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崛起的开端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中华民族走向崛起的开端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但人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往往只注意改革开放后这一时段的中国，而很少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应该说，中国崛起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尤其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假如将中国的崛起看成一个历史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又分为若干阶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为战时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该说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崛起的历程。如果说战时中国崛起是走向政治大国的开端，那么，新中国的诞生则是中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完成，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崛起则是走向经济大国的开端，没有前者的奠基也就没有后者的辉煌。即是说，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国的独立解放与和平崛起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独立解放与和平崛起的起点与开端。

中国抗日战争扭转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开启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道路。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步入了近代时期，从泱泱大国沦为受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其实，中国的落伍并非鸦片战争始。早在十五六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以先进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推动着欧美各国的飞速发展。在人类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完备和封建统治的稳固造成的历史惯性，因循守旧，不能与时俱进，未能跟上时代步伐而落伍，大清帝国最终被西方列强所打败。从那时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社会停滞不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其根源在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民族的振兴，没有国家解放就没有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要振兴、要发展，就必须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英勇献身，但均是壮志未酬。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新的危机，也提供了新的机遇：败则亡，胜则兴。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继续，但它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结果一改屡战屡败的结局，取得了首次全胜。究其原因：

一是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国际法西斯侵略势力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矛头所向，不仅是将中国，而且是将全世界置于其统治与奴役之下。自“九一八”事变始，随着法西斯侵略的不断扩大，世界上法西斯侵略势力与反法西斯民主力量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制止和抵抗法西斯侵略，是历史赋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使命。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37]。法西斯的侵略与威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国家均在劫难逃，这就打破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的国家间的界限，将中国与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这种特殊的形势，使得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一直是互相勾结，共同侵略、支配中国，它们之间虽然也时有争斗，但总体上是联手制华。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企图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便激化了它同英、美等列强的矛盾。于是，出现了中国与西方列强成为处于同一战线的盟友，联手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列强联手制华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全部列强，而只有日本一个列强了；更重要的是，中国能与英、美等西方大国结盟，大大加强了抗日战争的力量；再加上社会主义苏联的强有力支持，使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全新的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这是中国抗战必胜的国际条件。

二是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阶段，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在国难当头之际，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被迫走上了联共抗日之路，中国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尤其是国共两党停止了内战，于是便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抗战，共御外侮，民族力得到空前凝聚，展开了以武装抵抗为主体的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后，中国形成了两大抗日战场，即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这两大战场相互呼应，里外夹击，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阔战场上同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纵观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史，没有哪一次不是因统治阶级的屈服而告失败，唯有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没有屈服，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历史事件能像抗日战争那样，将全民族动员得如此广泛，如此彻底，将全民族的抗战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这是中国抗战必胜的国内条件。

三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内战时期。处境艰难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不顾自身的安危，于9月22日决定在东北组织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1936年，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发展到4万余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日战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战争，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抗日军事战略是：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般说来，游击战争对正规战争只起配合作用，只具有战术意义而无战略意义，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却具有战略意义，这是因为：(一)中国是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小而强的国家，日本兵力不足而又占地甚广，就必然在占领区留下许多空虚的地方，这就为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二)抗日游击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广大群众进行的，所以，它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三)鉴于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以坚持持久抗战。由于以上原因，“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将游击战争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创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38]。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1937年11月太原失陷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期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相继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终于开辟了解放区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区战场的开辟，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限制，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人民武装紧紧依靠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频繁出击，不断打击和消耗着日军有生力量，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人民武装。到1940年，解放区已遍布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人民武装发展到50万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经过八年全面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得到迅速发展，党员由3万余人增加到121万余人，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有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武装力量从3万余人增加到正规军127万余人、民兵286万人，是一支能征善战的人民军队，成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

由于以上原因，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可以说，战时中共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和敌后根据地的扩展，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换言之，是抗日战争为中共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也就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共革命力量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是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独裁、正义与反动、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的生死大搏斗。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与威胁，世界各国和人民越过了种族、信仰、社会制度的界限，求大同，存小异，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并肩携手，结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国际大团结。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对维护和稳定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走向消极抗战，对中国共产党从联共政策转向溶共、反共政策，时时有挑起内战的危险，这不仅对中国抗日战争是极其有害的，而且严重妨碍了中共革命力量的发展。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是不允许国民党采取反共政策、挑动内战、破坏统一战线、影响抗日战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存在，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存在与发展起了一定的支持与保护作用。如1941年1月5日至14日，国民党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件发生后，美、英、苏等盟国都对此深表关切，迫使国民党再也不敢发动军事反共，从总体上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从抗日大局出发，在一段时间内实施了抑蒋联共政策，对抑制国民党反共溶共、挑动内战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后，通过实地考察，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认为，中共与群众关系密切，没有官僚主义，八路军士气高昂，军民一致，解放区生气勃勃，欣欣向荣，这同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形成鲜明对照。看了这些报告后，美国政府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对国民党的统治失去了信心，他们预感到战后中共革命力量必然会取代国民党的统治。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战争后期国共两党仍能团结抗战的重要国际条件。

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推动和促进了革命的发展，而且还对反动的落后的腐朽力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和扫荡，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力量。

抗日战争是试金石，一切阶级和阶层，一切政党和团体，都要在这场战争中接受考验，经受洗礼，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积极者兴，消极者衰。这场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导致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兴衰存亡，决定着各阶级力量的消长，从而影响到战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对汉奸卖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扫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落后的中国变成先进的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反动腐朽的势力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即把中国变成其任意宰割、任意剥削的“王道乐土”。出于这种目的，日本每占领中国一个地方，便勾结当地的反动卖国势力，建立大大小小的傀儡政权，作为其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些遍布各沦陷区的伪政权，网罗了形形色色的民族败类，成为日本在占领区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与掠夺的帮凶。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上层亲日派，为日本法西斯的凶焰所吓倒，公开走上了叛国降日之路，一批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相继投敌。1940年3月30日，日本精心扶植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将华北、华中等地的大小伪政权统一起来，成为日本在中国占领区进行殖民统治的最大傀儡政权。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叛国投敌势力和以溥仪为首的封建皇室复辟投敌势力，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反动附敌分子，在抗日战争期间助纣为虐，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伪中华民国、伪满洲国等傀儡政权随之崩溃，大小汉奸、卖国贼被押上审判台，受到严厉惩罚。这一部分反动势力的崩溃和覆灭，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暴露了执政的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毛泽东曾指出，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沦陷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39]。但在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开始，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便显现出来，严重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进程。

其一，动摇性。自私自利是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之一，这种阶级属性使它在强敌面前经常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本向国民党政府发动强大政治诱降攻势，国民党内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首先扯起叛旗，投入侵略者的怀抱，对抗日战争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受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1940年初，日本当局大力推进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5月，又采取迫降方针，发动宜昌战役，并以宜昌为基地，对重庆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持续轰炸，使蒋介石出现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当时，虽然蒋介石与日伪妥协的内幕鲜为人知，但其动向已被中共和许多爱国人士所察觉。8月，中共在华北敌后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伪，而且显示了抗战力量的强大，使蒋介石集团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集团虽未走上降日之路，但其对日妥协、动摇的一面已暴露到全国人民面前。

其二，消极性。国民党政府自1938年武汉会战后，逐渐走上了消极抗战道路。随着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辟的敌战场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仇视和恐惧。为了遏止中共革命力量的增长，维护其统治，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的方针。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将作战重点移向解放区战场，为国民党战场乘机出击，收复失地提供了大好时机，但国民党正面战场却一片沉寂，未主动发动一次攻势。连日本当局在1943年初的形势判断中也指出，国民党政府在“继续进行消极的抗战”，“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40]。不仅如此，当日军发动局部攻势时，国民党军队大多丧师失地。如1941年5月的中原(中条山)会战中，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未战先退；1942年5月的浙赣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未进行抵抗便放弃了浙赣铁路；1944年5月至12月，日军向豫湘桂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一败再败，损失60万军队，丢失146座城市，使贵阳告急，重庆吃紧。在抗战胜利在望之际，国民党战场还出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大溃败，显然是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方针带来的严重恶果。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方针是其反共反人民本质的反映，给中国抗战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其三，一党独裁。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抗战。但执政的国民党在战时仍坚持一党独裁，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强行在全国推行“党化”制度，采取欺骗、利诱、威逼等手段，强迫人民加入国民党；在乡村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在全国建立特务网，特务充斥于每个角落，肆意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无辜人民进行监视、囚禁、暗杀。在思想文化方面，国民党对进步思想言论进行压抑、取缔。更令人震惊的是，因害怕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增长，一有机会就采取限制方针，甚至不顾抗日大局，一再发动反共高潮。1941年1月5日至14日，国民党政府调集重兵，在皖南茂林山区围攻新四军军部，杀害新四军指战员7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亲者痛，仇者快。1943年7月，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妄图挑动内战，甚至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接连在河南、湖南、广西溃败之时，仍不肯动用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精锐部队，以致引起了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史迪威将军的愤慨。国民党这种有损抗日大局的行径，遭到了全国各界和反法西斯盟国的指责，大失人心。

其四，垄断全国经济，大发国难财。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政党、全国军民，都在为挽救民族生死存亡而战，当政的国民党却在经济上大发国难财。尤其是抗战中后期，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手中的大权，大饱私囊，直至垄断、操纵全国的经济命脉，给中国战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金融方面，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组成“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政府战时最高金融组织，四大家族利用这一合法地位实行金融垄断，牟取暴利，至抗战胜利，四大家族便完全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在工业方面，四大家族利用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兵工署等军政机构，大肆排挤、吞并民营企业，发展官营企业，造成民族工业严重萎缩。在商业方面，四大家族通过政府机构控制了国内外贸易，对农矿品的出口实行统购统销，对盐、糖、烟、酒实行专卖制，对原料、燃料实行管制，从中渔利。在农业方面，国民党政府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按官价征购粮食，1941年实施田赋征实政策，进一步增加征额，1943年又实施粮食征借政策，实际上是无偿占有。这一系列的农业政策，使农民入不敷出，食不果腹，导致农业萧条。总之，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国统区工业停滞，失业人数剧增；农业萧条，农民流离失所；物价飞涨，居民生活急剧下降，广大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对抗日战争不无影响，也使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的统治大失所望。

由于以上原因，国民党在抗战中后期大失人心。当然，国民党在抗战中有过自己的贡献，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也曾血洒疆场。但国民党的贡献却被腐败所冲淡，功绩被败绩所淹没。抗日战争是试金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令人失望的表现，表明它犹如一棵正在枯萎的大树，貌似强大，实则内部已经腐朽。国民党力量的衰落，为革命力量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为战后中国共产党登上执政舞台准备了条件。抗日战争是试金石，一切阶级、一切政党都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经受考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悖之者衰。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内的叛变投敌分子及形形色色的反动附敌分子暴露无遗，被战争的洪流涤荡一净，为战后的解放战争减少了阻力。抗日战争暴露了执政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全国人民中大失人心，从而决定了它在战后的失败命运。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在全国人民中威望日增，大得人心。这就使得战后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同战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国民党则由强到衰，从而有利于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腐朽势力和新生革命势力之间力量的消长，人心的向背，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推翻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完成了近代中国历史方向的转换，将中国导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可见，新中国的成立是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我们完全可以说，抗日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石。

中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向世界的。自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起，中国就被反法西斯国家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积极参与了战时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赢得了举世瞩目的国际地位。

在战时，美、英、苏三大国为协调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配合，协同作战，相继召开了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中国虽未被邀请与会，但围绕三大会议的相关会议及会议决策和公告发表，大多有中国参加。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的文件。中国虽未与会，但会议考虑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经过与会国代表的磋商，文件最终是以美、英、苏、中四国名义发表。

1943年11月，即德黑兰会议前，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三国联合对日作战和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会议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三国首脑一致同意，在联合对日作战问题上，战争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三国决心并肩作战，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关于战后对日本处置的问题上，三国决定在打败日本后，将被日本霸占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朝鲜将获得独立等。开罗会议宣言规定了盟国继续对日作战和战后对日处置的基本方针，为盟国协同作战，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为盟国战后支持中国收复失地、支持朝鲜获得独立和对日本的占领提供了保证。宣言很快得到了苏联的同意与认可，成为反法西斯四大国的共同宣言，在国际上被称为太平洋宪章，堪与大西洋宪章相提并论。

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晤，26日发表了由美、英、中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来，苏联也在宣言上签了字，成为四国宣言。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中国参加了筹划、筹备到成立的全过程，是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和创始国。1944年8月至10月，在美国华盛顿郊区敦巴顿橡胶园召开了由美、英、苏、中四国发起的联合国筹备会议，会议构建了未来联合国的基本轮廓与框架。1945年4月25日，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邀请，50个国家的代表团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大会，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团团长轮流担任主席。经过2个月的讨论与协调，6月26日正式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由于中国是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大会指导委员会特许中国为联合国宪章第一个签字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贡献最大的五个国家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自然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不仅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而且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对殖民帝国主义一统天下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在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仍是发展中国家仅有的代表。

由于战时已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中国也起了重要作用。战后国际新秩序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主要推动者和创立者之一。如中国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发起国与创立国，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又由于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成为站在同一战线并肩作战的盟国，中国利用这一百年一遇的良机，向美、英等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签订了平等新约，以后又与其他国家签订了相同条约，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成果之一，它从法理层面完成了结束近代以来中外不平等关系的一大跨越，推翻了近代以来西方以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并为中国彻底独立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中国要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不是单纯的“废约”就告成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但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毕竟是中国获得民族独立的开端，这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浴血奋战的结果。

上述表明，盟国在战时及战后一系列的重大决定，都是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完成的。由于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国力同美、英、苏三大强国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不可能完全平起平坐，但盟国的所有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请中国参加，或征询中国的意见，表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开始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废除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也表明了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屈辱的历史地位。上述这些都是中国开始走向崛起的重要标志。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我们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战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战时中国在世界上开始崛起，等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0页。

[2]百度·大唐资料库之“第二次世界大战”。

[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25页。

[4]［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东京：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85页。

[5]［美］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1页。(www.xing528.com)

[6]［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120页。

[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194～195页。

[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10页。

[9]［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1006～1007页。

[10]［美］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0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页。

[12]［苏］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13]［日］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下册，东京：东京审判刊行会，1977年版，第612页。

[1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56～558页。

[1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62页。

[16]［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120页。

[17]［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85页。

[18]［日］角田顺：《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3》，东京：美铃书房，1973年版，第121页。

[19]［日］角田顺：《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3》，东京：美铃书房，1973年版，第141页。

[20]［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9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2页。

[21]［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283页。

[22]［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21～422页。

[23]［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82页。

[24]［日］实松让：《现代史资料35·太平洋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21页。

[25]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26]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27]［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344页。

[28]［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21～424页。

[29]［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36页。

[30]［日］实松让：《现代史资料35·太平洋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21页。

[31]［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4·太平洋战争1》，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117页。

[32]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7页。

[33]［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7·大本营陆军部7》，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189页。

[34]关培凤：《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编号10486。

[35]关培凤：《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编号10486。

[36]关培凤：《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编号10486。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页。

[3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4页。

[3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38页。

[40]［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66·大本营陆军部6》，东京：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