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与日本南进战略的延期

二、中国抗战与日本南进战略的延期

如前所述，日本要实施对美开战的南进战略需要一个最佳时机，而1939年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第一个良机，英、法、美、苏等大国的战略重心均转向了欧洲，但日本已被中国的持久抗战弄得焦头烂额，没有做好南进准备，只好作罢，而专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并将结束中日战争的时间定为1940年以内。但世界大战战局的急剧变化却再次出乎日本当局的预料，1940年五六月份，德国法西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西欧、北欧，击败了英法军队，迫使法国投降，南洋一带便成为英法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德国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本扩大侵略的胃口，日本认为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要加快南进的步伐，跟上德国的侵略速度，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

德国在欧洲的戏剧性胜利和英法出人意料的失败来得太快，面对南进最佳良机的出现，日本当局应对无策，内部争论不休。在陆军内部，5月下旬，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向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冈田重一(冈田)大佐提出：“当前，毋庸置疑，是为解决中国事变而努力，但是，鉴于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关于南方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研究准备，应该在有事之时有完整的对策。参谋本部是否已拟订了攻占南方地域的作战计划？”冈田立即举行全体课员会议就南进问题进行研讨，结果，赞同南进的不足2/5，反对南进的占3/5强。赞同派认为，日本国力不足，应先南进占领南方地区，利用南方地区的资源增强日本国力，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反对派则认为，目前必须千方百计地先解决中国问题，如果南进就分散了国力，是很危险的。研讨会认为，不管是否南进，但要制订南进作战计划。^[21]6月18日，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在这一形势下，在日本，南进论急剧抬头。7月3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订了《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提出：“帝国为应对世界形势的变局，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同时，继续改善内外形势，捕捉良机，努力解决南方问题。在中国事变处理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对南方施策根据内外各种形势考虑决定。外交方面，首先将重点放在德意苏方面，尤其是迅速强化同德意的政治结盟，谋求对苏国交的飞跃调整。对美国，注意世界形势演变的动向，回避由我方引起的摩擦。但随着帝国所需施策的实施，对美关系自然恶化也无需回避。”^[22]7月4日，日本陆海军在研讨陆军的提案时，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在说明中指出，从当前形势看，“日本实施对英、美依存经济是不可能的，不管日本愿不愿意，要尽快下决心。如果不能优先在南方巩固日本的地位，将来会陷入困境。但日本在目前形势下，不能进入南方。因为，第一，要获得对苏安全感；第二，中国事变的迅速终结；第三，需要实现同德意的政治结盟，还必须确立包含南方在内的经济自给圈”。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解释说：“本方案不意味着北守南进，为了处理中国事变和解决南方问题，大前提是调整对苏国交、靠拢德意、强化国内体制。我认为，中国事变仍未结束的情况下，必须乘机解决南方问题的可能性较多。”海军军令部第一部的大野竹二大佐认为，“陆军在处理中国事变方面做了大让步，考虑向南方转换”，但“舍中国，取南方，其限度与确信度还有疑问”。他对陆军放弃中国实施南进的意图持怀疑态度。海军军令部第一部长宇垣缠少将也认为：“南方是大事我有同感，但中国事变半途而废不好。”^[23]从日本陆海军的研讨中可见，陆军由于长期对华作战，深感解决中国问题的难度之大，所以，主张在良机到来时，不管中国问题是否解决都要南进。海军则不赞成陆军的意见，主张中国问题未解决就不能南进。两种不同意见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围绕中国问题与南进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面对欧洲战局的剧变，米内光政内阁难以适应日本世界战略的转换而辞职。7月22日，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成立。7月23日，近卫发表广播演说，认为“众所周知，最近，世界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旧的世界秩序已先在欧洲崩溃，现即将波及其他区域”，“首先在外交上必须坚持帝国独立立场，走独立的道路。所谓独立的道路，决不是意味着消极的自主外交，也不仅是应付世界的变局，而是指导世界的变化，决心以自身的力量创建世界新秩序”。^[24]这预示着近卫内阁必然会有重大的决策。7月27日，近卫内阁制订了《基本国策要纲》，认为“当今世界处于历史性转变之际，创建以数个国家群的生存发展为基调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面临着皇国有史以来的重大考验”。日本的根本方针“在于建设以皇国为中心的，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这里所说的“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是指亚太地区，含苏联远东地区。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确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指出：“帝国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时，关于将施策重点转向南方的态势，根据内外形势考虑决定。”在对外政策方面，其中，“对美国保持公正主张和严肃态度，随着帝国需要的施策的实施，不得已自然恶化也在所不辞，但应经常注意其动向，避免由我方造成的摩擦”，“在中国事变解决时，在国内外各种形势允许条件下，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在中国事变未解决的情况下，尽量采取不与第三国开战的施策，但内外形势发展极为有利时，可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行使武力时，努力将战争对手局限于英国，但在此情况下，如果对美开战不可避免，须做好充分准备”。^[25]这两个文件表明，在法国败降后，日本的世界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北进向南进的转变。南进的对手是英美，虽然想将英美分开，便于各个击破，但又估计不可能分开，所以准备对英美两国开战可以视为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这两个文件还表明，中国战场是制约日本的最重要的因素。日本当局内部分歧主要集中于解决中国问题与南进谁先谁后的问题，即使主张先南进，也要考虑利用南进胜利来解决中国问题。即是说，中国战场是日本南进的最大障碍。因此，日本当局的如意算盘是努力在南进前解决中国问题。

日本当局虽然确定了南进战略，但要实现向南进的战略转换却并非易事，其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战场的制约，二是南进准备，三是对德意苏关系的调整。8月29日，日本陆海军首脑恳谈会上，就南进的若干难点进行了座谈，其中，关于中国问题与日本南进的关系，会议指出：“根据时局处理要纲的精神，解决中国事变和解决南方问题同样重视，在中国事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第三条第二号内容是决心使用武力。由此看来，日本政战略的重点应该指向中国事变，但往往出现时局处理要纲就是立即放弃中国事变的看法，因此，各种施策如依此实施，就同要纲的本意相违了。”这就对《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中关于中国问题与日本南进的关系谁先谁后产生了歧义。陆军方面解释说：“在中国事变不幸陷入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应该伺机南进。”^[26]即是说，在中国陷入长期战争而无法脱身时，就实施南进战略。尽管如此，日本当局仍希望在南进之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轻装南进。为此，日本对外关系的调整既是为了南进，也是为了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三国约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新秩序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中的指导地位。”^[27]该条约对日本而言，正如近卫内阁一致认为的：“相信是防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介入中国事变、扩大战争的唯一途径。”^[28]即是说，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签订主要是为了牵制美国参加对欧战争和介入中日战争的。

对日本南进而言，最紧迫的是结束中日战争。1940年5月18日，当德国正在向西欧、西北欧扩张之时，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订了《以1940、1941年为目标的对华处理方策》，决定：“帝国进一步强化统合政、战、谋略，竭尽全力加快使重庆政府的屈服，时间至迟为1940年末。至1940年末重庆政权不能屈服的形势下，无论如何，强行转移到长期解决的方策上来，以应对形势的各种演变。”^[29]日本当局深知，不可能以在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攻势来结束中日战争，便采取以政略与战略相配合、诱降与迫降相结合的方式，企图迫使蒋介石投降，即秘密开展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7月23日，日蒋双方代表签订了备忘录，初步定于8月上旬在长沙，由坂垣征四郎与蒋介石协商日中停战问题。恰在此时，8月20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也给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9月17日，中方通知日方，不同意举行蒋、坂会谈，日本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宣告彻底失败，也预示着日本当局企图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的目标不可能实现。10月23日，陆军部首脑会议认为，中日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是由于日本在经济上依赖美、英。如果占领了南洋地区，日本就能摆脱对美、英经济的依赖，建立起在东亚牢固的经济自给圈和独立的国防体系，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这“实际上是日本为解决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手”。^[30]陆军已倾向于先南后中，即通过南进占有南方地域的资源，增强国力后再解决中国问题。在田中新一所著的《突入大战的真相》一书中，引用了参谋总长杉山元如下的话：“(首相)近卫也好，(外相)松冈也好，对中国事变都灰心了，对现在的方策失望了。他们说，中国事变照现在这样下去，已经没有希望解决了，应插足南方……。”“从困境来看，想孤立地解决中国事变几乎没有希望了，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作为综合欧亚国际大变化的一环，才有解决的希望。”^[31]在陆军的推动下，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决定，对华“实行长期大持久战”，“除继续使用武力外，要竭力运用进一步禁止英美的援华行动，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略、战略手段，努力使重庆政府丧失抗战意志，迅速屈服”，“积极改善内外态势，恢复与增强实施长期大持久战及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的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如果到昭和十五(1940)年末，同重庆政权间的和平还不能成立，不管形势如何……强行转移到长期战的战略”。^[32]按照这一决定，日本当局在确定对华政策时，准备在华实行“大持久战”战略，逐步减少在华兵力，即1940年为72万人，1941年减少到65万人，1942年减少到50～55万人，1943年减少到40～50万人。^[33]这就意味着要放弃在中国的一部分占领区。对此，日本中国派遣军坚决反对，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认为，“以陆军主力来对付中国事变的宗旨不能变更”。^[34]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也认为，如果立即在华实行“长期战”，不仅会使日本产生“败战感”，而且也会对国内外产生强烈影响。^[35]从日本对华政策的这一变更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战场的拖累，日本向南进转换困难重重。

1940年12月24日，日本制订了1941年度陆海军作战计划，其中，海军对美作战计划的内容是：“对美作战的目的是，歼灭在东洋(指与亚洲相连太平洋区域)的敌舰队，摧毁其根据地，取得东洋制海权，歼灭从美国派到东洋方面的敌舰队主力。”海军“在陆军配合下，主要攻占菲律宾诸岛要地、关岛、威克岛”，“在菲律宾进攻作战开始前，先攻击美国舰队，能获得决战机会的特殊情况下，对菲律宾的进攻延期到舰队决战结束后”。^[36]在此之前，日本于1939年2月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3月，占领南沙群岛，为南进抢占前哨阵地。1940年9月，日本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地区，开始了南进的试探。即是说，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就很注意为南进做一定的军事布局。从总体看，对南进，日本陆军态度积极，企图用南进的胜利来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日本海军态度消极，因为要同时对美、英作战，无取胜把握。

进入1941年后，日本加紧开展外交活动，为南进创造有利条件。同年4月13日，同苏联缔结了中立条约，既是为了断绝苏联对华援助，又是为了消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在此前后，日本启动对美谈判。1941年3月，双方商定了《日美谅解案》。4月16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以《日美谅解案》为基础正式开始了日美谈判。当日本正全力向南进转换之时，还与美国进行谈判，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施放烟幕，掩饰南进对美开战准备，并能从美国获取更多的战略物资。二是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放弃对华支持，以有利于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对日美会谈充满期待，认为对美外交的调整“无一人反对”，“大家一致认为，外交调整的真正目标是结束中国事变”。^[37]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向首相近卫提出：“现在，根本问题是处理中国事变，美国的提案也是把中国事变放在第一位的，因此，不能坐失良机，必须断然抓住不放。”^[38]这表明日本确实希望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当然，美国不会被日本施放烟幕所迷惑，日美谈判也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1941年6月5日，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就南进问题制订了《在目前形势下帝国海军应持态度》，认为日本已处于决定和战的关键时期，“帝国应就和战做出决定，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英、美的军事攻势对帝国的威胁与否，即对国防上的威胁，帝国从自卫角度不能不断然予以消除。为此，当然要承受一切牺牲”。日本海军认为，美国在远东兵力的增加，英国本国大部分兵力派驻远东，英、澳、荷为美国提供海空军基地，尤其担心在中国出现英美军事基地。^[39]日本海军长期对南进持消极态度，但这一文件表明，海军开始从消极走向积极。因为日本南进作战的主力是海军，海军有了明确的南进态度，就意味着日本南进战略得到了陆海军的支持，从而加快了南进的步伐。(www.xing528.com)

正当日本全力准备南进之时，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传来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给日本北进提供了新的良机，也给日本的南进带来了新的冲击。6月8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召开部长会议，决定研究起草德苏战争的应对案。同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起草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国防国策要纲》，主张：“暂不介入德苏战争，观望形势，如果战争的进展对我国极其有利，则行使武力，一举解决北方问题。”“在欧洲战争中，如果能确认轴心国阵营取胜，则进入南方要地，将其纳入我国范围内。”“在美国参战的情况下，按照三国同盟条约精神决定我国态度，但行使武力的时机与方法另行决定。”该草案得到了陆相东条英机的认可。6月13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随着形势变化的国防国策大纲》，决定在德苏开战时，将遵守三国同盟的义务，“随着德苏战争的变化，待战局对帝国极为有利时，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对英美正式行使武力，其时机和方法自主决定”，“引导美国有利于中国事变的解决”。^[40]日本要南进，作战无疑是以海军为主，但海军对南进却态度暧昧。6月21日，日本陆海军务局长就陆军省的提案交换意见，海军方面认为，“如果时机成熟则解决北方问题，如果英国崩溃，也将进攻新加坡”。这表明此时海军对南进态度不明朗。^[41]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世界形势迫使日本就南进还是北进，或是南北并进，要尽快做出抉择。6月23日，陆海军部局长会议再次就陆军提案进行研讨，双方在北进南进的抉择方面仍然存在分歧。6月27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就陆海军《随着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举行的研讨会上，外相松冈极力主张先北后南，他说：“如果判断德苏战短期结束，日本南北都不出击不行吧。如果从短期结束来判断，应该先北后南。”尽管日本大本营，尤其是陆军确有北进战略，但以陆军为主的北进战略，却因中国抗击了陆军主力而无法先北后南。陆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元都不赞成先北后南，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办不到。”^[42]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就南进、北进问题做最后决定，杉山又进一步指出：“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存在微妙关系，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43]会议赞同陆军的主张，认为北进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趁火打劫，不战而胜。因此，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为了促进蒋介石政权的屈服，进一步强化从南方地区施加的压力。”“如果德苏战争进展对帝国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44]至此，日本终于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此时，德国最需要的是日本北进夹击苏联，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南进。而此时，由于德苏战争的爆发，英国已渡过困难时期，美国也开始重视远东地区，已不是日本南进的最佳时机。

1941年7月13日，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将力主北进的松冈赶出了内阁，以加快南进步伐。7月21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永野)发言指出：“对美作战现在尚有把握，但随着时间推移，把握性会变小，到明年后半期就不是对手了，再以后就会越来越糟。”“美国是拖着日本准备军备，因此，时间一长对帝国就不利。如果不对美开战，就不要这样被拖住。但如果美国终究是不能回避的，那么，要知道越往后越不利。如果现在开战是可以占领菲律宾的，但这只是海军最容易的作战。”^[45]永野的发言有两层意思，一是日本海军同美国相比力量不足，对美作战越往后越困难；二是对美开战要立足于早打，早打尚有取胜把握，还可攻占菲律宾，晚打对日本不利。永野这番话对近卫等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美是战还是不战，何时开战？此时，陆军还在积极准备“关特演”，但苏联并未出现崩溃迹象，北进时机未现，而日本大本营已准备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为此，日本必须迅速确定何时实施南进战略。7月下旬，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日美矛盾激化。日本参谋本部向陆军省通报北进的困难：一是远东苏军西调只有微小的变化。二是从中国方面转用兵力比较困难。三是南方形势紧迫，海军必然反对北进。而且，“随着德苏战争的变化，现在的预想落空了，将来出现熟柿(即柿子熟透了自动落下，意指待苏联崩溃后，不战而取苏联远东地区)的形势也是极其渺茫的”。的确，日本要对苏作战，条件不具备，不能不考虑暂时放弃北进，将南进放在首位。7月31日，东条表示赞同，他说，“作为陆相，现在日本的使命，尤其是陆军第一位的是处理中国事变”，但“陆军在中国事变中损耗了四成，而海军的损耗还不到一成”，“现在必须考虑使用海军兵力”。^[46]东条的意思很清楚，使用海军不是用于北进，而是用于南进，其倾向就是先南后北。8月6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了《关于对日苏间目前形势下帝国采取措施的文件》，决定“在对苏充分警戒防卫的同时，严戒刺激行为，防止发生纷争导致日苏开战。对苏方真正发动进攻时，在防卫上及时应战”。^[47]这就明确取消了“关特演”对苏作战计划。8月9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召集相关人员会议，传达在年内终止对苏作战意图的决定，他说：“从德苏战争的演变来看，期望在今年内出现对苏发动武力的良机是不现实的。”“预定8月上旬对苏开战决定完全没有可能，只能放弃今秋对苏使用武力。”^[48]8月9日，日本陆海军制订的关于1941年夏秋时期南方作战计划中，陆海军在进攻的重点上发生了分歧：陆军主张将重点放在马来亚，认为攻陷了新加坡有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海军主张将重点放在菲律宾，认为有利于对美决战。^[49]这表明日本陆军在南进作战计划中仍注意到如何有利于解决中国问题。8月29日，日本陆海军终于就南方作战计划达成了协议。

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帝国为了完成自存自卫，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同美国谈判“到10月上旬尚未达到我方要求的情况下，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与此同时，对英美尽一切外交手段努力达到帝国要求”。^[50]在该件的附属答疑资料中写道：“对美英荷战争的目的在于，驱逐美英荷的势力，确立帝国的自存自卫圈，进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换言之，帝国与南方各邦之间要建立紧密结合关系，完成自存自卫，并在大东亚建设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因此，有碍这一目标的美英荷敌对势力应断然驱逐之。”资料写到，对美、英的战争应该向长期战争转换，因为要结束战争很困难，特别是要美国屈服是不可能的。通过南进，“占领南方要地，确立战略上的优势，开发南方丰富的资源，与东亚大陆的经济力量相结合，建立长期自给的经济态势。而且，同德意相提携，打破美英合作，使亚欧联成一气，确立不败态势，再利用这一形势结束战争，赢得胜利”。^[51]9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关于南方作战全盘情况文件》的上奏中，提出了对南方作战的构想，作战目的是“摧毁英美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重要地域，并攻占荷属东印度，再确保占领区，确立自存自卫态势，然后，利用这些作战成果，使中国屈服”。^[52]这清楚表明日本陆军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南进上。换言之，日本陆军希望以南进的胜利来解决中国问题。此后，日本陆海军紧急调兵遣将，频繁举行图上军事演习，为南进做军事准备。

进入10月后，日本对美、英开战在即，对美交涉也进入了最后阶段，大本营和内阁频繁交换意见。10月7日，陆相东条认为，日本不能同意美国提出的四原则，^[53]因为四原则“是九国条约的再确认。我国发动满洲事变、中国事变是为了什么呢？毋庸置疑，是为了打破九国条约。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前提是打破九国条约”，“并且，四原则如果局部运用于中国，那就是关系到日本生死问题”。因此，不能接受四原则。这就意味着日美要立即开战。东条问道：“对美作战取胜的自信程度如何？”海相及川回答说：“这点没有变化。但是，海军统帅部的自信只是主要针对初期作战而言，两三年后结果如何，正在研究中。这正是政府的问题，战争的责任在政府。”及川的发言表明，海军对美开战缺乏必胜的信心。而近卫明确表示：“我对战争的决心有忧虑，对战争没有充分的自信。”^[54]10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进行了会谈，两人对近卫在和战关头犹豫不决表示不满，永野甚至认为：“近卫做不了决断。”10月12日，近卫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会上，陆相东条咄咄逼人，而近卫仍是顾虑重重，近卫说：“战争在一两年内虽然有希望，但到三四年则无自信，感到不安。”“我对战争没有自信，请有自信的人来干吧！”^[55]10月14日，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东条慷慨陈词，极力主张尽快确定开战时间。他认为，陆军已按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在准备南进，而此时，却不能决断，作为陆军，“如果完全接受美国的主张，中国事变的成果将归于泯灭，进而危及满洲国的存立，动摇对朝鲜的统治。……在中国事变中，数十万人阵亡，留下数倍的遗属，数百万军队和一亿国民在战场及国内艰苦奋战，还消耗了数百亿的国币。……现在对世界也无须有任何顾虑，不能在美国巧妙的压力下屈服”。^[56]东条这番话迫使近卫尽快做出决断。10月16日，近卫宣布辞职。近卫是发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决策者，在对美开战前夕为什么又踌躇不前了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战争没有信心”。近卫从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中，感到日本非南进不可，但中国问题却一直是他心中的隐忧。他说：“现在中国事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再进入前途未有预料的大战争中，作为中国事变爆发以来痛感责任重大的我，无论如何难以忍受。”“现在由于4年以上的中国事变，国力消耗，民心也稍有松弛样子。在这个时候，我深信，应该以卧薪尝胆的思想准备，保持没有受到损伤的海军力量，无论如何，先把中国事变加以解决，再慢慢地设法增加国力。”^[57]由此可见，近卫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中国战场的担心，因而丧失了南进的信心，从而使近卫在对美开战问题上，忧心忡忡，导致知难而退。10月18日，东条英机组阁，加快了走向南进的步伐。

东条内阁成立后，立即统一内阁与大本营的认识，协调陆海军关系和作战计划。从10月23日至30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就对美、英开战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在《对美英荷战争初期及以后数年作战的分析》中指出：“对美英荷作战告一段落后，预计对美英荷会继续进行持久战，在此期间，期望完成中国事变的处理，对苏联极力防止其参战，在最坏的情况下，以必要的兵力对苏开战，消除北方的不安。”^[58]这就确定了对美、中、苏三国的作战顺序。在是否立即开战的问题上，都认为早开战比晚开战有利，因为美、英军备日渐加强，可能会立即攻击日本，或者以经济封锁使日本失去战力。如果早开战，初战能获胜，则可利用南方资源同美国进行长期战争。^[59]11月2日，^[60]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帝国为打开目前的危局，完成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决心对美英荷发动战争。”“发动战争的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须做好作战准备。”^[61]日本参谋总长杉山认为：“战机就在今日。对陆军作战与海军的确保海上交通线相配合，确保占领地区，有强烈的自信。”“我认为日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开战，日本进入南方，在实施国防国策方面前途光明。”“关于战争结束问题，由于日本的南进，加上德意的力量，使英国屈服的可能性较大，使中国屈服的可能性比现在要大，甚至也能使苏联屈服。如果夺取了南方，对美国的国防资源也能予以打击。即是说，日本首先在太平洋和东亚大陆构筑起铜墙铁壁，其中，对亚洲各敌对国家群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努力打倒美英，如果英国被打倒了，美国也要考虑吧！”^[62]杉山元这段话描绘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基本构想：以南进击败美英荷，可使英国屈服，使中国屈服的可能性比现在要大，也可能使苏联屈服，甚至美国也会考虑屈服，日本的前途将大放光明。这正是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写照，是日本当局机关算尽的如意算盘。其中，“使中国屈服的可能性比现在要大”，表明日本当局企图借助太平洋战争解决中国问题成为其南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11月5日，日本天皇批准了陆海军对美英荷开战计划。该计划以海军6艘航空母舰为基干的机动部队，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同时，海军对菲律宾及马来亚实施先发制人的空袭，陆军出动10个师团兵力在菲律宾及马来亚登陆，再扩展至荷属东印度、整个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诸岛。在对华作战方面，“帝国陆军在海军配合下，在保持目前对华态势的同时，歼灭在华的美、英等敌方诸势力，以政略、谋略相结合，努力压迫敌人，使蒋政权屈服”。^[63]11月11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了《对美英开战名义方案》，宣称：“美英早就在远东妨碍帝国的施策，其中，中国事变一爆发，表面上看是加强对重庆政权的援助，实际上是牺牲中国，达到称霸远东的野心。而且，美英诱导各国，强化对帝国的包围态势，对帝国采取直接经济断交措施，进一步加强军备，采取实质上的战争行为，使帝国存立陷入危险之中。”“这样一来，历经四年多时间，为完成中国事变的所有努力都将成为水泡，这关系到帝国存立和威信，是可忍孰不可忍！”^[64]从上述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当局是将中国作为对外侵略的核心目标。不仅如此，日本当局还将南进作战作为世界大战的一环来对待。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业务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国事变、南方战争，毋庸置疑均是世界战争大潮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方战争不仅仅限于东南亚地区，迟早将发展到印度、澳洲，这样一来，毫无疑问目前在太平洋必将展开长期的持久战争。”“原则上必须承认，面临这样的世界变革时期，在世界变革告一段落之前，企图从根本上解决日中问题(日中两民族的共存共荣)，绝无可能。”^[65]从上述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的分析来看，日本将太平洋战争作为世界大战的一环来对待，借世界大战之机，抢占势力范围。同时，在中国问题久拖未决的情况下，利用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新形势来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12月2日，日本天皇与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共同确定对美英荷开战时间为12月8日。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并同时在东南亚向美、英军队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上述可见，从1940年6月法国败降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是日本世界战略向南进转变时期。从日本南进机会的角度来看，1940年五六月，英法战败、法国投降是最佳时期。由于法国的败降，英国处于德国的强攻之下，形势岌岌可危，美国为了防止英国败降，全力支持英国抗德，英、法、美三大国均无暇顾及远东防务，远东便成为防务空虚的地区，是日本南进的最佳时期。但中国战场的抗战使日本的世界战略难以向南进转换。1940年7月下旬，日本近卫内阁从世界大战的全局出发，鉴于中日战争的解决遥遥无期，认为日本不能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先南进，再利用南进的战果来解决中国问题，便确定了南进国策。但尽管近卫是主张先南后中，但中国战场却是日本南进的最大障碍，日本仍希望在南进之前解决中国问题，以解后顾之忧。为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在中国战场对中国国民政府，采取了诱降、迫降等各种手段，均未奏效；再加上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发展壮大，使日军后方不稳，日本对中国持久战无可奈何，不能不肩扛中国战场的重负，蹒跚地走向南进之路，从而延缓了日本南进的时间。同时，近卫对在中日战争未结束的情况下南进失去了信心，他说：“现在中国事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再进入前途未有预料的大战争中，作为中国事变爆发以来痛感责任重大的我，无论如何难以忍受。”^[66]由于近卫的辞职，导致日本内阁的更换，进而使日本对美开战时间从1941年10月推迟到12月。而此时，由于德苏开战，英国渡过了最困难时期，美国也松了一口气，两国都可以腾出手来加强远东的防务，而苏联的卫国战争顶住了德国的猛烈进攻，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因此，此时已不是日本南进的最佳时机。即是说，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错过了1940年法国败降后南进的最佳良机，而被迫选择在1941年12月已非良机的时间段对美开战，其结果是走上了一条败降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