苏联维持和平，有利于牵制美国等。^[49]该方案表明，米内内阁企图从加强同德意的合作入手，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和向南进战略的转换。对米内内阁的这一方案，尽管陆军从总体上是赞同的，但仍不能挽救米内内阁垮台的命运。

在日本世界战略的重大转折关头，7月22日，近卫文麿再次组阁。当天，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其方针是：“帝国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这就正式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为了实施南进战略，该文件规定：对外政策“首先是将对德意苏的政策作为重点，特别是从政治上迅速强化同德意的关系，推动对苏外交的飞跃调整”。文件要求迅速强化同德意的关系，是为了加强日本同英美对抗的地位；谋求对苏关系的迅速调整，以消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大本营在该文件的《提案理由》中解释说：“日本对华战争已满三年，中国抗日的蒋政权已窘迫至极，但尚未放弃抗战。另一方面，欧洲战争中，现存各国正在屈服于新兴国家群的威力，仅剩英国一国。……中国抗日政权坚持抗战，是出于对帝国国力的过低评价和对第三国的依赖。对此，帝国进一步综合集中政略战略两方压力，同时强化国内体制，对援蒋国家群采取断然排除态度，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50]此后，日本便开始了向南进体制的转变。日本在向南进战略的转变中，最棘手的仍是中国问题。虽然《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把解决中国问题同南进准备放在平行地位，但前者仍是重点。日本大本营在解释《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从政略和战略来看，重点是指向正在进行中的中国事变。这是由于中国依赖第三国的支持，轻视日本，继续抗战。为此，日本将集中施加政略、战略压力，对援华国家采取断然态度，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51]以上解释表明，日本要阻止其他国家援华，就需要借助德国的力量。即是说，改善同德国的关系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二是要为向南进战略转移做准备。因此，近卫内阁一成立，便迅速制订对德政策，频频向德国暗送秋波。

7月30日，外相松冈洋右主持制订了《关于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文件》，强调日本对德意结盟的重要性，认为日本正在进行中日战争，德意正在进行欧洲战争，双方都需要互相支援，有着相同的利害关系。与德意结盟的主要内容是：(一)划分势力范围，德意承认日本在东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统治权，支持日本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秩序”。(二)订立以英国为主要敌国的军事同盟，双方互相支援，日本对英发动武力的时间，由日本根据情况自主地决定。(三)德意协助日本解决中国事变、对苏联关系调整，在对美发生战争时，双方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协商。^[52]根据这一方针，日本通过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和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向德国试探。此时，德国继降伏法国之后，正威逼英伦三岛，向英国施加强大政略、战略压力，企图不战而使英国屈服，因此，不愿在此时与日本结盟，以免刺激英国，引起英国更激烈的抵抗，从而对日本的试探反应冷淡。德国外交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和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对日方提出的日德结盟的愿望不予理睬。^[53]但英国顶住了德国的压力，同时，美国支持英国参加对德作战的倾向愈来愈明显。这种形势使德国感到迫切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英、美。于是，德国对日本要求结盟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8月23日，德国通知日本，准备派遣特使斯塔玛访日，商讨结盟问题。德国主动上门，使日本欣喜不已。9月6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制订了《关于军事同盟交涉的方针案》，会议认为，由于日德的接近，导致日美关系恶化，便决定在同盟敌对国中增加了美国。^[54]外相松冈表示，争取在一二周内解决好这个问题。^[55](www.xing528.com)

9月9日，松冈同德国特使斯塔玛举行会谈。由于双方都有着强烈的结盟欲望，会谈进展很快。在谈判中，德国极力怂恿日本用一切手段牵制美国，阻止美国参战，要求“当三国中的一国受到未参与现在欧洲战争或日中战争的一国攻击时，三国以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及军事的方法相互援助”。^[56]这就意味着当德美开战时，日本有自动参战义务。对此，日本当局中一部分人深以为虑，他们认为，日本虽同意以美国为同盟的对象国，但不愿被德国牵着鼻子走，不能一切服从德国的战略需要。尤其是海军承担着对美作战的主要任务，顾虑更多。海军认为，日本既未做好对美作战准备，又无对美作战取胜的把握，因而，极力主张日本不能自动参战，而是否参战应由日本自主决定。^[57]但如果提出这种条件，德国肯定不能接受，又会影响日德谈判的成功。于是，日本当局又进行紧急磋商。

与海军相反，日本内阁和陆军对与德意结盟持积极态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陆军和内阁被中国战场拖得精疲力竭，都深感中国战场的抗战对日本世界战略具有巨大的牵制力，深知在短时期内从中国脱身是没有希望了，他们对在短期内结束中日战争感到绝望了，便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南进，即扩大战争，通过大规模的南进作战，打败美、英，再利用南进的胜利迫使中国屈服。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突入大战的真相》一书中，披露了日本当局的苦衷：“近卫也好，松冈也好，对中国事变灰心了，对现在的政策失望了。他们说，中国事变照这样下去，已经没有希望解决了，应插足南方……。”“从窘境来看，想孤立地解决中国事变几乎没有希望了，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作为欧亚国际大变化的一环，才有希望。”^[58]由此可见，日本陆军和内阁都认为，日本依靠自身力量已不能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只有依靠三国同盟，扩大欧亚两洲战争，打败美、英之后，才能回头解决中国问题。出于这种考虑，日本陆军和内阁都急于同德意结盟，使海军的意见陷入孤立。9月14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外相松冈强烈要求按德方意见订立三国同盟，他指出，现在日本已不可能站在美、英一边，如果按照美国的主张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就不能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况且，就算蒋介石不抗日，中国的抗日也会更加激烈。所以，日本只剩下同德意合作一条路可走。松冈的发言表达了陆军和内阁的共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海军认为，如果反对将为日本国内政治所不许，因而，也只好赞成。^[59]

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对三国同盟方案进行最后的审议，仍有一些人忧心忡忡。军令部总长伏见宫担心由此会使日本同美、英贸易关系恶化，进而引起日美长期战争，而日本已因中国事变国力消耗，怎能对付美国呢？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指出，如果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美国会对日本进一步施加压力，竭力援助中国，进一步妨碍日本对华战争。^[60]尽管有这些担心，但日本要称霸亚太地区，也只能依赖德国。所以，原嘉道无可奈何地说到，鉴于目前中国事变的进行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得已而与德意结盟，将来会出现更多的困难，如美国的禁运等也不容乐观，日美冲突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61]会议最后通过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9月27日，《日本国、德国及意大利三国条约》在柏林签字，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正式成立。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及意大利在欧洲新秩序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德国及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当三个缔约国中任何一国受到没有参加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时，三国可以运用政治的、经济的及军事的所有方式相互援助。”^[62]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签订，标志着东西方法西斯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在欧亚建立法西斯统治的新秩序，而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即轴心国同盟，也预示着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必将进一步扩大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为了能借助德意的力量迅速结束中日战争，进而推动南进战略的实施。

从1938年至1940年，日本与德意的结盟谈判走走停停，历时两年之久才走到了一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受到中国抗日战场的制约。日德结盟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出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即是说，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日本仓促与德意结盟，导致过早地走上与美国战争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注定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