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与日本战略的演变影响

一、“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北进战略的提出

1923年，日本在制订国防方针时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认为未来的战争不可能只对一国作战，便将美、苏、中三国列为假想敌国，即将美国排在第一位。但据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课员的铃木贞一中将回忆，“在1923年的国防方针的修订中，第一位的假想敌不是美国一国，而美俄都是第一位”，实际上，“陆军常常以对俄为中心考虑国防，而海军则是以对美为中心考虑国防”。^[1]即是说，此时日本是将美、苏同列为第一位的敌国。但此时刚刚取得政权的苏联国防十分薄弱，为此，日本对苏作战目标是：占领苏联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地区，作战主战场为中国的北满洲。^[2]1928—1929年，日本制订出详细的对苏作战计划，预计对苏第一个会战的地域确定为齐齐哈尔平原。具体而言，日军在日本关东军掩护下，以有力的一部占领长春，以主力部队向哈尔滨发动进攻，再进行齐齐哈尔作战，然后，再以主力部队同苏军决战，最后，越过大兴安岭，向贝加尔湖进击。^[3]这些对苏作战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苏作战是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的。即是说，日本仍然以帝国主义眼光来看待苏联，将社会主义苏联与沙皇俄国同等看待，如果进行日苏战争，就会像日俄战争一样，主战场在中国东北。这就使得日本对苏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日本认为，进攻中国东北会引起苏联武装干涉，因而就会演变为日苏战争。所以，“九一八”事变一发生，9月末，日本参谋本部就迅速制订了对苏、中两国的作战计划。日本参谋本部判断，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可能导致中苏结盟，苏联将出兵与中国联手对日作战，用主力部队在齐齐哈尔附近同日军决战。根据这种判断，日军将迅速击破进入大兴安岭以东的苏军主力，继而击败各方敌军，平定北满和苏联远东沿海各州。^[4]11月中旬，日军即将进攻齐齐哈尔，日本参谋本部担心苏联出兵而准备不足，便于11月16日起草了《根据时局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决定在苏军进入北满时，乘其兵力薄弱之机，在兴安岭附近或以西地区同苏军决战，然后，往北进攻苏联沿海地区，往南进攻中国北平、天津地区。如果苏军不进入北满，则不与苏军决战。^[5]事实是，日军攻占中国东北后，苏联并未出兵。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其原因是苏联在远东地区只有6个师的兵力，力量很弱。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在1933年制订出新的对苏作战计划，认为日苏在苏联与“满洲国”国境地带会战，日本只有内线(伪满境内)之利，因而，对苏联远东地区沿海各州的攻击，只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6]

1933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召开首脑会议，对国际形势做了分析，认为当前围绕中国问题，英国不会与日本发生冲突，美国虽对日本不满，但也不会立即对日本实施武力，只有苏联最难对付，“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无人持反对意见”。但多数人认为，“在目前日本与中国的这种关系的情况下，很难对苏作战。从军需物资的观点来看，如不能调动中国的资源，对苏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会议认为，“现在以苏联一国为目标的自卫，估计尚有困难，进而再与中国为敌，根据当前我国的国力，应当极力避免”。^[7]从日本陆军省的分析来看，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还不敢对苏作战，即是说，日本在未解决中国问题之前，很难对苏作战。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深感日本对其远东地区的威胁，逐渐增加远东兵力。据日本陆军情报，“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在远东地区仅步兵6个师、骑兵2个旅的兵力，到1935年，陆军增加到11个师，骑兵增加到2个师，而日本关东军只有3个步兵师团和1个骑兵集团，兵力处于劣势。^[8]因此，日本陆军在制订1935年度对苏作战计划时，对苏联兵力增加深感不安，对与苏联军队进行会战没有取胜把握。^[9]到1936年，苏联远东军兵力进一步增强，步兵达14个师、骑兵3个师、飞机950架，同日本关东军相比，优势更加明显。尤其是两国运送援军的能力，苏联也明显优于日本，使日本痛感对苏作战优势全无。^[10]同年6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国防国策大纲》，认为日本要成为东亚“领导者”，必须具备与美、英、苏抗衡的能力，就需要在日本、“满洲国”、中国华北范围内充实军备，“首先倾尽全力制服苏联”，暂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在军备充实前，利用外交手段缓和对苏关系。^[11]

此时，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夜，日本陆海军对日本的世界战略是南进还是北进，分歧很大，陆军主张先北后南，海军主张北守南进。为了使日本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战略，在日本陆海军的推动下，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举行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制订了《国策基准》，指出日本的国策基准是，“帝国根据内外形势确定的根本国策是以外交与国防相结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期待着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和日、满在国防上的巩固，在消除北方苏联威胁的同时，备战英、美。要将体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提携，促进我经济发展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基调而实行之，并注意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此，“陆军军备能对抗苏联在远东可使用的兵力为目标，尤其是为了能对苏联远东兵力开战之初加以一击，需充实在朝鲜、满洲的兵力”，“海军军备要充实足够的兵力，以便在对抗美国海军时能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12]从《国策基准》可以看出，此时日本基本国策规定的世界战略有针对苏联的北进和针对英、美的南进，即将北进、南进战略都确立为国策。至于是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该文件没有明确提出。但在同日的日本内阁四相会议上，又制订了《帝国外交方针》，确定“为了东亚的持久和平，完成帝国存立的发展，需培育满洲国并日益巩固与满洲国的特殊的不可分的关系。从世界角度来看，在自主地调整对苏、中两国的关系的同时，向南洋方面和平发展，以此使日本成为东亚稳定势力，这是帝国外交方针的基轴”。“而近来，苏联随着其国防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在远东配备了很强的军备，对东亚增强了武力革命的压力，企图在各方面进行赤化渗透，使帝国日益处于不利地位。苏联对帝国国防构成威胁的同时，也成为我实施东亚政策的重大障碍。因此，目前将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苏联方面，挫败其对东亚的侵犯，特别是消除其军备的威胁、阻止其赤化渗透。日本在充实国防的同时，以外交手段达成上述目的。”^[13]我们将以上两个文件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日本的世界战略是北进、南进政策，在日本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日本面临与苏联的直接对峙，当苏联远东兵力增强的形势下，日本感到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即是说，在日本的世界战略中，北进政策暂时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两个文件还表明，日本要实施北进、南进政策，与苏、美等国为敌，仅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便将中国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建立一个以日本为霸主的东亚圈，作为其北进、南进政策的基地。即是说，占领中国是日本实施北进、南进政策的前提。于是，日本便将全面侵华战争提上了日程。

日本北进、南进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势在必行。换言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为实施北进、南进的世界战略做准备。因此，卢沟桥事件一发生，日本当局、尤其是陆军欣喜若狂，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机，便以“七七”事变为导火线，将中日局部冲突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当然，在日本当局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体现在对苏北进政策方面。“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即7月8日，日本关东军未经当局批准，擅自发表声明表示：“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并立即派遣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赴东京向陆军中央申述扩大战争的意见。^[14]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在给日本参谋本部的电报中，也主张在对苏作战之前，先给中国一击。这为推动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东军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推动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对苏作战处于劣势。如前所述，自“九一八”事变，苏联逐步增强远东兵力，到1936年末，苏联远东军拥有16个师的兵力，而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仅布5个师团，只有苏联远东兵力的36％。^[15]因此，日本关东军希望扩大侵华战争，扩充军备，以加强同苏联对抗的实力。二是出于“满洲国”维持“治安”的需要。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立即遭到东北人民的武装反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四处出击，使日军疲于奔命。日本陆军省调查班在《满洲事变爆发三周年》中写道：“皇军东奔西走，真是席不暇暖。”^[16]当时，日军有人估计，在对付抗日武装、维持治安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同占领东北时相比)确实要付出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17]。为了“扫荡”抗日武装，关东军不得不投入了仅有的3个师团的主力，并耗费了大量资财。据统计，1932年以后，伪满洲国用于“围剿”抗日武装的费用占军政部总开支的30％～40％以上。^[18]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少将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19]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对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治安”是一大威胁。日本关东军认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中国本部的支持，如果能占领全中国，才能彻底解决“满洲国”的“治安”问题。只有“满洲国”的“治安”得到解决，才能对苏作战。三是关东军向绥远等“满蒙地区”扩张遭到失败。1936年5月，由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参与起草的本年度关东军谋略计划提出，扶植内蒙亲日势力，树立以德王为中心的内蒙独立政府，使其与“满洲国”合作，进而向西扩展势力，通过绥远、宁夏、青海、新疆，同东进的德国在中亚相遇，开辟一条包围苏联侧翼的防共走廊。^[20]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同年11月，田中亲自率领伪蒙军进犯绥远，遭到中国绥远守军的英勇反击，伪蒙军死伤惨重。中国绥远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西进计划。于是，日本关东军便企图通过扩大侵华战争来建立包围苏联侧翼走廊。四是日本关东军认为“苏联因为国内的纠纷(指肃反)，按照乾忿子事件(指日苏两军在黑龙江乾忿子南水道的冲突)的经验，北方暂时是安全的，所以，此时应对冀察(指中国华北)加以一击”。^[21]由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日本关东军便成为推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急先锋。(www.xing528.com)

实际上，在日本，无论是北进论者，还是南进论者，从内阁到军部、从陆军到海军，都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推动者和决策者，因为只有占领中国，日本才能实施北进、南进的世界战略。正如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22]这就表明，日本除北进、南进战略外，还有一个以侵占中国为目标的“中间突破”战略。但是，面对中国的顽强抵抗，日本当局，特别是陆军部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估中国抵抗力，是否会陷入中日持久战争？第二个问题是中日全面战争是否会影响对苏战争？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的，但这里主要就第二个问题展开叙述。“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中央出现了“乐观派”和“慎重派”之争，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为首的“乐观派”认为，应“不失时机地给予(中国)一击”，因而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慎重派”则认为，“当前，我国只有专心致力于完成满洲国建设，完成对苏军备，以此来巩固国防。而向中国伸手，打乱了原计划则不妥当”。^[23]可见，石原主张不扩大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应重在完成对苏战备。由于日本向中国大规模调兵遣将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日本当局暂时采用了“不扩大”方针。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陆相杉山元大将关于派兵华北的提案，决定从国内派遣5个师团，从日本关东军、日本朝鲜军抽出部分兵力，立即赴华北作战。同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标志着日本当局实际上是在实施扩大方针。这种形势使顾虑对苏战备的石原莞尔十分焦虑。7月18日，石原向陆相杉山进言：“本年度的动员计划兵力总数为30个师团，其中只有11个师团安排在中国方面，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但照此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有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势必陷入无底泥潭。”他建议，在华北的日军应全部撤到山海关以北“满洲国”境内，并由近卫首相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解决日中问题。^[24]此时，石原担心日本兵力不足，日本会陷入长期战争而影响对苏备战。1939年，石原在回忆中指出，“我个人是坚持不扩大方针，对下此决心有重大关联的则是对苏战争考虑。即如果形成日中长期战争，一旦苏联来犯，目前的日本尚无对应的准备”。^[25]但热衷于扩大侵华战争的近卫当然不会采纳石原的建议。上海会战打响后，日本当局先决定派遣2个师团赴上海作战。8月31日，日本组建华北方面军，以8个师团的重兵进行华北会战。9月11日，日军在以2个师团进攻上海失利的形势下，又决定增派3个师团到上海。中日战争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战争，而主张“不扩大”方针的石原已为日本当局所不容，于9月23日被免除作战部长职务，以石原为代表的“不扩大派”便销声匿迹了。

此时，日本当局敢于将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一是企图速战速决，尽快结束对华战争，避免长期战争；二是估计目前苏联不会出兵援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一直担心苏联会直接出兵中国东北与日军作战，但这种局面却始终未出现。“七七”事变后，石原莞尔等人也顾虑将重兵用于中国，削弱了对苏战备，担心苏联出兵援华，所以不主张扩大侵华战争。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方面表明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对日本是重大打击。另一方面，日本当局倒是不再担心苏联直接出兵中国。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只要情况不发生重大变化，苏联不会以武力介入远东。但在避免对日全面冲突的限度内，加强对华援助，为了牵制日本对华作战，有时也会以部分武力采取行动。但其本意在于将日本拖入中国大陆的长期消耗战之中。或从苏联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战败了，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会进攻苏联远东领土，日德防共协定就是伏笔，对此，苏联很警惕。”9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将日军作战计划大纲上奏天皇，认为：“大体上不担心苏联的参战，最好能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估时11月左右苏联可能采取行动，希望能在此之前积极解决中国事变。如果对华北、华中的作战不能达到目的，能够确认当时的形势发生变化，则中止以地面部队对华积极作战，而尽量采用其他各种手段挫伤中国持久作战的意志，节省直接用于中国作战的兵力，主要用于满洲及其他方面待机，做好对苏作战准备。”^[26]从日本参谋本部对形势的判断来看，扩大侵华战争并非放弃北进政策，而是妄图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实施对苏作战准备。出于这种判断，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制订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指出，“此次事变的目的是以军事行动的成果和适当的外交措施相结合，迅速结束事变”，“军事行动以使中国迅速放弃战意为目标”，“外交措施以迅速促进中国反省，诱导中国进入到我方所期待的范围”。^[27]日本内阁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表明，日本寄希望于对华速战速决，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于是，日本继续扩大侵华战争，先后攻占上海和南京。

日本攻占南京后，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企图凭借初战战果迫降国民政府，但未能奏效。此时，日本陆军主力已投入中国战场，对苏战争毫无优势而言，而中日战争已呈现出长期战争态势，日本当局不能不考虑在中日持久战的形势下，对苏备战的问题。1938年1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的《1938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中指出：“应首先指导当前的对华持久战，迅速加强建设昭和军制及整顿增强国家总体力量，完成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备。在此期间，注视苏联的动向，并运用政战两略迅速终结对华战争。”“在完成对华持久战略态势的同时，在作战上进行纯粹消极持久战的指导，限制国力尤其是战力的消耗，促进对苏、中两正面作战准备。”“此时，对苏关系如较现在更为急迫时，则先发制人对苏采取攻势。”^[28]从这一文件可以看出，日本对苏战备是以结束对华战争为前提的，中日战争不结束，日本很难转向全力对苏作战体制。2月16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了参谋本部关于1938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但日本参谋本部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新问题。中国正在建立持久抗战体制，仍有相当的抗战实力，日本对华战争还不能马上转向持久战，还需要持续一年进行“为结束战争的作战”。“目前，应推行一次作战以寻求解决事变的机会，如果不成功，再开始转向长期战争。而且此次作战也同时意味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长期持久战态势的转移。”“充实对苏战备固然重要，但目前形势下一则应将重点优先指向中国大陆。”^[29]这就明确指出，在对中、苏两国作战方面，重点是中国，或者说是先中后苏。于是，日本当局便决定再进行徐州、武汉、广东作战，以寻求结束中日战争的最后机会。

上述可见，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与苏联直接对峙，十分担心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所以，日本将苏联列为对日本最具威胁之国。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制订的《国策基准》，就将以侵占苏联远东地区为目标的北进政策，或曰北进战略确立为日本的国策。但日本要实施北进战略，深感自身力量不足，便计划先征服中国，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备战，将中国作为北进基地。于是，日本便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全面战争初期，日本当局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力量，乐观地认为使用速战速决战略，在短时期内就能使中国屈服。但战端一启，出乎日本当局的意料，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战略，南京失陷后，中国并未屈服，中日战争已呈现出持久战的态势，而日本的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无法完成对苏战备，这种形势使日本当局焦虑不安。在攻占南京后，日本当局已考虑到减少在华兵力，稳定战局，再加强对苏战备。但发现中国仍具有相当强的抵抗实力，于是，又决定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再次制造使中国屈服、结束战争的机会。这样一来，日本在对中、苏两国政策方面，重点仍在中国方面。即是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本意是为了能利用中国的力量来准备对苏战争，但中国的抗战却使日本的北进政策难以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