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际秩序在古代受华夷体制的规范，一直相对稳定。所谓华夷体制，核心内容是由周围各国及尚未形成国家的地区向中华帝国朝贡修好并接受中华帝国的册封，中华帝国则向朝贡及受封者提供安全保证。应该指出，华夷体制是封建扩张主义的产物。不过，这一体制的指导原理是儒学，宗教背景为佛教。其中，儒学的“仁政”和佛教的“慈悲”及道教的“无为”等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这是华夷体制下中华帝国虽以大临小，以强对弱，但鲜有掠夺和野蛮控制他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进贡及受册封者大多能够长期接受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鸦片战争的炮声打乱了东亚既有的国际秩序，中华帝国被迫接受欧美列强的侵略要求，开始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历程。清王朝这时虽然仍保有对朝鲜半岛和安南及琉球的宗主权，但这个没落王朝经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显得摇摇欲坠，力不从心。而邻国日本则受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教训的启示，走上维新的道路，并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飞跃发展。但是，日本急于求成式的“脱亚入欧”并无长时期的资本积累为坚实基础，更无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传统作依托，仓促间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国际竞争中不能不依赖军事力量扩展市场，这就使军国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对外侵略扩张便成为近代日本谋求发展的国策。
面对摇摇欲坠的华夷体制，日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攫取中华帝国的遗产。不过，日本因走上维新道路不久，自身亦与欧美列强订有半殖民地性质的不平等条约，国内矛盾重重，尤其是其综合国力远远无法与英、美、法、俄等国抗衡。目睹欧美列强争先恐后地攫取在华权益，日本决定尾追其后，攫取中华帝国的部分遗产。
在攫取中华帝国遗产的过程中，日本在一个较长时期中选定的是有限的局部侵夺目标，其选定的敌手也是有限的，这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中日本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特点。日本于1879年借废藩置县吞并琉球后，着手侵略朝鲜。中法战争期间，日本乘机在朝鲜炮制了一个傀儡政权，以利用其实现对朝鲜的控制。但随即遭到清军的反击而失败。在此，日本感到不击败清王朝，就难以夺取朝鲜，因此，加紧以清王朝为战争对象扩军备战。随之而来的即是中日甲午战争。
清王朝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而失去了保护国朝鲜，并被迫割地、赔款、出让主权，华夷体制因此彻底崩溃而成为历史遗迹，东亚国际秩序从此愈益混乱，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此，日本从自身的有限实力出发，在参与瓜分中国的同时，继续选定有限目标推行其扩张政策。
这一时期，日本夺取朝鲜并进一步向中国东北扩张的目标因俄国的介入并没有完全实现。中日甲午战争后，清王朝的势力完全退出朝鲜，日本在朝鲜亦立足未稳，俄国乘机向朝鲜扩张，攫得大量利权，同时，还组织和利用“三国干涉还辽”，在中国东北攫取了大量利权，日本的扩张受到抑制。日本从而认识到不击败俄国，就难以夺取朝鲜，亦难以进一步向中国东北扩张，因此，日本决定了联英击俄的战略。英国之所以支持日本对俄，除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之外，还看到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朝鲜，对英国在华利益不构成威胁。
日本在英国的支持下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其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骤然上升，战略地位因侵占朝鲜、割取库页岛南部及控制中国东北南部部分要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侵略野心随之急剧膨胀。1906年10月，军界元老山县有朋(山县)拟定《帝国国防方针案》并呈奏天皇，内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旷古大捷，顿使宇内形势一变，东洋和平之担保实已归于陛下掌握之中”[1]。同时，山县在该文件中提出，今后可能阻碍日本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将是俄、美、法，要确立“攻势国防”，制订对俄、法及对美作战的计划，[2]并在国际上利用日英同盟，使日本在远东(包括西太平洋)地区对俄、法或对美开战时处于有利地位。[3](www.xing528.com)
此时，日本的扩张欲望虽急剧膨胀，为与列强争夺中国，第一次提出要以“攻势国防”在东亚大陆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对付俄、法、美等强国，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单以自身力量难以对抗诸强，因此运用日俄战争取胜的经验，强调要坚持与英国的同盟。日本的这一计划虽因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及英国等国反对日本的大规模对华扩张而失去战略上的国际支柱，但它反映了一种与英国共霸东亚的构想。
日俄战争后，因美国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南部，英国也不支持日本对该地区的独占政策，日本只得转而缓和与俄国的紧张关系，并多次与之签订密约，互相划定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日本不能不认识到，在无强援的条件下，还难以逐一排除向中国扩张过程中的竞争对手，因此采取了选定局部扩张目标，争取俄、英、美、法的部分承认或默认，稳步推进的方针。
日本的侵略欲望因先后战胜清王朝和俄国而急剧膨胀，但在列强共同瓜分中国而形成均势的情况下，日本不敢立即贸然采取排斥列强而称霸东亚大陆的政策。然而，日本并不甘心在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均势中仅充当列强中一员的角色。日本看到，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正在形成，战争难以避免，中国的局势亦显露出大动荡的征兆，东亚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也极不稳定，这些都有利于日本抓住机会大力对华扩张。1908年9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分析中国将发生革命动荡后决定：“帝国与清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认识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帝国都须在该国占据优势地位。”[4]
日本确立要在中国攫取超越英、美、俄等国的优势地位的战略目标，意味着其对外扩张政策随着“攻势国防”的确立而进入逐步升级的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日本终将在东亚国际关系中不但要与中国为敌，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要与美、俄、英等国为敌。换言之，日本与英国的同盟及与各国的协约(定)关系都是暂时的，随着日本不断向东亚大陆扩张，其与美、英等国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起来。然而，日本的综合国力远不能与美、英等国抗衡；在资源、技术、贸易等方面，日本资本主义对欧美存在很大的依赖性，一旦与美、英等国的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之时，日本极易遭受致命的打击。因此可以说，日本在东亚大陆超越英、美等国“优势地位”的扩张战略的基础一开始就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是日本在以后对外扩张过程中军事与外交混乱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对外战略目标与其综合实力极不相称，日本才强调在国际上要依靠日英同盟。由于美国的牵制及英国不愿看到日本进一步大规模向中国扩张，日本只得强调要等待有利时机，以一举实现其战略目标。这就构成了日本此后对外侵略扩张上的投机性特点。
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上的投机性特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立即认定“此际参加协约三国一方，夺取德国远东根据地，对我实行对华政策有利”；可“乘列强汲汲于本国战争，无暇东顾之机，确立东亚之永久和平”[5](指日本实现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笔者注)。这表明，日本趁火打劫要实现的最低目标是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根据地，排除向中国扩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并乘势扩大在华权益，“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东亚的地位”；[6]最高目标则是要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因此，日本借口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宣布对德宣战，夺得山东半岛和德属南洋群岛后，即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一举夺取大量优于英、美的在华权益。由于中国方面的抵制及英、美等国提出抗议，日本感到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只得删去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条，并强迫袁世凯政权接受了其他各条款，从而实现了趁火打劫参战的最低目标，并部分实现了最高目标所规定的在华“优势地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