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场开辟的国际影响及演变

三、中国抗日战场开辟的国际影响

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弱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敢于抵抗强大的日本法西斯的入侵，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企图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将日本逼进了中日持久战的泥潭，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国战场的开辟和对日本侵略的顽强抵抗，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也奠定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的基础。

其一，中国战场的开辟和对日持久抗战，一改中国过去软弱可欺的国际形象，在世界上树立了弱国敢于抵抗强国的旗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的进攻，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施了不抵抗政策，拱手将中国东北出让给日本。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以东北为基地、以关东军为后盾，攻占了热河省，逼近平津地区，国民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步步后退，造成华北危机。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将遏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及英、法、美等大国身上。但“九一八”事变后，英、法、美等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谁也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冒同日本开战的危险，许多西方外交官甚至还嘲笑中国自身不抵抗，却要别国为中国作战，以致中国驻国联外交官感到羞愧而萌发了辞职意向。中国的“七七”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在世界上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中国敢于抵抗强敌的新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支持。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深刻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力气唾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72]在国际上，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援华抗日，并作出决议号召对日本实行“群众制裁”。苏联《真理报》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底，发表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和评论达108篇，表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73]苏联还公开在国联中支持中国的申诉，明确主张国际社会集体制裁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印度、马来亚、菲律宾及其他亚洲国家，南非、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以及各界人士也纷纷要求政府停止对日本输送战争物资，并发动抵制日货，为中国抗战募捐，声援中国抗日战争的运动。许多国家派遣援华志愿队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战。^[74]于是，中国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帜和中心。

其二，中国战场的开辟和对日持久抗战，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才能逐步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援助。中国战场的开辟和对日持久抗战，使国际社会从中国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希望，也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为世界和平而战，因而，使中国的求援外交能见成效。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初，国民政府派立法院院长孙科为特使，率团访问莫斯科。对中国的有关要求，苏联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立即确定以易货贷款的形式给中国提供援助，第一批贷款5000万美元，第二批再贷款5000万美元。同年6月，中国从苏联获得16000万美元的新贷款，实际上相当于“四亿卢布”。^[75]中国首先利用苏联的巨额贷款，迅速地从苏联获得大量的军火物资，这对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无异于雪中送炭。中国还从苏联获得过其他军事物资和志愿人员方面的宝贵援助。中国政府对英、美的求援外交也开始有所突破。1938年1月初，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明确表示了愿意以贷款方式援助中国，“希望中国继续抵抗”，“不愿中国丧失领土、放弃任何权利”的意向。^[76]中国政府还积极力促英、美放弃对日的战争战略物资输出。1939年7月20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函中，提出美国当局应采取制日援华政策，要求美国对日本采取除战争之外的制裁方法。“一、绝对禁止对日输出军用物资与军用品，而以钢铁与煤油为最；二、禁止日本重要物品之输入，增加日本物品之进口税率，一如对德国物品之办法；三、不许日本船只使用特种商港，以及其他类似性质之办法。”^[77]193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商约》，向对日禁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桐油贷款)；接着，英国内阁向议会提出授权商业部保证给中国政府1000万英镑出口信贷的立法，得到批准。随后，英国政府于12月20日宣布提供50万英镑的对华援助。1939年3月10日，英国又给中国提供2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贷款。英、美总算在援华抗日方面迈出了具有实质性的一步，这在中国战场开辟前是难以想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曾感慨地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78]中国抗日战争所引起的中国国际地位开始发生变化的现象，其影响是不仅限于中国的，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所涉及的是世界瞩目的核心问题。

其三，中国战场的开辟和对日持久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成为反法西斯盟国协调战略关系、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国家。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早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七七”抗战开始后，中国独自抵抗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急需获得国际支持，因而也最早提出了结盟抗日的主张。1937年7月29日，在中国政府举办的庐山谈话会上，各界人士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联盟英美苏、中立德意”的外交方针。1939年2—3月，日军攻占海南岛，严重威胁到英、美、法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中国政府利用这一时机，先后向英、美、法、苏提出了合作方案。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订立，表明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扩大势在必行，中国政府当即提出以中、美、英三国结盟来对抗日本的建议。中国的建议推动了美、英加强对中国的支持，为走向最终结盟打下了基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立即提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一致对德、意、日宣战。中国的不懈努力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铺平了道路。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侵略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终于正式建立。在战时，美、英、苏三大国为协调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配合，协同作战，相继召开了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中国虽未被邀请与会，但围绕三大会议的相关会议及会议决策和公告发表，大多有中国参加。如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会议发表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以美、英、苏、中四国名义发表。又如1943年德黑兰会议前夕，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了会议，发表了开罗宣言。宣言宣布三国决心把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决定在打败日本后，将被日本霸占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会议宣言后来得到了苏联的同意与认可，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晤，26日发表了由美、英、中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来，苏联也在宣言上签了字，成为四国宣言。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中国参加了筹划、筹备到成立的全过程，是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和创始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战时中国能走上国际舞台，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其前提和基础就是中国的持久抗战。

其四，中国战场的开辟和对日持久抗战对世界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抵制了西方的绥靖政策，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的。在多种因素，特别是西方绥靖政策的影响下，除中国抗日战争之外，欧洲、非洲的局部战争都未能阻止法西斯战争祸水的蔓延。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意大利法西斯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1939年德国法西斯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侵略的国家，或因本身力量的不足，或因绥靖政策的影响，均未能制止法西斯侵略。1939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波兰，终于将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世界战争。从1935年到1939年，欧洲战争从局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仅用了四年的时间。而在亚洲，从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竟长达10年之久，主要是因为中国抗战牵制和制约了日本世界战略，使日本不能随心所欲地扩大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也以实际行动抵制了西方绥靖政策在远东的推行。中国抗战使英、美远东绥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美在总体上仍然坚持着对日妥协政策，但是也不能像以往一样无视中国的态度和反应。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中国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西方国家有可能与日本达成妥协的危险进行抗争。在法国败降前，主要是英国对日妥协。1939年9月3日、9月18日，蒋介石接连致函罗斯福，警告有英日达成妥协的可能，希望美国能制约英国，“对英日妥协事，请勿过作乐观与大意，若美国不作警告，则英、法不止与日妥协，而且安南、缅甸对我后方之唯一交通，已将及先阻碍……”，对英、法在远东方面的妥协可能，“若非美国有重要之表示与行动，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我国全处于孤立，而日本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美国政府在最近期内，对日如有一坚决之表示，或禁运日等动作，以壮英、法之胆，勿使其与日妥协，方可挽救危局”。1940年1月24日、6月21日，蒋介石政府又敦促美国不要续订《日美商约》，对日汪协定以及汪精卫伪政权，希望美国明确表明反对的立场。对日本进占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的企图进行制止。^[79]在英日、美日谈判有可能牺牲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政府都坚决反对，极大地抑制了英、美对日可能的妥协，这和其他在局部战争中被牺牲的国家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抗战的结果是促使英、美重新思考远东政策，而英、美远东政策的调整也就成为远东国际格局向良性方面转化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苏、美、英还先后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本国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战略之中。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展之时就将其视为自身国防战略和避免东西两线夹击战略中的对日战略牵制力量。苏联快速的援华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了中国对日本的战略牵制作用。1940年法国败降，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建立之后，英、美的战略形势更加险恶，为对付东西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美英全球战略逐渐形成，中国战场在其中的战略地位也逐渐凸显起来。中国共产党依据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一直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换时刻，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明确表示：“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80]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指出：“三个强国——两个欧洲和一个亚洲的——在柏林签订协定，联合起来发出威胁说，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干预或阻挠他们三国的扩张计划——旨在统治世界的计划——他们就要联合起来对合众国采取最后的行动。……轴心国不光承认，而且宣称，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和我们的政治哲学之间，不可能有最后的和平。……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罗斯福在谈话中反复强调，“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支援保卫自己反对轴心国进攻的国家……合众国卷入战争的机会要少得多”，一旦这些国家倒下去，“轴心国家就会控制欧、亚、非和澳大利亚等各大洲以及各大洋……到那个时候，在整个美洲，我们所有的人就将生活在枪口的威胁下”。^[81]可见，中国的抗战是促使美国明确了反法西斯立场，成为反法西斯国家兵工厂的强大推动力。可以说，尽管日本在法西斯国家中最先发动了局部战争，但是，由于中国的抗战以及中国战场的形成，使日本速战速决的对华战略破产，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已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仍然是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在蹒跚行进，此时，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格局已基本形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远东形势都是朝着有利于中国和盟国方面而不利于日本方面发展。

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侵略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终于正式建立，这不仅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也为中国和亚太地区抗击日本侵略、打败日本法西斯提供了保证。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学者入江昭也指出：“中日交战和日美对抗交织在一起的太平洋战争，使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大联盟中一个羽翼丰满的成员。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首次感到他仍真正成了全球联盟中的部分。”^[82]中国能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员，是中国全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

总之，尽管中国抗日战场开启之后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斗争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走向联合还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中国抗日战争所昭示的时代内涵和正确道路则是极其明显的，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创者，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正是日本实施了霸权战略，侵华战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和中国的持久抗战，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由于中国抗战具有前述的四个特点，所以，中国战场的开辟和中国的持久抗战才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不仅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中国崛起并走向世界的开端。

【注释】

[1]［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版，第296页。

[2]［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版，第140～141页。

[3]［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版，第298～299页。

[4]［日］《对外政策方针》，1908年9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上册，东京：原书房，1969年版，第306页。

[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203页。

[6]［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205页。

[7]［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上册，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524页。

[8]［日］外务省：《外务省的一百年》上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版，第840页。

[9]［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1，第1部第1卷，日本外务省，1989年版，第34页。

[10]［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1，第1部第1卷，日本外务省，1989年版，第174～176页。

[11]［日］山浦贯一郎：《森恪》，东京，1941年版，第599～600页。

[12]南京政府外交部：《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外交部印行，1929年版，第29页。

[13]［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1，第1部第2卷，日本外务省，1990年版，第23～24页。

[14]［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1，第1部第2卷，日本外务省，1990年版，第14页。

[15]［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1，第1部第2卷，日本外务省，1990年版，第24页。

[16]［日］池崎忠孝：《太平洋战略论》，东京：先进社，1932年版，第26页。

[17]［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东京：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18]［日］板垣征四郎：《关于从军事上观察满蒙》，1931年3月，［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东京：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144页；［日］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东京：原书房，1971年版，第71、76页。

[19]［日］鹿岛和平研究所：《内田康哉》，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351～357页。

[20]［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206页。

[21]［日］鹿岛和平研究所：《内田康哉》，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357页。

[22]［日］鹿岛和平研究所：《内田康哉》，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359页。

[2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45页。

[24]［日］岛田正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东京：美铃书房，1976年版，第11页。

[25]［日］岛田正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东京：美铃书房，1976年版，第12页。

[26]［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46～347页。

[27]［日］岛田正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9～10页。

[28]［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275～276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页。

[30]北京大学法律系编：《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6页。

[3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400、416～424、425～430、544～549页。

[3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7、90～93、94～95、96～99、100～102页。

[3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

[3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3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0～472页。

[3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202页。(www.xing528.com)

[37]《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3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521～522、580～582页。

[3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605页。中共争取团结一切力量抗日，范围遍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组织，如1936年7月16日就发布《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6页。

[4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4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20页。

[4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08～109页。

[4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31页。

[4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4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3～694页。

[47]参阅胡德坤：《七七事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48]《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1页。

[49]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29页。

[50]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九)》，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年版，第3852～3854页。

[51]《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5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2·作战经过1》，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4页。

[53]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5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4～335页。

[55]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56]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5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2页。

[5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6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6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64]［日］秦郁彦：《日中战争的军事展开(1937—194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日中战争下》，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46页。

[65]［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东京：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85页。

[66]［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62～163页。

[67]［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218、228页。

[6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605页。

[69]［美］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1页。

[70]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1～1173页。

[7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20～421页。

[7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375页。

[73]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74]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22页。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页。

[7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7页。

[77]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83页。

[78]［美］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7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88、89、91页。

[8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81]［美］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1～266页。

[82]［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