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战场之一，中国战场是世界上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而为推动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世界历史最前列，代表着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枪，也打响了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第一枪。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法西斯国家争霸称霸世界的战争开始了，法西斯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最大威胁。换言之，法西斯侵略与反法西斯侵略的矛盾已成为世界性的矛盾，并逐渐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法西斯成了世界公敌，因此，反抗和制止法西斯侵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九一八”事变还表明，法西斯国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开始了挑战，也是对英、法、美世界霸权的挑战。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世界各国理应团结一致，共同遏制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但令人遗憾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没有认识到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危险性，也没有将法西斯国家作为敌国看待，当然，更不会采取制裁措施遏制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西方大国既不敢支持中国抗战，更不敢制止日本的侵略，对日本实施了妥协退让，乃至纵容的绥靖政策。连与日本积怨甚深的美国，也仅仅是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表示不承认而已。英、法控制下的国联态度同样暧昧，竟然不敢宣布日本为侵略者，更不敢对日本实行制裁，仅仅派出李顿调查团到远东进行一番调查，在日本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仍不敢宣布日本是侵略者，亦不愿制裁日本。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及国联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得日本敢于在中国东北拼凑伪满洲国，将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并以东北为基地，步步进逼，向关内大肆扩张，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如此，西方大国对日绥靖还助长了德意法西斯的气焰，使他们继日本之后在非洲和欧洲发动了一系列的局部战争。
在以上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对日抗战处境艰难。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依赖西方大国及国联制止日本侵略，却因西方大国对日绥靖而遭受严重挫折，对内则全力进行“围剿”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内战，对日则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导致丧师失地，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及国民党内抗战派的愤慨与不满，抗日浪潮风起云涌，抗日烽火燃遍了全东北。于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抗日队伍在中国东北树起了抗日战争的大旗，也在世界上树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旗，不仅动员了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抗战，也给世界各国和人民敲响了应对法西斯侵略的警钟。
继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之后，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发动了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7月，德意法西斯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佛朗哥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1936年11月，德日签订了《关于反共产国际的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加入了该协定)，在反共的旗号下，建立了国际法西斯政治同盟，将东西方法西斯联成一气，标志着国际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初步形成，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部战争必然升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精心策划了卢沟桥事件，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也就从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同“九一八”事变时相比，中国最大的变化是：国民党政府从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坚决抵抗，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法西斯的挑衅必然会遭受中国的顽强抵抗。在开战之初，日本法西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中国不堪一击，狂妄宣称，只要出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速战速决，中国就会屈服。[4]但战端一启，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日本不得不渐次增兵，将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投入中国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战战略，并迅速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即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从上述可见，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相呼应，里外夹击，使日军在中国战场被迫进行两线作战，进退维谷，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闪击波兰，英、法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本却因中国战场的牵制而未能配合德国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也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高度赞扬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5]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抓住了机遇，高举反法西斯大旗，站在历史最前列，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为人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仅如此，中国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自1937年“七七”事变始，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开辟了东方的反法西斯战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孤军奋战，独自同日本法西斯抗争达4年半之久。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也始终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据统计，1938年10月，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朝鲜1个、中国东北8个、中国本部24个，日本本土仅1个，即是说，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4％投入了中国战场。[6]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东北13个、中国本部22个、东南亚10个，即是说，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足20％。[7]1943年初，日本陆军总兵力为240万人，其中，中国战场为66万人，太平洋战场为48万人。[8]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为阻止美军的反攻，向太平洋战场急剧增加兵力，即便如此，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仍超过太平洋战场。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陆军总兵力为834791人，在中国战场的陆军总兵力为1049706人(不含战争结束前夕调到关东军的4个师团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抗击的日军)，[9]中国战场的日军仍多于太平洋战场。
由此可见，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依然是抗击日本的两大主战场之一，从而，中国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在反法西斯四大国中，美、英、苏是世界强国，而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之所以能跻身于世界反法西斯四强，是因为中华民族不畏牺牲，团结御侮，浴血奋战的结果。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10]鉴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在1941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进入了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其他国家则按英文字母顺序签字，足见中国在那时就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
不仅如此，中国战场还有力地支援了反法西斯盟国在东西方战场的作战。世界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是互相支持的，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支援了世界。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11]的确，当法西斯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威胁时，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具有世界性，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都是在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贡献，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www.xing528.com)
中国抗战挫败了日本的北进政策，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抗德战争。苏德战场是欧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苏德战场开辟前后，苏联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远东。如果日本实施北进政策，进攻苏联远东地区，苏联面临日、德两国东西夹击，就难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正如斯大林对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将军所言：“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2]斯大林的判断很准确，体现了伟大的军事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和深谋远虑。日本确有北进政策，即以中国为基地，北攻苏联，南攻美英，夺取亚太地区霸权，攻占苏联远东地区则是日本称霸亚太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打中国，再攻苏联。“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极力主张在攻苏之前，先给中国一击来消除北进的后顾之忧。[13]日本若对苏开战，其主力必须是陆军。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将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投入了对华作战，从而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尽管如此，由于日本的世界战略中确实存在北进政策，因此，在中日战争前期，日军多次在中苏、中蒙边境挑起日苏冲突，意在对苏联进行“武力侦察”，为北进攻苏做准备。1938年7月，驻朝鲜日军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此时，正值武汉会战前夜，日军主力正在准备武汉会战，显然不宜发生日苏冲突。为此，7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指示驻朝鲜日军：“对华作战正在进行中，从大局出发，应极力避免对苏惹出麻烦。”7月20日，日军参谋总长在给驻朝鲜日军的指令中再次重申，“防止惹起日苏纷争”，“不要刺激苏军”。[14]但驻朝鲜日军第十九师团在参谋本部一部分人的支持下，不顾日军参谋本部的指令，执意要对苏军进行“武力侦察”，于7月底到8月上旬，同苏军展开激战，被苏军击败，损失惨重。张鼓峰事件使日本大本营十分不安，认为是进行武汉会战的后顾之忧，便严令日军撤退。[15]张鼓峰事件是日本北进的第一次尝试，这次尝试表明，中国抗战是日本北进最大的后顾之忧，日本不得不将重点放在中国战场，相继发动武汉会战、广州会战。
武汉会战时，日本陆军94％的兵力云集在中国战场，可谓倾巢而出，在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16]武汉会战后，中国实施持久战方针，中日战争呈现出长期化趋势，日本百万军队被牵制在中国，进退两难，事实上已无力实施北进战略。1938年秋至1939年，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对苏《八号作战计划》，就因为中国的持久抗战，使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而丧失对苏作战取胜的信心。[17]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发生冲突，虽然日本关东军妄图挑起“第二次日俄战争”，但日本当局却忧心忡忡，8月10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诺门坎事件处理要纲》，认为中国事变正在进行时，只能对苏警戒而不能扩大纠纷，所以，对诺门坎事件限定在局部地区主动撤兵加以解决，而不许进行“惩罚作战”，以求用外交手段解决事件。[18]正是由于日本陆军主力在中国战场失败，导致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中遭到惨败。8月30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343号命令》中指令日本关东军：“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在满洲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坎方面尽量不扩大战争，并迅速结束之。”[19]1939年9月德波战争爆发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大国的注意力均转向欧洲，给日本北进攻苏提供了机会。面对欧战爆发，日本阿部信行(阿部)内阁束手无策，于9月4日发表声明，声称“现今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介入欧战，专注于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20]。9月13日，阿部内阁发表基本政纲，宣布“政策的核心是处理中国事变”，即支持中国成立新中央政府，运用更切实际的方针政策，完成对中国事变的处理。[21]1939年12月，日本当局在《对外政策的方针要纲》中指出，停止北进，准备南进，对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确保两国“平静无事”。[22]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应对德国的进攻，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最佳时机。当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参谋总长杉山元(杉山)立即反驳说：“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23]杉山一语中的：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这是日本北进政策破产的根本原因。此后，日本当局在一系列文件中声称：“如果苏德战争进展对帝国极为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24]但这种机会始终没有出现。可见，中国抗战是制约日本北进攻苏联的主要因素，从而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避免东西两面作战，集中力量抵抗和打击德国法西斯。
中国战场阻止日德在中东会师的计划，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国先欧后亚的世界战略。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盟国面临对东西方法西斯的两线作战。太平洋战争之初，日本陆海军势如破竹，横扫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美英盟军溃不成军。1942年初，美国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最为忧虑的事是担心日德两国在中东会师，东西方法西斯连成一气。丘吉尔希望美国能出兵印度洋，与英国海军共同阻止日本海军进入印度洋，防止日德在中东会师。但美国认为，一方面太平洋战场兵力吃紧，不可能派兵赴印度洋，另一方面，日本陆军深陷于中国，无力西进，因而主张通过与中国的密切合作，阻止日本西进。正如美国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所言，日本占领缅甸之后，只能腾出2个师的兵力作战，不可能西进进攻印度。[25]1942年3月，日本海军击溃英国东方舰队，进入印度洋，大有与德国在中东会师之势。丘吉尔感到印度洋出现了“灾难局势”，他认为，如果日本控制了印度洋，攻下锡兰和加尔各答，切断印度洋与中东的航线，中断中东的石油供应，“结局将是我们在中东全部地位的崩溃”。[26]日本海军确实进入了印度洋，但正如美国所分析的那样，日本陆军被牵制在中国，无法与海军同步，致使日本海军无功而返，美英盟军才能从容进行北非地中海作战，使日德各自孤立作战，有利于盟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再围歼日本，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后，日本虽多次提出西进印度、中东的战略计划，均因中国战场的牵制、陆军缺乏机动兵力而作罢。
中国战场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给予了巨大支持。南进是日本世界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夺取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如上所述，早在1936年8月7日，日本内阁在《国策基准》中就将南进政策列入了国策。[2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为南进夺取和建立前进基地，但直到德波战争爆发，日本还迟迟不能将南进战略提上日程。究其原因，又是中国战场成为日本南进的最大后顾之忧。1939年12月，日本内阁在《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中提出，要为南进做准备，要争取美、英支持日本解决中日战争，以便于向南洋扩张。[28]这就明确提出了准备南进的方针，但其前提则是结束中日战争。1940年五六月，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扩张，击败英法联军，继而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使英、法等国无力顾及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最佳时机，日本当局深感是“千载一遇”的良机。7月26日，日本内阁在《基本国策要纲》中，将日本的战争目标从建立“东亚新秩序”修改为“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它包括中国、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表明日本正式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中指出，日本当前的目标是“在促进中国事变迅速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29]尽管日本确立了南进战略，但却迟迟不能实施，其最大的后顾之忧仍是中国的持久抗战。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在《帝国国策施行要点》中进一步决定，日本“在不辞对美作战的决心下，拟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30]。正在此时，日本南进战略的主要决策人、首相近卫文麿(近卫)却提出辞职，其原因是“对战争没有信心”[31]。近卫解释说：“在中国事变还没有解决，如果再进入前途未有预料的大战争中，作为中国事变以来痛感责任重大的我，无论如何难以忍受。”“现在由于4年以上的中国事变，国力消耗，民心也有松弛样子。在这个时候，我深信，应该以卧薪尝胆的思想准备，保持没有受到损伤的海军力量，无论如何，先把中国事变加以解决，再慢慢地设法增加国力。”[32]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正是中国战场的牵制，才使日本迟迟未能实施南进战略，为美、英等国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尽管近卫对太平洋战争“没有信心”，但日本还是于1941年12月8日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此时并非是日本南进的最佳良机：英国取得了英伦三岛保卫战的胜利，苏联已遏制住德国的闪击战，美国明确了支持反法西斯国家的态度。太平洋战争之初，日本陆军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达35个师团，占70.5％，用于太平洋战争的兵力仅10个师团，占19.6％，形成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是海主陆从，在中国战场是陆主海从的战略态势，被迫进行两线作战，顾此失彼，因而有利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在战争中后期，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兵力严重不足的劣势显现出来：日军节节败退，美军势如破竹。日本当局在研讨挽救太平洋战场的败势原因时，一致认为是中国战场拖垮了日本。日本外相重光葵认为，“在目前战局下，要使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日本方面转化，解决中国问题很重要……假若中国问题趋向解决，帝国的处境将会大大改善”[33]。可见，由于中国战场牵制和打击着日本陆军主力，使日本顾此失彼，美军才能得以顺利完成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实施反攻作战，大大加快了夺取胜利的步伐。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早倡导者和积极维护者。“七七”抗战开始后，中国独自抵抗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急需获得国际支持，因而也最早提出了结盟抗日的主张。1937年7月29日，在中国政府举办的庐山谈话会上，各界人士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联盟英美苏、中立德意”的外交方针。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于是，中国便正式形成了“联络与国，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34]按照这一方针，中国政府积极寻求西方大国和国联的支持，但收效甚微，只有苏联愿意援助中国，英、美等国甚至还对日本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绥靖政策，对中国抗战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形势，中国以坚持持久抗战的实际行动对绥靖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使中国避免了远东慕尼黑悲剧的重演。1939年2—3月，日军攻占海南岛，严重威胁到英、美、法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中国政府利用这一时机，先后向英、美、法、苏提出了合作方案，但各国对中国的这一建议都不热情，国民政府只好作罢。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订立，表明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扩大势在必行，各国都感到了法西斯威胁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当即提出以中、美、英三国结盟来对抗日本的建议。但这种军事性质的结盟主张被美、英两国所拒绝，原因是两国都不愿意过于刺激日本，避免过早卷入对日战争。但中国的建议却推动了美、英加强了对中国的支持，也促使美、英对日政策从绥靖转向抗衡，为走向最终结盟打下了基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倡导的结盟主张提供了实现的良机。战争爆发的当天上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举行特别会议，提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立即成立正式同盟，要求美、英、苏与中国一致对德、意、日宣战。中国还迅即同美、英、苏等国沟通与协商，以便尽快结盟。[35]中国的不懈努力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铺平了道路。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侵略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终于正式建立。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同盟国保持高度一致，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支持盟国先欧后亚战略。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租借物资总值大约460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302.64亿美元，苏联获得98亿美元，自由法国获得14.03亿美元，而中国只获得6.31亿美元，仅占1.37％。这一数字对于世界四大反法西斯国家之一的中国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不仅如此，中国还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不仅在战时与美、英、苏的双边关系中，化解矛盾，坚持团结，而且对美、英、苏三国间的矛盾也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维护了盟国的团结，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36]
中国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创立作出了积极贡献。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中国也是联合国最早倡导国之一。早在1939年1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宣言中就提出，在欧亚战争结束后，要为“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而努力”。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明确宣告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同年11月24日，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便向罗斯福提交了中国关于建立新国际组织的建议。1944年8月22日，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交了《国际组织宪章基本要点节略》，对宪章的一般原则、组织机构、运作程序、托管制度、经费等重要问题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了七项补充建议，其中有三点意见被采纳。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中国站在公正立场上，代表弱小国家的呼声，要求联合国在其组织、宪章与活动中坚持反对殖民统治，实行民族平等及民族自决原则等。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与美、英、苏三国一起成为轮值主席，为联合国宪章的制订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被确定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唯一代表。10月24日，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正式成立，成为人类历史最具广泛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中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始国，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之，中国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树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苏和各大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加快了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步伐，并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可以说，战后60多年来，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全人类都在分享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成果。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今天，世界各国和人民享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中，也浸透着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与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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