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抗战与日本“政略攻势”的破产
日本攻占武汉后，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其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相持。其主要原因是：其一，力不从心。攻占武汉后，从表面上看，日本占领了半个中国，战果辉煌，在国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提灯游行”等庆祝活动。但实际上，由于日本企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目的未能达到，因此，广大民众对这种胜利大多感到“漠然”，而日本军政当局实际上是将这种胜利欢呼声视为“哀调”的。[100]在军事方面，武汉会战后，日本百万大军投入了中国战场，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无力在华继续发动战略攻势。据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在《军状报告》中透露，武汉会战后，参加作战的40万日军中仅伤病员就高达15万人，[101]日军也需要休整、补充。同时，武汉、广东作战后，日本在华占领区进一步扩大，需要更多的军队维持其在占领区的统治。在经济方面，侵华战争引起军费骤增，1937年，日本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69％，1938年又增加到76.8％。[102]军费的膨胀和军需品的急剧增加，引起钢铁、原料、燃料等严重不足，使日本战争经济一开始就潜伏着新的危机。其二，中国准备进行持久抗战。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以重庆为临时首都，将西北、西南地区连成一片，建立抗战大后方，准备持久抗战，其军队实力虽然受损，但仍具有相当规模，以重兵部署在日本占领区周围，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让日军感到最为棘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日本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新的抗日战场——敌后战场，迫使日军在华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中共敌后战场进行两线作战，不得不停止战略攻势。其三，协调国际关系。日本攻占了半个中国，严重损害了西方大国的在华利益，激化了同西方大国的矛盾，需要停止战略攻势，开展外交活动，协调同各国的关系。其四，日本估计德国将在1942—1943年发动世界大战，日本希望能与德国互相呼应、互相配合。日本攻占中国，就是为其发动世界大战——北进攻苏联、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作准备，但其陆军主力几乎全部投入了中国战场，严重影响了其世界战略的实施，不得不停止战略攻势，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由于以上原因，武汉沦陷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938年11月3日，日本内阁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日本的目标是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这里所谓“东亚新秩序”，即日本统治下的东亚新秩序。换言之，即将东亚，主要是中国变成日本新的殖民地。这是日本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首次明确提出的战争目标。声明认为，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如果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但“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03]。声明是日本借助中日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特别是武汉会战的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软硬兼施，威诱并重，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从武汉会战后日本面对的国内外形势来看，即便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也不会在华继续发动战略攻势。所以，该声明实际上是战略攻势向政略攻势转换的标志。
第二次近卫声明使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改变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变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方针。这种转变表明日本否认国民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重新回到承认国民政府的方针上来。同时，只要国民政府不投降，中国抗战在继续，中日战争就不可能结束，日本也必须面对现实，还得承认国民政府。二是改变了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对华以军事进攻为主、外交攻势为辅的政策，变换为以政略攻势(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三是改变了以“速战速决”战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转变为以长期战争战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11月18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订了《使(中国)抗日政权屈服乃至崩溃要领》，决定极尽政略、谋略及外交等各种手段，使国民政府屈服或崩溃。为此，要促进占领区的建设和“治安”恢复，推进建立亲日政权，进行反共宣传，加强对国民党的分化工作，在国民政府内部“诱发出一种对日和平的气氛”，以诱降国民政府，然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同国民政府的停战条件是：(一)国民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二)同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协力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根据日本提出的原则调整两国关系。日本提出的中日关系调整的原则是，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下，(一)日、“满”、华切实做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二)“满”、华两国互相承认；(三)日、华缔结防共协定，共同防共；(四)在华北、华中密切进行经济合作，尤其在开发华北资源方面，给日本提供特别的方便，中国招聘日本人为顾问等。[104]这一文件是在第二次近卫声明的总方针下，企图以政略、谋略及外交等各种手段，使国民政府屈服或崩溃，将其与其他伪政权合并成立伪中央政权。
按照新的对华政策，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昭和13(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制订了对华军事作战计划。该文件认为，攻占武汉、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已经结束，现在应利用这一战果努力解决中国问题，但目前难以迅速实现，要准备应对长期战争。为此，“若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里所谓的“治安地区”，主要是指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地区，即华北、京沪杭地区。所谓“作战地区”，主要是指与国民政府军队对峙的占领区，即武汉、广东地区。在治安地区，“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在作战地区，各配合一支军队，起到政略上与战略上压制国民政府的作用。“为此，根据敌我形势配备的兵力，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少限度内。”同时，还要扶植和统一各地的傀儡政权，建立长期战争体制，然后逐渐减少在华兵力，以应付国际形势的变化。[105]同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还制订了《政略攻势、战略持久时期的作战指导要纲》，对各占领区的任务作出了具体划分：华北、华中东部占领区，配备固定的军队，迅速恢复治安，支持亲日政权的壮大；在武汉配备一支有力的军队，制约湖北、湖南及江西地区的敌军主力，在广东保留最少限度的兵力，切断敌人的补给线。[106]这就明确提出将日本在华北和京沪杭占领区作为“治安区”，主要进行“治安战”；将武汉、广东地区作为“作战地区”，主要是起到制约中国军队的作用。即是说，日本的对华军事作战已不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而只是从属于政略攻势。为了适应对华新战略的需要，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在南京设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华北方面军(华北地区，10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11个旅团)、第十一军(武汉地区，7个师团、2个旅团)、第十三军(京沪杭地区，4个师团、4个旅团)、第二十一军(广州地区，4个师团、2个旅团)。
武汉沦陷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政府制订了第二期抗战方针。1938年11月底，蒋介石在湖南省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他在讲话中先分析了武汉沦陷后的中日战争形势，认为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沦陷是中国抗战的第一个时期。在第一期，中国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利用主力部队层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诱敌深入，使其陷入进退维谷之中。通过第一期作战，敌人兵力的使用已达最大限度，今后也不可能有更多兵力派往中国，已在中国的兵力因战区扩大而分散，将来会因兵力的消耗减损而走向失败。对中国而言，在第一期作战中虽遭受了挫败，但随着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部署的完成，以及军队实力的增强，取胜的把握和信心会一天天提高起来。[107]根据以上分析，国民政府提出了第二期作战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建设大后方。即以四川为中心，将大西北和大西南连成一气，以第五战区屯兵鄂西北，以第九战区屯兵鄂西南，扼守长江三峡东口，以保重庆安全。第二，军事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军队分为三类，一类在前线作战，一类在敌后游击，一类在后方整训。三类军队定期轮换。从国民政府以上方针可以看出，中国在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采取的是持久战战略，先稳住阵线，再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作战。这就决定了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作战逐渐趋向消极，正面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通过政略与战略相结合，诱降国民政府，建立新的亲日中央政权，结束中日战争，是武汉会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重点。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后，日本在对华进行战略攻势的同时，就在秘密进行政略与谋略工作。当时，中国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就力主对日“谋和”，实际上就是对日妥协投降，形成了“主和派”。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陶希圣等亲日派，就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开始走向降日之路。1938年1月，汪派分子、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上海会见了日本满铁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探询日方有无“和平”意图。在西义显的联系、安排下，2月，董道宁赴日，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重视。3月底至6月中旬，受日本陆军派遣，西义显等人到香港与汪派分子、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多次进行密谈。7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会见了秘密来日的高宗武，板垣指出，日本同蒋介石不两立，假若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为日本交涉对手，日本愿意放宽“和平条件”。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订《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决定对华谋略的目的是“为了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和蒋介石垮台”，“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及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要营造成立新政权的气氛”，“利用和操纵反蒋实力派，在敌方阵营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108]于是，日本陆军和内阁便在武汉会战前正式确立了对汪派的政略工作。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了“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对华新政策，这既是对国民政府抛出的诱降书，又是策动汪派叛逃的招降书。11月中旬，日方代表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同汪派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日本特务机关所在地重光堂举行会谈，日方提交了早已准备的协议文本，汪派代表表示同意，并提出了汪派叛逃计划，双方取得一致意见。重光堂会谈得到了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的认可。11月20日，日汪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3个文件。《日华协议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日汪“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理想”，和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目的，达成如下协议：(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华方(汪派)承认日本军队为防共驻兵中国，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二)华方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四)关于经济合作，华方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五)华方补偿日本侨民的在华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协定之外的日军，自日华实现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等。如日本政府对上列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两方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伺机成立新政府。《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一)日华两国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各自实施亲日、亲华的教育及政策；(二)日华两国共同设置对苏机构，缔结军事同盟，在内蒙及其他地区驻屯日本军队，日华军队互相协力，共同作战；(三)日华两国合作，使中国逐步从东洋的半殖民地地位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四)日华两国以东洋的经济复兴为目的进行经济合作等。[109]
日汪上海重光堂会谈协议的达成，表明日本对中国执政的国民党政治诱降收到了效果，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已蜕变成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卖国集团。1938年11月21日，影佐回到日本后，向陆相板垣征四郎(板垣)、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多田)汇报了上海重光堂会谈情况，得到了板垣、多田等人的认可。影佐还要求在汪精卫等人逃出中国后，日本政府能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予以支持。22日，近卫内阁五相会议听取了汇报，认可了这一协议，并同意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以示支持。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按照与日方的约定逃离重庆，20日到达越南河内。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等人叛国降日，使日本当局欣喜若狂。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本“愿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声明呼吁中国政府：“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110]与第三次近卫声明相呼应，同月29日，汪精卫发表了致蒋介石等人的“艳电”——《和平建议》，既是为自己遮羞造势，也是配合日本向蒋介石等人发动诱降攻势。
日本陆军对汪精卫集团寄予了厚望，对成立由日本控制的汪精卫政权做了预测：第一种情况是，汪政权的成立会导致重庆政府的崩溃，从而能成立中国唯一的统一的政权，这是日本统帅部所希望的。第二种情况是，成立的汪政权不能统一重庆政府，并同重庆政府对立，就需要日本的强有力的领导，使新政权傀儡化，这就不能解决中国事变。万一这种事态发生，日本陆军必须先下定进行对华大持久战的决心。[111]1939年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中国新中央政府树立方针》，决定按照汪精卫的要求在中国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文件共有六点，其中，(一)“新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已成立的亲日政权，以及幡然改图的重庆政权等为其构成分子，作为中国方面的问题，新政府由这些构成分子作适当的协力来建立”，(二)“中国的新中央政府按照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原则进行日华国交调整，该政府的构成分子应认可以上原则”，“重庆政府如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进行必要的人事更替，承认第一、第二项的情况下，确认其屈服，可以作为新中央政府构成的一分子”。[112]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日本当局是以汪派为中心在中国扶植一个新的受日本控制的亲日政权。其目的是借此向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分崩离析，加入汪精卫政府，即以汪政权取代蒋政权，再同汪政权签订协定，将其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利用汪政权统治中国，使中国成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从而建立日、“满”、华共同组成的“东亚新秩序”。然后，结束中日战争，才能避免陷入中日持久战的泥潭，进而从中国脱身，实施同美、英争夺亚太地区的战略。
1939年11月1日至12月30日，日方代表、参谋本部影佐祯昭少将等与汪派代表周佛海等，在上海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就成立汪伪中央政府进行了会谈，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形成了《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包括《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2个附录，以及8个《秘密谅解事项》和3个《机密谅解事项》，其主要内容是：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作为日本与汪伪政权关系的三原则，日“满”华实现互助合作，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这里所谓“睦邻友好”，是指汪伪政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与伪满洲国、汪伪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进行“相互合作”。这就企图肢解和分裂中国，建立以日本为宗主国、以伪满和汪伪政权为附庸的“东亚新秩序”，其实质是将中国分而治之，成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所谓“共同防共”，即打着“共同防共”的旗号，来为日本谋求在中国蒙疆地区、华北地区驻兵权，同时，在日本退出的占领地区，为了维持“治安”，日本还享有“治安驻兵权”。其实质是维持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有利于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所谓“经济提携”，《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规定，“关于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需要的地下资源”由日、华共同开发，“在其他地区，有关国防上必需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给日本提供必要的方便”。在财政、金融、铁路、交通、航空、通讯等方面，由日本“协力”。汪伪政府还须聘请日本人为财政、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顾问，“赔偿事变以来，日本臣民存华所蒙受的权利、利益之损失”。[113]12月30日，日汪正式在《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上签字。
从《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等文件的内容来看，该条约是继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殖民统治之后，又将中国本部变成日本独霸的殖民地的条约，对中国的主权与权益的损害，远远超过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所有条约。这也彻底暴露了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即建立以日本为霸主、以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新秩序”。对汪精卫集团而言，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所期望的受日本控制的中国新的“中央政府”终于成立，这是自武汉会战后日本对华展开的强大的政治诱降攻势的直接成果，是日本对华政略攻势的一大成果。但汪精卫集团叛国降日在中国不得人心，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遭到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严厉声讨，使汪伪政权从一成立，便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所不屑的傀儡政权。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国民政府并未因汪派的叛逃而崩溃。[114]尤其是中国国民党内的实权派蒋介石集团并未步汪精卫集团的后尘，还在继续抗战，使日本难以从中国脱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政治诱降只能是部分达到了目标，而实际上却是政略攻势的失败。(www.xing528.com)
日本虽然诱降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但其深知汪派在国民党内并无实权，不能左右中国政局，能左右中国政局的仍是蒋介石实权派。为此，日本政略攻势的主攻目标仍是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降日后，日本便采取两大措施继续向中国政府展开政略攻势：一是利用英、美的对日绥靖妥协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二是以政略战略相配合，诱降、迫降蒋介石集团。
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英、美等西方大国都不愿意为了支持中国而冒同日本对抗的风险，都不同程度地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但从本质上看，英、美等国都是同情中国、反对日本侵华的。为此，日本当局认为中国坚持抗战的原因之一是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暗地支持。为此，日本加大了对英、美等国的压力，企图通过英、美放弃对中国的支持来迫降蒋介石政府。攻占武汉后，日本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宣布要建立“以日满华三国合作”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12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宣称，由于“日满华”经济集团的形成，第三国的在华经济活动将受到限制，且不能享受政治特权。[115]这是对美国“门户开放”的远东政策的否定，是向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对此，美、英、法等国相继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新秩序”。日本同英、美等国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此时，由于纳粹德国在欧洲向东欧扩张，使英、法忙于应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而不愿在东方与日本抗衡，这就给了日本向英国发动外交攻势的良机。1939年3月，德国呑并了捷克斯洛伐克，预示着欧洲全面战争正在临近，英国自顾不暇，给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正如日本兴亚院总务长官柳川平助所言，英国由于忙于处理欧洲问题，所以，“在远东，即使忍受最大限度的牺牲，也会谋求对日妥协”。[116]
6月14日，日本以伪北平临时政府驻天津海关监督被暗杀为借口，封锁了天津的英、法租界，迫使英国与日本谈判。6月15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一)使英国承认现时中国存在战斗行为，因而会同意相应的特殊要求；(二)使英国承认不允许对于日本在当地的军队的生存出现妨碍日军、有利于敌人的行为；(三)使英国承诺在租界内应排除上述行为。7月15日至24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举行会谈，英国完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24日，日、英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双方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完全承认中国存在大规模战斗行为的现实状况，在这种状态还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日本军队为确保自身的安全及维护所控制区域的治安有着特殊要求，英国须排除妨碍日军、有利于敌人的一切行为与根源”。[117]日本迫使英国承认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承认日本在占领区为维持“治安”，“有着特殊要求”，不得有“妨碍”日军的行为，等等，表明英国牺牲中国、纵容日本的远东绥靖政策有了新的发展。
1940年5月至6月，德国闪击西欧，英法联军惨败，继而法国败降，英国面临本土作战的危险，美国的注意力也被德国所吸引，远东便成为美、英、法防务薄弱的地区，给日本南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德国在欧洲的戏剧性胜利，给深陷于中国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自拔的日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为了跟上德国的扩张步伐，日本急欲结束日中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脱身，集中力量南进进行太平洋战争，同美、英争夺亚太地区霸权。为此，日本抓住英、美的困境，向西方国家发动新的外交攻势。1940年6月24日，日本外务省次官谷正之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提出，要求英国停止通过缅甸和香港向中国运送物资。英国深感已难以同时对抗东西方法西斯，要求得到美国等国的支持。美国感到英国在欧洲处境艰难，在远东只有美国能同日本抗衡，但美国不愿过早同日本直接对抗，便没有采取直接的援英措施。这种形势给所有在东亚有利害关系的西方国家均造成了极大压力。6月12日，荷属东印度当局宣布取消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对日出口的限制，继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关闭越中交通线。7月17日，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英、法封闭中外交通线，造成中国失去了获取援华物资之路，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远东绥靖政策推向了顶峰，给中国抗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日本正好利用这种国际压力来迫降国民政府。
事实上，武汉会战后，日军在中国战场虽然停止了战略攻势，但局部作战却不曾间断，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其中，重要作战有：1939年2月的海南岛作战，2—5月的南昌战役，4—5月的随枣战役，9—10月的第一次长沙作战等。这些作战均未能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的。1939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组建后，日本参谋本部想借英、法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趁火打劫，进行广西南宁作战，切断越南至中国的交通线，断绝中国重要的外援之路。据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荒尾兴功回忆，日本要解决中国事变只有两条路，一是用武力席卷重庆、成都，但这种大战略进攻因为要准备对苏作战而缺乏余力。二是从中国本部撤军，则只能保住满洲和华北，在其他占领区，日军一撤退，日本的经济、政治及特殊权益都希望能确保，这种舆论使军队不能按自己的意志从中国本部撤军。于是，统帅部便决定进行南宁作战，既可切断南宁至河内的中越交通线，又可为尔后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建立一个跳板。[118]日本大本营对南宁作战寄予厚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119]1939年10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南宁作战命令，由驻守广东的日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指挥第五师团、驻台湾的混成第五旅团，实施南宁作战。11月16日，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击溃中国守军，于24日攻入南宁，随即占领南宁地区。12月9日，中国军队在昆仑关发动反攻，日军被中国军队包围，伤亡惨重，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也中弹身亡。30日，日军残部退出昆仑关。1940年1月，日军抽调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到南宁，在宾阳同中国军队展开激战，攻占了宾阳，巩固了对南宁的占领，切断了南宁至河内的中越交通线。在南宁作战期间，1939年12月12日，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集中70多个师的兵力，在武汉周围向日本第十一军发动强大攻势，一直持续到1940年1月，日军损失约8000人。[120]中国军队武汉冬季攻势表明，中国军队具有局部反攻作战的能力。据日本第十一军在《1939年冬季作战中作战经过概要》中指出，“实际情况是，现在蒋介石还保持着对全军的统制力”，“深感敌还健在”。[121]表明日本的局部军事作战并没有对蒋介石政府发动的政略攻势起到应有的作用。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波战争的爆发使英、法将战略重点置于欧洲，无暇顾及远东，为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契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拖住了日本的后腿，使日本无法迈出南进的步伐，这就促使日本加快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步伐。面对欧战爆发，日本阿部信行(阿部)内阁束手无策，于9月4日发表声明，声称“现今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介入欧战，专注于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122]9月13日，阿部内阁发表基本政纲，宣布“政策的核心是处理中国事变”，即支持中国成立新中央政府，运用更切实际的方针政策，完成对中国事变的处理。[123]同年12月20日，日本陆相畑俊六、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在给天皇裕仁的奏折中提出，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契机，在解决日中战争的同时，准备对苏作战。为此，在中国实施渐减方针，1940—1941年，将日本中国派遣军从85万人减少到50万人。[124]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泽田)中将曾回忆说，日本“对外虽口出强言，但犹如水果核心腐乱，不能保持长久。陆相也有同感。中国事变不能靠武力决战来寻求解决，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决战，因为蒋介石一旦放弃抗日，其政权就会瓦解，故无论怎样穷追，恐亦不肯降服。中国事变如用全面撤军解决，姑当别论，但如果想取得圆满的结果，仅在中日两国之间是不能解决的”。[125]泽田的这段话表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短期内解决中日战争已丧失信心，企图用扩大战争即发动世界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中日战争，故提出从中国撤军的建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这一在华兵力渐减方针遭到在华日军的抵制。事实上，1939年，由于日军对华局部进攻作战，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有增无减，年初为24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换算为2个师团)，年底增加到25个师团、20个混成旅团(换算为10个师团)。[126]日本中国派遣军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遣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赴东京反映强硬的反对意见。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在《攻占武汉后第十一军直面之敌的一般形势》中指出，“长期持久的战争对日本百害而无一利，在目前的形势下，依赖谋略外交或小规模作战来解决中国事变，无论如何也不会突然达到期望的。只有伴随着大规模的作战才能看到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127]但日本以少兵临大国，不可能再在中国发动战略攻势，便仍将政略攻势放在第一位，以军事作战配合政略攻势。12月28日，日本陆、海、外三相会议制订了《对外施策方针要纲》，提出对欧洲战争仍采取“不介入”方针，以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同时，形成对建设包括南洋在内的东亚新秩序有利的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政治策略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工作为中心，特别是努力巩固其效果”。[128]根据这一意见，1940年1月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在《解决中国事变的机密指导》中指出：“以1940年秋季为目标，努力解决中国事变。在促进汪工作的同时推进对重庆的工作，随时捕捉与重庆政府的停战机会，指导蒋、汪合流。”[129]此时，日本将实现“蒋、汪合流”的希望寄托于“桐工作”。
所谓“桐工作”，是指日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实力派进行的谋略诱降工作的代号。1939年6月，日本当局确定了在中国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的一批少壮军人都认为，汪派既无武力，也无财力，建立一个无实力的新政权，只能导致中国新旧政权的永久对抗，无助于中国事变的解决。为了解决让日本陷入泥沼的中国事变，“无论如何必须尽早与重庆直接交涉”。[130]于是，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便派人到香港日本特务机关工作，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系的渠道。1939年12月中旬，日本驻香港特务机关的铃木卓尔(铃木)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良取得了联系。宋子良系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弟弟，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铃木是按照军部的意图通过宋子良探询蒋介石有无求和意图的。12月27日，铃木与宋子良(实为军统特务曾广冒充)进行了首次面谈，这是日蒋接触的开端。1940年1月22日、2月3日、2月10日，铃木、宋子良连续进行了三次会谈。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又派出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与宋子良见面，双方商定2月末双方各派3名代表参加会谈。2月19日，今井回东京向陆军省汇报会谈情况，认为重庆方面希望能讨论“和平的大体条件”，由此觉得此事有二三成成功的希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怀疑“重庆的真意是威力侦察”，但陆相畑俊六却极为重视。2月21日，畑俊六要求作为谋略来实施，并取名“桐工作”。日本大本营规定，“桐工作”的目标是诱导重庆政府屈服乃至崩溃。[131]2月22日，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臼井茂树(臼井)向大本营建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谋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不间断的作战。今后，如果想取得对重庆工作的成果，就必须维持对重庆的作战，需要显示更加强硬的措施”。臼井的建议得到了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首脑的支持，军令部首脑会议认为，“只要蒋政权还存在，便断然不能使中国事变结束，因此，为了解决中国事变，绝对需要尽一切手段使蒋政权崩溃”。日本陆海军都同意在进行“桐工作”的同时，采取发动宜昌作战等军事行动，向重庆国民政府施加压力。[132]从3月7日至10日，日本参谋本部和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代表，与中国政府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会谈。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允许日本在华北和内蒙驻军，从日本招聘军事、经济顾问，并同汪派合作等。[133]蒋方代表不敢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要求采取默认态度。他们解释说，如果公开承认“满洲国”，不仅会遭到共产党的反对，而且也会遭到国民党内抗战派的反对，就会出现天下大乱。在所谓“共同防共”问题上，蒋方表示原则上可以缔结防共协定，但不同意日本在华北驻军。在蒋、汪合流问题上，蒋方明确表示不能接受。[134]双方在实现“和平”的条件上分歧很大。
为了推行“桐工作”，日本大本营同意日本中国派遣军进行宜昌作战。4月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驻守武汉的第十一军制订了宜昌作战计划，确定作战目的是：击溃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促使蒋介石军队衰败，以有利于对华政略、战略取得显著效果。[135]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发动宜昌作战，于6月12日攻占宜昌。在此前后，欧洲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军队闪击西欧，击败英、法军队，法国败降。这一形势推动着日本世界战略向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转换。日本想轻装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就要摆脱中国战场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局便更加重视“桐工作”。为“挫伤敌人继续作战的意志”，进一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加快“桐工作”的步伐，从6月至8月，日本陆海军对重庆等地进行了4000多架次的空袭和轰炸，给重庆等地造成了重大的损害，[136]更重要的是制造出一种要大举进攻重庆的气氛，给蒋介石以更大的压力。在此前后，在日本的威逼之下，6月12日，荷属东印度当局宣布取消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对日出口的限制，继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关闭越中交通线，7月17日，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英、法等国的对日妥协退让，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国际国内的极端不利形势，促使蒋介石重视同日本的联系，于6月16日回复同意举行蒋、坂、汪会谈。对此，日本当局兴奋不已，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为了实现日中停战，决定在停战条件方面对中方让步，并派遣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到中国指导日本中国派遣军进行“桐工作”。据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日记中记载，泽田到达南京后传达了陆军中央的指示，要求利用三巨头的会谈达到实现日中停战的目的。日方不再将要求中方承认“满洲国”、允许日本在华驻军作为日中停战的先决条件。[137]7月23日，日蒋双方代表签订了备忘录，初步定于8月上旬在长沙，由坂垣征四郎与蒋介石协商日中停战问题。[138]
正当日本当局似乎看到了“桐工作”的一线希望时，7月22日，日本成立了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给计划中的坂蒋会谈带来了冲击。由于第一届近卫内阁发表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因此，蒋介石不信任近卫，要求近卫内阁取消该声明。近卫内阁当然不会收回声明，但为了促进“桐工作”，近卫仍给蒋介石写信希望实现坂蒋会谈，却未得到蒋介石的回应。8月20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显示了中国抗战力量的强大，也给了蒋介石一副清醒剂。9月17日，中方通知日方，不同意举行坂蒋会谈。9月1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下令暂停“桐工作”。10月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停止“桐工作”。至此，日本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宣告彻底失败。
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在分析“桐工作”流产的原因时指出：“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硬，英国大使的重庆之行，苏联、中共情况的活跃等形势，使一筹莫展的蒋介石发生了动摇。”[139]这一分析比较深刻。具体而言，日本“桐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内形势所不许。蒋日在“桐工作”中的接触，始终在秘密状态中进行，蒋介石既害怕全国人民反对，又害怕国民党内抗战派的反对，更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反对。特别是在8月20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打击了投降暗流，也给了蒋介石集团当头棒喝。二是国际形势所不许。日本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后，于7月26日制订了《基本国策要纲》，将南进政策提上了日程，日美之战势在必行。在这种形势下，日美矛盾日趋尖锐，美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对华支持明显加强，美国不允许中国政府对日妥协，英国、苏联也是如此。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对抗战从动摇回归稳定。
纵观武汉会战后日本对华政略攻势，可以说有得有失，但总体上是失大于得。一方面，日本利用中日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为后盾，发动强大的政略攻势，使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叛国降日，然后，以汪精卫集团为核心，笼络大大小小的伪政权，在中国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汪精卫伪中央政府，成为日本在中国日本占领区实施法西斯统治的工具，这是日本政略攻势的一大成果。但汪精卫叛国降日，丧失民心，并不是得力的工具，更不能改变中国政局，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使日本政略攻势的成效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日本诱降、迫降蒋介石政府的目的未能得逞，中国仍在坚持持久抗战，使中日战争遥遥无期，日本陷入了其最不希望陷入的中日持久战泥潭，对其北进、南进世界战略的展开，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日本的对华政略攻势远未收到预想的效果，总体上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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