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军对敌后战场空前残酷的“治安战”
1941年，日本当局为了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摧毁日本占领区内的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稳定日军后方。于是，日本当局便将敌后战场作为对华作战的重点，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1942年至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又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初战胜利解决中国问题，便继续将中国敌后战场作为对华作战的重点，持续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在这种情况下，从1941年至1943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便进入了抗战以来的最艰苦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保卫了根据地，承担起中国抗战的主战场的重任。
如前所述，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战指导计划》中，确定对华作战以针对敌后战场的“治安战”为重点，为此，从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把以前的“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1941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决定，“更加彻底地进行肃正作战，迅速恢复治安”。[232]在《1941年度肃正建设的主要事项》中，又进一步强调，“肃正的重点依然放在剿共上”，军事作战“主要是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歼灭战”。[233]同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把华北分为“治安地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地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地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对这三类地区的政策是，巩固“治安地区”，占领“准治安地区”，缩小“未治安地区”，争取在三年内，“治安地区”由10％上升到40％，“准治安地区”由60％减少到40％，“未治安地区”由30％减少到20％。[234]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共势力实现党政军民一体化，具有明确的目标，即为完成革命而争取和组织民众，以图扩大势力。他们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种策略，巧妙地统一起来……因此，我方仅仅用军事力量是镇压不了的，必须发挥多方面的综合策略。”“针对百团大战所进行的扫荡作战，仅仅是追散了中共军队，几乎没有取得歼灭的成果，无功而返。中共军队采用游击战、退避战法，对中共军队的作战，就像追赶苍蝇一样，武力讨伐效果极差。”[235]根据这一分析，日本华北方面军对解放区的“围剿”策略有了新的变化，即进行所谓“总体战”。所谓“总体战”，即是以军事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手段，对解放区进行“围剿”，对游击区进行“蚕食”。按照“总体战”战略，日军改变了以往对八路军作战使用的击溃战，采用了歼灭战，并加强了经济封锁。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写道：“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236]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按照总体战战略的要求，日军在敌后根据地周围挖掘封锁沟，以切断八路军同群众的联系，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全面封锁。从1941年春开始，华北日军倾巢而出，进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空前残酷的“总体战”。于是，中国敌后战场迎来了1941—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
面对日军对敌后战场进行的空前残酷的“扫荡”作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和一系列加强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措施，以应对日本的“治安战”。早在1940年10月25日，即百团大战正在进行时，毛泽东就预见到日军将对敌后战场进行大规模作战，他明确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237]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238]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中共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策略以应对日军对敌后战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后来归纳为“十大政策”：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239]其中，主要有：第一，对敌斗争。毛泽东指出：“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240]各抗日根据地在同日军的“治安战”中，努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同敌人争地盘，保卫根据地。第二，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能依靠群众，更具有战斗力。第三，开展大生产运动。面对日军的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民一致，自己动手，垦荒种地，共度难关。第四，建立“三三制”政权。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调动了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第五，减租减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第六，精兵简政。为适应恶劣的反“扫荡”作战环境，中共实施了精兵简政政策，使各级政府变得精干起来，既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又增强了机动性。这些措施使各抗日根据地变得更有战斗力，更能适应“治安战”的残酷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总体战”的主要内容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作战，主要目标是歼灭八路军，消灭共产党组织，摧毁根据地。如1941年7月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计划》确定的作战方针是：“歼灭晋察冀边区之敌——共产党军队，消灭其根据地，以封锁来破坏其自给自足能力，使该地区共产党势力消耗枯竭。”为达到这一目标，日本华北方面军将部队划分为“封锁兵团”和“进攻兵团”两部分。“封锁兵团”的任务是“随着作战的开始，切断同敌人地区的一切交流，防止敌人逃脱，歼灭侥幸逃出之敌”。“进攻兵团”的任务是“在各作战地区内的重要地方派驻所需兵力，对潜伏在山区内游动的敌匪，或急袭捕捉，或追踪歼灭，对便衣化之敌进行清除剿灭，对敌人的设施资材进行销毁或搬走，努力破坏其战力”。在“扫荡”作战的同时日军还进行宣传战，妄图使中共党军分裂、党群分离，让中共中央对扎根华北感到绝望。[241]经过日本华北方面军1941年的“扫荡”作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八路军急剧减员，根据地的设施被摧毁，但根据地并未被摧垮。据参加“扫荡”作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作战记录记载：“中共军队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法，以维持战斗力。支持他们的民众具有高度警戒心和巧妙的情报传递(递送式联络)及令人恐怖的谍报组织，捕捉击灭甚难，因此，给敌人造成的损害不大。”[242]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随着形势推移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不管对华战争是否结束，都要发动太平洋战争，迈出南进的步伐，不辞对美、英一战。日本当局为了集中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夏秋季对华作战，举全国之力制造解决中国事变的机会”。[243]于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治安强化运动”。9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中指出：“重点指向经济方面，彻底进行经济封锁，促进物资的生产流通，强化我战力和经济力，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244]日军这一时期的“扫荡”作战的显著特点是构筑封锁沟。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解释说，日军构筑封锁沟这一措施，是仿照中国历史上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外敌的方法，企图在敌后根据地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封锁沟)，以阻止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如在京汉线两侧10公里范围内构筑了长500公里的封锁沟，同中共军队的根据地相隔绝，使冀中、冀南的物资不能进入根据地，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245]1941年11月，日军在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作战时，便强迫约3万居民在莒县与临沂之间，构筑了宽4米、深3米、长80公里的封锁沟，既限制了八路军的活动，又实现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方便了日军的“扫荡”作战。在构筑封锁沟的基础上，日军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拉网式“扫荡”作战，即以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每隔500米配置一支部队，互相呼应，向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像收网一样压缩包围圈，企图歼灭根据地内的八路军主力。[246]这种构筑封锁沟加拉网式作战，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战线的扩大，日本对中国战场的要求更高了，即把中国从南进的基地变成南进的“总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命令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占领区“迅速恢复治安”，对国民政府“加强封锁，摧毁其抗战企图”，“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努力培养我战力”。[247]根据这一命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不仅要在各方面自给，而且还要从占领区攫取更多的物资支援太平洋战场。为此，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残酷。1941年12月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各兵团司令会议上要求，“振奋士气，促进治安肃正”。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指出，由于日本南进，国民党认为是反攻的好时机，并将与美、英相呼应；共产党认为抗战前途光明，将会频繁发动反攻及破坏工作。为了把华北变成南进兵站，“必须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更加主动作战，提高治安，谋求安定”。他要求在华北将“治安战”放在第一位，达到“提高治安，获得重要的国防资源，军队现地自给”的目的，使日本华北占领区起到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作用。[248]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反而是日军更加重视对华作战，尤其是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
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1月份，就高达1 682次，平均每天作战50～60次之多。[249]同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肃正作战”，在军事上采用“双重包围”、“急袭包围”、“分进包围”等战术，企图将八路军“一网打尽”。同时，对根据地继续实施“灭绝作战”，捣毁设施，烧毁物资。[250]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顺利进展，日本当局想利用太平洋战场初战的胜利，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为此，日本华北方面军于4月发动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再次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残酷的“扫荡”作战。日军这次“扫荡”的重点在冀中。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认为：“在制订方面军年度作战计划时，前一年，将作战目标定为中共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还有异议。今年，方面军司令部内(将作战目标定为中共军队)再无异议，只是探讨将作战重点指向哪个地区的中共势力，结果，选中冀中地区。冀中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具有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是中共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冀中对于农产品贫乏的北部太行山中共根据地来说，是培育战力之源。所以，斩断(中共太行山根据地)扎在冀中的根，也是很大的成果。”[251]4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对冀中作战方案，确定作战方针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共产党军队主力，实施突袭、包围作战，灭绝其根据地。”[252]在作战开始前，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铁路及主要交通线两侧构筑封锁沟达3900公里，设置军事据点1300个。沿平汉以西地区山麓，构筑了高2米、宽1米、长达数百公里的石墙。从1月至4月，日军对冀中进行不间断作战，作战次数达2025次。[253]5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五个多师团的庞大兵力，使用“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企图歼灭冀中八路军主力。同时，实施残酷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毁灭冀中根据地。从5月1日至6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三期“扫荡”作战，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被洗劫一空。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冀中抗日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在坚持战斗，根据地依然存在。日军在总结这次“扫荡”作战时承认：“中共军队在根据地深入进行民众工作，巧妙地在民众中建立了侦察网，能迅速察觉日军的动向，及早回避转移。同时，八路军由于熟悉地理情况而富于机动性，他们利用凹道、间道、暗道等，神出鬼没，巧妙地集散离合。”“一阵风似的讨伐未能捕捉敌人。”“中共军队把平原地区作为抵抗据点，精心修建了各种地下设施。如在各家各户内挖掘地下室，互相连接，再通过同村外秘密联络点连接，还在村与村之间设立经常联络的暗道。地下室大小不一，能够容纳100多名士兵和一部分军需品。地道口很难发现，都巧妙地隐藏在庙堂、旧井、牛棚、堤防、仓库、森林中。”据时任第四十一师团参谋的铃木重雄中佐回忆说，“冀中作战是地道的政治性作战，敌人对我军的扫荡主要采取回避战法，企图保存战斗力，伺机进行袭击和潜伏”，八路军“战斗意志相当顽强，特别是村庄防御战更是如此，经常是抵抗到最后一个人”。[254]
1942年6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中途岛战役中失利，8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开始后，日本大本营估计，1943年下半年以后美、英的军事力量将逐渐增强，因此，必须在此之前主动发动攻势。在条件具备时，1943年春，将在中国战场发动四川作战(五号作战)。在制订这一计划时，立案人极为担心占领区内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255]由于太平洋战场战况对日本不利，12月，日本大本营宣布中止四川作战计划。12月10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在上奏中指出，由于缺乏增援兵力和物资，同时还要从中国抽出兵力，“中国派遣军只能按照当前的任务进行作战，特别要努力提高占领区内的治安”。[256]1942年下半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仍以“肃正作战”和封锁战相结合，对中共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作战。6月11日，日本大本营在给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501号》命令中，要求“强化对敌封锁，使敌人的抗战力衰竭”。这一时期，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后根据地某一地区进行重点“扫荡”。与此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敌后根据地构筑立体封锁网，即在占领区周围构筑封锁线，在占领区内对中共根据地构筑隔离地带，在城市周边、铁路、水路、交通要道设置物资流动限制线，在重要地点设置检查站，切断物资向敌后根据地流通的一切渠道，等等。[257]日军强迫数十万劳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周围修建了蜘蛛网式的封锁沟，企图困死敌后抗日军民。据中国方面史料记载，到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修筑的封锁沟长达11 860余公里，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相当于地球圆周的四分之一。[258]
自1940年百团大战到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绝对精良的装备，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作战，使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蒙受了重大损失，根据地缩小了，中共党员和八路军人数大大减少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严重匮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残酷的‘扫荡’，阴险的‘蚕食’，堡垒如林，沟墙遍地，‘三光’政策与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无止息的推行，‘剿共委员会’的普遍设立，都是为了要消灭他们(指八路军、新四军——笔者注)的”。[259]但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并没有被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依然屹立在日军后方。(www.xing528.com)
与华北的“治安战”相呼应，日军在华中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作战。自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就挺进长江下游地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据日本防卫厅战史记载，武汉沦陷后，新四军已在江南建立了根据地。后来，由于受到国民政府军的限制，便向江北发展，逐步扩充力量。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江北迅速发展。于是，驻守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的日本第十三军，为了维持后方的“治安”，向华中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和“清乡”作战。从1940年、1941年前半期，日军第十三军在沪宁杭三角地带进行了“恢复占领区治安”作战。1940年9月4日至17日，日本第十三军出动独立混成第十二、十三两个旅团，向江北泰兴三河地区新四军发动了“扫荡”作战。1941年2月16日至3月13日，日本第十三军出动3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向苏北地区发动“扫荡”作战，据日本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日记记载，本次作战目的是：“一是击溃江北兵匪，特别是新四军，毁灭其地盘；二是扩大江北占领区域，打开物资流入的通道；三是处理(国民政府)李明杨军队。”经过这次“扫荡”作战，国民政府军队被击溃，李明杨军队4万人投降，但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歼灭，反而在国民政府军队退出地区得到了发展，控制了盐产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260]1941年3月1日至18日，日本第十三军出动1个多旅团的兵力，进行淮南作战，新四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日军第十三军通过前一时期的“扫荡”作战，在军事上虽驱散了新四军，但正如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所言，这种“一时的讨伐”“起不到破坏已潜入地下的敌人组织的作用”。于是，日本中国派遣军企图改变对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只进行单一的“军事讨伐”方式，仿效曾国藩“平叛作战”和蒋介石“剿共作战”的方式，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方式，即先由日军对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作战，再由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进行“清乡”，建立伪政权，遏制中共势力的发展。1941年7月1日，日汪军队对常熟、苏州、昆山、太仓之间的地区发动第一期“清乡”，在其周围构筑了130公里长的隔离墙，设置了40～50个检查所，由于新四军及时撤离，日军便在该地区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建立保甲制度，扶植伪政权。1941年9月，日汪军队对无锡、江阴、常熟、吴江之间的地区发动第二期“清乡”，由于未找到新四军，便在该地区建立保甲制度，设置了4个伪特别公署。[261]1942年1月中旬，华中日伪军在常州、苏州、嘉兴之间的地区进行“扫荡”作战。2月中旬，华中日伪军又在常州地区和苏州、无锡南侧地区进行“清乡”。以此为标志，华中日伪军开始了第三次“清乡”。这次“清乡”主要是在城市周围进行的，目的是确保以城市为中心的交通线。[262]1942年9月1日，华中日伪军向南京和常州之间的地区，发动了第四次“清乡”，到年底，“清乡”已扩展到沪宁杭地区。到1943年底，“清乡”宣告结束，其主要原因是“清乡”未达到预期目标。当时，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调查团对华中日伪军第一、第二期“清乡”情况进行了调研，在《清乡工作报告书》中写到，新四军对“清乡”早已预知，在隔离墙建成之前，已从第一期“清乡”地区转移到第二期地区，因此，从第一期开始，日军就未找到该地区新四军主力。8月中旬，新四军援军从江北到来之后，与新四军太湖游击支队联合起来，在江阴、无锡、常熟等县集结部队，进行反攻作战，新四军的行政、经济机关随军队而流动。当新四军主力退出“清乡”圈后，其行政机关活动虽然一度停止，“但派出许多工作人员潜回原地区，秘密煽动民众进行抵抗，妨碍我方的政治、经济、文教工作”。在“清乡”圈外的新四军，总在窥伺着回师的机会，策动汪精卫军队反水，待日军退出后，正式开展反“清乡”斗争。“清乡工作虽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成为将来的祸根，不管各方面怎样努力，也是难以解决的。”[263]从这一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日伪军在华中地区的“清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总之，1941—1942年，日本中国派遣军调集重兵，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与“清乡”作战，企图一举歼灭中共军队，这就有计划地将对华作战重点放在中国敌后战场。换言之，从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本大本营和日本中国派遣军就深感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强劲的敌人”，就将对华作战的重点指向了敌后战场。也就是说，1941—1942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主战场，这是日本对华军事作战重心转移到敌后战场所造成的。在这一时期，敌后战场在抵抗占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日军进行的“治安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但敌后战场没有被摧毁，依然屹立在日本占领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打破了日本当局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战胜利结束中日战争的战略企图。
1943年，日本继续将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指向解放区。2月27日，日本大本营制订的《昭和18年度帝国陆军作战指导计划》指出，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确保、安定现占领地区，依然继续保持对敌压迫之势，摧毁敌人继续作战的企图，使其衰亡。”又具体指出：“期待现占领地区的安定，使主要资源地区、都市、交通线周围的稳定得到划时期的提高。”[264]表明在华日军的主要任务仍是为确保占领区而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参谋总长访华恳谈资料》中指出，1943年，“大致确保、安定现占领地区，特别是要划时期提高主要的资源地区、都市、交通线周边的安全”，“关于占领地区的肃正，按照年度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破除中共军队在占领地区顽固的政策谋略是极其必要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和日本华北方面军尤其重视对中共的“治安战”，认为虽然经过1941—1942年的大“扫荡”，但中共力量在日本占领区又再度兴起。1943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让中共溃灭仅仅是粉碎其武装力量是不够的”，现在，“中共军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全中国都妨碍着日军的行动”。他叫嚷“要加以铁锤般的打击”，“彻底剿灭华北治安之癌——中共军队”。[265]在华中，自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作战后，新四军立即进入日军新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占领区“治安恶化”。1943年4月1日，日本大本营第十五课课长松谷诚大佐在向大本营汇报中认为，“中原会战、浙赣会战后，共产党新四军都进入了占领区，使日军进行扫荡作战的后方治安紊乱、恶化。共产党问题是很深刻的问题，从华北的现状也可以看到，同共产党的作战是变相的日苏战争”。4月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会见汪精卫时，提议双方共同调查研究“关于共产党的对策”。4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有末精三少将在部长会议上指出，“中国问题的重点是粮食、物价和共产党三大问题”。4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大将在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对谈中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扰乱我占领区的政策谋略活动是极为必要的”。[266]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已转入战略守势，对华作战兵力吃紧。为了维护对华作战，尤其是日本占领区内的“治安战”，日本当局采取了两大措施：第一个措施是，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配合日军进行“治安战”。早在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在《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中指出：“帝国以(汪伪)国民政府参战作为打开日华之间局面的一大转机。”[267]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发表《协力完成战争的日华共同宣言》，双方宣称，“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对美、英两国的共同战争。为此，在军事、政治及经济方面通力合作”。[268]1943年3月6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指第1454号》命令中，下达了《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并指导大纲》，《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并指导大纲》指出，“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首先独立地担任国民政府治下的治安维持和肃正任务，将来能逐步达到协助日军作战”。为此，日本将汪伪政权的正规军由22万人扩充到36万人。[269]但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却认为，把加强(汪伪)国民政府作为对华政策的中心，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汪精卫政权“内部分裂”、“民心离反”，只会影响日军作战。[270]事实上，汪伪政府是受到日本操纵的汉奸傀儡政权，在中国是人人皆知，其力量极其有限，即便参战也不能将日本从中国持久战的泥潭中解救出来。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中写道：“(陆军)中央知道国府(汪伪政权)无力，但除此以外别无上策。”[271]
日本当局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设置“华北特别警备队”。1943年5月中下旬，日本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在视察在华日军时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扰乱我占领区的政策谋略活动是极为必要的”，其“有效的对策”是“扩充特务战机构”。[272]1943年9月，日本还在华北设置了“华北特别警备队”，简称“北特警”，其任务是专门对付占领区内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企图用特务“秘密战”来对付解放区的游击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山崎重三郎中佐回忆说，“北特警”的设立，“是因为中共方面(对占领区)的渗透日益加强，所以，为了减轻一般军队在占领区内防卫的负担，不得已而设立的”。“北特警能胜任侦破中共秘密组织的能力”，“北特警虽是轻装备部队，但如果同劣等装备的中共军队进行游击战，则具备击破的战力”。[273]“北特警”的成立，一度给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造成了新的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紧紧依靠群众，有效地制止了“北特警”的破坏活动。据“北特警”的高级参谋大森三彦大佐回忆，由于中共游击战得到“群众协助”，所以，实施“秘密战”“极为困难”。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后来在回忆中也承认，对成立“北特警”，“华北方面军曾寄予了希望，但其效果却是相反的”，如将冀东地区作为“北特警”配置的重点，虽然增强了兵力，“但没有大的效果。其配备及活动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在山岳平原地区却无能为力”。[274]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当局挖空心思妄想利用“北特警”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中共中央已预见到1943年日军将会继续对敌后战场进行大规模“治安战”，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做好充分准备。毛泽东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275]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继续实施十大政策，应对日军在1943年的“治安战”。
1943年，日本当局仍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作为军事作战重点。在华北，1943年4月18日至5月1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冀西春季作战。据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在日志中记载：“冀西地区是山岳地带，多是未开发的错综复杂之地，部队前进道路自然受到限制，行动也多受限制。但中共军队通晓附近地形，民众也完全处于其控制下，退却隐蔽容易。日军即使设置了对角清剿网，也因网眼过大，使大鱼逃脱。因此，虽然对该地区每年都实施讨伐作战，但从总体上看，同敌人交战或捕捉的机会却极罕见。”[276]同年4月20日至5月22日，7月10日至3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两次太行作战。日军承认，中共军队采用游击战，回避正面交战，在短时间内捕捉甚难，没取得大的战果。9月16日至12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冀西作战，作战目的是“毁灭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277]冀西地区的八路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尤其是使用地雷战，击退了日军的“扫荡”。指挥这次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在日记中写道：“敌人对日军的战术很有研究，在作战前半期避我锐气，巧妙攻击我弱点，日军吃了苦头。”“敌方士气旺盛。中共军队虽然由于精兵简政，减少了人员，不能积极行动，但兵器火药的制造有进步，自卫队、游击基干队等显著加强，战斗意志旺盛。中共努力进行农业增产，开垦河边荒地，军民共同垦荒，关系紧密。”[278]在1943年，日本华北方面军还进行了冀东地区秋季和冬季作战、鲁中地区作战等。这些作战给华北敌后根据地造成了新的困难，但同1941—1942年的大“扫荡”相比，日军的作战规模缩小了，作战次数也减少了，表明日军在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作战中，自身也受到重创。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加登川幸太郎曾这样写道：“现在回忆起来，笔者在任时，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了战列，是大消耗战。”[279]
1943年，中共敌后战场在同日军“治安战”的战斗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5000万人上升到8000万人，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0万人上升到47万人，基本上恢复到百团大战时期的状态。
总之，从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本当局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的最艰苦时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保卫了根据地，坚持了持久抗战，使日本当局妄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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