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敌后战场的开辟与发展

一、中共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其发展

1937年9月至1940年底，是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为维护占领区的“治安”，发动了以中共敌后战场为目标的“治安战”，其重点是华北地区。这表明敌后战场自开辟之日起，就处于日军的包围、围剿之中，屹立于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1937年7月底，日军进攻平津地区，打响了华北会战。8月25日，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立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抗战，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9月17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的电文中指出，红军在华北会战中“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202]。9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电文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203]。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电文中再次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204]太原失陷后，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的电文中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205]。1937年末，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陷落。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抗战十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和《论持久战》两部名著，正确地指出了在中国特殊环境中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弱国，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国民党军队数量虽多，但战斗力弱，不能指望依靠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斗力虽强，但数量少，装备差，不能一举击退日军的进攻。只有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才能战胜敌人。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土地广大，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据某些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活动的地盘。第三，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有农民参战，就能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第四，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能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由于这一系列原因，“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那么，抗日游击战争是怎样体现战略地位的呢？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一，日本兵力不足，却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的许多地区，在占领区留下了许多空隙的地方，这就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不是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独立自主地进行作战，并且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形式。第二，游击战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大规模人民战争，它有自己一整套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既能分散进行游击战，又能集中进行运动战。第三，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包围、缩小以至铲除日军占领区。第四，在长期战争中，敌人力量不断削弱，我方力量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将逐渐转变为正规战争，最后战胜敌人。“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206]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正确地阐明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特点和优点，即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来进行持久的抗日战争。同时，也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一定会发展成为中国抗战主要战场的必然性。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争从山西扩展到整个华北日本占领区。1938年5月，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挺进上海至武汉之间的长江南北日本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此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互相呼应，互相补充，里应外合，坚持持久抗战，迫使日本在中国战场进行两线作战，顾此失彼，导致日本对华战略与政策屡遭失败。

中共在敌后的抗战，从一开始便被日本视为心腹之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中共紧紧依靠群众，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变成了一座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屹立于日本占领区的心脏。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方面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就把对八路军进行“讨伐”列入了作战计划，要求“将讨伐有组织的匪贼重点指向共匪，特别是努力尽早摧毁共产党地区的组织机构”，“对共匪进行彻底的扫荡，为此，在共匪地区一面进行讨伐，一面采用宣传及其他方法，尽量灌输防共思想。对于与共匪合流或被共匪操纵的匪众，应迅速设法使其与共匪脱离”。^[207]从1938年开始，华北方面军在占领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肃正作战”。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制订武汉会战计划时，原准备由华北方面军一部沿平汉线南下，与第十一军相呼应夹击武汉。后来考虑到华北地区“治安不良”，难以抽出兵力而放弃了这一计划。^[208]据原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旅团直属第三大队作战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忆，该旅团于1938年4月在河北涞源、灵丘等地对八路军进行“肃正作战”，一年间进行了50次作战，“我军屡次讨伐，土匪被消灭了，但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步扩大。八路军采用遇强而退，遇弱而进的战法，要扫灭他们极其困难”，“有很多是望风捕影，劳而无功的讨伐”。9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治安肃正工作按照作战地域由各兵团自行承担，但对主要地区有必要由方面军统辖进行，尤其是皇军威力未及的山西北部和与之相连的太行山一带的山岳地带，是共军巢穴，其影响波及华北全域，必须彻底斩草除根。”在华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不祥事件反复发生，治安恢复地区只不过是铁路两侧地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战时月报资料》中透露，截至10月末，曾设想通过武汉及山西北部作战来改善华北治安，但与此相反，却出现了得到民众支持的共产党越来越发展的趋向。在山西，由于日军进行了五台山作战，山西北部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移动了地方，但其活动却执拗持续在进行。在河北，平汉线东侧的共产党军队以南宫附近为根据地，努力争取民众并进行武装工作。在山东，共产党派遣许多人潜入山东省各县，联络当地武装，努力进行赤化工作。当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说，1938年秋，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内的“治安恶化，每天都听到炸毁铁路的消息，连北平也受到威胁。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向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山东省山区地带，继而向冀东地区扩大组织，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209]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已成功地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日本占领区维护“治安”的一大威胁。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指出，“以攻占汉口、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按照这一总方针，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里所谓的“治安地区”，主要是指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留在敌后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控制的地区。所谓“作战地区”，是指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对峙的占领地区。“治安地区”是指华北和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的日本占领区。“对占领地区的政策，应把治安第一作为当前的目标”，“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在“作战地区”配置兵力，仅起到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压制国民党军队的作用，“为此，根据敌我形势而配备的兵力，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少限度内”。^[210]由此可见，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从总体上看，日本不准备向国民政府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兵力配备“限制在必要的最少限度内”，而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则要“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这就意味着敌后战场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日本对华军事作战的主要目标。

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大将、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日本中国驻屯宪兵队司令佐佐木到一中将，共同制订了《治安肃正要纲》。佐佐木曾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长期负责围剿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是专门研究游击战和镇压抗日力量的刽子手。《治安肃正要纲》决定，日本华北方面军1939年度的“治安肃正”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1月到5月，第二期6月到9月，第三期10月到次年3月。在制订计划时，日军还比较注意占领区内国民政府残存部队的存在，一度将国民政府军与中共军队同等看待，作为“治安战”的两大对象。经过日军第一期“肃正作战”后，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大多被击溃。经过第二期“肃正作战”，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出了占领区。这时，日军才深感在占领区中国军队中八路军才是劲敌。在第三期“肃正作战”中，日军就完全把作战重点指向了八路军。由于中共在敌后开展的是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深得敌后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日军的对八路军的围剿常常是无功而返。据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崛晃中佐回忆，在五台山作战中，“曾认为可以逐步摸清情况，但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建有根据地，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如坠云雾，是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施过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周密巧妙，预期落空，毫无结果”，“中共军队对民众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庄注意保护，使其免遭破坏，深得人心”。^[211]日军第一一零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少将在《华北第一一零师团的治安肃正》一书中指出，在该师团“管区内，最棘手的是冀西及冀中军区的中共军队”。“他们在省境或日军的作战附近区域，或在日军威力难以达到的沼泽、河川等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和活跃的游击战。”“中共军队的情报收集、传递极为迅速而又巧妙。在很多时候，都事先知道了日军的讨伐行动。”“中共军队的行动轻快敏捷，精通地理，捕捉消灭甚难，甚至(日军)还经常遭到中共军队的伏击。”^[212]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363号》命令中指出：“大本营的企图是希望迅速处理中国事变。”^[213]为此，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负责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第十三军负责上海、杭州一带的治安，第十一军为配合向国民党发动的政治攻势，以武汉为中心，在安庆、信阳、岳州(阳)、南昌一带展开军事作战，第二十一军驻守广州地区，负责切断国民党政府的外援之路。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拥有24个师团、20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兵团。其中，第二十一军的4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只起战略牵制作用；华北方面军的9个师团、12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兵团，第十三军的4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主要任务是在华北、华中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只有第十一军的7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主要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214]这就是说，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主要兵力是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表明日本对华作战重点开始向敌后战场转移。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治安战”达17457次。^[215]经过日军的“肃正作战”，八路军的力量不是削弱了，反而增强了，表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同日军的战斗中得到发展壮大。1939年12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会议认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共产党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全境，就连北平周围，共产党组织也深入到了通县、黄村(大兴)县的民众之中。在山东方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更为剧烈。山西、河北的共产党军队，以前的行动目的是扰乱我后方，消耗我战力，牵制我兵力，乘机进行游击战争。最近接受任务，将采取以下几个方面大规模的积极行动：(一)以西北根据地为基地，全面强化共产党的力量；(二)在汪精卫政权和华北特殊地带成立以前，推进游击战争；(三)乘机挺进冀东地区，切断京山线；(四)为了加强同冀南解放军的联系，企图切断京汉、津浦两线和占领冀南各县。”“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肃正最坚韧的敌人。为此，加强情报收集，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216]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在会上特别提醒与会者，“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打破这种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任务”^[217]。1940年2月，河北省日本特务机关有这样的记载：八路军“占据了河北省的八成地盘”，河北省“已成了中共独占的活动舞台，是成立新中央政权(指汪精卫伪政权)的一大障碍”。^[218](www.xing528.com)

1940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从4月至9月，第二期10月以后。根据两期作战设想，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1940年度肃正建设的基本方针》，规定治安作战的重点“全面指向中共军队”。继而又在《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的《要纲》中指出，“以治安第一为基调”，“将作战重点放在剿灭共产党军队方面”；在《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的《要领》中指出，“实施彻底讨伐肃正”，“讨伐重点置于剿灭共产党军队”。“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一是平汉、津浦铁路线之间地区，尤其是冀中地区；二是对在晋北的中共军队实施彻底的“剿灭作战”，并实施晋南作战。^[219]

3月1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平田正判少将在兵团参谋长会议上着重强调：“共军对我占领区的侵犯活动令人吃惊，这是今后治安肃正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根据过去的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国民党杂牌军溃灭后其地盘却被共军占领。因此，今后讨伐肃正的重点特别要指向共军，使其溃灭。”^[220]经过日军第一期“肃正作战”，“虽然比较容易击破重庆政府军队，但中共军队采取退避分散战法，捕捉击灭极其困难”，“中共组织民众，实施扩军工作，滚雪球式地扩大党和军队势力”。^[221]这表明，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将军事作战重点指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经过日军多次“肃正作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不仅没有被击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更使日本惊恐不安的是，1940年8月，八路军出动105个团的兵力，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0年上半年，日本加紧了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日蒋代表频繁接触，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股投降暗流，中国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在这种形势下，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222]为了阻止已出现的投降暗流，打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发动以破坏交通为主要任务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在华北一带的共产党军队，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起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是矿山)进行了奇袭，特别是山西省，其势更为猛烈，在袭击石太线及同蒲线北段警备队的同时，炸毁、破坏铁路、桥梁及通讯设施、井陉煤矿等设备被彻底破坏。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223]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大尉回忆，受到百团大战袭击后，他奉命乘飞机察看石太铁路线，在飞机上看到“石太线沿线小据点(以分队为主)大半被消灭，可以看见沿线制高点上中共军队的瞭望哨，多处枕木被烧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大多遭到破坏或损伤”^[224]。又据日本华北方面军10月15日给日本陆军省《遭受损害恢复情况》的报告中写道：“遭受损害最严重的是石太线，京汉线、同蒲线北端也受到损害……石太线破坏极其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以爆炸、焚烧、毁坏等手段，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车站等重要技术性设备，进行有组织的彻底破坏，而在实施前伪装得极为巧妙。”^[225]井陉煤矿的受损也给日本以极大打击，因为“井陉煤炭是炼钢用煤，当时是满洲鞍山制铁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料，井陉三矿井中最重要的新矿井损害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226]。9月22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第二次攻击，华北日本占领区再次遭受打击。据中方资料统计，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打死打伤日伪军3383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227]一时间，日本华北占领区电信中断，交通瘫痪。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遏制了国民党内的投降暗流，但同时也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将作战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

为了加强“治安战”，8月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第二期肃正建设要纲及实施要领》，认为“自前年以来，尽管集中了华北方面军的所有施策，努力剿灭中共势力，但中共势力却日益增大，地下活动更加活跃，潜入地区进一步扩大到华北全境。因此，今后要找到共产党军队的组织和根据地，集中统一实施我军事、政治的各种策略，努力迅速剿灭之。尤其是实施积极果断的肃正讨伐”。根据这一分析，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以治安第一为基调”，“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228]1940年度，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占领区内进行“治安战”总数达20123次，远高于1939年度的17457次。^[229]

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共产党在华北实行党政军民一体化，发展很快，“对我占领地区内及蒋系势力薄弱的地方，争取民众工作极为活跃，其范围也日益扩大……虽然蒋系军已处于颓势，但华北的治安肃正还不能令人满意，其源盖出于此”。^[230]根据这一判断，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战指导计划》中，决定“到1941年秋，继续保持现在的对华压力。其间，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举解决中国事变”。在这一时期内，“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区为主要目的，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如需要，可进行短期的奇袭作战”。即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对中国正面战场，通过封锁海面、海港，加强经济压迫，促使其屈服，即“封锁战”。1941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司令官会议，决定将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和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封锁战”，作为当前对华政策的两大内容。其中重点是进行“治安战”，“治安战”的主战场放在华北。为此，决定从华中抽出两个师团的兵力，加强华北方面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认为，这一措施是为了使华北“治安”得到划时期提高。^[231]由此表明，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便指向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

从上述可见，自1937年至1940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占领区开辟了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新战场，在日军后方打击日军，并在同日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到1亿人，抗日武装正规军达50万人。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当局将对华作战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