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全面抗战与日本对华“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沦陷期间，日本对华政策是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攻势为辅，速战速决，企图通过一场有限的战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占领和控制整个中国，以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迫使日本不得不渐次增加兵力，将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投入了中国战场，从而把短期的速决战变成了长期战争，终于陷入了中日持久战的泥潭。
中日全面战争初期日本的对华战略是“速战速决”。据香月在1940年回忆，他被参谋本部任命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后，在陆军中央接受任务时，参谋本部次长与陆军省次官在对他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对华作战速战速决”。[49]8月24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会见政党首脑时也明确提出，对华作战应“特别迅速地给予敌人以彻底的打击，以期早日收拾时局”的“速战速决”战略。[50]时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的田中新一大佐在《中国事变作战记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当时一般认为，只有短期而强力的打击，才是现阶段切合实际的不扩大而能解决事变的方略。应该力戒渐次增加兵力，寄希望于速战速决”。[51]日本对华“速决战”战略的确立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极度轻视中国的抵抗力。由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只出动了1个多师团的兵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攻占了中国东北，从而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在1939年的回忆录中认为，在军队领导人中“也有人认为中国事变将和满洲事变一样能够简单得以解决”。“只要少数兵一投入战场，即可获得大胜，对作战想得很简单，据说满洲事变也有这样的经验”。[52]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认为，“日本一进行军事动员就认为必须要进行登陆作战，所以采取谨慎方案。实际上不进行登陆作战也可以，只要运兵船开到天津塘沽港附近，北京也好，天津也好，中国都将会屈服”。[53]甚至连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也夸口说，中国问题只用1个月就能解决。[54]二是顾虑对苏战备。“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当局的一个最大的顾虑是担心对华战争会影响对苏战备。正如石原莞尔所言，要不要扩大对华战争，“对下此决心具有重大关系的则是对苏战争的考虑，即如果形成中日长期战争，一旦苏联来犯，目前，日本尚无对苏作战准备”。[55]尤其是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日本起了重要的牵制作用。三是担心限入中日持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日本当局利用这一事件导向对华全面战争时，石原向陆相杉山元、参谋本部次长梅津美治郎提出：“本年度计划动员兵团数为30个师团，其中，日本11个师团安排在中国方面，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照此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有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56]这也是日本陆军中央的一大隐忧。由于以上原因，日本在对华作战战略进攻时期，即中日战争初期，采取了速战速决战略。
中国在全面抗战初期，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了对日“持久战、消耗战”战略。8月18日，蒋介石在《对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的训词中指出：“此次的战争，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历史绝续之所关，大家一定要以必死的决心和抗战到底的沉毅精神，出死力来消灭倭寇。”训词认为，日军将利用优势兵力、优势装备进行速战速决，我们“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57]蒋介石确定的持久战略、消耗战略，从总体上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是因为中国既是贫穷落后的弱国，不可能遏制优势日军的攻势，也不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只有进行持久抗战，才能打破日本速战速决战略，将日本拖入持久战泥潭；利用广袤的国土，使兵力不足的日军兵力分散后，才能有效地进行打击，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以夺取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持久战略、消耗战略也存在着显著的弱点：即不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开展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战争，这是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这一点对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作战是有消极影响的。
上述可见，中日全面战争初期，日本采用了“速战速决”战略，力图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尽早结束中日战争，避免陷入持久战泥潭；中国则采用了“持久战、消耗战”战略，力图通过消耗战打击日军有生力量，准备持久战争，并努力将日本引入持久战泥潭。
中日全面战争是以日本的战略进攻展开的。在华北战场，8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形势判断》中指出，日中已呈现出全面战争状态，为避免全面战争，必须进行华北会战，迅速对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央军以打击，“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58]这表明日本是用速战速决战略进行华北会战，达到使中国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目标。8月7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与会者都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夺取华北。为阻止日军的进攻，会议决定在华北部署三道防线进行抵抗：以保定至沧州一线为第一道防线，以彰德、济南一线为第二道防线，以洛阳、郑州、徐州、淮阴一线为第三道防线。正当中国政府在华北仓促布防之时，8月9日，上海发生大山事件，预示着淞沪会战即将打响，中国面临两线作战。中国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日军若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线直趋武汉；武汉一旦失手，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故不如扩大淞沪战场，诱敌至东战场。”这一建议被蒋介石所采纳。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订的作战指导方针决定：“国军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注意固守平绥东段要地，最后确保山西、山东，力求争取时间，牵制消耗敌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人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以最小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59]这一作战计划表明，国民政府将主战场放在上海，企图以精锐之师击退日军，夺取淞沪会战胜利；将华北作为次要战场，进行消耗作战，起战略牵制作用。按照这一战略部署，中国军队分两线进行华北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全国设立五个战区：第一战区为河北及豫北地区，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为晋、察、绥三省，由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为江苏南部及浙江省，由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后由蒋介石兼任；第四战区为广东、福建二省，由何应钦代理司令长官；第五战区为山东省及淮北地区，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后又成立的第六战区为津浦铁路线北段地区，由冯玉祥为司令长官。
华北是日本陆军对华作战的主战场。8月31日，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临参命第88号》命令：“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以达到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机会的目的。”[60]陆相杉山乐观地认为：“这次华北会战将是结束中日战争的一战。”[61]日本华北方面军对华北的进攻分三路进行，即以平津为基地，沿平绥线、平汉线、津浦线成扇形展开。早在8月上旬，日军就发动了平绥线作战。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由关东军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共同进行察哈尔作战，进攻分两路进行，一路由平津日本中国驻屯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沿平绥线向张家口推进，一路由关东军组建的察哈尔兵团(司令官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从察哈尔东部向张家口推进。8月11日，板垣指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攻击平绥线要道南口，驻守南口的中国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凭险固守，顽强阻击，双方均伤亡甚众。8月16日，日军第五师团主力投入南口作战，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南口发动新一轮攻势，突破了中国军队右翼阵地，但中国军队并未溃败，仍坚持抵抗。8月17日，中国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奉命率部驰援南口，增加了南口的防御力量。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日本当局感到不安，19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甚至建议再增加3个师团的兵力到南口作战。[62]同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攻占察哈尔省重镇张北，直接威胁到张家口，中国军队受到日军南北夹击，被迫撤退，南口失陷。8月27日，日军攻陷张家口。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继续向西推进，9月5日进入绥远省，9月11日攻占天镇，13日占领大同，10月17日攻陷包头，控制了绥远省。
攻占河北省是日本进行华北会战的主要目标。8月30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事会议上指出，由于南口、张家口的失陷，我军在华北已失去有利的作战形势，而沪战又起，为确保江南腹地，“我战略重点无形中已转移于江南”。这样一来，在华北“只有采取守势，逐次抵抗，与敌持久，以待川桂军集中完毕，或沪战一结束，方可策划北正面之攻势”。[63]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主战场的转移，削弱了华北的防御力量，有利于日本的进攻。9月上旬，日本国内师团相继到达华北。9月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华北会战计划，决定将作战重点放在河北省内的平汉线，由第一军进行平汉线作战，第二军进行津浦线作战。[64]9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华北会战，日军凭借优势装备，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南下，9月24日，日本第一军攻占保定，日本第二军攻占沧州。保定和沧州失陷后，国民政府在平汉线设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津浦线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迅速构筑防线。10月1日，日本第一军从保定沿平汉线南下，于10日攻陷石家庄。10月初，日本第二军从沧州南下，于10月5日攻陷德州。10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以石家庄为中心，兵分三路作战：一路沿正太线西进山西，与已在晋西北的日军第五师团南北夹击太原；一路沿平汉线南下，于10月17日攻占邯郸；一路沿津浦线东进，于10月13日占领山东平原县，准备山东作战。在此期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于9月25日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部一部，歼灭日军1000余人，是华北会战中中国军队的首次大捷。10月1日，日军第五师团沿同浦线南下向太原推进，10月5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从石家庄出发，沿正太线向太原推进，南北夹击太原。10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向太原北面重镇忻口发动攻击，中国军队在忻口同日军激战至11月2日，日军才突破忻口防线，直逼太原。忻口作战是华北会战中，国民政府军队最成功的防御战，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阻击日军达半个多月之久。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下村定少将，在1939年回忆说，在忻口作战中，日军陷入“苦战”，感到“头痛”。[65]11月4日，日军第二十师团沿正太线推进到太原南郊，与日军第五师团相呼应，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11月6日，日军第五师团发动太原作战，遭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8日，日军攻占太原。以太原失陷为标志，华北会战宣告结束。12月18日，攻占南京后不久，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便发动山东作战，于12月26日占领济南，至1938年1月，攻占了山东的主要城镇，完成了对华北地区的占领。
华中(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日本对华作战的另一主战场，上海会战是中日在华中会战的第一个战役，中国称为淞沪会战。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是华中的门户，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前所言，日本认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与南京最为重要。如果说日本陆军是以华北为主战场，那么，日本海军便是以上海为主战场。而中国政府则是将主战场放在上海。有鉴于此，中日双方都十分重视上海会战。上海会战打响后，中国决定将主战场移到上海，并迅速向上海增兵。8月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2个师团在上海登陆，遭到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死伤枕藉。从上海前线回到日本的西村敏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国军队的抵抗极为顽强，即使遭到炮击和包围也不后退”，“中国居民同仇敌忾，斗志高昂”，“两个师团日军陷于苦战”。[66]8月31日，日本上诲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向参谋本部紧急呼吁，要求迅速派遣5个多师团的兵力增援上海。为了打开上海会战的“悲惨战况”，9月11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从国内再派3个多师团的兵力到上海。9月下旬，日本第二批援军3个多师团投入上海作战。面对拥有海空军掩护和装备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继续浴血奋战。据日本陆军省业务日志记载，10月8日，参谋本部二宫义清少佐从上海前线回来报告说，中国军队将士仍在“继续顽强抵抗”，他们的战术是靠近日军，用手榴弹和迫击炮夺取胜利。[67]到10月中旬，上海战局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日军统帅部焦虑不安。10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指出，要攻占上海，“预料还需要相当的时日和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目前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役”。[68]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再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的兵力，组建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登陆；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的兵力在上海北面的白茆口登陆，配合上海派遣军，三路夹攻上海。10月下旬，日军攻入上海市区。11月5日，日本第三批援军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夹攻上海。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组建日本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大将任司令官，下辖日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共9个多师团的兵力。在日军优势兵力夹攻下，中国军队被迫撤退。11月12日，上海失陷。在上海战役中，日军死伤达4万余人，其中，第十一师团和知联队定员3500人，死伤达3200人。第三师团第十八联队死伤高达4200人。[69]这是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日军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日本虽然占领了上海，但它急切盼望的“结束战局机会”却仍未到来。
11月22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向大本营提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乘现在敌人处于颓势，必须攻占南京。”[70]11月24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少将介绍了陆军作战计划：在华北，巩固河北、山西、察哈尔占领区，同时进行山东作战准备；在华中，华中方面军曾要求利用上海作战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但其任务主要是扫灭上海地区的敌人，切断与南京的联系，使南京孤立。当前，该部不少辎重及炮兵远在后方，所以并未考虑能即刻一举到达南京。在这种形势下，华中方面军在海军航空兵的协助下，以空军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显示进击的气势，以打击中国的战斗意志。统帅部根据今后的情况，考虑命令该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攻击南京及其他地方。在华南，以空军切断港九、粤汉线，再用1个师团兵力攻占华南部分空军基地。会议决定在华北转入守势，巩固占领区；在华中采取攻势，“利用上海作战的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71]11月24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制订《第二期作战大纲》，计划在无锡至湖州一线以东地区，做好于12月上旬进攻南京的准备。[72]
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是日本主要战略目标之一，也是中国重点防御的城市之一。但自中国政府确定持久、消耗战略后，就意味着会放弃南京。上海失守后，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标志着正式放弃南京。只是由于南京是首都，不战而弃会遭国人谴责，故蒋介石同意“应该守一下”，留下10万疲惫之师，象征性地进行防御。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命令日本华中方面军“在海军配合下，攻占敌国首都南京”。[73]12月3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以6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分三路发动南京作战：以第十三师团等兵力渡过长江，攻占滁县、扬州，从北路包围南京；以第十八师团等部队从南面进攻先后占领浦口、芜湖等地，从南面、西面包围南京；以第十六、第九、第一一四、第六师团等兵力由东向西，正面进攻南京。12月7日，日军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8日，向南京城发动总攻。尽管敌我力量悬殊，但南京守军在唐生智指挥下仍进行了顽强抗击，坚持到12日才奉命撤退，13日，南京失陷。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空前的屠杀、强奸、抢劫。据统计，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中国居民、战俘、警察等人数达30万人以上，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最残暴的一页。据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的不完全统计，在日军占领南京的1个月内，强奸妇女达2万余人，抢劫频繁发生，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还指出，参加过南京作战的日本官兵回国时竟以掠夺品为荣，大肆炫耀，以致引起日本军部的重视。为防止国内外对日军在华暴行的指责，1939年2月，日本陆军省发布训令，禁止回国官兵谈论在华暴行。训令指出，侵华日军“在战斗期间最喜欢的事情是抢劫”，“在大约半年的作战中，所能想象得起来的就是强奸和抢劫一类的事情”，“在战地，我军的抢劫是超出想象之外的”。回国官兵手持部队指挥官的许可证，尽数将抢劫财物运回国。“如果将战争中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74]尽管日本陆军省的训令对日军在华暴行遮遮掩掩，轻描淡写，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烧杀掠奸仍令人发指。(www.xing528.com)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准备持久抗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以武汉为中心指挥全国抗战，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在津浦线集结重兵，既起到切断华北、华中日军联系的作用，又能牵制日军沿长江两岸西攻武汉。
攻占南京后，日本政府便利用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作战的军事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反省”，诱导其走向对日屈服之路。12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进攻南京，是为了促使中国方面回到日华提携的道路上来。但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因此，日本决心通过对亲日政权的提携、对抗日政权彻底惩罚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日华关系问题。”[75]当国民政府不为日本威胁所动时，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制订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指出，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帝国政府切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若南京政府有所反省，而当与之共谋收拾时局，但南京政府仍标榜长期抵抗，毫无反省之意”，“有鉴于此，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而继续寻求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并与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对事态的进展做好准备，以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76]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史称第一次近卫声明，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反省的最后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因此，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77]“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日本攻占南京后制订的新的对华政策，其含义是：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交涉；二、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三、在中国另行扶植亲日政权；四、将采取措施使国民政府崩溃或将其并于新扶植的亲日政权；五、将采取措施同国民政府长期作战。根据这一总的对华政策，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制订《自昭和13(1938)年2月至同年夏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指导要纲》，要求在华日军“确保在华的现占领区，谋求其安定。……在情况允许之前，不扩大战局，不进行新的作战”。[78]这就明确提出了至1938年夏季，日本对华“战局不扩大”的作战方针。
1938年2月，为了阻止山东日军和江苏日军企图打通津浦线，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的计划，蒋介石命令驻守徐州地区的中国第五战区在津浦线北段发动攻势，收复济宁等地。于是，中国第五战区与山东日军第五、第十师团，在津浦线山东段展开激战。从3月至4月，中日两军在山东峄县台儿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24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启少将)支队攻入台儿庄。中国台儿庄守军垒石为堡，同日军展开血战。据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战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79]双方激战至4月上旬。这时，日军又派出第五师团坂井(顺少将)支队前往解围，亦被中国军队击退。4月4日至6日，濑谷支队也遭到中国军队包围，被迫突围。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遭到惨败。是役，日军死伤达11984人。[80]台儿庄战役是中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取得的一场少有的大胜仗，对全国军民的抗战是巨大鼓舞，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的失利，动摇了日本当局的“战局不扩大”方针。日本大本营发现在徐州地区还有中国重兵驻守，对华北、华中日军都有威胁。日本当局认为，要想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就要打通津浦线，而要打通津浦线，就必须进行徐州会战，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徐州为苏北重镇，位于津浦线与陇海线交汇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南京失陷后，徐州便成为阻隔南北日军会师、牵制日军向武汉进攻的战略地带。台儿庄战役取胜后，蒋介石决定进一步充实第五战区兵力，准备在津浦线同日军作战。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84号》，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协同作战，南北夹击徐州地区的中国第五战区军队。同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大陆指第106号》指令，所附《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指出，华北方面军以约4个师团的兵力向陇海沿线发动攻势，击破敌军，为此，以主力攻击徐州附近之敌，以约1个师团攻击兰封—绥德一线敌军的退路；华中派遣军以约2个师团兵力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攻击津浦沿线地区，努力切断敌军退路。作战时间预定于4月下旬。[81]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分别制订了徐州作战计划。5月上旬，日军发动徐州作战，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却无险可守。中国守军在徐州外围战中进行了顽强阻击，但未能阻止日军合击，5月中旬，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此时，中国军事当局及时决定第五战区突围，以保存有生力量。第五战区将40万大军化整为零，分别突围，至21日，顺利撤至豫南和皖北。徐州作战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日本通过徐州作战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了一片，为进攻武汉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但其消灭中国第五战区军队主力的目标未能实现。日军承认“战果之微，出乎意料”。[82]
徐州作战后，日本当局深为不能使中国政府屈服而苦恼，便将武汉会战提上了日程。实际上，日本大本营在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武汉会战、广东会战，在进行徐州作战时就考虑到进行武汉会战，并将广州作战(主要是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一并进行。日本大本营认为，“进行武汉作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这是陆军的一致看法。陆军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攻占武汉、广东，就能统治中国。如果这次作战胜利，可以说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就能实现一大半。海军也认为，控制了中原，就能实质性地统治中国。由于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迁往重庆，为了轰炸重庆，必须占领武汉地区。如果进行武汉、广东作战需投入陆军主力，以现有兵力作战是可能的，并且预计苏联不会参战。但对武汉、广东作战再加上政略、谋略的作用，能否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没有把握。[83]尽管如此，大本营无计可施，也只有走这一着棋了。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行武汉会战。日本进行武汉会战最重要的准备是军事准备。早在1925年日本就制订出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在制订武汉作战计划时，也是在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即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华中日军沿长江西进，两路夹攻武汉。此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占领区“治安不良”，日本华北方面军“因治安肃正力不从心”，又因黄河决堤交通不便，只能“以佯动牵制敌军”。[84]这一始料未及情况的出现，迫使日本大本营大幅度修订武汉作战计划，放弃华北日军南下计划，而由华中派遣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行武汉作战准备。7月31日，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决定在秋季进行武汉、广东作战，“捕捉结束战争的机会”。武汉作战的目的是“摧毁蒋介石政权最后统一的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就着手建立的黄河至长江间的(对华)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军打击越大，其价值就越高”。为此，进攻武汉时，应对配置在该地的中国军队以“最大的损害”，然后限制战局扩大，在武汉附近配置若干机动兵团，形成持久战的态势。[85]为进攻武汉，日本投入了重兵。当时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华中派遣军就达14个师团，占总兵力的41％，用于武汉作战的兵力达9个师团，占总兵力的26.5％，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是一次性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日军分两路进攻武汉，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稳彦亲王中将)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鄂北、豫南推进，从北面包围武汉，担任配合作战；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5个师团在江西庐山集结，沿长江和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从东面和南面包围武汉，担任主攻作战。8月22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188号》命令：“华中派遣军同海军相配合，攻占武汉附近要地。”“华北方面军努力牵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86]日军第二、第十一军分南北两线同时向武汉推进。
武汉地处中原，为纵贯南北的平汉线、粤汉线和横穿东西的长江的连接点，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京会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便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为此，国民政府十分重视武汉会战，决定李宗仁第五战区驻守大别山地区，陈诚第九战区驻守庐山地区，利用险峻山地阻击日军，作为武汉会战重点。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最初为30个师，后逐步增加到129个师，约110万人，是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8月27日，从北线进攻的日军第二军，又分南北两路发动进攻，北路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切断平汉线；南路沿安徽霍山至湖北麻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两路日军均遭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伤亡惨重。如信阳作战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第十师团，日军第三十九联队从出发时的2800人减少到不足800人。[87]在大别山作战中，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苦战1个多月，死伤4400多人。[88]10月16日，日军攻占信阳，后沿平汉线南下时在桐柏山又遭中国军队阻击，直到26日武汉沦陷后才进入湖北。进攻大别山的日军直到25日才突破大别山，占领麻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江西九江集结，8月30日，兵分三路推进：北路沿长江北岸，中路沿长江南岸，同时向武汉推进；南路通过庐山，沿德安、永修一线推进，攻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同样遭到中国第九战区军队的顽强阻击。在庐山，从8月至11月，中日两军展开生死搏斗。9月25日，日军第一零六师团在庐山马回岭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死伤续出。10月8日，师团司令部向军司令部紧急报告：“师团正面之敌，一到夜晚依然向师团四周进行数次反击，师团逐渐处于被包围状况。”[89]日军派出多支援兵，直到10月17日才突破重围。9月26日，日军第一零一师团在庐山南麓向德安推进时，遭到中国军队阻击，伤亡惨重，连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身负重伤。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第一零一、第一零六师团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等援军投入作战后，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于10月27日攻陷德安。长江沿岸作战中，在湖北田家镇，日军今村支队遭到中国军队夹击，死伤1150人。[90]田家镇失陷后，武汉已无险可守，日军长驱直入，第六师团沿长江北岸推进，于10月24日攻占武汉西北郊的黄陂。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武汉东郊的葛店。与此同时，日军第九师团攻占咸宁，切断粤汉线，逼近武汉南郊。至此，日军三面包围了武汉。由于武汉无险可守，中国军事当局已令守军撤出，武汉实际上是一座空城。26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汉口，日军波田支队进入武昌。27日，另一支日军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陷落，历时3个月的武汉会战结束。
在武汉会战的同时，日军发动了广东作战。1938年5月，日本大本营在确定武汉作战时，就决定同时进行广东作战。7月31日，日本大本营决定进行广东作战，其目的是“切断蒋介石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并挫败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91]9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令组编第二十一军，辖3个师团，担任广东作战。19日，下达《大陆命第201号》命令：“在进攻武汉前后，为夺取华南敌人的重要基地，切断其主要的对外联系补给线，大本营要求占领广东附近要地。”“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同海军相配合，进攻广东附近要地。”时间定于10月中旬。[92]此时，由于日本封锁了中国东部海岸线，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便成为中国从海外获取物资的主要补给线。但国民政府错误地估计，日军不敢进攻广州，因为英国会出面干预。有鉴于此，中国在广东虽设有第四战区，但仅有8个师的兵力，日军占有绝对优势。10月12日，日本第二十一军发动广东作战，22日攻占广州市，继而于11月初攻占广州周围地区。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战役。日军虽取得了会战胜利，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死伤达35500人。[93]同时，既未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使中国政府屈服，更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日军攻占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切断了中国重要的国际补给线，给中国持久抗战带来了新的困难。
在中日全面战争初期，日本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对华展开了外交攻势，企图以战略与政略相配合，诱降国民政府。1937年9月上旬，日军在上海会战中处于不利状态，不得不增兵3个师团，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预计到10月上旬，日军将在华北和上海击败中国军队，认为这是对华媾和的最好时机，失去了这个机会，中日战争就将变成长期战争。为避免长期战争，日本应开展对华外交，请德国等国从中斡旋。[94]参谋本部的建议引起了日本内阁的高度重视，10月1日，日本内阁首、外、陆、海四相会议制订《中国事变处理要纲》指出：“当前的目标是期望这次事变在取得军事成果与适当的外交措施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为此，“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外交措施的目标，在于迅速促使中国反省，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范围内，对于中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95]10月中上旬，日本在淞沪会战中仍未取得优势，决定再增兵4个多师团，军事上的胶着状态使日本当局焦虑不安，又获悉九国公约国会议将在布鲁塞尔召开，形势对日本更加不利，便急于通过德国斡旋同中方谈判。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约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希望德国斡旋日中谈判。22日，德国政府指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负责中日调停，史称“陶德曼调停”。10月30日，陶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转告了日方的意图，陈介表示希望能知道日方的谈判条件。11月5日，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向中方转达了日方谈判的条件，其要点是：(一)在内蒙古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自治政府”；(二)将平津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在华北建立一个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亲日政权；(三)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降低日货关税；(七)中国政府尊重外国人的在华权利。[96]蒋介石得知日方条件后，当即表示：假若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就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从而拒绝了日方的条件。上海失陷后，日军乘胜扩大战果，直接威胁到南京。为延缓日军的推进速度，12月2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与日方谈判，其条件是：(一)停止敌对行动；(二)同意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谈判的基础；(三)德国参加谈判的全过程；(四)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等。12月7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广田转达了中方的建议，由于日军已兵临南京城下，广田不同意按原来的条件与中方谈判，故拒绝了中方的建议。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仍无屈服的迹象。12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进攻南京，是为了促使中国方面回到日华提携的道路上来。但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因此，日本决心通过对亲日政权的提携、对抗日政权彻底惩罚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日华关系问题。由此，应彻底认识到，真正的对华持久战自今日始。”[97]日本政府的声明重点在利用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作战的军事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反省”，诱导其走向对日屈服之路。为此，日本当局又将对华交涉提上日程。又由于日本已攻占南京，因而对中国的要价更高了。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日华交涉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中，提出了新的对华谈判条件，其基本条件是：(一)中国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二)在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设立特殊机构；(三)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合作协定；(四)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其具体条件是：(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二)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三)在华北及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四)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是实现日、“满”、华经济合作；(五)在内蒙古设置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相同；(六)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的实施予以协助；(七)在华中占领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八)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九)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日本要求中方在年内答复。[98]日方提出的这些条件，远远超过了11月2日提出的条件，其实质，一是分裂中国，二是变中国为其独霸的殖民地。26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中国政府，27日便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拒绝，陶德曼调停也就走到了尽头，日本的对华外交攻势亦告失败。
总之，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中国的抗战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对华战略，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日本未达到使中国屈服的战略目标。日本通过“速战速决”，侵占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从表面上看，日本取得了赫赫战果，但实际上却是“速战速决”战略的失败。所谓“速战速决”，一是指时间短，二是出兵少，三是使中国屈服。但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历时1年3个月之久，从时间上看，早已不是“速战速决”了；自“七七”事变起，日本当局企图以最少兵力对华作战，但其结果却是一再增兵，到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在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99]此后直到战争结束，日本陆军主力始终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失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日本当局急切盼望的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标未能实现，这对日本来说，显然是失败的战争。第二，日本被迫陷入了中日持久战的泥潭。日本确立“速战速决”的对华战略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力避陷于持久战。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极目标是与美国争夺亚太霸权，征服中国只是实现其终极目标的一个步骤。因此，日本对华作战只能是“速战速决”，一旦陷入持久战，则对其争夺亚太霸权极为不利。武汉会战后，日本身不由己地陷入中日战争持久战，同样表明日本的失败。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的顽强抵抗下，使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的“速战速决”的对华战略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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