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荣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今年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中国人民在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为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略作一说明，以就教于各国史学家。[1]
一
日本是法西斯集团的第二号强国，早在1931年就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是最早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在意大利和德国相继败亡之后，日本仍负隅顽抗，又是最后一个投降的法西斯国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很大，它不仅要吞并中国，而且要称霸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36年8月7日，在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日本的“根本国策”被定为“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2]但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止，中国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3]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大陆，进而征服世界的狂妄企图。
中日战端初启时，日本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只消“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说，事变能在一个月左右解决。[4]陆军省的头子们和几乎所有的幕僚都把中国看做“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5]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推动，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已经初步形成了并正在加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对手不是有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由四亿多人民组成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在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役中，中国军民英勇抗敌，日本不得不一再增兵，参战兵力超过二十万，伤亡四万多人。[6]八路军在9月的平型关战役中，歼灭日本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这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聂荣臻指出：“平型关大捷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希望之所在。”[7]到1937年底，日本一共向中国战场派遣了十六个师团，约六十余万人，相当陆军总兵力二十四个师团、九十五万人的2/3。[8]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首相近卫于1938年1月16日狂妄地声明：“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在3月23日至4月6日的台儿庄战役中，日军遭到重创，死伤达两万人以上。矶谷师团的大部分和板垣师团的一部分被歼灭。[9]秋季，日本妄图一下子结束战争，又发动了武汉和广州战役。在汉口作战中，日军投入兵力近三十八万人，这是在整个中日战争中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10]值得注意的是：还在武汉战役进行期间，日参谋本部次长竟向军令部次长表示：即使攻占了汉口、广东，中国也不会屈服。“如果我们只是被无益地拖到内地去，那么对日本非常不利。如果再看看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已经出现了非常的反战思想，这样将渐渐陷入困难状态。”他的结论是：“一定要迅速实现和平。”[11]总之，到武汉、广州两个战役结束时，日本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达二十四个师团，一百万人以上，国内本土仅剩下一个师团(近卫师团)，可谓倾巢而出了。[12]此后，日军再无力继续进行攻势作战，不得不转入所谓的“战略进攻——战略持久战时期”。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是“诱鱼上钩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13]但它同时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的企图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日本攻陷武汉和广州后，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将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解放区战场。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立即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一共在华北创建了六个大块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创建了四块抗日根据地。1938年，解放区战场抗击了日本在华兵力的58.8％；1939年，达到62％。[14]在华北战场上，战斗异常艰苦而频繁。仅抗战第二、第三周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109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人左右。其中一万人到二万人的大“扫荡”七次，三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两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特大“扫荡”。[15]迄今为止，外国史学家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中对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一般都估计得很不够，甚至略而不谈，但其实日本军阀本身却十分重视。早在1938年9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就对前来视察的侍从武官说，在日本的占领区内，游击活动“十分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不祥事件不断发生。恢复治安的地区实际上只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千米之内”。[16]1939年12月1日至2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在情报主任会议上惊呼：“华北治安之癌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以地方武装为中心的以政治和民众为基础的抗战组织，以共产党军队为背景的民众的抗战组织，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其秘密地下活动……在现阶段，肃正治安的根本意义是打破上面所说的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之上的抗战组织。”[17]
侵华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1937年军费支出三十二亿七千一百万日元，1938年增至五十九亿六千二百万日元，1939年再增至六十一亿五千六百万日元，军费支出在岁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8.9％、73.7％和68.5％。[18]1939年1月近卫内阁制定的扩充国防工业及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计划(至1941年度)不能如数完成，而在1939年秋冬又出现了严重的粮荒。国力匮乏使日本军部的头子们十分头痛，1939年10月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中将对当时的形势感到一筹莫展：“我作为参谋次长，首先从各方面了解了因中国事变的拖延，日本的力量究竟还剩下多少。我认为，从外表看日本是强大的，但恰好像水果从内部腐烂那样，所以是不能长久的。畑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19]
从1937年7月7日到1939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孤军奋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后来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盟国的其他几个大国英、法、美不仅没有参战，反而在推行绥靖政策、为虎作伥。苏联则在集体安全政策受到英、法破坏后，力图自卫，方守中立。只有中国，在英勇抵抗着日本法西斯的百万大军。1938年和1939年两年，正是纳粹德国在欧洲大肆扩张、横行无忌的时期。在英、法的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德国于1938年3月13日吞并了奥地利，同年9月29日强迫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慕尼黑协定，割让苏台德区，复于次年3月15日进军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沦亡后13天，马德里陷落，西班牙共和国亦遭扼杀。1939年9月1日，德国终于侵入波兰。当德国正在欧洲推进的时候，日本在亚洲却连遭挫折，欲进无力，欲退不能。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神州大陆不幸为日本所彻底征服，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时，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所处的战略地位不知要比当年优越到何等地步。日本百万大军或北进，或南下，都能有极大的选择自由。世界人民虽终将取得胜利，但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与牺牲。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帝国不介入，专注于中国事变。”阿部内阁之所以采取观望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它要继续观察欧战的动向，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在侵华战争中遭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1939年底，派遣到中国的兵力约八十五万人，1939年度的对华战费，仅直接经费(不包括武器费)就高达二十一亿三千三百万日元。国力穷困，如何解决中国事变，在日本陆军中引起了混乱。陆军中央的方案是转入长期战，削减军费和收缩在华兵力(1940年底减到五十万人)。1940年初，陆军方面起草了一个文件，名为《统帅部对内阁的要求》，内称：“尽管目前的形势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对我有利(海军方面注：未必有利)，但对方仍在继续顽强地抗战。”因此，“必须……迅速转入准备长期继续作战的态势，以期早日见到解决事变的曙光”。《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的编者把这个文件叫做陆军首脑“解决事变任务的诉苦之作”。[20]可是，日本在华派遣军不同意上述方案，要增加兵力，再度发动大规模进攻，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认为“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21]双方最后达成妥协，将1940年底的在华兵力调整到七十二万人，但当前则增派两个师团来华。日本陆军内部的这场斗争，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抗战的威力使得日本这个顽敌陷入了何等的困境。它不得不转入长期战，但又企图速胜。
1940年5月10日，德军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5月12日，德军在色当越过马斯河；6月22日法国投降，号称欧洲陆军第一强国的法兰西在六个星期内就一败涂地了。德国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使日本估计欧战将很快结束，必须利用德国的胜利，抓紧时机南进，“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南进的目的，既是为了抢夺南方的丰富资源，也是为了切断英、美援华的补给线，迫使中国投降。就在德日法西斯骄横不可一世，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40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了时局宣言，指出：“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决非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可比，更非荷兰与比利时可比，亦非法国可比，而日本则远不如德国。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世界革命斗争可以为援。”因此，中国人民只要“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须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22]以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份宣言的远见卓识。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大破袭战历时三个半月，到12月初才告结束，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军二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一百五十五人。[23]河北与山西的动脉，如正太、平汉、同蒲、平绥和其他的铁路和公路都被破坏，正太路几乎完全被扒掉，敌人视为命根子的井陉煤矿也被彻底炸毁。[24]此外，还消灭了敌伪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个，收复了四五十个县，最后得到巩固的有二十六个以上。[25]日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我军对这个奇袭完全没有预料到，所以损失甚大，而且恢复起来也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巨额经费。”[26]据日方统计，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全年共交战两万零一百二十三次，[27]足见八路军的游击战给了日本多么频繁的打击。1940年12月1日，天皇忧心忡忡地对参谋总长杉山说：“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28]
1940年9月23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但由于中国抗战的影响，日本投入南方战线(即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严重不足，只有十个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团，约占陆军地面部队的20％。陆军的主力仍然陷在中国。日本在华派遣军司令部下辖二十一个师团、一个骑兵集团、二十个混成旅团，另外还有大本营直属第四师团驻上海。用于对付苏联和镇压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关东军司令部下辖十三个师团和二十四个混成旅团。[29]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第二天发表宣言，指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提出了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的目标，并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任务，如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八路军及新四军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30]
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请蒋介石担任统帅，指挥中、泰、越各战区。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
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发表，宣告：(一)签字国家“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国家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其余二十二个国家则按国名的字母依次排列。中国人民四年来坚持抗战，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初期，英、美、荷节节败退。日本自偷袭珍珠港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强占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西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总面积达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五千万。日本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战果，但如果不是由于它的陆军主力陷在中国大陆，英、美、荷的失败还要更加惨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有三大战场：欧陆和大西洋战场，北非和地中海战场，东亚和太平洋战场。世界战局的重心在欧洲和大西洋，但其他两个战场也是整个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太平洋战场方面，不少外国历史学家囿于轻视游击战争的成见，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日美之间的海战与岛屿争夺，而很少提到中国战场。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战场虽然比较平静，但解放区战场则战斗激烈而频繁。日本为进行太平洋战争，把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变为“兵站基地”，以侵华兵力的75％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原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回忆说：“我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31]1943年11月11日，华北方面军报导部长再一次惊呼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叫嚣“剿灭中共势力是作为大东亚共荣圈一环的华北的当务之急”。[32]八路军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自1941年初至1942年共粉碎敌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一百二十次，万人以上至七万人的大“扫荡”二十四次。就连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33]1941年和1942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到1943年，日本虽然仍对解放区进行着频繁的“扫荡”，但解放区不但逐步得到恢复，而且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一年，八路军和敌人作战二万四千八百余次，毙伤敌伪军十三万六千余人。新四军与敌作战五千三百余次，毙伤俘敌伪军六万六千余人。[34]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同盟国在欧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上都转入了战略反攻和进攻。德意日法西斯转为守势并走向崩溃。胜利之所以取得，正如周恩来所分析的：“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35]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年初，美军已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各主要岛屿。日本的海上交通线日益难以维持，它在南洋各地的军队有和本土失去联系的危险。日本为了援救侵入南洋的孤军和准备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从1944年4月开始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遭到失败，但与此同时解放区战场却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44年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共对敌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六万余人，俘获敌伪军六万余人，收复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到1945年2月，先后开辟了豫西、豫南新解放区，并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对于解放区战场的这种战果，一切公正的观察家都是予以充分肯定的。曾经参加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在1944年10月9日所写的一份报告中记道：“两个美国军官、若干记者和二十余个外籍旅行家关于华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状况的许多报告，相互极为吻合。这种根据实际观察所得的一致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迫使我们接受某种事实，并且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日本人受到积极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合理的，并且是成功的，因为这是动员全体人民所积极发动的全面游击战。”[36]就连敌人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1944年6月来华视察的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中将听取了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中将关于京汉作战的汇报，回国后在给大本营的报告中说：“在(一号)作战期间，原占领区的治安急剧地恶化了。”[37]
1944年，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和缅北也进行了胜利的反攻。中国远征军先后出动十七个师，十六万余人，在滇西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摧毁了日军的顽抗。从9月到11月，先后攻克腾冲、龙陵、芒市等地。中国驻印军则于12月攻克八莫。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正式会师于芒友。到3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1945年，德日法西斯战败已成定局。5月8日，德国投降，日本益形孤立。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于6月20日攻占冲绳，逼近日本本土。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出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出兵中国东北。这时关东军的总兵力尚有七十五万人左右[38]，但由于自1943年以来陆续将原有精锐师团调往太平洋战线和日本本土，新编成的师团缺乏训练，武器不足，故实际的战斗力是很低的。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军民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他们的力量。9月2日，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西方有些史学家强调日本的最后投降是由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苏联史学家则一致认为红军的出兵东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应忘记的基本事实是：日军在投降前已经被中国人民的连续八年、大小几十万次的战斗打得狼狈不堪了。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时间里，日军的主力始终用于中国战场。直到停战时，日本在中国大陆仍驻有一百一十一万左右的军队，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大约相当全部海外日军二百七十四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1/2弱。[39]八年累计，日军在华战死四十四万七千人，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日军总数一百一十三万的39％。[40]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约一百二十亿美元，相当全部战费三百四十亿美元的35％。[41]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援，转过来又支援了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七七”事变后，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这是对抗战中国在政治上的极大帮助。1938年3月1日和7月1日，苏联先后给国民党政府贷款各五千万美元，以供中国向苏联购买军火和其他物资。次年6月13日，又给了国民党政府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这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的巨大援助。但中国也给了面临德、日东西夹攻的苏联以有力的援助。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仇视是根深蒂固的。日本陆军的主攻目标多年来一直是北方的苏联。1938年6月，日本首相近卫控制下的一个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的机密文件中，强调指出：“对苏联的防备当然一天也不应该放松。”但是，文件接着说：“目前的重要事情是，我们正倾注全力设法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由于当前这样的事实，不应在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程度的力量。”[42]1938年7月14日，日军挑起张鼓峰事件，遭到苏军的痛击。日本的失败固然由于红军的强大，但也和日军主力正在准备汉口战役有关。1938年，日本在中国(长城以南)的兵力为二十四个师团，占总兵力三十四个师团的70％。张鼓峰事件爆发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只不过六个师团，面对多达二十几个师的远东苏军，显然居于劣势。[43]1938年8月，正在张鼓峰作战的日军向东京告急，要求供以反坦克弹药，但陆军省予以驳回，因为甚至当年11月的弹药生产额都已预先分配给汉口战役了。[44]1939年5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又侵入诺门坎。在三个多月的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8月30日，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达大陆命令第三四三号：“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在满洲防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坎尽力不扩大作战，筹划迅速结束之。”[45]这再次说明中苏两国军队是互相支援的。
苏联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在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这时起，直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苏联力图避免两线作战。在欧洲，它警惕地注视着德国的动向，务求不要卷入欧战；在亚洲，它继续援助中国，以牵制日本。1940年底，崔可夫率军事代表团启程来华。临行前，斯大林指示：“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46]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日本从6月25日到7月1日，连续召开了六次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恳谈会，就北进还是南进的问题，展开了讨论。[47]外相松冈力主当机立断，先北进而后南进，多数人反对。陆相东条认为不能置中国事变于不顾，必须继续解决。他还说，任何人都能容易地做出一个抽象的决定，但日本现仍在从事解决中国事变，作出决定就困难了。参谋总长杉山也说，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48]7月2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转变，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依旧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并……继续向南方的扩展”。在北方，要到“德苏战争的发展对帝国有利时，即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49]。《纲要》最后确定了南进政策。日本之所以未能配合德国，夹击苏联，固然由于红军的强大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但中国抗战的影响显然也是十分巨大的。苏联得到日本放弃北进的情报后，便得以从远东调兵到西部，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50]
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粉碎了1937年至1940年英、美在远东的绥靖政策，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有力地支援了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
中日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1937年9月5日，日本封锁中国沿海。12月12日，日本炮轰英舰“瓢虫”号和“蜜蜂”号，同日炸沉美炮艇“帕奈”号。日本海军封锁长江，垄断上海同中国内地的贸易，对英国的打击尤大。[51]但张伯伦政府却幻想凭借大英帝国的雄厚资本，可以实现英日妥协。11月1日，张伯伦在下院公开宣称：“没有大量资本的注入，中国不可能发展为一个真正的市场。”“完全清楚的是，日本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资本。”他不怕日本垄断中国贸易，因为“当战争过去和中国的重建开始时，如无本国(指英国)的某种帮助，中国是不可能实现重建的”[52]。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发表演说，要对“无法无天”的侵略者采取“防疫”措施。演说的矛头显然是针对着日本的。但他立刻遭到了孤立主义分子的抨击。大多数美国出口商也强烈反对。罗斯福赶快缩了回去，美国资本家乘机大发战争财。1937年，美国对日出口总值二亿八千九百万美元，其中战略物资石油(原油加精炼油)四千二百七十四万美元，废钢铁三千七百四十一万美元，日本这年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居第三位。1938年，美国对日出口总值二亿四千万美元，其中石油四千九百六十三万美元，废钢铁二千一百六十八万美元，日本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仍占第三位。[53]美国卖给日本的大量战略物资帮助日本屠杀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民。
日本暂时利用英国的纵容和美国的战略物资供应，但它是要独霸中国和东亚的。近卫在1938年11月3日的第二次声明中公然打出“保卫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的旗号，并要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12月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再次强调“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华要以此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表现了称霸东亚的强烈野心。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3月，便宣布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这是日本准备在西南太平洋发动战争的征候。
英、美对近卫的第二、三次声明都表示抗议。到这时，它们才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于是想借助中国的力量以保卫自己的利益。1938年12月1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为数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信贷；英国跟着也于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分别给中国五十万英镑和五百万英镑两笔数目很少的贷款。
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欧洲的战争风云日益险恶，英国更加迫切地希望在远东实现英日妥协。1939年7月24日，英国同日本签订了可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宣布：英国政府完全承认“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护其控制地区的公共秩序，有其特殊的需要”，“他们必须镇压或消灭任何将妨害他们或有利于他们敌人的行动或起因”。英国政府保证“无意鼓励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达到上述目的的行动或措施”，并将要求英国在华当局和英国侨民不得采取此类行动或措施。[54]这就是说，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并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日。但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有田—克莱琪协定》也无法起到慕尼黑协定的作用。张伯伦虽然想牺牲中国，但无奈中国共产党不答应，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些坚强的抗日力量是张伯伦无论如何也摆布不了的。蒋介石也不愿做汪精卫第二，当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中，强调要自力更生，树立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指示断言：“只要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中国仍有一切办法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55]中国人民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使中国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同盟国的最重要的抗日基地，这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中国的抗战还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如前所述，欧战发生后，日本最初采取观望态度。1940年5月至6月德军横扫西欧后，日本估计欧战即将结束，于是决定利用德国的胜利，乘机南下。1940年7月26日，日本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提出了所谓“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第二天，在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上又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更具体地规定了南进的方针和政策。这两个文件是日本从中日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必须指出的是：日本这时是抱着一种投机、侥幸的心理冒险南进的。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日本的兵力本来所余无几。因此，《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不得不把情况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中国事变大体处理完毕时”，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可以行使武力；第二种是“在中国事变尚未处理完毕时，应在不至于同第三国开战的限度内采取对策”，但如内外形势对日本特别有利，为了解决南方问题，也可以行使武力。[56]天皇对日本陆军蓦地闯入南方感到担忧，曾派侍从武官去传达他的意见，对此参谋次长泽田回答说：“日本的国力因投入中国事变而余力不足。靠自力解决南方问题，实不可设想。始终打算借助他人的力量为自己谋利。”[57]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抗战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多么大的打击和压力。
1940年9月23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这是对欧洲国家在太平洋的殖民帝国的明目张胆的威胁。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缔结。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如果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它的矛头显然是对着美国的。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了关于国家安全的谈话，指出美国文明从来没有遭到过现在这样的危险，因为三国同盟条约是对美国发出的威胁。罗斯福向美国人民呼吁，应竭尽全力支援那些保卫自己、反对轴心国进攻的国家，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他还盛赞中国人民的伟大防御战争正在亚洲拖住日本人。[58]此后，美国对待援华的态度有所转变。1940年9月2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华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同年11月30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再贷款一亿美元。国务院顾问霍恩贝克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假如美国在1937年或1938年着手一项‘彻底的’援华计划，那么有关中国(以及日本和我们在太平洋与世界的问题)的形势现在该会多么不同。”[59]他的话很有见地，但无奈美国统治阶级当初目光短浅而不及此。
日本在1940年7月虽然已决定南进，但到了1941年4月17日，大本营陆海军部又作出了《对南方施策纲要》这样一个新的决定。《对南方施策纲要》认为只有在美、英、荷的对日禁运威胁到日本的生存以及美国单独或与英、荷、中共同对日本加重军事压迫时，才能对南方行使武力。日本为什么暂时推迟了向南方的进军呢？一是由于海军方面认为对南方行使武力就是对美国行使武力，现在尚未做好准备。二是因为中国事变没有解决。《对南方施策纲要》的附件规定：“昭和十五年七月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有关南方施策事项，在中国事变尚未处理完毕时，按本施策纲要处理。”“如果中国事变已经处理完毕或世界形势已发生了急遽变化，对南方施策届时将另行决定。”[60]可见，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不得不放慢南进的速度。
从1941年4月到12月，美日双方进行了将近八个月的政治谈判。美日谈判争执的问题，据赫尔概括，主要是三个：日本从中国撤军；日本与三国同盟的关系；太平洋地区贸易机会均等。[61]日本外务大臣东乡的看法也相同。[62]在这三个问题中，中国问题尤为要害所在。日本要求在中国长期驻军，实际上就是要无限期地占有中国。美国不肯答应。美中之间的贸易额以及美国在华投资虽然不大，但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美国自然不能允许日本独吞。而且，中国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美国如放弃中国，整个西南太平洋即将为日本所独霸，美国自身也难保全。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美、日纵欲以牺牲中国而达成妥协，亦不可能。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总之，中国抗日战争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使日本在最终发动战争时兵力不足，不能全力以赴。这就为英、美、荷争取了备战时间，并减轻了日军对它们的打击。对于中国军民的这种伟大贡献，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承认的。1941年5月27日，他在宣布美国全国处于无限期的非常状态时，强调指出：“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本来今天会已接近完成，如果不是由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英国，它的殖民地和各大自治领不仅为了维护不列颠岛的存在，也为了保卫近东和非洲，进行着英雄的抵抗。另一个是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而我有理由相信它还会加强。”[63]7月，美国联合局第355号文件指出：“中国人民继续积极作战，对于阻止日本向南方扩张陆海军行动，是大大值得欢迎的。”[64]
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很短的期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日本海军在连捷之后，侵略野心更加膨胀，企图东攻澳大利亚，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交通线；西攻锡兰和印度洋，与德国在中东会师。那时，德国也正在盼望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如果日本切断了英国经红海达到埃及的交通线，就将大大有利于隆美尔非洲军团的挺进，从而双方可在中东会合。日本陆军虽然也是野心勃勃，但不敢赞同海军的计划，因为陆军主力已经深深陷在中国大陆，再要拿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东征西讨，是根本办不到的。对于中国在制止日本实现上述计划中的作用，罗斯福看得十分清楚。1942年春，他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掉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65]
美国自己遭到日军的沉重打击后，感到有必要扩大援华规模，以牵制日本。1942年2月7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援华贷款五亿美元。罗斯福为此致电蒋介石，电文写道：“此案之获得国会异常迅速和一致的通过以及全美国的热烈支持，足证明我国政府与人民对于中国的衷诚敬佩。……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与非武装人民在将近五年里实行坚决的抵抗以反对在装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他们面对巨大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他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激励。”[66]罗斯福总统的这番话高度评价了中国抗战的国际贡献，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在当时同盟国领袖之一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后来的历史学家切不可把它当做一般的外交辞令。事实上，在美国当时的内部文件中，对于中国抗战的作用，也是相当肯定的。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席情报委员会在1943年1月2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列举了中国的主要军事贡献：从总数二百二十五万日军中，吸引了六十万人；迫使日本在印度支那和内蒙古驻扎了超乎行政需要之上的军队；为盟国提供了空军基地和关于日本军事行动的重要情报来源；由于以上各点，中国阻止并延续了日本在占领区的地位的巩固和发展。报告还写道：“中国作为联合国一员在当前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士气和政治影响方面。中国的抵抗已经大大损害了并正在损害着日本的士气和威信。”[67]
中国坚持抗战，也有利于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反攻。日本自1942年底在瓜达卡纳尔岛惨遭失败后，曾企图用加强汪伪政权统治的办法，“以华制华”，以便从中国大陆抽调军队，用于太平洋战场。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方针决定“加强国民政府(按指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使它“广收人心，特别是为了完成战争，设法确实地实现增进必要的生产，普及官民对战争目的的教育，以及加强维持治安等各项工作，不遗余力地在战争方面与帝国彻底合作”。[68]这实际上就是要汪伪汉奸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加紧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按照这一“对华新政策”，汪伪政府在日本主子的导演下，于1943年1月9日煞有介事地对英、美宣战。同日，日本还假惺惺地同汪伪政权签订了所谓“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1943年10月1日，日本又同汪精卫在南京签订了“同盟条约”。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笼络中国民心，掩盖汪伪政权的傀儡本质，让它以“独立”的身份去进行统治，从而便于日本把军队从中国调往太平洋战场。但是，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受骗的。黔驴技穷的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如何玩弄软硬兼施的伎俩，仍然不能从中国大陆拔出它的泥足。
1943年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在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主张中国一定要包括在宣言的签字国之中。赫尔说：“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最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69]
在1943—1944年缅甸北部的反攻战中，中国军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首先进入胡康河谷。1944年3月底，中美联军攻占了孟关等地，重创日军。6月，中国军队占领孟拱。8月5日，收复密支那。前面已经说到，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也在1944年5月越过怒江，向日军发动了进攻。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会师芒友，中印公路旋即被完全打通。滇缅边境和缅北的战斗异常激烈。中国士兵在极端困难的地形上，向据险死守的日军发动进攻，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上校对国民党政府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70]
日本帝国主义在法西斯集团中的实力仅次于德国。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战，对于战胜世界人民的这个凶恶敌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37年7月到1939年9月，是中国人民孤军奋战的时期。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1941年6月苏联对德宣战，但在东方，中国仍是唯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国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到大战临近结束时苏联也对日宣战，但在亚洲大陆上中国战场依然是主要战场。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贡献，罗斯福在1945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71]。1951年9月2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也盛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72]。战时同盟国两大领袖的上述评价，是十分正确而公允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当年，中国人民为拯救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作出了巨大牺牲。今天，将一如既往地为保卫世界和平、制止新的世界大战而贡献最大的力量。
(原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此次出版尽量保持原貌)
【注释】
[1]本文原为提交第十六届世界历史学家大会的一份报告，现就原稿稍加修改和删节，草成此文。
[2]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4页。
[3]《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34页。
[4]［日］矢部贞治：《近卫文麿》，东京，1976年版，第606页。
[5]［日］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想录》，东京，1981年版，第97页。
[6]日方统计数字，一般是死9100人左右，伤31200人左右。［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东京，1975年版，第1卷，第387页。
[7]《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357页。
[8]［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71年版，第184～185页；［日］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卷，第64页。
[9]《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南宁，1980年版，第734页；程思远：《政坛回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119页。
[10]［美］弗兰克·多恩：《1937—1941年中日战争》，纽约，1974年版，第180～181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东京：原书房，1972年版，第292～293页。
[11]［日］原田熊雄述：《西园寺公与政局》，第7卷，东京，1940—1942年版，第103页。
[12]［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31页。
[13]《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6页。(www.xing528.com)
[14]《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个统计材料》，见1951年9月3日《人民日报》。
[15]《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16]［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的治安战(1)》，东京，1968年版，第65页。
[17]［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的治安战(1)》，东京，1968年版，第215～216页。
[18]［日］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1974年版，第309页；［日］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36页。
[19]［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东京，1975年版，第113页。
[20]［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东京，1975年版，第163～164页。
[21]［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东京，1975年版，第153页。
[22]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365页。
[23]《百团大战总结战绩》，《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
[24]聂荣臻：《关于百团大战对晋察冀社记者的谈话》，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399～400页。
[25]彭德怀：《百团大战》，《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
[26]［日］藤原彰：《太平洋战争史论》，东京，1982年版，第41页。
[27]［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东京，1964年版，第9卷，第470～471页。
[28]［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东京，1975年版，第322页。
[29]［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71年版，第194～195页。
[30]《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见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
[31]［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32]［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的治安战(2)》，东京，1971年版，第405页。
[33]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34]《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35]《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3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9页。
[37]［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一号作战(1)河南会战》，东京，1973年版，第600页。
[38]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8页。
[39]［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71年版，第1006～1007页。
[40]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武力：1937—1945年中日冲突》，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罗伊合编：《中国与日本》，圣巴巴拉，1978年版，第308页。
[41]［美］阿瑟·N.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18页。
[42]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267页。
[43]［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71年版，第13页；［日］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44]《中国与日本》，圣巴巴拉，1978年版，第310页。
[45]［日］角田顺解说：《现代史资料》，第10卷，东京，1964年版，第141页。
[46]瓦·崔可夫：《在华使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47]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45～469页；《日本的战争决定：1941年政策会议记录》，斯坦福，1967年版，第56～77页。《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84页)把六次会议的日期说成是6月23日至6月30日，有误。
[48]《日本的战争决定：1941年政策会议记录》，斯坦福，1967年版，第66～67、74页。
[49]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3页。
[50]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从远东给西方方面军调去了三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上)，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97页。林三郎在《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中(第145页)则说1941年苏联从远东方面军中派往西部地区的兵力是八个步兵师和三个坦克师。
[51]1936年末，欧美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约十八亿美元。英国为十亿八千万美元，将近总数的60％，美国居第二位，为两亿两千万美元。［日］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东京，1963年版，第158页。
[52]尼维尔·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9年版，第340页。
[53]多罗西·博格等编：《珍珠港的历史：1939—1941年日美关系》，纽约，1973年版，第372页；沃伦·I.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纽约，1971年版，第149页。
[54]《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9卷，伦敦，1955年版，第313页。
[5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2～133页。
[56]［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71年版，第19页。
[57]［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东京，1975年版，第280～281页。
[58]［美］国务院编：《和平与战争：1931—1941年美国外交政策》，华盛顿，1943年版，第599～608页。
[59]［美］阿瑟·N.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44页。
[60]［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71年版，第53页。
[61]［美］汉斯·路易斯·特雷福斯编：《珍珠港事件真相》，纽约，1958年版，第291页。
[62]《日本的战争决定：1941年政策会议记录》，斯坦福，1967年版，第264～265页。
[63]［美］国务院编：《和平与战争》，华盛顿，1943年版，第666页。
[64]［美］查尔斯·F.罗马纳斯，赖利·森德兰：《史迪威在华使命》，华盛顿，1953年版，第23页。
[65]［美］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北京：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49页。
[66]1942年2月7日白宫对新闻界发表。［美］K.C.李编：《1942—1943年的美国远东外交》，纽约，1946年版，第14～15页。
[67]《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第13卷，第一部分：1942—1945年，太平洋战区，第556～565页。
[68]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0页。
[69]《赫尔回忆录》第2卷，纽约，1948年版，第1282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64页。
[70]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
[71]《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0页。
[72]1951年9月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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