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 中美英关系的新基础

四、中国抗战奠定了中美英全新关系的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外关系的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如前所述，中国抗日战争在法理层面推动了中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并确立了中国的战时大国地位，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直至当代都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为中国完成彻底的民族独立解放伟业奠定了基础，为中美英战后走向平等合作的新型关系开辟了航道。

中美英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抗日战争促使美英废除了在华以治外法权为核心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获得了法理意义上的国际平等地位。同时，中国也与美英苏齐名成为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四强之一，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争取，并在抗日战争浴血奋战中获得的辉煌成就。同时应该看到的是，战时中国在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上的成就还不能说中国取得彻底民族独立任务的完成，因为战时中外关系仍然遗留着诸多问题，需要中国进一步努力去解决，使中国真正作为平等的一员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民族独立解放道路上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号召中国抗日军民“为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以实现一切平等条约的规定”。^[82]中国共产党在欢迎英美各国采取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对中国彻底独立解放的斗争还须有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这是因为中共深知，中国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彻底独立使命还有曲折的路要走，不是单纯的“废约”就告成功的。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最近中美中英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美英放弃了在华的特权。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庆祝中美中英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中国今后的命运是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决定……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83]中国共产党还指出：“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的真正的平等地位，绝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84]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是基于中国在民族解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还是初步的、还须进一步努力才能最后胜利这一客观事实。就中国本身而言，由于执政的国民党在战时存在着诸多军事、政治、经济问题，在对外关系上也不可能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最终任务，这些都反映战时中外关系获得重要突破的同时，也还存在着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中美英不平等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完全改变。

第一，在中外关系上，中英之间并没有解决中国香港和九龙的归属问题。从1942年到1943年，在整个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英国以各种理由尽量推延废约时间，以获得英国保留对中国香港、九龙统治权的有利地位。^[85]在法理层面，中美新约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美国没有放弃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所有特权，要求中国应承认美国领事法庭过去作出的判决仍然有效，对于领事法庭未结案件要根据美国法律判定。就在中美新约生效的第二天，1943年5月21日，中美两国又达成了《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规定在华美军人员如触犯中国刑律，由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该办法在战争期间及战后6个月内有效。换文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美国历史学家约翰·K．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抨击说，这一换文“使在华美军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86]

第二，美英在战后规划上仍然存在强权政治、无视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危害中国利益等问题。英国称西藏为“独立”国家。中国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而英国及英印当局则提出在中国拥有对西藏所谓“宗主权”的情况下西藏自治，实质上就是策划西藏独立。中国坚决反对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部事务。^[87]1943年，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报告了与丘吉尔争辩西藏问题情况：“丘相谓，近闻中国有集中队伍准备进攻西藏之说，致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文答，并未闻有此项消息，且西藏并非首相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定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当早在洞见之中。”1943年5月，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电文中也提到罗斯福关于西藏问题看法：“总统(罗斯福)谓，邱(丘吉尔——作者注)行前，余问其何以提西藏问题，邱答英方并无占领西藏之企图。余又追问西藏乃中国帝制时代之一部分，现乃民国之一部分，与英国无涉。邱答中国在西藏无实权。余谓中国有无实权，与英国何涉，邱无以为答云。”^[88]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背着中国所作出的相互承诺，存在严重损害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另外，美国的部分官员在战时就表示出不希望中国战后实际上的强大，尤其对中国军事建设方面表现了特别的关注。1944年5月，为了显示中美合作及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美国海军部准备按租借法转让4艘中国所请求的驱逐舰给中国。5月19日，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司主任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在备忘录中就表示不同意按租借法转让4艘驱逐舰给中国，认为应该从战后更长远的政策出发来看待美国自己战后海军相对于中国的地位。很明显，中国希望在战后建立起海军力量。同时也很明显的是，中国无法负担起经费，如果他们可以，可能不能有效地操持一支力量均衡的强大海军。他表示，美国不应该鼓励中国努力拥有大型海军，不能使其对美国海军构成潜在威胁。^[89]5月23日，霍恩贝克在备忘录中也表示，随着“治外法权”的废除，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海军维护沿海与内河的安全，但是霍恩贝克同样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海军大国。但他认为，中国过去75年内两次成为海军大国都没有效果，因此也不必担忧。^[90]可以说，他们的看法间接地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获得平等大国地位的保留态度。

第三，美英在战争后期明显地在东亚殖民地问题上达成妥协，维护部分英国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也为美国战后在亚太地区霸权追求铺垫基础。诸如在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太平洋诸岛屿问题上，美英就各自根据战后目的进行了协调。这些都预示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不会风平浪静，维护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和原则精神，构建战后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新秩序还将有一个曲折发展和努力争取的问题。

英国的殖民统治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所说：“档案材料显示，大不列颠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大英帝国，甚至还要给大英帝国增添些什么。”^[91]丘吉尔亲自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中宣布：“尊重所有人民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他们将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生活，并使那些已经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能够重新得到主权和自治权。”但英国政府不久便对《大西洋宪章》作了说明：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不包括在战后可以自由选择政府形势的范围之列。在1943年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谈到了托管殖民地问题，丘吉尔对此极为反感，他说：“英国不想取得任何新领土，却希望保持原有的领土，并重新取得被夺走的领土——具体是指新加坡和香港，他最终可能要自愿出让帝国的一些领土，但不会不经过战争而被迫放弃任何东西。”^[92]1943年，赫尔利访问英国，曾向英方提出香港归还中国问题，丘吉尔反映强烈：“他决不会把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任何一寸领土让给他人。”^[93]

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多次表示了战后非殖民化的思想，也多次试图弱化英帝国，反对法国战后重返殖民地。然而，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美国有自己的打算。在殖民地托管问题上，1942年6月1日，罗斯福在华盛顿与莫洛托夫会谈时，就以印度支那、马来属邦和荷属东印度为例，认为这些托管地具备自治条件可能需要二十年时间。^[94]1944年10月，罗斯福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在演说中罗斯福声称：“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95]战争后期美英苏冷战阴影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因此，罗斯福明显从以往的“理想主义”立场后退，相继对英国殖民主义观念与行动作出了退让，在东亚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中国香港、印度支那以及东南亚殖民地问题上与英国达成妥协。

美国军方人士甚至强烈地反对罗斯福提出的托管制。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占领了太平洋上一些原来由日本委任统治的岛屿，即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这些岛屿覆盖中太平洋广大水域，形成防卫关岛和菲律宾的安全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国军方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坚持印度支那被托管，那么美国在这些太平洋岛屿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国务院一些官员的支持。美国国务院甚至建议在有些地区托管制的实施应该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96]1944年，法国再次向美国提出要求参加在太平洋尤其是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美国陆军部则不仅认为可以使用法国部队，甚至提议法国参与对军事行动和占领区的管理。^[97]1945年3月15日，罗斯福与加勒比地区事务顾问查尔斯·陶西格就托管概念和印度支那未来地位问题进行磋商。罗斯福指出：“如果我们得到法国方面行使托管国责任的积极保证，那么我将同意法国占有这些殖民地，但以使其最终独立为附加条件。”^[98]1945年4月3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经过雅尔塔会议对托管问题的讨论，美国认为战后托管体制适用于上一次大战后委任统治下之领土，此次战争中自敌国割离并在后来获得一致同意对之实行国际托管之领土，以及自愿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其他领土。^[99]这个声明其实是对最初提出的国际托管领土范围的改变。

美英在战时所表现出来的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局限性，对战后世界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就东亚国际关系而言，也存在着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还是向殖民时代回复的问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这也是战后因越南问题所导致的东亚局部战争紧张局势的重要原因。

上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亚的遗留问题，一方面涉及中国必须完全彻底摒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传统依附关系，建立起在国际关系中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在完成独立之后必须巩固民族独立的成果，而这又是与中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维护和平、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抗日战争为中国处理这些问题，迎接光明的前途准备了力量基础，这就是代表时代进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基础上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奠定了推动战后初期东亚国际关系向着和平与发展方向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基础上，中国不仅取得了战时大国的地位，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抗日战争以激烈的方式检验着中国一切党派和政治势力，使其必须回答抗战后中国的走向问题，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提交了决定性的答卷。在中国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奋斗的远大目标，将民族独立解放与社会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战后走上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由于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中国人民大众，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号召与吸引中国各阶层人民为了新的中国而团结奋斗。到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从中国与世界的大局出发，坚持求同存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国抗日力量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的团结统一，没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而使中国退回到抗战前内战分裂的局面，始终保持了中国正面与敌后战场的战略支持格局。尤其是在1944年正面战场出现大溃败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日本进攻的后方采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行动，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中国战场的战略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事业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100]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尽了最大努力积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希望中国早日进入战后重建。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话。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101]中共提出民主和平建国的主张，并以最大诚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坚持内战，腐朽没落，将中国推向了内战的深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发展为中国获得完全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就中美英关系而言，新中国的建立则是中美英彻底告别传统的不平等关系，建立起新型关系的主要标志，尽管中美英关系在战后仍然经历了一段曲折磨合的过程。

在中外关系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民族独立的奋斗目标，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思考美英的战时政策以及中美英在战争与和平认识上的交汇点，辩证地评判与对待美英政策的正负两方面因素与总体发展趋势，并通过各种方式、途径与美英建立起民间与官方的联系，进行相互了解与交流，并注意了解与吸收美英苏等国在国际关系处理中的有益成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开始实践的中国对外战略与国际事务处理，为中国完成彻底民族独立解放后在国际舞台上实践和平与发展的路线与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抗日战争基础上发生的中外关系的历史性转变直接影响到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相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化，东亚国际社会也赢得了伟大的进步。其中，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通过抗日战争而发生的革命性转折是东亚巨变的主要标志。从近现代历史看，中国是东亚国际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作为在东亚大陆占有重要地缘位置的中国，其在殖民帝国主义控制与压榨之下的贫弱分裂与没有独立主权的被动状况，是东亚历经战乱不得安宁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法西斯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则将东亚战乱推向了顶峰，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就是说，一个依附于外国强权的中国，是东亚国际关系处于严重失衡、百年战火连绵的核心问题。而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洗礼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也随之向和谐和平、合作共赢的方向转变。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预言：“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102]

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在时代特征、国际力量对比、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独立自主与外部援助关系、战争与和平、中外关系、国际战略等一系列国际关系问题上作出了代表时代进步的理论建树。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思考中国抗战的问题，具有高远的战略视野。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在敌后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在外援匮乏，几乎没有武器供给来源，在抗战主要时期内经受日军战略进攻重压的困难境况下，坚持与发展了抗日敌后战场，维护了中国战场的稳定，有力地支持了苏联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美英苏先打败德国的战略与战争努力，多次指出与强调“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重要性，并自觉承担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赋予中国牵制与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形势下的国际战略观及其重要实践，是中国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分析与处理国际问题的先导。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世界的和平作出了伟大贡献，为中华民族获得彻底独立解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获得了实践其和平理念、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所倡导的和在对外关系中所实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接受和认同，成为当代和未来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准则，极大地推进了战后世界和平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榨下获得独立解放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传统。在为民族独立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将本国的发展前途与世界和平前景的争取紧密结合起来，始终是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些既反映在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政策之中，也反映在为维护民族独立主权与世界和平安全，敢于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实践之中。中国的崛起和在国际事务中大国地位的奠定，不仅推动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安全与发展，也使中国成为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历程，战时中美英战略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总体上给了当代人们以正面的启示：首先，在追求人类和平、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崇高目标中，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的。没有这一相互间的理解和共识，反法西斯盟国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以合作为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战略关系。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人类和平负有重大责任的大国来说，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要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现实主义基本态度。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英苏领衔的反法西斯联盟合作战胜了野蛮的法西斯，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英在经历了近30年的曲折过程之后，终于建立起了正常发展的国家关系，并从战略高度出发，求同存异，淡化分歧，不断推进相互间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关系，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需要，也是中美英领导人敏锐把握世界大局，注重相互间以及国际社会面临的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机遇与挑战共同问题的结果。现在，中美英正常关系走过的历程已经超过战后不正常关系的时间，并进入了新的21世纪。回溯20世纪中美英关系发展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英反法西斯战略关系所提供的经验至今仍然有诸多的启示，这就是：人类的和平、安全、生存、发展是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主题，国家间应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建立起互信、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平等战略关系，这是反法西斯盟国在战时战略选择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所展示的真理。只有这样，人类就不仅可以为了生存“赢得战争”，同时，也可以团结一致，运用各方的智慧与力量克服面临的共同难题，使全人类最终免于饥饿、贫困、战乱、恐惧，共同拥有一片精神与物质文明的蓝天，使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浴血奋战的英烈们与世界正义力量的理想与努力进一步升华为真正永久和平与持续发展的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余年世界尽管不太平，局部战争硝烟此起彼伏，但终究没有演化为世界大战，这是与世界各国和人民扬弃人类文明历史经验，选择继续前行的健康因素相关联的。正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没有重复战前历史，反而不断地强化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整体发展更加稳健与充满活力。中美英作为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基础上诞生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共同的国际责任。应该牢记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从战略的高度继续推进和发展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时俱进，彼此尊重，放眼长远，这不仅有利于中美英本国核心利益，也有利于全世界的福祉与全人类和平和谐、共同繁荣的崇高理想与光明未来。

【注释】

[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65页。

[2]关培凤：《中国推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方式浅论》，载于彭训厚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人类持久和平》，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3]秦孝仪：《战时外交》(一)，第107～108页。

[4]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41，43页。

[5]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选编1931—1945》，第199～203页。

[6]Hans-Adolf，Smith Jacobsen，Arthur L．Jr．Smith．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162-163．

[7]Maurice Matloff．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p.200．

[8]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43页。

[9]Warren F．Kimball．Chur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Ⅰ，p.353．

[10]［英］丘吉尔著；吴万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第167～168页。

[11]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the War against Japan，pp.126-127．

[12]胡德坤：《中日战争史》(修订本)，第456～457页。

[13]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Hance-Adolf，Smith Jacobsen，Arthur L．Jr．Smith．World War II，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

[14]［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521页。

[15]胡德坤，韩永利：《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目标的完成与中国抗日战场》，载于苑鲁，谢先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0～83页。

[16]邓平：《二战期间中国军民救护遇险美国飞行员述论》，转引自苑鲁，谢先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0～241页。

[17]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Ⅱ，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pp.131-132．

[18]［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著；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第480页。

[19]吴春秋著：《广义大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20]［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第1508页。

[2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十三卷，第78～79，82页。

[22]周恩来：《论目前形势》，《解放日报》，1941年6月14日。

[2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第251～252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672～673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386～387页。

[2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十三卷，第262～265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6～37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14页。

[3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卷，第253页。

[3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6～77页。

[32]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

[33]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91～692页。

[34]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5]1941年6月11日英国外相艾登重申丘吉尔的这一声明，并在同年7月4日通知中国政府。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 IV，p.501页．

[36]FRUS，Japan：1931-1941，VolumeⅠ，pp.927-930．

[37]FRUS，Japan：1931-1941，VolumeⅠ，p.927．

[38]FRUS，Japan：1931-1941，VolumeⅠ，pp.929-930．

[39]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696，707～708页。

[40]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038～1039页。

[41]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039～1040页。(www.xing528.com)

[42]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66页。

[43]［英］丘吉尔著；吴万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第642页。

[44]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250页。

[45]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 IV，pp.501-502．

[46]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256～1257页。

[47]FRUS，1942，China，pp.282-286．

[48]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260页。

[49]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史》，第244-245页。

[50]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p.510-511．

[51]FRUS，1942，China，pp.302-307．

[52]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712～713页。

[53]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715页。

[54]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p.512-513．

[55]FRUS，1943，China，p.690．

[56]FRUS，1943，China，p.893．

[57]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V，pp.2-3，8-10，12-13．

[58]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p.139．

[59]吴景平，郭岱君：《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213页。

[60]FRUS，1943，China，pp.821-822．

[61]FRUS，1943，China，pp.824-826．

[62]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151页。

[63]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152页。

[64]FRUS编辑者在注释中的说明：1943年11月23日晚8时，罗斯福与蒋介石举行晚餐会，没有发现美国官方记录。中方当时在会议上有中文记录，1956年FRUS将翻译为英文的中方记录收录于该卷。按照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的叙述，会谈涉及了中国摘要记录中没有提到的讨论问题有：在中国组建联合政府；英国在上海与广东的权利；美国比英国提供更多的战舰在未来作战中以中国港口为使用基地；未来马来亚湾、缅甸和印度的地位等。FRUS，The Conference of Cairo and Teheran，1943，pp.322-325．

[65]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Ⅱ，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p.95．

[66]罗斯福继续谈到，在1935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只有存在的国际联盟唯一机制。他曾私下请求法国关闭苏伊士运河，但是它们坚持提交给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经过争论后毫无结果。意大利军队通过苏伊士运河摧毁了埃塞俄比亚。罗斯福提出，如果有一个在他心目中存在的四警察机制，它将可能关闭苏伊士运河。FRUS，1943，The Conference of Cairo and Teheran，pp.530-531．

[67]FRUS，1943，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pp.532-533．

[68]FRUS，1943，The Conference of Cairo and Teheran，p.595．

[69]FRUS，1944，VolumeⅥ，China，p.33．

[70]FRUS，1944，VolumeⅥ，China，p.111．

[71]FRUS，1944，VolumeⅥ，China，p.94．

[72]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157～1158页。

[73]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156～1157页。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6～527，530～531页。

[75]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176页。

[76]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786，787页。

[77]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第1786页。

[78]［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23～24页。

[79]卢来宾，宋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外交述略》，载于苑鲁，谢先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亚太合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09，411，414页。

[80]［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第74～75页。

[8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十四册，第573页。

[82]《解放日报》，1943年2月5日。

[8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17～18页。

[8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4页。

[85]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p.501-502，510-517．

[86]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第351页。

[87]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524及页下注2．

[88]吴景平，郭岱君：《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88，195页。

[89]FRUS，1944，VolumeⅣ，China，p.75．

[90]FRUS，1944，VolumeⅣ，China，pp.79-80．

[91]泰勒：《走投无路的帝国主义》，转引自陶文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87页。

[92]［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上，第437页。

[93]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539．

[94]Edward R．Drachma．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Vietnam，1940-1945．New Jersey：Rutherford，1970，p.36．

[95]何春超等选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96]Christopher C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ish and the War Against Janpan，1941-1945，p.597．

[97]FRUS，1944，VolumeⅤ，pp.190-1194．

[98]FRUS，1945，VolumeⅥ，p.293．

[99]Christopher C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ish and the War Against Janpan，1941-1945．pp.596-597．

[10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8页。

[10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1页。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7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