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影响与演变

二、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战争不是准备好了再打，而是打起来再准备。即是说，用战争准备战争，用局部战争准备全面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特点。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也不例外。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的，而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则将中日战争从局部战争上升为全面战争。此时，德意法西斯的扩张尚处于局部战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全面爆发，或者说是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前夜，世界大国、强国均未参战，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的抗战还只是孤军奋战。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结束了在东方长期孤军奋战的局面，同太平洋战场一起，构成了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两大战场。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是世界上最早遭受侵略的国家，但也是世界上抗击法西斯侵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种特殊国情和世情规定了中国抗日战争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个特点是：执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施了抗战政策，这是中国能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中，一直存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而中国的清政府采纳了“主和派”的政策，造成抵抗失败，导致割地赔款，中国疆土日减，主权日损，沦为西方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造成中国东北的大片国土沦丧。此后，日本以中国东北为基地，向中国关内扩张，利用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政策，步步进逼，突破长城防线，威胁平津地区，造成中国的华北危急，全中华民族危急。这同近代清政府应对外来侵略采纳的“主和派”政策，从本质上看毫无二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从近代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的启发，极为轻视中国。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当局立即借题发挥，将卢沟桥事件这一中日两军局部冲突作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线，调兵遣将，相继出兵中国华北、上海等地，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当局，特别是日本军部，鉴于中日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一战即胜，中国或举手投降，或不战而退的历史经验，极为轻视中国的抵抗力，乐观地估计只以三四个师团的兵力进行打击，中国就会在短期内屈服。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64]参谋本部的一个少壮派军官扬言，只要日本动员的声势一出现，满载日本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参谋本部的另一个少壮派军官也趾高气扬地断言，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万事大吉了。^[65]但此时，中国政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共两党已从对抗转向合作抗日，中国政府已从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坚决抵抗，此时，日本的任何挑衅都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击。纵观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史，没有哪一次不是因统治阶级的屈服而告失败，唯有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没有屈服，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重要前提。日本法西斯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是不屑一顾中国政局的转换，悍然出兵中国，企图速战速决，在短时期内使中国屈服，尽快结束中日战争。战争初期，日军虽占有装备和战力上的优势，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也受到重创。更重要的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不因一时失利而动摇，坚持持久抗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粉碎了日本妄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美梦。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了中国平津地区、华北、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片国土，从表面上看，日军取得了赫赫成果，但从实质上看，日军的战略进攻已成强弩之末。此后，日本在中国战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终于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略攻势的重点就是蒋介石政权。尤其是1939年末到1940年，日本当局全力推进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实力派进行诱降的“桐工作”。日本凭借中日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和德国在波兰战争中的胜利，向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同蒋介石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企图诱降蒋介石，但蒋介石没有就范。1940年2月22日，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臼井茂树(臼井)大佐向大本营建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谋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不间断的作战。今后，如果想取得对重庆工作的成果，就必须维持对重庆的作战，需要显示更加强硬的措施”。臼井的建议得到了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首脑的支持，军令部首脑会议认为，“只要蒋政权还存在，便断然不能使中国事变结束，因此，为了解决中国事变，绝对需要尽一切手段使蒋政权崩溃”。日本陆海军都同意在进行“桐工作”的同时，采取发动宜昌作战等军事行动，向重庆国民政府施加压力。^[66]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发动宜昌作战，于6月12日攻占宜昌。在此前后，欧洲战局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变化，德国军队闪击西欧，击败英、法军队，法国败降。从6月至8月，日本陆海军对重庆等地进行了4000多架次的空袭和轰炸，给重庆等地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67]更重要的是制造出一种要大举进攻重庆的气氛，给蒋介石以更大的压力，实际上是企图迫降蒋介石。在国际上，日本趁英、法等国的失败，威逼英、法等国。6月12日，荷属东印度当局宣布取消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对日出口的限制，继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关闭越中交通线，7月17日，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英、法等国的对日妥协退让，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压力。在危急关头，8月20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打击了投降暗流，也给了蒋介石集团一副清醒剂。同时，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也不容许蒋介石集团投靠日本。于是，蒋介石回到强硬立场，断然拒绝了日本的诱降，使日本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宣告彻底失败。此后，尽管日本多次提出诱降、迫降蒋介石的计划，但直到战争结束，均未奏效。“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始终能站在抗战立场，是中国能进行全民族抗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提与保障。

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回顾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时，政府的决策是决定性的。中国抗日战争既有执政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广大人民参加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是由中国特殊国情造成的。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积极投入到中国反帝反封、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洪流之中，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开始，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风起云涌，遍及十数省，开辟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国形成了中国国民党政权和中国共产党政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1930年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使中共丧失了大多数根据地，中共领导的红军也急剧减少，但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中共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仍然存在，中国国共两党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从本质上并未改变。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是要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便成了中国的最大政治。于是，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剿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日本对华侵略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寇的侵略，抵制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即反蒋抗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仍派出了大批优秀党员到东北积极组织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吁请全国人民、国民党和各党派一致抗日，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促蒋抗日政策。12月23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68]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时代特征出发，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不顾深陷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危险，积极组织和支持全国抗日运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之下，中国形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潮流。尽管有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推动，蒋介石政府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坚持内战的方针，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面对突发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以宽阔的战略胸怀和对局势的敏锐洞察，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即联蒋抗日政策。中共以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七七”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洞察国际形势和中日战争形势，确定对日持久战的战略和策略，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日军后方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在同日军的战斗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遍布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日本占领区，总人口约1亿人。于是，从1937年底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始，中国抗日战争便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场——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特点是，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使日军防不胜防。特别是1940年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的百团大战，痛击了日本中国派遣军，震惊了日本当局。日本恼羞成怒，自1941年至1943年，日本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便确定为对敌后战场的“治安战”和“清乡”作战，敌后战场便成为中国抗击日军的主战场。1944年，当日本中国派遣军发动一号作战时，敌后战场便开始了局部反攻。进入1945年后，中国战场的反攻作战也主要是由敌后战场进行的。在中国八年抗战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互相呼应，里外夹击，共同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所规定的。

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三个特点是：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联手制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西方列强联手制华，共同对付中国。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就是典型一例。但同近代相比，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却发生了逆转：从西方列强联手制华，转换为中国与美、英、苏等世界大国联手制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法西斯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侵略的代名词，是最富于侵略性的反动势力。法西斯对内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对外实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其矛头所向，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殖民地还是殖民主义国家，无一幸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势力相继在意大利、日本和德国上台，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建立法西斯独霸的一统天下，将法西斯制度推行于全世界，法西斯便成为世界各国的最大威胁。换言之，法西斯侵略与反法西斯侵略的矛盾已成为世界性的矛盾，并逐渐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法西斯成了世界公敌。因此，反抗和制止法西斯侵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这就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高度赞扬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69]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抓住了机遇，高举反法西斯大旗，站在历史最前列，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性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主战场之一，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之一，中国不仅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之一，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盟国在各战场的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也因此同美、英、苏等反法西斯盟国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联手制日，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因此，盟国在战时及战后一系列的重大决定，都是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完成的。这就是说，中国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贡献，便成为美、英、苏等世界大国站在同一战线的盟国，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为此，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才能改变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联手制华的旧格局，建立起与美、英、苏等世界强国联手制日的新格局，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国际条件。(https://www.xing528.com)

中国抗日战争的第四个特点是：坚持正确的对日持久抗战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国共两党和全国各界的共识。“七七”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和全国各界展开了中国对日战略与策略的大讨论，在中国抗战是持久战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在装备精良的日军重点进攻下，国民党军队重点防御，正面阻击，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延缓了日本军队的推进速度，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武汉沦陷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南岳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对抗战以来的军事进行总结和评述。他指出：敌人技术装配和一切准备都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处于劣势；我们所思考的战略，就是要“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已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这就是要“在时间和空间上，作整个的、持久的打算，确立一种正确的战略，来妥善运用”。从这一角度来说，军事上，“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战略上，“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即日军“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敝不堪”，而“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实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70]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认识和对全盘战局的估计，国民政府决定今后以建军为重心，以便保持持久作战能力。根据这一判断，国民政府退入西南西北地区继续抗战，形成持久战态势，使日军短期内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企图完全破产。国民党政府还较早地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抗日战争大后方，为持久作战打下基础。同时，国民党政府也积极进行外援通道的建设，到1938年底，中国除了原来的苏联援华道路之外，还建成了滇缅公路，这对于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无疑是有利的。

“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的特殊国情，确定了以游击战争为主体的持久抗战方针。从1937年底开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使日军防不胜防，从而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战场——敌后战场，这是中国能坚持持久抗战的另一个基础。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71]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的理论基础。在抗日持久战战略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一整套持久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挺进日本占领区，在日军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地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缩小日占区，扩大根据地，成为屹立在日军心脏地带打不烂、摧不垮的坚固堡垒，是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之一。

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立足于持久抗战，都坚持持久抗战，便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坚持持久抗战的特点。

总之，中国抗日战争具有执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施了抗战政策、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联手制日、坚持持久抗战四大特点。这四大特点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物，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它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战争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