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至1942年春夏之际，日本以偷袭和先发制人的作战方式，横扫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先后攻占了西起缅甸、马来亚，东至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迄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广大区域，加上原先占领中国的领土，总面积达32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总面积的1/6，可谓战果赫赫，同德国迅速击溃英、法一样，也取得了一场戏剧性胜利。此时，日本当局及时利用初战胜利扩大战果：西取印度洋与德意会师中东，南攻澳大利亚，中取中国结束中日战争，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其中，解决中国问题仍是日本战略中的重点。换言之，中国抗日战场的作战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促使日本迅速地走上了失败之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10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将太平洋战争和中日战争合称为“大东亚战争”，以示该战争为世界战争一环之意。但实际上，中国仍是一个独立于太平洋战场之外的战场。在总体战略上日本企图以太平洋战线为主，以中国战线为辅，不愿在两条战线平均使用兵力，但事实上却难以实施。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本土2个师团，朝鲜2个师团，中国东北13个师团，中国本部22个师团(另有20个旅团)，南方10个师团，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还不及中国战场的1/3。[67]这就构成了日本在中国战场是陆主海从，在太平洋战场是海主陆从，两条战线平分秋色的局面。这一局面对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大本营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的兵力，但实际上又从国内补充了兵力，在中国战场的总兵力并没有大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传达了大本营陆军部的对华战争指导意向，他说：“中国事变爆发已历时四年，在此期间，由于派遣军的极大努力和众多英灵的忠诚，重庆政权今已衰落，其斗志、战力都很低下，加上经济压力，其抗战态势濒于崩溃，但蒋介石仍恃微妙的国际形势，号召抗战。当此次发动南方作战之际，中国派遣军不得不抽出相当的兵力，但军队以坚韧不拔的决心，依然努力压迫敌军，并将进一步进攻香港，接收敌方各国的权益，消灭其势力。若能与南方作战全盘成果相配合，完全切断援蒋各国同重庆的联系，捕捉解决中国事变的良机，我认为并非无此可能。敌人在作战初期低估帝国国力，幻想帝国将败北。虽然敌人从南方作战一开始虽可恢复士气于一时，但及至其幻想破灭，物质、精神蒙受沉重打击，则其抗战意志必受挫折。因此，大本营决定依然将恰当的政谋略相结合，竭尽全力营造、捕捉解决中国事变的良机，为最终使蒋介石政权屈服而迈进。”[68]杉山这番话代表了日本当局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对中国战场形势的分析和应对之策，对利用同美、英、荷初战胜利来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寄予了厚望。但杉山对中国战场形势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抗战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日本一直企图在南进之前先结束中日战争，所以，自1939至1940年，一直采用以政略攻势为主，以战略攻势为辅的手段，从国际国内施加压力，妄图诱降、迫降蒋介石政府，使蒋介石政府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这种形势并不意味着中国“抗战态势濒于崩溃”，中国政府仍在坚持“苦撑待变”，期待世界战局的变化，希望美、英、苏等世界大国能公开支持中国抗战，甚至希望能与美、英、苏等国结盟抗日。如果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在远东是孤军奋战，这是日本战胜中国的绝好时期，日本尚不能征服中国，那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必定参战，中美必定结盟，中国不仅能摆脱在东方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而且能获得与美、英、苏等世界大国联手制日的机会，进而能改善中国抗战的内外环境，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即是说，日本已错过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时机，日本期望能使中国政府屈服的企图就更是一场白日梦了。还有值得提及的一点是，日本当局虽提出了使中国屈服的目标，却未提出具体的有力措施解决中国问题，也显得有些滑稽。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进行两线作战，所攻占区域与其国力极不相称。即是说，日本野心勃勃，企图吞下其不能吞下的猎物，处于将被撑死、胀死的状态，初战胜利后，再无余力继续扩大战果，便被中、美等盟国左右夹攻，腹背受敌，导致战局急转直下。1941年12月10日，日本参谋本部便着手研究“对重庆工作”，提出了加强对重庆方面的谍报工作，这显然不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措施。12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研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如何使重庆方面屈服的施策，将“对重庆工作”更名为“使重庆屈服工作”，但也未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措施。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了《关于随着形势演变的对重庆屈服工作文件》，该文件是以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的《关于促进对美英荷中战争结束的草案》为基础的，原方针是：“迅速在远东摧毁美英荷的根据地，确立自存自卫，同时，以更积极的措施促进蒋介石政权的屈服。同德意合作，先使英国屈服，再让美国丧失战斗意志。”“对中国，运用对美英荷战争，特别是作战成果，断绝援蒋渠道，削弱其抗战力。积极控制在华租界，诱导南洋华侨，强化作战等政略、战略手段，促进重庆政权屈服。”[69]此次会议肯定了原文件，但未提出实施方案。首相东条认为：“过去提出的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条件行不通，蒋介石绝对不会接受。现在，蒋要屈服就必须加入南京汪精卫政府，使蒋屈服于帝国与南京政府缔结的基本条约规定的范围内。”但如何使蒋介石屈服呢？与会者均感为难，只是决定“首先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这等于是没有任何新措施。当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传达了会议决定后，12月25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毫无具体内容而又不得要领的指示。”[70]这表明日本当局还拿不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方案。
当日本取得了南方作战初战胜利后，从1942年2月下旬开始，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连续举行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2月25日至26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3月9日通过)中提出，美、英、苏等国通过合作先击败德意，控制地中海、中东、印度洋和澳洲，切断日本与德意通过印度洋、中东取得联系。“美英将尽力援苏援蒋，同时，正在为了实现苏联对日采取牵制行动乃至参战而努力。”“美英乘战力提高之机，将转换为对轴心国进行大规模攻势。为此，很有可能同中苏合作，从大陆方面直接冲击日本中枢地区，而以其主力从澳洲及印度洋方面逐次夺回战略要地。其大规模攻势的时机，大致将在1943年之后。”关于中国的动向，该文件指出：“重庆政权抗战力逐渐低下，且其财政经济状况亦很紧迫。但有着党军威力的背景，尚能坚持坚韧的抗战意识，又由于期待反轴心阵营的最后胜利，故未放弃抗战意志。最近与苏联合作愈益强化，并与印度接近，谋求抗日阵营的统一。”“由于美英援蒋道路被切断、轴心国战果的扩大，难以依赖美英苏生存，加上我国力递增，终将导致其抗战体制的崩溃。”[71]从这一文件的分析来看，日本当局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还较准确，但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却谬之千里。此时的中国已于1942年1月1日与美、英、苏等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反法西斯联盟宣告成立，中国国共两党和全国军民正满怀信心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出现抗战体制崩溃的局面。3月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到中国问题时，外相丰田发言说：“对中国问题如此简单处理，对重庆政权仅靠所谓‘设置谍报路线’加以解决，不是很可笑吗？难道军事上毫无办法？”参谋次长田边回答说：“如果只考虑中国，在军事上未必不能，但又有北方，又有南方，若从全盘考虑是不可能的。所谓进攻重庆，实际是做不到的。当然，局部进攻又当别论。”可见，日本当局绞尽脑汁也找不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会议在《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中，也只能写上：“对重庆的方策，根据1941年12月24日决定的《关于随着形势演变对重庆屈服工作文件》进行。”[72]3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在给天皇上奏的《关于今后的作战指导》中提出：“利用南方作战的成果，只要形势许可，以政略、谋略并用，努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该文件《关于对重庆作战》部分写道：“在全盘形势特别是对苏形势许可的形势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断然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企图迅速予以解决。”“切断滇缅公路的效果，预计于切断后数月内，其影响将迅速波及全中国。”“从其他方面转用若干兵团，与在华日军一起共同进行稍大规模的作战。作战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权能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如果能使重庆政权丧失统制力，则策动中国各军队分崩离析。”“通过扩大清乡工作，力图彻底整肃提高占领区内的治安，把握民心，安定民生。”“对占领地区内部，努力确保治安和加强经济建设，同时，对外部进行彻底封锁切断，政谋略兼施，促使重庆政权衰亡或分裂。”[73]该文件虽提出了从哪些方面促使中国政府衰亡，但仍未提出有效的措施。
1942年4月9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视察南方战线回国向天皇上奏指出，日本在南方作战中已取得巨大战果，“而今须特别思考的是中国事变的未来”。“今天，帝国在南方的巨大战果，除精神层面给重庆政权以相当大的打击外，我实施封锁的结果，切断了中国南方补给线，肃清了美、英在华势力，逐渐使敌区民众的经济生活陷入困难。总之，由于大东亚战争引起的形势变化使中国受到显著打击，在其受影响最大的时期，期望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机。”杉山建议：“今后对美、英作战以海军为主担任，陆军则致力于对苏准备，特别是要针对中国事变的解决，回到陆军原来的大陆国防的立场。”[74]杉山的意见很清楚，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陆军第一位的目标是解决中国问题。根据杉山的意见，日本参谋本部和日本中国派遣军都在积极研究对华作战问题。4月12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在日记中写道：“以1942年冬为契机，以解决日中问题为根本方针，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对华政策。”[75]如何改变对华政策呢？那就是积极进行对华作战，第一个措施是在华新设6个师团，以填补调到太平洋战场的6个师团之缺。4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后宫淳提出，对华作战方面，正在积极研究四川作战、西安作战和“治安战”。[76]5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在南京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传达了今后对华战争指导意见。田边指出：“现在，缅甸公路完全被切断，重庆与英、美完全断绝了联系，其抗战态势与以往根本不同。此时，应考察世界战争的动向，如加上适当的政战略措施，将成为得以掌握解决中国事变头绪的良机。”“现在，南方作战大致告一段落，帝国为准备今后的长期战争，正在培育国防机动力量。今后，战争指导的重点是为打倒美、英进一步进行积极作战？或是指向处理中国事变？或是指向固守北方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伺机解决北方问题？这些固然将视今后世界微妙战局的动向而定，但最重要的是，无论处于何种形势，对处理中国事变必须倾注全力，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为此，如全盘形势许可，今年秋季进行西安及宝鸡方面作战，以摧毁敌之西北根据地，努力切断西北通道，同时，加强对重庆的压迫态势。”“此时，若重庆政府不肯屈服，根据情况，明春以后伺机实施更积极的作战，以政谋略相配合，促使重庆屈服或崩溃。”根据以上考虑，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准备进行西安作战和四川作战。西安作战的目的是：“歼灭西安正面之敌，攻占西安及宝鸡附近的要地，努力切断西北通道，同时加强对重庆的压迫态势，以支持政谋略的推进。”四川作战的目的是：“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实施进攻作战，歼灭该方面的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并攻占该平原要地，以政谋略相配合，促进重庆政权的屈服、崩溃或分裂。”在准备西安作战、四川作战的同时，“确保现占领区”。[77]由于自1941年起，日本对华作战重点是敌后战场，日本要在确保占领区的情况下，发动西安作战和四川作战并非易事。对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对参谋总长杉山提出：“根据最近通知的事项，中央虽已内定于9月实施西安作战，根据情况于明年实施四川作战，同时在占领地区维持治安。但若不增加很多兵力而实施以上作战，我军在占领地区内的治安不得不做出部分牺牲，希望预先予以考虑。”[78]由于日本中国派遣军在中国也是同时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两线作战，为此，畑俊六担心集中兵力进行西安作战和四川作战，会以牺牲占领区的治安为代价。
关于四川作战，5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大东亚战争的初战，即在南方要地平定作战大致结束后，选择的主要作战对象是重庆，重新定位是和是战，如果不能不战，只能选择以攻占重庆为目标的作战。”“如果能达到攻占重庆的目的，其影响将波及印度、西亚，促进打通印度洋，进而同德意军队的合作，从而有转变全盘战局的可能性。此乃结束战争之一方策。”5月22日，田中在日本参谋本部的《业务日志》又有如下记载：“中国抗战意志有动摇之时，但结果是并不妨碍作为美英的傀儡有继续战斗到底的意志。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美英呼喊援蒋，但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重庆政府战力、国力急剧下降。必须看到，长此下去，只要日本不采取相当积极的措施，中国事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最终，中国大陆恐将有成为可怕的美英对日攻击基地的危险。对日本来说，在大东亚战争结束前，需要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田中的记载清楚地表明，日本参谋本部的意见是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日本战争的重点是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屈服了，日本便可西进印度、西亚，与德意在中东会师，就可能改变世界战局，但他也同日本中国派遣军一样担心：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会乘机大发展。他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险，这一点若无十分的把握，进攻重庆作战就是极其危险的投机。”[79]日本参谋本部深知，不集中优势兵力就难以攻占重庆，而若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重庆，又会造成后方空虚，中共军队将乘机反攻，担心中共将控制中国，日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尽管日本当局对四川作战顾虑重重，但为了能建立“不败态势”，也不愿放弃冒险一搏的机会。5月2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西安作战计划，准备集中7个师团的兵力进行西安作战。对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内部许多人认为不宜进行西安作战，他们认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正在全力剿共……只进攻西安反而对华北的主要敌人中共军队有利”，“日本同重庆方面虽一时相争，却有共存的性质。但日本同中共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在于消灭延安”。[80]即是说，中共敌后战场的抗战使日本不敢肆意发动西安作战。在日本参谋本部也有不少人认为只进行西安作战而不进行四川作战，对解决中国问题效果不大。于是，到6月，西安作战便并入了四川作战计划。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利，预感在太平洋战场好景不长，日本参谋本部便加紧制订四川作战计划，6月末，四川作战计划出台，准备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6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对这一方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日本中国派遣军经过反复研讨，深感没有胜算。8月25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目前形势下的陆军作战准备》中指出，拟于1942年春在中国战场出动16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四川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攻占四川省的要地，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人增加到97万人，即增加36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12万人，从中国东北抽调18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6万人。作战时间预定为1943年春季以后。[81]这一方案遭到多方怀疑。日本关东军反对抽调关东军兵力，海军因不同意增加在华兵力而持消极态度，天皇也对从南方战线抽调兵力感到不安。但日本参谋本部坚信：“在完成大东亚战争的道路上，作为当前的大战略，只有对中国进行打击。”[82]9月4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传达了四川作战计划。河边对四川作战深表怀疑，9月6日，河边返回南京向畑俊六做了汇报，他认为：“进攻四川的作战完全是一种赌博行为，以此打开局面是一种悲壮的决心。如果从对美关系和我战力考虑，不允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用来进攻重庆，但作为打开局面的穷极之策，陆军省也同意了参谋本部的意见……目前实施作战的可能性只有五五开。”[83]虽然日本中国派遣军也认为四川作战没有取胜把握，将其看做“穷极之策”、“赌博行为”，但亦未能使日本参谋本部改变决心。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为第一部长，决心排除万难实施四川作战。那是由于我认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陆，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空军基地。同时，考虑到控制中国大陆对印度和西亚诸国带来的影响，这是在促进战争结束方面目前的重要方策。”[84]将控制中国作为同美国决战以结束战争的重要一环，是日本当局从战争全局出发做出的决策略，即关系到如何有利于在太平洋战场同美国决战，所以，尽管是冒险，仍想赌上一把。
准备四川作战，使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兵力严重不足。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227万人，其中，在南方战线仅34万人，占总兵力的15％，而在中国本部就有61万人。[85]即是说，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总兵力只相当于在中国战场(不含关东军)总兵力的56％。由于陆军兵力不足，导致日本在陆战中接连失利。9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尔康纳尔岛争夺战中遭到重创，使日本大本营对四川作战计划产生了动摇。11月，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再遭重创，不得不考虑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支援太平洋战场。12月10日，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指第1367号》命令：停止四川作战准备。据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1942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大本营判断，凭借大东亚战争初战成果能得以完成不败的态势，企图进入印度洋同德意联络。原来判断美国从明年下半年反攻，但却意外地提早反攻，不仅在所罗门方面，最近在新几内亚、帝汶方面也企图反攻。如果放弃所罗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就失去了根据地而后退，不仅不能完成不败的态势，而且必定处于守势。可以预料，美军将在婆罗洲、菲律宾方面反攻，日本将举全力确保所罗门、帝汶一线。”“由于明年全年对中国方面不能补充兵力、资材和补给，明年在中国的进攻作战一律中止。”“形势如此急剧变化，极不愉快，但从全盘形势来看，别无良策。”[86]从畑俊六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日本当局决定中止四川作战的准备，主要原因是力不从心。由于中国的持久抗战，日本陆军主力长期在中国战场作战，也只能维持现状，仅靠日本中国派遣军则无力发动四川作战，只能从其他地方，包括太平洋战场抽调兵力来中国进行四川作战，而当太平洋战场战局发生变化，需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时，四川作战计划便被迫搁置，四川作战便化为泡影。同时，也由于中国持久抗战的拖累，导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陆军兵力吃紧，在瓜岛争夺战中遭到惨败。1943年初，日本在瓜岛争夺战中遭到完败，迫使日本开始在太平洋战场迅速地转入了战略防御。
1943年初，反法西斯盟国在苏德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太平洋战场先后完成了从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的转折。1943年2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美英策划使德意崩溃的同时，破坏帝国的大东亚建设，进而完成攻击帝国中枢的准备，预计今后在各方面紧密协作，急剧加强战力，逐步以优势兵力发起攻势，迫使轴心国屈服。估计其攻势在1943年后期将日益达到高潮。”在中国战场，中国政府“在当前形势下可能继续进行消极抗战”，“但仍坚信美英的最后胜利”，“故不能期待出现放弃继续抗战的效果，因此，想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是没有希望的”。[87]同日，日本大本营在《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中提出，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安定确保现占领地区，依然继续保持对敌压迫，摧毁敌继续抗战的企图，使其衰亡。”[88]同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命第757号》命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努力挫败敌人继续抗战的企图并使其衰亡，同时，抑制在华敌空军的活动”，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任务是：在占领区进行“治安战”、抑制中美空军的活动、为确保岳阳以下的长江交通而进行小规模的进攻作战。[89]这表明日本对中国战场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方针。1943年4月9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在南京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指出：“今年又要从中国抽调相当兵力并实施大规模改编兵备等措施，从全军情况来看，事非得已，切望体谅大本营的意图，希望今后仍能积极协助。”[90]杉山的意思是，日本准备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加强太平洋战场。1943年6月，日本估计美军即将开始发动大规模反攻，便企图在美军攻势到来之前建立“不败态势”。其中，关于在中国战场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有人重提四川作战计划，但多数人认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提出“对华作战不宜操之过急，必须避免鸡飞蛋打”。[91]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中写到，大本营的对华作战方针，实质上是“极力在中国方面维持现状，一旦需要，就可将兵力转送到其他方面”。[92]为了能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支援太平洋战场，日本当局决定采取措施加强汪精卫伪政权的力量，利用汪伪政府的参战来取代部分日军的作用。事实上日本当局也深知，汪伪政府军的参战不可能挽救日本的被动处境，但仍然认为，加强汪伪政权“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方法”。[93]正如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中所言，“(陆军)中央知道(汪精卫)国府无力，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94](www.xing528.com)
1943年9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研讨如何遏制美国反攻问题。在会议制订的《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联合国家方面，美国以其物资方面的优越性，作战气势将以倍数增加；英国国民团结一致，相信最后胜利；重庆方面继续作战的意志高涨，蒋介石地位比较巩固，人力资源丰富，在华美国空军力量逐渐增强，其活动不容轻视；苏联斯大林地位极其巩固，国民凝聚力强，生产能力已恢复七八成。欧洲战局方面，苏联在美、英配合下继续进行冬季攻势，德国处于守势，英、美将在地中海及北欧方面对德采取包围攻势，并在明年春夏时期开辟第二战场。在东亚，美、英将在南方发动大规模反攻，切断日本海上交通线，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苏联将对日开战，等等，世界战局对日本愈益不利。根据这种判断，会议制订了《今后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其方针是：“帝国于今明年内，以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攻势企图，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迅速加强决战力量，特别是航空战力，主动地进行对美英战争。”“帝国在战争实施方面，在太平洋、印度洋绝对确得的要域为：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指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一带)，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在战争时期，此范围内的海上交通战要确保畅通。”[95]这就是“绝对国防圈”计划。所谓“绝对国防圈”，就是必须“确保”的防御圈，即从缅甸开始，沿马来半岛，延伸到新几内亚西部，再到加罗林群岛直至千岛群岛一线。这就表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位于西南及中部太平洋地区的新几内亚东部、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等地。关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方针是：“对重庆政府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特别是要扼制从中国大陆向我本土的空袭和对海上交通线的妨碍，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96]这就再次确认了对华维持现状的方针，以便能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
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9月日本退守“绝对国防圈”，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日本经历了战争初期的胜利喜悦，也经历了战争战略转折的悲伤，即从大喜迅疾到大悲，何其速也。究其原因，一是日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美国的力量，进行着一场力量不对称的战争，靠偷袭作战只能取胜于一时，而不能持续长久，随着战争的演进，日本的劣势愈益显露，退守所谓“绝对国防圈”，实质上是不得已而放弃部分占领区，是失败的征兆。二是中国战场的拖累。日本南进的最佳时机是1940年五六月份，即英法战败、法国投降时期，但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不得不推迟到1941年12月南进。而此时已不是南进最佳时机，尤其是德苏战争的爆发，使美英压力大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仍在中国作战，用于南方作战的兵力大致相当于在中国战场的一半。日本企图利用初战胜利解决中国问题，但其陆军主力已在中国作战，仅靠日本中国派遣军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发动大规模作战，虽提出了四川作战计划，终因无法从太平洋战场等地抽调兵力而作罢。而当日本在中途岛、瓜岛战役中惨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尤其是陆军兵力不足的劣势便进一步显现出来，不得不放弃部分地区，退守“绝对国防圈”。
日本在退守“绝对国防圈”方针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战场仍是日本对美作战的最大后顾之忧，尤其是与太平洋战场遥相呼应，使日本顾此失彼，直至败降。
为了确保“绝对国防圈”，日本大本营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支援太平洋战场。1943年10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抽调6个师团的兵力，分期派往太平洋战场，以新设8个旅团作为补充。[97]进入1944年后，美军兵分两路向太平洋战场进行“双叉冲击”，日军节节败退，日本“绝对国防圈”开始崩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决定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打通经中国贯通日本与南方地区联系的交通线，以便同美国进行长期战争，以扭转太平洋战局。1943年11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到所罗门群岛视察战况后认为：“太平洋方面防线可能被突破，制海权恐将回归联合国家方面。当我们受到盟国自海洋方面的压力时，我们不能不依存大陆。为此，需要预先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将大陆变成连接南方的大走廊。由此，日本本土可通过中国大陆同南方圈继续保持联系。”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开始研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计划，打通河南新乡至汉口的平汉线、武昌至湖南衡阳的北部粤汉线、衡阳至广西柳州的湘桂线，再铺设柳州至越南河内的铁路线，这样，就能将自朝鲜经中国东北、华中、华南至印度支那铁路线贯通。通过这次作战，还可歼灭该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主力。如果在太平洋战场战败，将出现“国虽败，在中国大陆尚有60万精兵”。[98]即是说，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贯通自朝鲜经中国至印度支那的铁路线，将本土与南方战线连接起来，以支持太平洋战场作战；如果在太平洋战场失利，还可利用中国大陆来同美国作战。12月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出《纵贯大陆铁路作战计划》(后改称“一号作战计划”)。1944年1月24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和日本南方军下达《大陆命第921号》和《大陆指第1810号》命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在4月开始进行平汉线作战，6月开始进行湘桂线作战。[99]3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了“一号作战计划”。4月下旬开始，日本中国派遣军以4个师团、4个旅团的兵力发动平汉线作战。自6月初开始，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以9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湘桂线作战。驻广东日军第二十三军以2个师团、2个旅团的兵力，向广西柳州至南宁地区进攻，驻印度支那日本南方军1个师的兵力，向中越边境进攻，两军合力打通中越铁路线。作战时间约5个半月，总兵力约16个师团。[100]为保证“一号作战”的实施，日本大本营决定将原计划调往太平洋战场的5个师团留在中国战场，并从日本关东军调出1个师团、1个旅团增援日本中国派遣军。
日本对华“一号作战”自1944年4月7日开始，到12月10日打通了中越交通线为止，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日军通过“一号作战”，打通了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线，从表面看，日军战果赫赫，但从全局来看，是得不偿失，尤其是对太平洋战场影响极大。这是因为“一号作战”牵制了日本陆军兵力，增加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困难。“一号作战”前，日本陆军在中国本部的作战部队为60万人，在太平洋战场仅50万人，[101]而本来转用于太平洋战场的5个师团也被截留在中国，另从日本关东军调出1个师团，并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团，增援日本中国派遣军。[102]这就削弱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能力，加快了日本“绝对国防圈”崩溃的步伐。同时，日本在中国战场延长了战线，兵力更加吃紧，处于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里外夹攻之中，无力同美国决战。“一号作战”的结束，表明日本利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来挽救太平洋战场败势的计划化为了泡影。
1945年1月，美军攻占了菲律宾吕宋岛，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全面崩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大本营判断，美军攻占菲律宾后，将直接进攻日本防御的核心地区——“日、满、华”，使日本南方战线与本土隔绝，而日本有组织的战争，大约只能持续到1945年中期。根据这种判断，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1945年中期为目标的战争指导草案》，提出：“帝国依旧继续进行决战，争取战局的好转，迅速确立以日、满、华为基础的积极防卫态势，坚决实现长期持久战争。”“要倾尽全力决战，粉碎敌人的企图。”在中国大陆，按既定方针准备在东南沿海作战。[103]2月22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在欧洲，预计本年中期德国会出现“最坏的事态”；在亚太地区，预计美国对日攻势将更加猛烈，至八九月，完成对日本的包围进攻态势；在北方，估计苏联可能会对日作战；在中国，中国政府努力利用与印度支那陆地交通重开之机，恢复与增强战力，随着军队装备美式化，策应美军作战，实施对日反攻；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延安方面的反攻行动将愈演愈烈。[104]为此，加强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的防御，建立阻止美军进攻的不败态势。关于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作战目的是粉碎主要敌人美军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挫败其企图，确保大陆要地，努力使重庆国民政府势力衰亡”，“为了牵制和威胁美军对帝国本土的进攻，以及封杀其到达中国沿海的企图，迅速强化中国沿海要地的作战准备”。[105]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是日本同美、苏、中等盟国“决战”的核心地区，是日本本土防卫的屏障。
根据上述方针，在华日军要承担东(对美)西(对重庆)两线作战，作战重点是东线。1月22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命第1228号》和《大陆指第2363号》命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要加强在中国大陆的战略态势，击破从东西两面进攻的敌人，尤其是美军。[106]根据这一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将对美作战重点放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4月18日，日本大本营决定从华中、华南地区抽调4个师团到东部沿海地区。4月2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开始从广西撤军。5月28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1335号》命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从湖南、广西、江西地区的湘桂线、粤汉线撤军。[107]中国正面战场军队对日军的撤退进行尾追作战，敌后战场则在日军后方发动全面反攻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场进入全面溃退阶段，直至最后投降。
上述可见，进入1944年后，日本当局企图利用打通大陆交通线、贯通日本经中国与南方战线的联系，以挽救在太平洋的危局的计划，以及企图利用中国作为日本防卫屏障的计划，均因为中国的抗战而告吹。换言之，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中国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使日本企图利用中国战场作为突破口来逆转太平洋的败势的目的未能得逞，从而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加快了日本败降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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