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一、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1937年7月7日夜，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军事演习之机，在北平南郊宛平县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史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天津的日本驻屯军蓄意制造的事件。^[47]由于“七七”事变前，日本当局已作好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借口，因此，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便成为日本当局发动全国侵华战争的导火线。果然，日本当局利用卢沟桥事件，调兵遣将，出动陆军主力，于7月28日发动平津作战，8月11日发动华北会战，8月14日发动淞沪会战，将中日战争迅速推向了全面战争。

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全国军民奋起反击，很快开辟了由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最初采取了以和避战的方针。因为卢沟桥事件究竟是局部事件，还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蒋介石尚无明确的判断，其应对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48]不求战，必抗战。^[49]该方针表明，第一，对卢沟桥事件不能妥协退让，对日本的威胁不能屈服，对日本的军事挑衅必须抵抗；第二，不扩大事态，不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以便和平解决事变。蒋介石此时采取这一方针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全国抗战局面已经形成，如果妥协退让则为全国各界和全国人民所不容；二是中国长期处于国内战争状态，缺乏对日抗战准备，如能和平解决事端，则可赢得备战时间。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挑战，必抗战”、以和避战的应对措施，尽可能以外交谈判息事宁人。

但日本的本意是借卢沟桥事件之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对外交谈判毫无诚意。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卢沟桥事件的演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战端既开之后……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系，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改组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地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是最低限度的立场，必须全力固守。“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要求“举国一致”，“准备自卫”^[50]。蒋介石的庐山讲话，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政府对日政策最完整、最清晰的表述：中国不求战，必应战，举国一致备战，到“最后关头”同日本进行决战。

7月28日晨，华北日军向平津地区发动全面攻击，中国第二十九军拼死抵抗，但面对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优势日军，第二十九军死伤惨重，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之战表明，日本已决心将卢沟桥事件这一局部冲突发展为全面战争，也表明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前一个时期中国实施的避战求和、备战求和对日政策已行不通了，蒋介石已深刻认识到中日关系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局部地区让步就可以解决的，日本的野心是要灭亡中国，因而，中国只能以全面抗战来解决，以战图存。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防会议，会议在确定了全面抗战方针和持久消耗战略的同时，又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之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51]。这表明在全面抗战的方针下，国民政府亦在争取和平，这种“和”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以战求和，抵抗越坚决，和的希望就越大。按照这一方针，中国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开始建立抗战体制。

8月9日下午5时左右，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大山)中尉和水兵斋藤与藏，驾车冲击虹桥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中国保安1人，中方立即还击，击毙了大山，史称大山事件。大山事件一发生便被日本当局所利用，作为出兵上海、将战火扩大到华中的借口。8月1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相和海相就出兵上海达成了协议。13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确认了陆海军出兵上海的决定。同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吴淞港口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为依托，从日租界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8月1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先发制人，袭击南京、杭州、南昌等地中国空军机场，将战火扩大到长江下游地区。1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组建日本上海派遣军，辖2个师团，准备开赴上海作战。8月2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到达上海进行登陆作战。9月上旬，日本当局决定派遣3个师团、3个旅团兵力投入上海作战。在华北，8月31日，组建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辖8个师团，进行华北会战，9月2日，日本内阁临时会议决定，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至此，中日战争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战争。

面对日本同时在华北、华中发动的两路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的同时，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第一，中国政府确定了对日作战方针与战略。8月18日，蒋介石在《对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的训词中指出：“此次的战争，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历史绝续之所关，大家一定要以必死的决心和抗战到底的沉毅精神，出死力来消灭倭寇。”训词认为，日军将利用优势兵力、优势装备进行速战速决，我们“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52]。蒋介石确定的持久战略、消耗战略，从总体上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是因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弱国，不可能迅速遏制优势日军的攻势、御敌于国门之外。只有进行持久抗战，才能打破日本速战速决战略，将日本拖入持久战泥潭；利用广袤的国土，使兵力不足的日军兵力分散后，才能有效地进行打击，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以夺取抗战胜利。

第二，设置国防最高会议，统一领导全国抗战和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中国政府也敏感地认识到，日本将在上海开辟新的侵华战场，中日全面战争即将全面展开。为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设主席、副主席各1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国民政府各院、行政院各部、军事委员会各部负责人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人担任，这实际上是集党、政、军于一体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12日，举行了最后一次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宣布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成立，决定以蒋介石为主席，以汪精卫为副主席，张群为秘书长；推举蒋介石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8月16日，又授权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空军；设立国防参议会，由各党派代表及社会名流为参议员，属顾问性质机构，中共代表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受聘为参议员，将全国各政党、各地方军队纳入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之下，标志着中国战时体制的初步建立，有利于中国全面抗战。

第三，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族抗战体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类矛盾得到缓和，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重新调整各种关系，携手抗战。其中，国共两党关系影响和决定着中国政局的发展。“七七”事变的爆发，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也推动着国共谈判的进程。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在江西庐山同蒋介石等人进行会谈，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边区的设立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平津的失陷，使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共合作已成为国人共识，时势所趋。8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在南京与蒋介石等人再度会谈。在抗战形势和全国各界的推动下，国共两党都作了让步，终于达成协议：(一)国民党同意红军改编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中央通讯社发表由中共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在押中共人员；(二)国民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其任务是担任战略游击支队，侧面协助国民党军队作战。(三)将陕北苏维埃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各项——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一致。”“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53]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54]的确，国共合作抗日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www.xing528.com)

第四，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总动员是战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则是一切都为抗战而运转，一切都服务于抗战。在军事上，除调兵遣将、统一指挥外，还加强了对交通运输的军事管理，制订了《军用运输护照规则及施行细则》；制订了《军事征用法》，以保证战争需要的物资供应和调配；制订了《陆军兵役征罚条例》、《国民公役法》，规定在战时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男子，皆有应征入营服兵役之义务，以保证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为保证战争需要，国民政府对财政、金融、资源、粮食、交通等领域实行控制，以尽快建立战争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项工作是着手抗日战争大后方建设。要坚持持久抗战战略，就要有抗战大后方。蒋介石确定四川为持久战后方，是因为四川地广人众，将西南、西北地区连成一片，易守难攻，是名副其实的大后方。为加强大后方建设，从7月中旬开始，将沿海地区的工业设备、战略物资、技术人才等，实行战略大迁移，以最快速度在大后方安家落户，建厂生产，支援前线。此后，连同大学、中学也陆续西迁，保证了战时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大后方的建设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也大大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国民政府按照以上部署，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全面进入了抗战轨道，在华北和上海同日军展开了激战，终于开辟了中国以正面抗日为主体的正面战场。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开辟抗日敌后战场。“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事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55]明确提出了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主张。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烈呼吁：“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之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56]这一宣言的基点是建立在：其一，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国内阶级矛盾和其他矛盾均下降为次要矛盾，为国共两党矛盾的缓和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前提；二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抵抗日本侵略，这是全国全民的头等大事，中共顺应历史潮流，及时转变党的任务，站在了抗战最前列；三是中共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上，在国难当头之际，不计前嫌，毅然对国民党作了重大让步，从反对国民党转变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体现了中共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7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反对妥协，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的总任务，并提出了为实现总任务的五项主张，即：一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二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组织并武装民众；三是全面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四是进行统一的积极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五是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57]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抗日主张，来促进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的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制订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的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七七”事变既是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实行抗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全国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则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路线。决定指出，中国抗战还存在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抗战，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肯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以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中国的抗战将是艰苦的持久战。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58]。会议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会议还提出：第一，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争能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第二，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群众；第三，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第四，红军实行战略转变，将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

洛川会议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分析是深刻的，会议确定以全面全民族抗战为基本路线，以持久抗战为战略总方针，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正确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实行战略转变，推动着中国抗日的敌后战场的开辟。

9月17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的电文中指出，红军在华北会战中“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59]。9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电文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60]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电文中再次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61]1937年末，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陷落。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抗战十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和《论持久战》两部名著，他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弱国，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国民党军队数量虽多，但战斗力弱，不能指望依靠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斗力虽强，但数量少，装备差，不能一举击退日军的进攻。只有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才能战胜敌人。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土地广大，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据某些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活动的地盘。第三，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有农民参战，就能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第四，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能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由于这一系列原因，“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那么，抗日游击战争是怎样体现战略地位的呢？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一，日本兵力不足，却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的许多地区，在占领区留下了许多空隙的地方，这就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不是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独立自主地进行作战，并且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形式。第二，游击战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大规模人民战争，它有自己一整套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既能分散进行游击战，又能集中进行运动战。第三，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包围、缩小以至铲除日军占领区。第四，在长期战争中，敌人力量不断削弱，我方力量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将逐渐转变为正规战争，最后战胜敌人。“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62]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正确地阐明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特点和优点，即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来进行持久的抗日战争。同时，也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一定会发展成为中国抗战主要战场的必然性。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37年9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作战，首战平型关，全歼日军第五师团一部，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将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争从山西扩展到整个华北日本占领区。1938年5月，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挺进上海至武汉之间的长江南北日本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共同组成了中国抗日战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1938年11月16日，毛泽东指出：“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63]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呼应，里外夹击，迫使日本在中国战场进行两线作战，顾此失彼，深陷中国持久战泥潭，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直至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