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对日长期战战略的失败

二、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长期战”战略的失败

自1940年夏季开始，日本便进入了准备南进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中国战场，日本不得不放弃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的方针，便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被迫在中国和太平洋两个战场作战，腹背受敌的局面。日本期望通过南进，打败美、英，迫使中国投降，结束中日战争的美梦，也因中国的持久抗战而破灭。太平洋战场开辟前，中国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是东方抗击日本的主战场，太平洋战场开辟后，中国战场仍在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是东方抗击日本的两大战场之一。

就中国而言，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中国终于结束了在世界上孤军奋战的局面，蒋介石也大受鼓舞，甚至还主动于年底发动了冬季攻势。但英、法对德国宣而不战，中国孤军奋战的处境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不仅如此，1940年5—6月，德国进攻西欧，英、法战败，法国投降。日本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向英、法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英、法等国的对日妥协退让，更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既然英、法靠不住，蒋介石便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期望以美国参战来摆脱中国孤军抗战的困境。于是，中国只有“苦撑待变”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才真正与美、英、苏等国结盟抗战，国际环境才真正得到改善，中国也就成为打败日本的主战场之一。

1940年五六月份，德国闪击西北欧，击溃了英、法军队，法国败降。日本当局认为，这是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千载难逢的良机。7月22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中，提出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在迅速促进中国事变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随时准备武力南进。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要纲》进一步提出，日本当前的目标是，“建设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140]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它包括中国、东亚和太平洋一带的广大区域。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中指出：“同世界形势的变化相对应，改善内外形势，在促进中国事变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关于中国事变的处理，集中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特别是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等一切手段，尽快使重庆政权屈服。”“在中国事变已解决的情况下，只要内外形势允许，就捕捉良机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在中国事变未能解决的情况下，如果内外形势特别有利，也可以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141]该文件表明，日本在对华采取战略攻势和政略攻势未能奏效、迅速结束中日战争无望的情况下，决心实施南进战略。出于南进战略的需要，日本急切期望能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即甩掉中国战场的包袱，轻装南进。1940年10月23日，陆军部首脑会议认为，中日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是由于日本在经济上依赖美、英，国力受到中国轻视。如果日本南进占领了南洋地区，就能摆脱对美、英经济的依赖，建立起在东亚牢固的经济自给圈和独立的国防体系，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这“实际上是日本为解决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手”。^[142]会议提出了对华“大持久战”战略。日本所谓“大持久战”战略，或曰“长期战”战略，是要求逐步减少在华兵力，收缩战线，建立对华长期战体制，以便放手南进。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决定，对华“实行长期大持久战”，“除继续使用武力外，要竭力运用进一步禁止英、美的援华行动，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略、战略手段，努力使重庆政府丧失抗战意志，迅速屈服”，“积极改善内外态势，恢复与增强实施长期大持久战及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的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如果到昭和十五(1940)年末，同重庆政权间的和平还不能成立，不管形势如何……强行转移到长期战的战略”。^[143]按照对华“大持久战”战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要求逐步减少在华兵力。对此，日本中国派遣军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军队战斗意识仍然旺盛，不可轻视，而在华日军兵力吃紧，军司令官没有预备兵力，师团长也只不过控制1个大队的预备兵力，不能再减少兵力。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也认为，如果立即在华实行“长期战”，不仅会使日本产生“败战感”，而且也会对国内外产生强烈影响。^[144]由于在华日军的抵制，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战指导计划》中，又决定把向“长期战”战略转移的时间推迟到1941年秋，“到昭和十六(1941)年秋，继续保持现在的对华压力。其间，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举解决中国事变”。在这一时期内，“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区为主要目的，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如果需要，进行短时期的短促奇袭作战，但不扩大占领区，原则上回防原地区”。即主要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对国民政府短促奇袭作战和封锁战，通过封锁海面、海港，加强经济压迫，促使其屈服。^[145]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司令官会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训示说：“战略指导的核心是在治安为主的地区，进一步确保治安；在优势敌军正规军密集地区，不断地实施活跃的作战，摧毁、消耗敌人的抗战力。”^[146]这表明，此时日本对华作战是以针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治安战”为主要目标，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只能是一种短促奇袭作战。即是说，此时，由于中共敌后战场的壮大，在华日军面临对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两线作战，兵力更是不敷使用。

按照上述对华政策，日本对中国正面战场实施了两方面的政策：一是在国际上孤立中国。1940年9月，日本与德、意结成了军事同盟，明确地把东亚、南洋地区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把美、英作为主要敌人，其目的是利用三国同盟对美、英施加压力，使其放弃援华政策。1941年1月，日本与美国重开谈判，企图利用日美谈判来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缔结了中立条约，一方面是希望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想削弱苏联的对华援助和支持。二是对正面战场实施“短促奇袭作战”和“封锁战”。1941年上半年武汉地区日军第十一军进行了湖北襄阳作战、江西锦江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晋东南进行了中原会战等。由于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治安战”，因而，这些小规模的“短促作战”，大多以损兵折将而告终。如在1941年3月15—24日的锦江作战中，日本第十一军2个多师团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多次陷入重围，死伤惨重，一再向军司令部呼救。曾任日本第十一军参谋长的木下勇少将后来回忆说，锦江作战的指挥“甚为拙劣”，是“胡搞”。^[147]日本华北方面军于1941年5月7日至6月15日发动了中原会战，虽将国民政府军逐出了中条山区，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乘机进入该地区，使日军感到“治安更加恶化”。原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山崎重三郎少佐回忆说，实际上晋东南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是极为低调的”。而进行中原会战后，蒋介石的军队退出之后，“虎视眈眈窥视着的共产党军队，立即将其势力渗透到该地区，取代蒋军，建立根据地。由此，华北的游击战便为共产党军队所独占”。^[148]日本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的“封锁战”也收效甚微。所谓“封锁战”，是日本陆海军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的封锁作战，企图通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封锁战”，断绝国民政府的外援之路，迫使其投降。从1941年初开始，日本华南方面军相继对香(港)韶(关)公路、雷州半岛、汕头、潮州、福州、惠州、宁波、温州、盐城等东南沿海港口和交通线进行了袭击。这次作战虽给中国正面战场带来不少困难，但对于拥有万里海岸的中国来说，只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当时任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的后宫淳中将后来回忆说，战争结束后，“作为华南方面军几乎都不认可这次作战的意义或价值”^[149]。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给日本提供了北进进攻苏联的良机。但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力北进。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基础，跨出南进步伐。”为此，“不辞对美英一战”。南进也是为了“进一步从南方区域增加压力，促进蒋介石政权的屈服”。^[150]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大约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对美、英、荷的作战准备。9月25日，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传达了日本发动南进作战时的对华作战方针：“向长期战态势转换，在海军协助下，继续使用政略与谋略保持对敌压迫，期待蒋介石政权的屈服，同时，扫灭在中国的美、英等敌方各种势力。”为此，需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另抽调2个师团作为预备队。^[151]为了向对华“长期战”战略转移，驻守武汉地区的日本第十一军须收缩防线，抽调若干师团转用其他地区。为消除中国军队的威胁，日本第十一军出动4个多师团的兵力，于9月15日至10月1日，发动了第二次长沙作战(日方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再次以失败而告终。9月28日至10月26日，在宜昌作战中，又遭重创，表明日本在中国骑虎难下，想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亦感困难。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日本当局决定将太平洋战争，包括中日战争在内，统称为“大东亚战争”。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日本对华政策产生了新的影响。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命令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华北、京沪杭地区的占领区加强“治安战”，“迅速恢复治安”，对国民政府“加强封锁，摧毁其抗战企图”，“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努力培养我战力”，“实施对华谋略，促使抗日势力的衰亡”。在武汉地区发动进攻作战，“努力摧毁敌人的抗战力”。在广州地区扩大对沿海的占领。^[152]这就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不仅要在各方面自给，而且还要从中国占领区攫取更多的物资，支援太平洋战场，企图将中国变成南进的“兵站”。按照这一命令，日本大本营和日本中国派遣军紧急研讨对华战略。武汉日本第十一军主张进行长沙作战，夺取被称为粮仓的洞庭湖地区；日本华北方面军主张发动西安作战，攻占西安和延安；日本大本营则主张在华发动大规模作战，迫使重庆政府屈服。1942年3月19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在上奏中提出：“在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断然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以图迅速解决之。”他提议，“在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作战目的是：或能歼灭敌之中央军，或能攻占对重庆政府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使重庆政府进一步丧失统制力，策动其各军分裂、崩溃”。为此，要从其他地方抽出若干兵团，同在华日军一起进行大规模作战，歼灭国民党中央军。4月6日，杉山在上海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作了进一步说明。杉山指示说：“在目前时局下，中国事变的处理着眼于歼灭敌军，摧毁敌抗战力……彻底肃正治安，进而通过政略谋略的运用，加强经济压迫，消磨敌之抗战意志。尤其是在切断缅甸援华道路后，击溃敌骨干兵团，其意义极为重大。”^[153]他指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就作战计划进行研究。5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田边)中将，到南京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传达日本大本营的意见。田边指出，日本在南方的作战已大致告一段落，要利用南方作战的成果努力解决中国问题。为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研讨西安作战(简称50号作战)计划和四川作战(简称51号作战)计划，争取在1942年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作战目的是：“歼灭西安地区正面之敌，攻占西安及宝鸡附近要地，并努力切断西北通道，强化对重庆政府的压迫态势，以支持政略谋略的推进。”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四川作战，作战目的是：“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实施进攻作战，歼灭该方面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攻占四川平原要地，以政略与谋略相结合，使重庆政府屈服、崩溃或分裂。”^[154]

5月2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西安作战计划，准备集中7个师团、2个旅团的兵力进行西安作战。对西安作战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忧虑重重，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不宜进行西安作战，其理由是：“日本华北方面军正在全力剿共，以期迅速恢复治安，但如能在增强兵力的有利情况下，也想歼灭西安方面胡宗南的重庆嫡系第八战区军队。可是，当前第八战区在与我军对峙的同时，也与延安的中共军队对峙，只进攻西安反而对华北的主要敌人中共军队有利，因而下一步要考虑消灭延安。”“日本同重庆方面虽一时相争，却有共存的性质。但日本同中共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在于消灭延安。”^[155]即是说，中共敌后战场的抗战使日本不敢肆意发动西安作战。在日本参谋本部也有不少人对西安作战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只进行西安作战而不进行四川作战，对解决中国问题效果不大。于是，到6月时，西安作战便合并到四川作战计划中，成为四川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四川作战寄予厚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河边)中将曾透露，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作为中国派遣军坚信，中国事变不解决，大东亚战争就得不到解决。因此，无论如何，也必须对重庆进行积极作战，陆军中央希望一定推进这一作战。”^[156]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利，日本大本营估计，1943年下半年以后美、英的军事力量将逐渐增强。为此，必须在此前主动发动攻势。在中国战场，日本参谋本部加紧制订四川作战计划，6月末，制订出四川作战(时称51号作战，后改称5号作战)的基本方案。该方案计划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2个航空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157]对这一方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日本中国派遣军经过反复研讨，深感没有胜算，但也不愿放弃冒险一试的机会。8月25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目前形势下的陆军作战准备》中指出，拟于1942年春在中国战场出动16个师团的兵力发动四川作战(即5号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攻占四川省的要地，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了进行四川作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人增加到97万人，即增加36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12万人，从中国东北抽调18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6万人。日本中国派遣军新组建第五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七、第二十八军共11个多师团的兵力，其中，第一、第七军沿山西潼关、陕西汉中、四川广元一线，进攻成都，占领四川；日军第二十八军沿河南郑州、湖北襄樊一线，从重庆北部进攻重庆；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沿湖北宜昌、四川万县一线，与日军第二十八军相配合，从东面进攻重庆。作战时间预定为1943年春季以后。^[158]9月4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同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进行了恳谈，传达了四川作战计划。由于日本陆军主力在华只能维持战略相持局面，没有余力进攻四川，长期在中国战场指挥作战的河边对四川作战深表疑虑，他反问道：“大本营对5号作战使用兵力预测的基础如何？”“同进攻武汉时相比使用更大规模的兵力进攻四川可能吗？其结果只是占领点和线吧！”但日本大本营仍坚持原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为第一部长，决心排除万难实施5号作战。那是由于我认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陆，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空军基地。同时，考虑到控制中国大陆对印度和西亚诸国带来的影响，这是在促进战争结束方面目前的重要方策。”^[159]9月6日，河边返回南京向畑俊六做了汇报，其要点是：一、美国战力日益增强，而日本军需生产供不应求。为确保南方作战成果，日本要先瓦解英国，再使美国丧失战斗意志，争取在西亚与德、意会师，对苏联采取既定方针，期待在今明年内结束战争。在此期间，为瓦解重庆政权而发动进攻，时间视形势而定，但要着手准备。二、进攻四川的作战完全是一种赌博行为，以此打开局面是一种悲壮的决心。因为日本的国力关系到同美作战问题，所以虽不允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用于对重庆作战，但作为穷极之策，陆军中央同意进攻四川。^[160]这就是说，进行四川作战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穷极之策”，是“赌博行为”。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官畑俊六召开军事会议，要求迅速准备5号作战演习。

9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尔康纳尔岛争夺战中遭到重创，导致太平洋战场战局开始向不利于日本方面转化，使日本大本营对四川作战计划产生了动摇。11月，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再遭重创，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日本大本营认为，美国暂时难以从中国大陆发动大规模反攻，日本只有竭尽全力在西南太平洋作战以打开局面。为此，须中止四川作战准备。^[161]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中将向日本中国派遣军转告日本参谋本部的意见：“当前，日本全军的状况是，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而且还不得不考虑将来要从中国向其他方面转用部分兵力和物资。”^[162]12月10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在向天皇上奏中指出：“根据全面情况，当前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物资，反而要抽出一部分兵团、部队转用于南太平洋及其他方面。当前，应在上述范围内，根据现在的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提高占领区的治安。”同日，日本参谋本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指第1367号》命令：停止四川作战准备。据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1942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大本营判断，凭借大东亚战争初战成果，能得以完成不败的态势，企图进入印度洋同德、意联络。原来判断美国从明年下半年反攻，但却意外地提早反攻，不仅在所罗门方面，最近在新几内亚、帝汶方面也企图反攻。如果放弃所罗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就失去了根据地而后退，不仅不能完成不败的态势，而且必定处于守势。可以预料，美军将在婆罗洲、菲律宾方面反攻，日本将举全力确保所罗门、帝汶一线。”“由于明年全年对中国方面不能补充兵力、资材和补给，明年在中国的进攻作战一律中止。”“形势如此急剧变化，极不愉快，但从全盘形势来看，别无良策。”^[163]从畑俊六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中止四川作战计划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太平洋战场正在发生战略转折，从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因战败而丧失制海权，到12月瓜岛争夺战屡屡失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正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将立即面对美国的反攻，这比日本大本营的预期要早得多，打乱了日本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战成果，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结束中日战争的战略计划，使日本无力实施四川作战计划。二是由于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持久抗战，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进退两难，仅靠日本中国派遣军则无力发动四川作战，四川作战计划便被迫搁置。

由此可见，1942年，日本妄图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战成果，在中国发动四川作战以结束中日战争的设想，终于由于力不从心而被中止。由于策划四川作战，1942年，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华作战的重点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对中国正面战场的作战较少，主要有：第三次长沙作战、浙赣作战、缅甸作战。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为防止中国军队增援，12月24日，武汉地区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作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会战)，同驻守长沙的中国第九战区军队激战至1942年1月15日，损失5000余人，不得不退回原防线。1942年4月18日，从航空母舰起飞的美国B-25轰炸机首次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地，然后降落在中国浙赣机场。这是日本自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本土首次遭到空袭，军心、民心均遭重大冲击。为了阻止美机再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日本大本营决定在中国发动浙赣作战。从5月24日至8月下旬，武汉地区的日本第十一军和沪宁杭地区的日本第十三军，从东西两面夹击浙江的衢州、玉山、丽水机场，击败了中国第三战区军队，攻占了浙赣铁路，摧毁了当地的机场。1942年1月上旬，日本第十五军发动缅甸战役，英军败退。如果缅甸失守，则中国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不保，将给中国抗战带来新的困难。为支持盟国抗战和保卫滇缅公路，1月下旬，中国第五、第六军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至5月中旬，日军攻占缅甸全境和中国滇缅边境地区，切断了滇缅公路。此时，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的小规模的作战，无论胜败都改变不了战略相持的局面。

1943年初，反法西斯盟国在苏德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太平洋战场均完成了从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的转折。在太平洋战场，1943年初，日本在瓜岛争夺战中遭到完败，迫使日本开始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防御。1943年2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由于美、英、苏在各个战场都转入攻势，在中国战场，中国政府“在当前形势下可能继续进行消极抗战”，但由于相信美、英会最后胜利，“不能期待出现放弃继续抗战的结果，因此，想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是没有希望的”。^[164]日本大本营在《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中指出，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安定确保现占领地区，依然继续保持对敌压迫，摧毁敌继续抗战的企图，使其衰亡。”“努力封杀、击退敌人反攻，尤其是敌空军的挑战。”“努力集结兵力，提高军队战力。”^[165]2月27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命757号》命令，其主要内容是：“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大本营希望在大东亚确立自强必胜态势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为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努力挫败敌人继续抗战的企图并使其衰亡，同时，抑制在华敌空军的活动”。具体指令是：第一，谋求华北、沪宁杭地区的占领区的“迅速安定”，“确保重要的资源地区，努力增强我战力”。第二，“严厉监视并伺机摧毁在华敌航空力量，同时，努力防止敌军对帝国本土空袭等”。第三，“确保岳州以下的长江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努力摧毁敌人的抗战力，其作战地域大致在安庆、信阳、宜昌、南昌范围内”。^[166]这就表明，1943年，日本大本营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任务是：在占领区进行“治安战”、抑制中美空军的活动、为确保岳阳以下的长江交通而进行的小规模进攻作战。由此可以看出，1943年，日本在中国战场仍是一种维持现状的相持战略，虽对中国敌后战场继续进行“治安战”，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局部进攻作战，但都是为了维持现状。正如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中所言，日本大本营的对华作战方针，实质上是“极力在中国方面维持现状，一旦需要，就可将兵力转送到其他方面”^[167]。

1943年6月，日本估计美军即将开始发动大规模反攻，便企图在美军攻势到来之前建立“不败态势”。其中，关于在中国战场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在研讨时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日本面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应重在研究在太平洋的防卫，即使想解决中国问题也不会有成效；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在中国进行四川作战，因为“不能形成自强必胜的态势，就是战败的前提”，“还是以进行5号作战为好，因为重要的是目标明确，认清能否确实使重庆脱离美、英，蒋介石虽不至于举手投降，但其部下将领四分五裂，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无法利用中国”。讨论的最后结论是：“对华作战不宜操之过急，必须避免鸡飞蛋打。”^[168]日本参谋本部深知要在中国进行四川作战，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能伺机而动，不敢贸然行动。9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今后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中关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方针是：“对重庆政府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特别是要扼制从中国大陆向我本土的空袭和对海上交通线的妨碍，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69]这实际上仍是维持现状的方针，以便在太平洋战场需要时，能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

为了维持在中国战场的作战，日本采取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力量。早在1942年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就提出了《关于(汪精卫)国民政府参战及与之相关的对华措施》，其方针是：“帝国希望(汪精卫)国民政府参战，对美英迅速宣战，促进中国方面对日协力，以完成大东亚战争。”^[170]11月16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就汪伪国民政府参战的细节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青木)、计划院总裁铃木力主汪伪国民政府参战。青木认为：“(汪精卫)国民政府参战是对华政策上最后最大的一招。因此，不能作为单一的事务问题，应当作为最大的政策性问题来处理。”他提议：“对(汪精卫)国民政府的参战必须着眼于以下两大问题为基础：一、为夺取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而加强战争协力，强化两国的综合战力(坚持不放弃对中国的铁、棉、铝的夺取)；二、加强(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并使其能充分掌握民心。”青木感到在日占区“民心逐渐离反，(汪精卫)国民政府弱化，如果忽视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也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事态”^[171]。会议虽然对汪伪政府的作用心存疑虑，但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12月10日，日本下令中止四川作战计划。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日本当局利用汪伪政权参战弥补自身力量不足的决心。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在《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中指出：“帝国以(汪伪)国民政府参战作为打开日华之间局面的一大转机，按照日华(汪伪政府)提携的根本精神，进一步加强(汪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使重庆政权失去抗日的根据和名义，以便同真正新生的中国一起完成战争而迈进。”^[172]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加强汪伪政府的军事力量，协助日本军队对华作战，以稳定中国战局，做好随时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的准备。对这一方针，日本当局内部存在分歧，日本中国派遣军内部也有人极力反对。日本中国派遣军认为，“把加强(汪伪)国民政府作为对华政策的中心，是不符合实际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兼汪伪政权大使馆武官落合甚九郎少将甚至认为，汪精卫政权“内部分裂”、“民心离反”，“只会影响我作战”。^[173]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中写到：要汪伪政权参战，“是过去实行的各种策略都绝望之后，而采取的最后一招”。^[174]事实上，汪伪政权自成立之日起，就在协助日军对中国军队作战。日本当局也深知汪伪政权不得人心，极其脆弱，是很不得力的帮凶。但是，日本当局除要求汪伪政权更好地为日本卖命外，还有另一种意图，即起到政治宣传的效果。日本当局认为，重庆国民政府之所以仍在坚持抗战，是因为师出有名，能代表中国。而汪伪政权一代表中国宣战，则使重庆国民政府“师出无名”，就可起到扰乱阵线、迷惑人心的作用。正如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所言，要利用汪精卫政府的参战，活跃地对华展开宣传战，“努力收到大的效果”。^[175]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加强汪伪政权“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方法”。^[176]

1943年1月9日，日本政府与汪精卫政府签署了《协力完成战争的日华共同宣言》，宣称双方“以坚定不移的信念，为完成对美英的共同战争，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通力合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世界新秩序”作出“贡献”。^[177]同日，汪伪政府发布《宣战布告》，宣布自即日起，同美、英处于战争状态，同日本协力打败美、英。当天，汪精卫还在南京召开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民众大会”，汪精卫在会上宣称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与日本协力实现东亚共荣。^[178]与此同时，汪伪政府成立“最高国防会议”，建立“决战体制”，与日本协力同美、英、苏、中等盟国作战。3月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大陆指第1454号别册·关于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整备和指导要纲》中指出，本方针是“为了日华协同完成大东亚战争并建设新秩序，中国方面武装团体首先要独立担任(汪精卫)国民政府治下的治安维持肃正，将来能逐步协助日军作战”。为此，将汪伪政权的各类武装整编为36万人的正规军，以协助日军作战。此时，汪伪政府除组建了正规军外，还设立和加强了“治安军”、“警察部队”等武装力量。日本法西斯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险计谋，进一步增加了“治安战”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使汪伪军队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凶恶敌人。但日本当局对汪伪军事力量的增长抱有强烈的戒心，将其置于日军严格控制之下。日本大本营明确规定：“(汪精卫)国民政府所属武装团体依照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或相关司令官的命令及指示，以指导(汪精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所属机关。”“日军指挥官实质上能指挥中国(汪精卫)方面的武装团体。”^[179]这就明确规定了汪伪政府军是日军控制和指挥下的傀儡军队性质。事实上日本当局也深知，汪伪政府军的参战不可能挽救日本的被动处境，正如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中所言，“(陆军)中央知道(汪精卫)国府无力，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180]

1943年，日本中国派遣军按照日本大本营的指示，为确保岳阳以下的长江交通，在中国战场只进行几次小规模进攻作战。1943年2月中旬至3月下旬，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向武汉、岳阳、沙市三角地带发动了江北作战，作战目的：一是“集中优势战力，以牛刀杀鸡式的作战，刷新日军在华作战的沉闷气氛，提高士气”，“改善战略态势”；二是该地区“是丰富的大米产地，攻占该地区有利于日军就地自给”。^[181]经过1个多月的作战，日军攻占了该地区。5月上旬至6月中旬，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对武汉以西的宜昌地区发动了“江南歼灭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主要是夺取宜昌附近长江航道上的船舶。经过近2个月的激战，日军劫走了宜昌长江江面上近2万吨船舶，但未能攻占宜昌。8月2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日军第十三军在江西发动广德作战，日军第十一军在湖南发动常德作战。广德作战的目的是，“确保攻占广德地区，消灭敌忠义救国军的根据地，提高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治安，以有利于中国派遣军确立自给态势”。常德作战的目的是，“攻占常德地区，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挫败敌人继续抗战的意识，以有利于人数减少后亦能完成任务。同时，牵制预计转用于云南方面的重庆政府机动兵力，策应南方日军的作战”。^[182]9月30日，驻京沪杭的日军第十三军发动了广德作战，于10月2日攻占了广德。11月2日，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常德作战，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又于11日退出常德。(www.xing528.com)

总之，1943年，日本对华政策：除继续对中国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外，主要是加强汪伪政府的力量，为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支持太平洋战场做准备。对中国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次数少，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在华现状。

1944年，日本法西斯进入了内外交困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兵分两路向日本太平洋战线进行“双叉冲击”，使日本当局精心构造的“绝对国防圈”开始崩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便绞尽脑汁寻找死中求活的出路，决定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打通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贯通日本与南洋地区的联系，以便同盟国进行长期战争。早在1943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就开始酝酿对华“一号作战”方案，即“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方案。11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到所罗门群岛视察战况后认为：“太平洋方面防线可能被突破，制海权恐将回归联合国家方面。当我们受到盟国自海洋方面的压力时，我们不能不依存大陆。为此，需要预先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将大陆变成连接南方的大走廊。由此，日本本土可通过中国大陆同南方圈继续保持联系。同时，必须考虑到通过坚决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提高全军的士气。”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开始研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计划。日本参谋本部设想，这次对华作战要打通河南新乡至汉口的平汉线、武昌至湖南衡阳的北部粤汉线、衡阳至广西柳州的湘桂线，再铺设柳州至越南河内的铁路线，这样，就能将自朝鲜经中国东北、华中、华南至印度支那铁路线贯通。通过这次作战，还可歼灭该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主力，并摧毁衡阳、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这次战争的大势取决于太平洋方面的战局，在最坏形势下，将出现“国虽败，在中国大陆尚有60万精兵”。12月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出《纵贯大陆铁路作战计划》(后改称《一号作战计划》)，将作战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湘桂线第一期作战，攻占湖南岳阳、长沙、衡阳，时间从1944年6月初开始，预计1个半月；第二个阶段是平汉线作战，攻占平汉线，时间从1944年7月初开始，预计1个半月；第三个阶段是湘桂线第二期作战，时间从9月初开始，攻占广西桂林、柳州地区，预计2个月；第四个阶段是湘桂线第三期作战，时间从1944年12月初开始，攻占衡阳至广东的粤汉线，预计1个半月。作战总兵力约12个师团。作战结束后，约使用9个师团兵力驻守新夺取的铁路沿线地区。^[183]由此看来，日本参谋本部将中国作为日本困兽犹斗的最后堡垒，从《一号作战计划》兵力使用数量来看，是日本自全面侵华战争以来，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1944年1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元帅将《一号作战计划》上奏天皇，指出这次作战的目的是，“以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敌航空基地，阻止敌机对日本本土及中国东海的活动为第一目的。同时，如果将来海上交通断绝，也可将南方物资经中国大陆运回”^[184]。从《一号作战计划》的制订过程可以看出，日本对华“一号作战”的目的有四个方面：第一，打通中国大陆铁路交通线，贯通自朝鲜经中国东北、华中、华南至印度支那铁路线，当日本在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时，利用大陆铁路线保持与南方战线的联系，既可从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运回国，又可将军用物资运往南方战线，将大陆铁路线作为日本与南方战线连接的纽带。第二，摧毁中国西南地区的机场，阻止美国空军对在华日军、中国台湾、中国东海的轰炸。第三，歼灭铁路沿线地区中国中央军的主力，以打击重庆国民政府，促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第四，将中国大陆作为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战败后负隅顽抗的基地，“国虽败，大陆仍有60万精兵”，仍可继续顽抗。即是说，日本将挽救日本败局的希望寄托于“一号作战”上。

1月24日，《一号作战计划》获得天皇批准。同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和日本南方军下达《大陆命第921号》和《大陆指第1810号》命令，要求务必在3月中旬前提出具体作战计划。在命令附件《一号作战纲要》中指出：“中国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之际，先自华北，继而自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开始进攻作战，击破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先后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平汉线及湘桂、粤汉两铁路线沿线战要域。”“南方军为策应和协助中国派遣军作战，从缅甸及印度支那方面实施作战。”^[185]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在4月开始进行平汉线作战，6月开始进行湘桂线作战。3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了“一号作战计划”，提出作战目的是，“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沿线要域，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遏制敌空军空袭帝国本土及破坏海上交通线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自4月下旬开始，日本中国派遣军以4个师团、4个旅团的兵力发动平汉线作战，时间预计1个半月。自6月初开始，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以9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湘桂线作战。驻广东日军第二十三军以2个师团、2个旅团的兵力，向广西柳州至南宁地区进攻，驻印度支那日本南方军1个师的兵力，向中越边境进攻，两军合力打通中越铁路线。作战时间约5个半月。^[186]为保证“一号作战”的实施，日本大本营决定将原计划调往太平洋战场的5个师团留在中国战场，从日本关东军调出1个师团并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团，增援日本中国派遣军。

日本的“一号作战”，在日本《战史丛书》中由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和广西会战三大战役组成。1944年4月7日夜，日本华北方面军以6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了打通平汉线的河南会战，击败中国军队，于5月9日打通了平汉线，于5月25日攻克洛阳，控制了河南省的重要地区，河南会战结束。

5月27日，驻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以8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了打通武汉至长沙、衡阳段粤汉线的湖南会战，遭到中国第九战区的拼死抵抗，经过2个多月的激战，于6月18日占领长沙，8月8日攻占衡阳，湖南会战结束。为了作战指挥的方便，8月26日，日本在中国新设第六方面军，由冈村宁次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三十四军进行广西会战。9月8日，日军第十一军攻占湖南零陵地区，沿湘桂线向广西推进，于14日攻占广西北部重镇全州，逼近桂林。10月初，日本第六方面军制订广西会战计划。10月28日，日军第十一军从广西全州向南，日军第二十三军从广东向西，两路日军夹击广西桂林、柳州地区。11月11日，日军攻陷桂林。11月10日，日军攻陷柳州。继而，日军一部向西推进到贵州独山。11月24日，日军第二十三军攻占南宁，继而于12月10日与从越南北攻的日军会师绥渌，打通了中越交通线。至此，广西会战结束，日本“一号作战”亦告结束。

日本在华发动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日军通过“一号作战”，打通了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线，击溃了当地的中国军队，摧毁了桂柳地区的中国机场。从表面看，日军战果赫赫，但从全局来看，是得不偿失。这是因为：第一，“一号作战”牵制了日本陆军兵力，增加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困难。“一号作战”前，日本陆军在中国本部的作战部队为60万人，在太平洋战场仅50万人，^[187]而本来转用于太平洋战场的5个师团也被截留在中国，另从日本关东军调出1个师团，并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团，增援日本中国派遣军。^[188]这就削弱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能力，加快了日本“绝对国防圈”崩溃的步伐。第二，在中国战场延长了战线，扩大了占领区，兵力更加吃紧。“一号作战”使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战线延伸了2000多公里，使用兵力41万人，^[189]虽然摧毁了桂柳地区的中国机场，限制了中美空军的活动，但要守住这些新占领区，却比攻占这些地区更为困难。第三，日本在华新占领区是以铁路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随时会受到攻击，顾此而失彼。第四，更重要的是，由于抽出半数兵力进行“一号作战”，日本原占领区兵力大减，后方空虚，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乘机开始了反攻作战，日军不得不退守“点”(大城镇)和“线”(重要交通线)，使日本原占领区面积急剧缩小。总之，通过“一号作战”，日本在中国完成了从战略相持到战略防御的战略转折，这是日本当局所始料不及的。

1944年，日本当局还企图通过向中国政府求和，以图“死中求活”。6月，美国中部太平洋舰队攻陷马里亚纳群岛，日本“绝对国防圈”被打得七零八落，战败的阴影笼罩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被作为替罪羊而下台。7月22日，小矶国昭大将出任首相。天皇宫廷重臣集团要求内阁寻求一条体面结束战争的途径，即一条既能保存日本在战争中攫取的既得利益，又能体面地结束战争的途径。8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提出，对重庆国民政府迅速进行“政治工作”，以解决中国问题。^[190]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订《关于对重庆实施政治工作的文件》，该文件规定：“对重庆工作的主要目标是，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应着眼于停止重庆政权对日抗战，并创造出彼此间直接会谈的机会。”同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是：第一，同意蒋介石归返南京，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废除同汪精卫政府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重订《日中友好条约》；第三，不改变(伪)满洲国现状；第四，“要运用一切手段，助长日华和平思想，宣传重庆对美、英的依存终究会招致中国民族的奴隶化及东亚的灭亡”，等等。^[191]但此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中国绝不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日本甚至无法找到与蒋介石政府联系的渠道，对重庆政治工作也就始终停留在纸面上。

1944年，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胜利也是对日本的重大打击。1943年12月底，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从缅北发动反攻作战。8月3日，在美军配合下，中国驻印军击败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10月中旬，中、美、英联军发动缅北战役，经过7个月苦战，于1945年3月攻占了缅北，打通了滇缅公路，恢复了中国的国际通道。在此前后，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向盘踞在中缅边境云南省内的日军发动反攻，经过8个月的激战，于1945年1月收复全部国土。1944年至1945年春，以中国军队为主力的盟国军队进行的缅北作战，不仅为缅甸的解放建立了前进基地，而且打通了滇缅公路，恢复了中国的国际通道，为在中国战场进行反攻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1944年，日本对华政策是一种“死中求活”的政策，尤其“一号作战”，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困兽犹斗，不仅未能改善日本行将失败的处境，反而在中国战场由战略相持转换到战略防御。

进入1945年后，日本法西斯已处于盟国重重包围之中，四面楚歌。1月，美军攻占吕宋岛，控制了菲律宾，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全面崩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紧急研讨对策。日本大本营判断，美军攻占菲律宾后，将直接进攻日本防御的核心地区——“日、(伪)满、华”，使日本南方战线与本土隔绝，处于孤立状态，而日本有组织的战争，大约只能持续到1945年中期。根据这种判断，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1945年中期为目标的战争指导草案》，提出：“帝国依旧继续进行决战，争取战局的好转，迅速确立以日、满、华为基础的积极防卫态势，坚决实现长期持久战争。”“为促进确立建立日、满、华就地自给作战，建立长期战争的坚韧不破的态势”，“要倾尽全力决战，粉碎敌人的企图”。其决战的具体措施是：1.对来自太平洋方面敌人的攻势，极力摧毁其进攻能力；2.在中国大陆，按既定方针准备在东南沿海作战；3.在南方各地区，日军只能各自为战；4.尽可能地保持南北交通不中断；5.袭击并摧毁敌后方补给线，挫伤敌人斗志。^[192]实际上，日本已无力回天，所谓“决战”，不过是负隅顽抗而已；所谓“决战措施”，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应急措施。2月22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在欧洲，预计本年中期德国会出现“最坏的事态”；在亚太地区，预计美国对日攻势将更加猛烈，至八九月，完成对日本的包围进攻态势；在北方，估计苏联可能会对日作战；在中国，中国政府努力利用与印度支那陆地交通重开之机，恢复与增强战力，随着军队装备美式化，策应美军作战，实施对日反攻；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延安方面的反攻行动将愈演愈烈。^[193]

根据上述对世界大战战况的分析，日本大本营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加强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的防御，建立阻止美军进攻的不败态势。关于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作战目的是粉碎主要敌人美军对中国大陆的进攻，挫败其企图，确保大陆要地，努力使重庆国民政府势力衰亡”，“为了牵制和威胁美军对帝国本土进攻，以及封杀其到达中国沿海的企图，迅速强化中国沿海要地的作战准备”，“为了确立日本军队基地，并容易取得国防资源，应迅速稳定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和长江下游重要地区”。^[194]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是日本“决战”的核心地区。在中国战场，日军将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东线是准备在中国沿海地区同美军作战，西线是与中国作战。可见，日本是将中国作为本土防卫的屏障。

在中国战场，日本中国派遣军认为，抵抗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美军进攻较之进攻四川要困难得多，因而主张先进行四川作战。但日本大本营为了将中国大陆作为防卫本土的屏障，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击退向中国大陆进攻的主要敌人美军，粉碎其进攻意图，在确保大陆战略要地的同时，使重庆势力衰亡”^[195]。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在中国要进行东(美国)西(中国)两线作战，作战重点是东线。1月22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命第1228号》和《大陆指第2363号》命令指出：“大本营的意图是击退正在反攻的敌人，尤其是美军，确保以皇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地，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日本中国派遣军应阻止美军的进攻，确保中国大陆的重要地区，使蒋介石政府势力衰亡。为此，要加强在中国大陆的战略态势，击破从东西两面进攻的敌人，尤其是美军。^[196]根据这一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将对美作战重点放在长江下游地区，要求各军在确保现有占领区的前提下，广东地区第二十三军在3月末以前，在沿海地区做好对美作战准备；京沪杭地区第十三军于初夏之际，在沿海地区做好对美作战准备；日本华北方面军要尽可能保持对重庆的压迫态势，同时于春夏之际，在内蒙地区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在青岛地区做好对美作战准备；鄂湘桂地区的日军第六方面军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战力衰竭，为进行东西线作战创造有利态势。3月下旬至4月上旬，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4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老河口作战，攻占了老河口，占领了老河口机场。4月中旬至5月上旬，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芷江作战，但在中国军队抗击下，以失败而告终。4月中旬，日本大本营鉴于美军已在冲绳登陆，估计美军不会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可能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于是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将对美作战重点从中国东南沿海转向中国东部沿海，尤其是上海、山东一带。^[197]4月18日，日本大本营决定从华中、华南地区抽调4个师团到东部沿海地区。4月2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开始从广西撤军。5月28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1335号》命令指出，为加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从湖南、广西、江西地区的湘桂线、粤汉线撤军。^[198]根据大本营的命令，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新的作战大纲，决定“中国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在对苏、对华进行持久战的同时，粉碎从中国沿海进攻的美军，使本土决战容易进行”。对美战备的重点首先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三角地区，然后是山东半岛。广东地区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以一部分军队防御广州、香港地区，准备对美、英作战，其他部队调往南京；京沪杭地区的日军第十三军从福州、温州地区撤军，固守京沪杭地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东做好对美作战准备，并配合日本关东军做好对苏作战准备，抽出3个师团加强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从河南及山西南部撤军；日本第六方面军从广西、湖南撤军，退守武汉，阻止重庆国民政府的反攻，以有利于日本中国派遣军以主力同美军作战。^[199]此时，日本在中国战场已是四面楚歌，所谓“收缩战线”，完全是溃败的态势，所谓“作战计划”，不过是失败前的徒劳挣扎而已，所谓“对美苏作战”，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再加上，自1945年起，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进行全面反攻，日军只能退守“点”(重要城市)和“线”(重要交通线)；在正面战场，当日军收缩战线，从广西、湖南、江西等省撤军时，中国政府军队乘机进行尾追作战。此时，日军在中国已是捉襟见肘，东躲西藏，苟延残喘。

1945年5月9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日本处于盟国四面包围之中。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指出，德国的顽抗已被盟军所摧毁而灭亡，日本如若顽抗，也会是德国同样的下场。中、美、英等盟国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日作战，给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公告严正指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中、美、英三国“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犹豫迁延，更为盟国所不容许。^[200]由于日本法西斯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以种种借口拖延时日，盟国便发动了对日本的最后一战。在中国战场，国共两党军队继续进行反攻作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9日零时，苏联远东军越过中苏边界，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强大攻势，日军迅速崩溃。在中、美、苏三国的共同打击下，日本法西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告了日本法西斯的投降。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日本大本营代表、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向中、美、英、苏等盟国代表签署了投降书，命令所有日本军队向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投降书，标志着历时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和历时8年之久的中国全面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而告结束。

纵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至1945年日本败降时期，日本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政策演变，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同中日全面战争初期和进入相持阶段初期一样，日本对华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谋求蒋介石政府的屈服，结束中日战争。但日本在中日全面战争初期对华采用“速战速决”战略攻势、进入相持阶段初期对华采用“政略攻势”均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初战胜利，造成更大的国际压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也同样未能奏效，不得不转为对华“长期战”。在这一时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以“持久战”应对日本的“长期战”，虽然存在保存实力、消极抗战和反共摩擦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坚持了抗战，抵制了日本的诱降、迫降，抗战旗帜不倒，日本就无法结束中日战争，从中国战场脱身。尤其是数百万国民政府军队的存在，使日本不敢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从1941—1943年，日本在中国战场的作战主要是针对敌后解放区的“治安战”，对正面战场则鲜有进攻，而1944年日本以重兵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对正面战场是极大的冲击，国民政府军队一败再败，险些让日本孤注一掷的冒险战略成功，这是很不应该的。但在这些作战中，国民政府军队广大官兵血洒疆场，尤其是入缅作战的胜利，仍是值得载入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