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欧洲局势剧变。在此之前，日本一直预料德国会进攻苏联，因而，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一直在谋求与德国结盟共同对付苏联。但德国背着日本突然与苏联订约，便推翻了日本外交的前提：与德国结盟，共同对付苏联。面对欧洲急剧变化的形势，日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8月28日，日本平沼骐一郎内阁束手无策，不得不以“欧洲形势复杂离奇”为由宣布内阁总辞职。8月30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新内阁成立。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引起世界形势剧变：世界大国的注意力均转向欧洲，英、法与德国对峙，苏联密切注视着欧洲战局发展，世界大国均无暇顾及远东，为日本北进、南进提供了良机。但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无力北进，海军尚未做好南进准备，只好眼睁睁地坐失良机。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同样束手无策，于9月4日宣布：“帝国不介入欧洲战争，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9月13日，阿部内阁在基本政纲中又规定：“将政策的核心放在处理中国事变方面。对外，坚持自主立场，以应对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对内，推进充实军备，培养基本国力，以内外诸种施策达到目标，完成日满一体之实，期待日华新关系的实现。”[63]尽管日本国策的重点在中国，但谁也提不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日本陆军深知，结束中日战争只有两条路：或是以大规模攻势占领重庆、成都，或是从中国撤军。走前一条路“缺乏余力”，走后一条路又为内外形势所不允许。[64]于是，只能对华加强政略攻势。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363号》命令，决定在中国战场设置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命令指出：“大本营企图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为此，应尽力摧毁敌人继续作战的企图，并迅速根据形势变化增强对第三国的战备。”[65]于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在中国战场积极进行局部作战。12月20日，日本陆相畑俊六、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在给天皇裕仁的奏折中提出，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契机，在解决日中战争的同时，准备对苏作战。为此，在中国实施兵力渐减方针。[66]这一兵力渐减方针遭到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坚决抵制，认为其削弱了在华日军力量，使日本难以对苏备战。12月28日，日本陆、海、外三相会议制订了《对外施策方针要纲》，提出对欧洲战争仍采取“不介入”方针，以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同时，形成对建设包括南洋在内的东亚新秩序有利的形势。对苏政策要“急转弯”，将考虑“国交平静化”，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放弃对华援助，并解除对日满军备的威胁”。[67]《对外施策方针要纲》提出，日本不介入欧战而专注解决中国问题，同时，要准备北进、南进。为应对战争的扩大，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紧急制订1940年度全面的对外作战计划，即在对华作战的同时，分别对苏、对美、对英法和对两至四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对苏作战计划是：“帝国陆军初期的作战目的是击溃远东地区的苏军。”“当苏联参战的情况下，迅速以其为主战场。为此，帝国陆军根据苏联参战必至的考察，逐次紧缩对华作战，将兵力的重点放在满洲。”“帝国陆军的作战方针是，迅速将对苏作战兵力从中国方面转用于满洲方面。同时，确保华北方面的重要地区及华中、华南的一部分，为了持久战，可放弃华中大部分地区。”[68]从对苏作战计划可以看出，日本要对苏作战，一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二要退出一部分中国占领区，否则，便无余力对苏作战。换言之，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日本就难以实施对苏作战。进入1940年后，日本当局对苏军在诺门坎事件中的优势有畏惧感，又焦虑于中国问题迟迟无转机。恰在此时，即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爆发了苏芬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对此进行了研讨，多数人都认为要加强对苏战备，就要减少在华兵力，而中国战场的形势又不允许减少在华兵力，感到左右为难。作战课的井本熊男发言说，1939年苏联远东军有30个师，现在增加到36个师。在苏芬战争中，苏联并没有出动很多军队。从日苏战力相比来判断，诺门坎事件以来发生了变化：苏军占优。苏军会不会以德军在波兰的作战方式席卷“满洲”？因此，在长时间内从“满洲”抽出兵力到中国本部是困难的。苏芬战争后苏联是否会对我方采取攻势？要根据春季的形势作出判断。[69]这正是日本当局忧虑的问题。有鉴于此，日本急于结束中日战争的心情更加迫切了。5月18日，日本内阁制订《以1940—1941年为目标的中国事变处理方策》，决定“帝国进一步强化统合政、战、谋略，竭尽全力迅速使重庆政府屈服”。[70]
1940年5—6月，德国军队闪击北欧和法国，英法军队溃败，继而法国投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两国都无力顾及远东。德国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本扩大侵略的胃口。日本认为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对日本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要加快南进的步伐，跟上德国的侵略速度，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欧洲战局的剧变，给日本实施其世界战略中的南进战略提供了良机，日本当局紧急研讨对策。日本陆海军内部辩论的结果是：同意北守南进，即南进战略。要实施这一战略，“必须获得对苏安全感”，“调整对苏国交”。[71]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7月22日，日本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成立。7月23日，近卫发表广播演说，宣称“最近，世界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旧的世界秩序最先在欧洲崩溃，现已波及世界其他地区”。日本内阁已制订出新的国策要纲，面对世界的变局，要站在独立的立场，走自己独立之路，上下一心，陆海一心，朝野一心，“以己之力创建世界新秩序”。7月26日，日本内阁制订的《基本国策要纲》又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出现历史性转变之际，创建以数个国家群的生存与发展为基调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为皇国有史以来面临的重大考验。”此时，“当务之急是必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动向，迅速从根本上全面刷新庶政，排除万难，为完成国防国家体制而努力迈进”。日本的根本方针是“建设以日满华牢固结合的大东亚新秩序”。该文件的《提案理由》指出，日本要南进，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飞跃地调整对苏邦交”。[72]此时，日本的侵略目标已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新秩序”，扩大为包括南洋地区、整个东亚地区的“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对苏联只能调整日苏关系。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的《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决定，“帝国为应对世界形势的变局，改善内外形势，迅速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对外政策以对德、意、苏为重点，对德、意强化政治结盟，对苏联则谋求国交的飞跃发展。[73]以《基本国策要纲》和《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为标志，日本的世界战略开始从北进政策向南进政策转移，日苏关系也将由敌对走向缓和。
长期以来，日本都是以苏为敌，现在，从欧洲战局来看，确为日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南进良机，日本肯定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但怎样改善日苏关系呢？据当时任内阁书记官长的富田回忆说，当时，近卫首相还没有积极的南进考虑，还是专注于中国事变的解决，他认为“解决中国事变的障碍是美国。近卫首相设想，同德、意结盟，进而以德、意为中介，发展为日、德、意、苏四国结盟，以此压制美国，处理中国事变”。[74]日本之所以大胆设想与苏联结盟，是因为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四国同盟的设想，就是企图利用德苏关系，与苏联化敌为友，这既有利于解决中国问题，又有利于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根据这一设想，7月30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主持制订了《关于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文件》，强调日本对德意结盟的重要性，认为日本正在进行中日战争，德意正在进行欧洲战争，双方都需要互相支援，有着相同的利害关系。与德意结盟的主要内容是：(一)划分势力范围，德意承认日本在东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统治权，支持日本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秩序”。(二)订立以英国为主要敌国的军事同盟，双方互相支援，日本对英发动武力的时间，由日本根据情况自主地决定。(三)德意协助日本解决中国事变、对苏联关系调整，在对美发生战争时，双方就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协商。[75]9月6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审议《关于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文件》，同意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以取得德意对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承认和支持。日本将世界划分为四个“生存圈”，即东亚、苏联、欧洲、美洲，东亚是日本的“生存圈”，欧洲是德意的“生存圈”，苏联的势力范围只能限定为对日德意利害关系影响最小的地区——波斯湾(根据情况认可苏联对印度的进入)。[76]这就是说，以承认苏联的“生存圈”，给苏联划分一定的势力范围，以此为条件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9月9日至10日，松冈洋右(松冈)同德国特使斯塔玛就三国同盟问题举行会谈。斯塔玛指出，德意承认日本是大东亚地区的“指导者”，德国正在对英作战，希望日本想方设法牵制美国。当三国同盟协定签订后，德意立即“斡旋日苏亲善”。斯塔玛指出，德意承认日本是大东亚地区的“指导者”，德国正在对英作战，希望日本想方设法牵制美国。当三国同盟协定签订后，德意立即“斡旋日苏亲善”。[77]9月14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外相松冈洋右强烈要求按德方意见订立三国同盟，他指出，现在日本已不可能站在美、英一边，如果按照美国的主张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就不能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况且，就算蒋介石不抗日，中国的抗日也会更加激烈。所以，日本只剩下同德意合作一条路。[78]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审议三国同盟方案，发言者都对以美国为对象的同盟表示担忧，尤其是海军。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亲王发言说，如果三国同盟成立，日本同美、英贸易关系更加恶化，从美、英取得物资很难，又“鉴于因中国事变国力消耗的现状”，他担心对美作战无胜算，建议当美国参加欧战时，日本不是按同盟条约自动参战，而是能“自主决定参战时机”。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美国会对日本进一步施加压力，竭力援助中国，进一步妨碍日本对华战争。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表示：“作为大本营陆军部，同意政府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的提案，同时，此事对于中国事变的处理、国防施策、对苏国交调整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嘉道无可奈何地建议说，鉴于目前中国事变的进行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得已而与德意结盟。[79]御前会议最终同意与德意结盟。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三国军事同盟正式成立。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成立后，日本立即利用三国同盟谋求改善对苏关系。日本与苏联改善关系的目的，一是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二是为了阻止苏联援华，以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10月3日，日本外务省制订了《日苏国交调整要纲》，希望与苏联缔结类似德苏条约的互不侵犯条约，主要内容是：使苏联协助日德意三国建设“世界新秩序”，并加入三国同盟，承认中国和东南亚为日本势力范围，把外蒙、新疆、中近东划为苏联势力范围，苏联承认“满洲国”，改变援华政策，抑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等。[80]松冈把《日苏国交调整要纲》精神通知了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建川)，建川立即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没有得到答复。松冈又指令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要他向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提出，请德国协助日本改善对苏关系，德苏共同或分别劝告蒋介石政府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日苏关系得到改善，中国事变得到解决，日本将协助德国打倒英国。[81]里宾特洛甫表示，愿意劝告苏联与三国共同保持一致。11月10日，莫洛托夫访问柏林，里宾特洛甫向他提出，希望日苏两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德国愿意从中协助。莫洛托夫表示，苏联愿意同日本改善关系，但不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82]11月18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日本大使建川，提出订立中立条约的方案，松冈闻讯后表示不满，日苏交涉一度陷入停顿。为了推动日苏关系的改善，日本外相松冈决定访欧，企图通过德国改善日苏关系。(www.xing528.com)
事实上，日本仅在中国战场就感到吃力，因而很难运用本身力量单独同苏、美进行南北同时作战，只能根据欧洲战局的发展，借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趁火打劫，实施其世界战略。现在，将世界战略从北进转向南进，并非真正同苏联和解，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仍然在不断制订对苏作战计划。1940年11月下旬，日本大本营提出了“大东亚战争”指导的基本构想。据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田中)解释，该构想认为，日本将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是长期的大持久战，先要考虑四五年的时间，“美国的军备、苏联的状况也都必须考虑，即以苏、美为主的外国都必须纳入大持久战方略之中”，“实质上的大东亚战争是以苏、中、美、英为对象的”。战后，田中又回忆说，在考虑南进时，“如果有良机，解决北方也应考虑实施，但当前，首先以确立以在满的16个师团为基干的对苏警戒体制”，“虽然南进北进谁先谁后的问题没有特别的规定，但为了中国事变的早期解决，着眼于禁止援助蒋介石，自然是以南方优先了。而且，当时的方针是对苏国交调整，因此，保持对北方的安宁是一般的军事政策。但对北方作战准备作为日本不变的国策是应该坚持的，从来没有发生改变，对苏国防至少是陆军的根本使命，这是没有疑问的”。[83]即是说，日本进行的“大东亚战争”肯定包括苏联在内，日苏关系的调整只是日本的策略而已。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制订《1941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其中，对苏作战计划的预想是：1940年末，苏联远东军步兵30个师、飞机2800架，日本关东军陆军11个师团、飞机约800架，日本朝鲜军陆军2个师团，日军仍处于劣势。如果爆发对苏战争，日本第一次对苏会战，将集中34个师团的兵力，其中，将从中国战场的26个师团中抽调12个师团到关东军。在进行第二次对苏会战时，将集中43个师团的兵力，其中，再从中国战场抽调6个师团的兵力到关东军，虽然计划给中国战场增加3个师团，但中国战场的日军仅剩9个师团。[84]这就是说，日本如果对苏作战，几乎是放弃了对中国战场的作战，这对日本说来，是得不偿失的战争。可见，中国战场仍是遏制日本对苏作战的主要原因。
1941年2月3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审议《对德意苏交涉要纲》，总方针是利用德意牵制苏联，使苏联同意三国关于势力范围的划分，服从三国同盟的宗旨。在中国问题上，要求苏联放弃援华，要求德意帮助日本进行南进军事准备，包括缩小在华战线等。会议认为，日本要南进，就需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就必须缩短在华战线。参谋总长杉山元坚决反对这一意见，他认为，缩短在华战线，中国事变就不可能解决。首相近卫支持杉山。会议最后否定了这段条文，改为希望德国促进日本同中国的和平。[85]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3月26日，松冈到达柏林，向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提出，希望德方支持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此时，德国正紧锣密鼓地秘密准备侵苏战争，当然不同意日苏接近，因此，里宾特洛甫断然予以拒绝。松冈不知真实原因，仍坚持说他打算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与苏联缔结友好条约或中立条约。里宾特洛甫不便反对，只好告诫说，日本最好不要这样做，但没有引起松冈的注意。4月7日，松冈到达莫斯科，13日，同苏联缔结了中立条约。《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当局松了一口气，认为有了“北方的安宁”，可以放心南进了。近卫首相高兴地说，“好不容易让人安心了，松冈是个能人”。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在《机密战争日志》中写道，《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支持了武力解决南方问题”，“远东局势对日本有利”，“对日本南进有利”，“使帝国外交变得积极活跃”。当然，尽管有了《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并非放弃北进政策，正如日本陆相东条英机所言，“尽管有了这个条约，对苏军备还要进一步充实，必须对苏联不断施压”。[86]
正当日本当局为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感到高兴时，4月16日，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大岛)在电报中传来惊人消息：德国对英攻击结束后，将回头进攻苏联，“可能在今年内对苏联进行战争”。4月18日，大岛向日本外务省建议，在德苏开战时，日本应压制苏联远东军，以配合德国攻苏，但日本应该准备南进，进攻新加坡。4月28日，大岛给日本参谋总长来电，再次强调“德苏关系完全变化了，开战不可避免的形势越来越迫近了”。他认为，德苏开战几个月后苏联便会内部崩溃，继而英国也会屈服，可以引导美国不参战便结束战争。因此，“在德苏开战的情况下，首先面向南方。在此时期，间接支援德意，然后，乘苏联内部混乱使用兵力，同德意相呼应，完成对苏联的处理”[87]。对这一消息，因为松冈刚刚访问了德国和苏联，没有强调德苏战争的可能性，所以，日本当局并没有重视。5月13日，日本驻德武官坂西电告日本参谋本部：“德苏开战必至。”5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仍作出了“德苏不会立即开战”的结论。5月28日，日本外相松冈致电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希望此时能避免同苏联的武力冲突。里宾特洛甫回电明确指出：“现在，德苏战已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发生战争，相信只用3个月战争就能结束。”松冈还认为德苏间的问题能以外交打开局面。6月6日，大岛电告说，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会见他时告诫说：“最近，德苏关系尤其恶化，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大，战争必至。但如前所言，一旦战端启动，相信两三个月内就会结束战争。”[88]如果说，此前日本对这一消息还半信半疑的话，那么，这次的消息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获知德苏开战在即的准确消息后，日本大本营紧急研究应对方案。6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召开部长会议，决定研讨起草德苏战争的对应案。同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起草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国防国策要纲》，主张“暂不介入德苏战争，观望形势，如果战争的进展对我国极其有利，则行使武力一举解决北方问题”。该草案是一个北守南进的设想，得到了陆相东条英机的认可。6月13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随着形势变大的国防国策大纲》，决定在德苏开战时，将遵守三国同盟的义务，对英、美正式行使武力，其时机和方法自主决定。关于北进，“随着德苏战争的变化，待对帝国极为有利时，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日本要南进，作战无疑是以海军为主，但海军对南进却态度暧昧。海军认为，如果时机成熟则解决北方问题，如果英国崩溃，也将进攻新加坡。[89]这表明在南进、北进之间，陆海军之间意见也不一致。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德苏战争爆发，形势迫使日本尽快就南进、北进问题做出决定。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亲赴莫斯科与苏联订立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此时却极力主张北进攻苏，而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则坚决反对。杉山说：“外相虽然积极鼓吹北进论，但陆军的军备准备则完全不行。根据中国、北方、南方三方的条件，先对苏作战也行，例如，苏联远东发生动乱、远东兵力西送、苏联政权崩溃的情况下，才可以对苏作战。如果过早对苏作战，必须注意美国的参战。”松冈反驳说：“当德意取胜处理苏联时，我们什么也分不到。因此，日本无论是以流血手段，还是以外交手段，都必须要干，但还是以流血手段为好。因为德意也会考虑日本干了什么。”[90]6月27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恳谈会上，外相松冈再次强调先北后南的观点，他说：“现在，德苏战争已经开始了，帝国暂时还在观望形势，何时能下大决心打开困境呢？如果判断德苏战短期结束，日本南北都不出击不行吧。如果从短期结束来判断，应该先北后南。”松冈还提出“道义外交”论，认为日本应遵循三国同盟条约，配合德国，先打苏联。松冈深知，影响日本北进的要害是中国问题，由此，他提出，如果日本北进，就会影响到蒋介石，也许蒋介石会同日本全面媾和。他甚至认为，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停止解决中国事变也要北进。松冈的主张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陆军深知，其主力正在中国作战，没有余力北进。陆相东条英机断然拒绝松冈的提议，他指出，“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指出：“搞道义外交当然可以，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在日本当局内部这两种意见争论不休。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就南进、北进问题做最后决定，杉山元又进一步指出：“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存在微妙关系，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91]会议赞同陆军的主张，认为北进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瓜熟蒂落，才能趁火打劫，不战而胜。因此，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如果德苏战争进展对帝国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92]至此，日本终于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此时，德国最需要的是日本北进，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南进。这就表明由于中国抗日战场的牵制，对三国同盟建立后日德第一次战略配合的失败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使日本失去了北进的最后一次良机。这同时也表明，社会主义苏联在卫国战争最困难时期，得到了中国的有力支援。
从上述可见，日本自诺门坎事件失败后，迟迟不能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德国预计在两三个月内即可结束对苏战争，这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诱惑，如果日本对苏参战，苏联腹背受击，处境将十分艰难，可以说是北进的最佳良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日本无力北进，正如日本参谋总长杉山所言，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办不到。于是，日本当局只好对苏采取“熟柿主义”方针，即柿子成熟后自动落地，譬喻待德苏战争中苏联失败后，日本趁机攻苏，轻取苏联远东地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