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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换言之,从时代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开启顺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趋势,回应了时代的呼唤,站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为了尽快结束内战,团结全国一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中国其他各党派发出团结抗战的呼吁。

中国抗战: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二、中国抗战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遭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举起反法西斯战争旗帜的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沦为西方列强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的入侵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同中国反动落后势力相结合,使中国变成积弱积贫的国家,以有利于西方列强长期统治与剥削。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是要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中日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便成了中国的最大政治。同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29]因此,中国一方面面临着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的危险,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被西方大国对日绥靖政策牺牲的危险。中国抗日与否,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安危,也同时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局。可喜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找到了一条既符合时代需要,以抗击法西斯侵略挽救国家危亡,又能促进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确道路。换言之,从时代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开启顺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趋势,回应了时代的呼唤,站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中国得以在极端不利的国际背景、艰难曲折的国内环境中,形成抗日战争的局面,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中国抗日战场,长期孤军奋战并能坚持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艰苦努力。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就中国而言,面临亡国的危险;就世界而言,面临新的世界大战威胁。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是否坚决抵抗,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也与世界的安危息息相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国民党政府不顾国家利益,实施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置于抗日之上,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使中国仍处在内战之中,导致日本法西斯轻取中国东北。同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将遏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以英、法为主导的、奉行对日绥靖政策的国联,幻想以公理对强权。因此,结束内战,唤起民众,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夜,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日战争开启之前,就以各种方式告诫全中国人民,“……对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30]。“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剿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日本对华侵略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寇的侵略,抵制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1931年9月20日、9月22日、9月30日、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就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等,[31]高举抗日大旗,为唤起全民族抗战而呐喊。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仍派出了大批优秀党员到东北积极组织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针对日本发动上海事变,1932年1月27日、1月31日、2月2日、2月21日、2月25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出《中央紧急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等文件和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坚定立场。中共中央还号召以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抵制日货,支持十九路军对日作战。[32]1932年4月,中共中央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日宣战。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河北省委的信《中央紧急通知》中,要求“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站在千百万的劳苦群众面前,领导他们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获得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33]。1933年1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猛烈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日本,热衷于内战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秘密谈判、出卖国家利益的企图极为警惕,于1933年5月22日、25日分别发表《告中国劳苦民众书》,《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书》,呼吁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对卖国主义。5月25日又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的问题”的《中央紧急通知》。11月21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中日直接交涉”宣言》,[34]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出卖热河省,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为了尽快结束内战,团结全国一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中国其他各党派发出团结抗战的呼吁。1933年4月15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日帝国主义毫无阻碍的长驱直入平津的区域。”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之自由与释放政治犯等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35]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36]4月20日,毛泽东等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提出《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亦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1.全体海陆空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去参加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3.全体人民总武装;4.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产生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善意保持中立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37]1935年8月1日,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吁请全国人民、国民党和各党派一致抗日,并提出抗日十大方针。宣言呼吁:“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提出“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的口号。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38]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此时,日本以关东军为后盾,正在向北平、天津华北地区步步进逼,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以便不战而夺取华北。12月23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关于时局特点,决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关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决议,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个阶层进行抗日战争的动员和号召。[39]这些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时代特征出发,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不顾深陷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危险,积极组织和支持全国抗日运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之下,中国形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潮流。(www.xing528.com)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政策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抗战派也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中共的主张互相呼应。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联名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挚愿望。3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1936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再次号召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痛斥蒋介石政府不顾民族大义的行径:“……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全国丧忘,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40]中国共产党还于6月2日发表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国民党两广地方势力“北上抗日的主张”的宣言。12月1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通电》,促请国民党政府并号召全国军民支持傅作义将军所进行的局部抗战。[41]为了孤立亲日派,最大限度地团结抗日力量,中共中央以全民族利益为重,以极大的耐心争取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抗日。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向国民党军政当局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6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中,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恳切指出:“对日立即抗战与否?是目前解决中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现在已经到了决定问题的最后一分钟。日本帝国主义也已明白的告诉你们:‘你们只有在投降与抗战中找一条路走’。”中共中央“随时准备”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针对蒋介石继续剿共的倒行逆施,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领致信“蒋总司令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恳切指出:“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42]尽管有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推动,蒋介石政府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坚持内战的方针,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面对突发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以宽阔的战略胸怀和对局势的敏锐洞察,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14日、15日、19日在《中央致刘少奇》、《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对西安事变处理的立场、方针、办法。最后,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道,促使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极大地制约了国民党内亲日派扩大内战的图谋,也打击了日本法西斯借机扩大侵华战争的企图,开始形成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43]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经过进一步的艰苦努力,终于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终于完成了近代以来反对外敌入侵斗争历程中的空前凝聚和团结,开始了民族解放和复兴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所争取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条件,即“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得以实现。[44]中国终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始了全面抗战的准备。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45]中共以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换枢纽,是中国能开辟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的前提。

从上述可见,中华民族顺应时代的要求,首举抗日义旗,其意义不仅是属于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毛泽东在1936年12月结合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精辟地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桥梁。”[46]结束内战,建立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正义的革命战争去应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贫弱的条件下争取到的对付日本法西斯的两个首要条件,这种实践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必由之路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对时代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突破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传统国际关系理念、思维模式和运作方式,并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使中国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导,从而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未来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1937年7月,以“七七”抗战为开端的中国抗战全面展开,中国开启并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6月,德国击败英法联军,法国败降,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和大西洋海战。1941年6月,苏联开始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阵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格局终于形成。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打响了世纪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是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当美、英、苏等国相继遭受法西斯侵略而参战之后,也都分别开辟了新的反法西斯战场,并迅速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这表明中国抗战的确是昭示了时代的需要,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显示出极为深刻和广泛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总之,20世纪30年代,当法西斯国家开始发动对外侵略之时,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但遗憾的是,在有能力遏制法西斯侵略的世界大国中,英、法、美等国对法西斯侵略采取了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凶焰,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局部战争转为全面战争的步伐。苏联虽认识到了法西斯侵略的危险,也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制、制止法西斯侵略做过努力,但未能成功。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在国际上抵制了对日绥靖政策,在国内抵制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了内战,实现了国共合作,开展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中国,从国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转换,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则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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