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抗战确立了中美英战时战略关系
东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与中美英之间的战略合作分不开的，而这一战略合作，奠基于中美英战时相对平等关系之上。中美英战时战略关系的建立，完全是由于有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推动。在近百年的中外关系中，中国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场所，谈不上平等的中外关系，更谈不上战略关系的相互影响。可以说，没有中国抗日战争，就没有中国的战时战略地位，就没有赢得战争胜利的中美英战略互动关系，中国抗战将民族解放战争与中外关系历史性改变有机地结合起来。
自中国于1842年中英订立《南京条约》开始，就受着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下的中国半殖民地地位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则将中外关系的改变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阐述的抗战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31]1938年4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其总纲第一条规定，“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孙中山——本书著者)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对外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32]
美英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对美英本身利益和安全的价值，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途将与美英固守对华不平等条约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建议。1938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主张应该给予中国财政援助，支持中国抗战以维护英国远东地位，提出“中国的胜利将会带来治外法权的废除和我们与这个国家关系的彻底重建。但我感到，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是早就该做的，一个不再受任何掠夺性强国剥削的强大的独立的中国将为远东前途提供最有建设性的前景”。[33]同时，日本也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上做文章，再加上日本占领区西方国家特权实际上的丧失，特别是不能无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实以及援华制日的构想，都开始促使美英等国思考恢复修约谈判，在政治上争取对华政策上的主动。1939年1月14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表示：“和平恢复时，英国政府准备和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讨论这一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1940年4月10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未来的条约讨论应该“包括一些诸如犯有时代错误的在华外国权利(领事裁判权、租借等)。其特大好处是将能淡化日本人对整个问题的处理”。[34]但是，由于美英此时仍然主要是从维护自身在华权益作想，因此，在废约问题上不会有大的进展，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也仍然得不到实际的效果。
1940年春夏法国败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亚法西斯利用欧洲发生的有利于自己的形势，加快了获得全球霸权目标的侵略步伐。由于西北欧全部落入希特勒德国之手，英国困守英伦三岛，美洲安全受到威胁问题不再是遥远的事情。在东亚，日本利用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失败，加快了南进的步伐，不仅美英在太平洋方面的传统势力范围受到染指，而且美英自身国家安全也受到东西方法西斯的威胁。正由于如此，中国抗日战争对于美英来说，就不能只从自身在华权益维护方面来考虑，而必须与其在战争中的胜败存亡联系起来。这样，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意义就不仅仅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这种形势巨变，促使美英在对华关系上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进行重新思考，这对长期悬而未决的废约问题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换。1940年7月18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当远东和平恢复之后，英国政府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放弃租界，在互惠与平等的基础上谈判修改条约。”[35]19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也表示：“美国政府传统的和已宣布的政策以及愿望是，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时间内，通过与中国政府进行有序的谈判与协商，加快取消美国和其他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获取的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所有其他所谓‘特权’。”[36]鉴于法国败降后国际力量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对外政策的思路开始发生转变，在对华政策上也鉴于中国抗战的地位向积极方面转化。7月1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美国将放弃在华治外法权，表示美国将“遵循法律程序迅即与中国进行谈判，订立协议，只要条件许可，将可向放弃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各种国际协议拥有的在华治外法权和全部所谓的‘特殊权利’方向迈进”。[37]
1941年4月29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与美国商谈废除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问题。4月29日，郭泰祺报告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赫尔答称，改订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新约问题，与其所主张的国际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相同，表示同情并转告罗斯福总统。5月25日，郭泰祺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进行非正式换文，美方同意废除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在华特权。正式谈判留待和平状况恢复之后商谈。1941年5月31日，(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适合于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美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步骤，以回应中国调整其在国际关系中不正常状态的愿望，美国期望在和平条件再次具备之后，尽快与中国通过正常的谈判程序并达成协议，以实现放弃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各项条约在中国所拥有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些最后的权利，及治外法权和相关的惯例。”[38]6月11日，英国政府外交次长白特勒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准备在将来和平恢复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解决有关问题。7月4日，英国命驻华大使卡尔照会中国外交部，正式表示“俟远东和平恢复时，英国政府愿与中国政府商讨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39]可见，尽管美英在废约问题上在这一时期没有实质性的动作，但为在法理上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奠定了基础，这种进展是与中国抗日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美英尽管有了上述的明确的表示，但是其基本意向是等待战争结束之后再作处理，在时间上仍然留有余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促使美英在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上进入到新的阶段。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在对日、对德意宣战文中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所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40]这同时也表示了中国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决心。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反法西斯战争发展到全球规模，中国无疑是反法西斯阵线的主要一员，中国战场也是反法西斯战争战场格局中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国际地位不容置疑。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打击对各大战场的重要意义，都使中国的战时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失利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挽救太平洋危机，中国战场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中美英战略互动关系更加明晰。1941年12月8日，丘吉尔给蒋介石电讯说：“大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进攻，我们一直是朋友，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12月9日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电文说：“中国在进行四年半反对掠夺成性的邻国武装侵略的英勇抗战中，已经意识到我国在原则上和实践中的同情……我国能与你和你领导的国家联合起来，引以为荣。”[41]12月16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并建议由蒋介石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42]丘吉尔在1941年12月20日提出的《作战计划和以后战事的演变》中也预见：“日本的资源是一种消耗性的因素，由于在中国进行的消耗巨大的战争，这个国家已经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状态中。”[43]12月23日，由中英美三国举行的著名的“东亚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正式结成中美英军事同盟。美英首脑的评价是中国在反法西斯大同盟中作为领衔国家的坚实基础。
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基础，推进了中美英之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进程。第一，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中、美、英之间由于共同的反法西斯目标，由战前国际地位不同向战争中的盟友关系跨越。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由于美英在太平洋防御战中遭到惨败，日本的侵略危及反法西斯战争整体战略形势，中国战场成为挽救盟国危机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也是反法西斯全球战争战略实施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第三，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不仅独占了租界和司法管辖权，全面摧毁了美英“特权”，同时，还利用要与汪伪政权签订“平等”条约离间中美英之间的战略关系。正因为如此，改变不平等关系，作为平等盟国并肩作战，是中国再度争取、也是美英必须考虑，而且要尽快见诸行动的重要问题。
1942年3月，美国开始对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程序准备，按3月19日美国远东司官员备忘录的说法，最近的美国与中国提出废约问题是1941年5月31日赫尔给中国外长郭泰祺电文中提及的。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状况下，美国远东司有的官员的看法是，此时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美国的损失将大于所得，应该等到战争结束后修正条约更为智慧。美国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则是从中国抗战战略地位考虑，主张立即告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取得时开始废除条约的谈判，并提出废约谈判的原则，也告知英方。美国与英国开始商谈这一问题。英国则认为废约问题至少应该在战争发生转折之后进行。3月27日，汉密尔顿在备忘录中提出：“我国愈来愈明显地感到，当前的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美国和联合国家不仅为保存自身而战，而且为人类权利与尊严以及为取得超过以往的一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方面平等而战。美国人民认为治外法权以及其他相关的权利是与时代不合已经有些年了，这种与时代不合的东西，和我们正在为之而战的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概念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放弃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殊权利，符合联合国家的战争目的，并是这种目的的体现。”结论是：“美国政府此刻主动采取行动，与中国协商缔结一个新的标准条约，内容着重于美国将放弃其国民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相关特权。”[44]3月28日，英国外交部在经过多次研究之后认为，最好在战争发生转折之时与中国进行谈判，否则中国此时会认为是英国虚弱的表现。[45]英国显然有着进一步的考虑，希望在中英谈判中占据主动，在它所不愿意放弃的香港问题上得到交换。4月至10月，美国和英国之间外交接触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4月23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如是我观》，谴责了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并呼吁有关各国尽早废除，在美国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4月25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中提到：“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以声明将在远东恢复和平时商谈放弃治外法权……如果中国政府自己在此时提出此问题，则情况当然不同，而英国政府当然要作出同情的表示。”4月25日，英国大使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也表示赞成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态度。但是，英国要求和美方一起不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46]
由于日本在太平洋进攻的胜利，特别是进一步占领了缅甸，危及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美英在太平洋方面的形势危急，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对于整个太平洋防御底线的意义更加突出，也影响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战略形势。因此，作为政治上支持中国坚持抗战，牵制住日本陆军主力于中国的一部分，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就成为维护中美英战略联盟关系的重要因素。1942年8月17日，美国参议员、参院外委会委员托马斯发表演讲，要求立刻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并说：“作为一种战时措施，美、英应向中国表示，他们将放弃其领事裁判权……当日本突袭我们时，中国人像英国人一样站在我们一边，而且，所有的领事裁判权目前在中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和平之后，才和中国谈判一份领事裁判权条约……放弃我们权利的最好时机，莫过于1942年8月29日——鸦片战争条约强加后的第100周年。”8月27日，赫尔致电美驻英大使怀南特转告英方，美国政府遇到来自公众舆论方面的强大压力，希望政府采取行动废除外国在华治外法权与相关权益。因此，中国政府关于废除条约的任何请求都将得到美国强烈的支持。虽然目前不是完全成熟的时机，但是也很难说最近的将来是否有合适的机会来处理这一问题。因此，美国考虑不仅应关注时机是否便利，而且应该考虑对于有关方在采取最有影响与最有利的方式来决定应该采取的行动。鉴于远东形势，与中国谈判废约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努力。[47]同时将新约草案交英方征求意见。9月1日，怀南特复电赫尔，说英方的看法与美方是一致的。英国的立场一直是“治外法权已永远成为过去”。[48]9月8日，英国复照表示同意美国的意见。[49]9月底，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访问中国，也提到要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
10月初，蒋介石电令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对美交涉，希望美国先行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其后又让陈布雷发表新闻稿，敦促美国废约。中国新任驻美大使魏道明也加紧敦促谈判，英国也得知中美之间即将就终止治外法权问题达成协议。[50]10月6日，美国驻英大使致电赫尔，英国全心全意同意美国提出的废约主张。艾登并提出在10月10日公布这一消息。10月8日，美国驻英大使电告英国关于废约声明全文。10月9日，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宣读美国关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声明，并表示美国从1931年就提出了废约谈判的问题。[51]10月10日，美英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宣布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个放弃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即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美国政府希望在近期内完成上述问题的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美国还通报了美英交换意见，英方具有同美方相同意见的信息。[52]
美英公开声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追求完全民族独立主权的斗争推进到了新的高度。10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称废约之事是美国政府早就想实行之事，也在函中提及了废约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吾等甚慕中国在亚洲为自由而给予侵略者以有效之打击，吾人并全信中、美二国联合其他盟军，将向全面胜利之途共同迈进也”。[53]10月24日，中美关于签订新约的谈判开始。日本为了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占领地位，试图抢先“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以占取对美英政治上的优势，这也从反面促使了中国在对英、对美谈判废约的力度。美英也不愿因此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在仍然需要中国战略支持之时。11月13日，中国向英方表示，中国没有提出香港问题，但是1898年中英订立的九龙租借协定应该包含在废除的条约之中。12月5日，艾登表示不准备考虑将九龙租借协定包含在现行废止的条约之中，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治外法权问题。这是英国领土的延伸，与在中国的租借地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英国已经在中国的租借地放弃了特权。[54]
1943年2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国务院1月11日与中国的换文，5月20日生效，罗斯福5月24日批准美中关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与此相关联的条款。同时赫尔也认为，敌对方批评美英在华治外法权也是促使尽早废约谈判的重要原因，不必等到与中国订立新约的时候。[55]4月至5月，中美双方也多次就朝鲜及东南亚被日本占领的国家与地区的战后归属问题交换看法。中国坚持朝鲜及东南亚国家的独立。[56]
上述证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战时战略地位，是推动美英“废约”的关键所在。在反法西斯战争进行之中，特别是在美英致力于“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实施中，中国作为东方战线中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中国从法理层面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外不平等关系的一大跨越，并为彻底独立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成果之一，是中国长期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逻辑结果。(https://www.xing528.com)
中国抗日战争促使中国战时国际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依据在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战争中的实际战略地位，中国不仅赢得了世界人民和各大国的尊敬，而且也获得了战时大国的实际地位。
早在1942年8月，罗斯福与美国国务院在战后国际组织的考虑中就主张将中国列为维护国际安全的四强，也就是由中美英苏组成“最高理事会”。尽管英国认为中国的实力无法与美英苏相比，但根据美国的态度，英国外交部10月5日拟就题为《四强计划》(Four Power Plan)的备忘录送交丘吉尔。英国外相艾登开始也同意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11月8日，艾登认为，英国必须在与美国、苏联和中国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英国战时内阁暂时没有对“四强问题”表态。1943年1月16日，艾登综合外交部等方面的意见拟就修正文件，题目是《联合国计划》，其中主张，“联合国的领导为美英苏。考虑到美国的态度，中国也应该包括在强国之中，尽管从各方面情况看，她在很长时间还只是在名义上的强国”。英国将“四强概念放置于联合国草案之中，作为英国战时与战后外交政策的现实基础”。[57]可见，英国在中国大国地位问题上尽管有保留，但开始还是接受美国意见，并在其计划中明确界定了四强概念。
中国抗战的战略价值是中国获得战时大国地位的客观条件。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大国地位问题，因为涉及战后世界安排，英国和苏联都作出过不同意的表态，认为中国的国家实力不能与美英苏三大国相比。但是，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在战争中的实际战略地位。在1943年5月的“三叉戟”会议上，英国向美国明确表示，不同意把中国作为大国对待，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将中国列为战时强国的行列，“对战争是必需的”。[58]9月3日，赫尔告知宋子文：“总统所云世界性组织，数日内将以书面交文，希望不久成立。”[59]因为此时在英美苏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打击德国的时候，没有中国的战略支持不行。而英国在远东印度方面的防卫，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有限进攻，更是离不开中国对日本的牵制和打击。美国还希望中国在没有重大战略物资投入和支持、没有南缅重大战略配合的情况下，支持开辟北缅战役，以支持太平洋战场和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
1943年10月，在苏美英外长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是以此说服英苏的。莫斯科会议讨论战时和战后问题，发表《中、苏、英、美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四国宣言》)(Four Power Declaration)是核心内容，表明联合国家的战时团结，对战后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基本考虑。《宣言》的意义更在于鼓舞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昭示国际社会光明远景。关于中国是否继联合国家宣言之后继续领衔莫斯科宣言的问题，10月10日，霍恩贝克在备忘录中认为，四国领衔发布宣言比三国领衔要好。[60]美国国务卿赫尔在10月21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以及在会议间歇期间与莫洛托夫的交谈中，谈了美国对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理由，归纳起来是：第一，四强宣言“将中国包括在内是最重要的，因为宣言完全遵照和延续联合国家宣言的原则路线，即联合所有国家从事反法西斯战争。如果我们现在抛弃联合国家事业的这一精神、特征和签字，就会造成观点的分裂从而导致混乱，因为在战争中无论是与我们全面或部分合作的每一个国家，都同样赞赏上述普遍原则”。第二，考虑参战国的心理状态是重要的。“如果一个正在和已经在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大国被排除在(四强宣言)之外，将对联合国家的团结产生最为有害的心理影响”。第三，“在战争的运行中，中国已经作为四强之一。如果在四强协议问题上被苏英美排除，将会在太平洋地区引起最为可怕的政治军事反响，极有可能导致我(美)国政府在维持太平洋政治与军事形势方面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英国也将受到同样的影响，将关注点转到太平洋方面”。[61]赫尔的看法显然是建立在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已经具有的世界性战略地位基础之上的，是美国从战略层面思考中国的客观表述。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是他人的施舍，而是中国人民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运用民族智慧与奋斗精神建立的。也正是由于苏联和英国此时不可能忽略中国战场对其自身的战略意义，因此，《四国宣言》最终得以签署。
中国第二次与美英苏一起作为战时大国签署有关世界事务的宣言，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后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11月3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此一宣言不仅将加强我四国间之合作，已达成吾人之共同信念，同时亦将给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一项建立国际和平，及全面安全之保证；因而即行构成对未来世界一项史无前例之贡献。”[62]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宣言已给予保证，在战争中之密切合作，将可成为有效持久和平之合作……当前吾人重要责任，乃击败侵略者。瞻望前程，缔结永久和平之各项重要工作，责任甚重。”[63]
在1943年11月的中美英开罗会议上，中美英三大国讨论了战时对日作战与战后对日处置问题，日本非法占领领土的处理问题，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主要问题等。蒋介石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还就建立战后有力的国际和平机构问题分别交换意见，一致希望将莫斯科《四国宣言》早日具体化。会议中罗斯福对蒋介石进一步表示，中国应该具有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应该平等参与四大国机制与决定。蒋介石表示，中国很高兴参加全部四大国机制与决定。关于日本是否废除日本天皇制的问题，蒋介石认为这包括选择何种政府形式的问题，应该留给日本人民自己在战后决定。关于领土恢复问题，蒋介石与罗斯福同意，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这些日本从中国强行夺走的领土在战后归还给中国，辽东半岛与其两个港口旅顺和大连包括其中。蒋介石强调朝鲜独立是必要的，中美应该努力促使印度支那战后的独立，恢复泰国的独立地位，罗斯福同意。[64]12月1日的中美英《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庄严宣布，中美英“三大盟国正在战争中以战斗抑制和惩处日本的侵略。它们无意于谋求私利，没有领土扩张的意图。它们的目的是，日本必须被剥夺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非法掠取和占有的岛屿；日本从中国所窃取的全部领土，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全部归还给中国；日本也将被驱逐出它通过暴力和贪欲侵占的其他全部领土”。[65]由于《开罗宣言》还涉及除中国外的日本非法所占全部领土的归属问题，因此开罗会议与宣言的意义就不仅限于中国自身主权的恢复。
中国的战时表现同样提升了中国参与维护战后和平等国际事务准备中的地位。罗斯福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就提出“四警察”理论，主张由美英苏中四大国作为“四警察”维护战后国际安全，限制德国与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因素。11月29日德黑兰会议中，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提到建立国际组织问题中的第三个组织，即维护国际安全组织的构想。这一组织将有权立即处理任何威胁和平和突发紧急事态。罗斯福提出，在联合国家基础上建立战后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问题。这一组织包括联合国家的35个成员，执行委员会包括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补充两个欧洲国家、一个南美国家、一个近东国家、一个远东国家、一个英联邦国家。执行委员会将处理全部非军事问题，如农业、食品、健康、经济问题。而第三个国际组织就是罗斯福所描述的“四警察”——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这一组织将有权迅即处理威胁和平与任何突发的需要这一组织采取行动的事件。[66]罗斯福认为，作为拥有4亿人口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中国理应作为四强对待，应与其保持友好的关系。主张中国作为维护战后世界安全的“四警察”之一。[67]12月1日，罗斯福与斯大林在会谈中再次提到“四警察”问题，解释这是他的初步想法，需要进行研究。[68]
罗斯福对中国在战后国际安全问题上作用问题的想法，显然是基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现实地位。1944年3月1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办公室执行主任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分析了影响亚洲与相邻地区的政策因素，主要观点就是，战后欧洲不再是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的“庇护者”，一个明显的趋势预示着西方政治控制在东南亚和相邻岛屿的瓦解。美国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将寻求两个基本目标：(1)维持安全和稳定；(2)构建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之下太平洋地区权力调整(苏联和中国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这可能有利于美国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69]苏联在德国战败后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同样不能忽略中国的支持，6月30日，赫尔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转告中国政府，斯大林及苏联政府表示了在战后四强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希望中国不要听信苏日会达成谅解的传闻。[70]
1944年6月，美英等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之后，中、美、英、苏四国间就华盛顿会议准备问题，不断交换意见。1944年6月5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说，中国一直就主张早日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如果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就建立，很高兴罗斯福领头支持了这一观点，也感谢罗斯福与赫尔坚持中国必须出席会议，没有亚洲人民的参与，会议将对人类的半数毫无意义。[71]中国政府拟定了提交会议的文件《关于国际安全和平组织问题之主张(要点)》，其中阐发了中国对联合国建立的原则，大体部分是：基本政策；设立程序；组织原则。特别是意见中有“不主张美、英、苏、中四国享有过大之特权”，表明中国同情和代表弱小国家的基本态度。[72]7月24日，中国代表草拟了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基本态度和对重要问题的立场，提出，“凡美、英、苏在世界和平机构中所参与之事项，我国应以平等地位同样参与”。对战后国际组织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重要问题也提出了中方的观点，包括“一切国际争议应用和平方法解决”；“承认种族平等”；“何为侵略，应有明确详细之规定；如何应用制裁，亦应有具体之规定”等16条意见。[73]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制宪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中国的身份既是大国又是弱国(半殖民地)，因此中国在许多情况下起到了弱小国家代表的作用。顾维钧回忆说，“中国在外交事务中一向十分重视”“得到小国的同情”。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一阶段提交给美英代表团的草案以及在第二阶段提出的补充建议都是这样。如，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犯，依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等等。在英国的提案中，就不主张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也不主张规定侵略的定义及对侵略实行制裁的条件。旧金山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主持公道，坚持正义。如关于托管制度，美国提出的结合托管制度建立战略地区的方案，将所有战略地区都置于安理会控制之下。小国代表虽认为托管制度的基本构想是令人向往的，但认为托管领土应能向自治和独立的方向发展。中国代表团支持了小国的意见，坚持托管制度的目标应是“争取独立”，托管领土应“根据各自的特殊状况和当地人民的意愿朝着独立或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提议遭到法、英、美、澳等国代表的反对。为谋求一个折中方案，美国代表到中国代表团驻地进行私下洽商，建议在托管理事会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而中国则将其意见与其他大国一致起来。中国代表坦率表示，中国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图，但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74]
中国的这些意见既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也是对战后国际组织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关系的良性运转责任的严肃思考。8月中旬，中国派顾维钧等出席华盛顿会议，“详示我方基本态度与对重要问题之立场”。在9月中旬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顾维钧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世界第四大国的地位作出了努力，并促使联合国宪章写进了“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解决国际争端这一提法。[75]10月9日，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公布会议所拟定战后国际组织——联合国计划。
1945年2月初，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同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大会，根据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所建议的方案，制定联合国宪章，由中、美、英、苏四强为邀请国，于3月5日向46个国家发出请柬。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举行，6月25日，50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代表顾维钧为第一个签字人。中国作为创始国之一载入联合国宪章。[76]8月11日，中、苏、美、英作为反法西斯联盟四大国，完成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使命，即联合对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会发出复文。复文庄严宣布，由美国国务卿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经由瑞士政府转达日本政府：“自投降之日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指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公告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实施号令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投降条款时所需之其他命令。”[77]
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与了解也起始于抗日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通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著作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生机勃勃的状况。罗斯福还委托美国驻华武官卡尔森两次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78]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贺龙、邓小平、聂荣臻的会见。1937年上半年，有8名美国人到访延安，其中7名是记者。从1937年底到1939年，又有9名美国记者访问敌后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并同美国作家斯特朗、海明威以及史沫特莱、斯诺等保持着密切联系。斯诺、史沫特莱和拉铁摩尔还应邀给中共干部作有关国际问题、美英外交政策、妇女问题的报告。[79]罗斯福不赞成中国发生不利于抗战的内战，通过特使居里、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做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希望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一致抗日。[80]1944年7月至8月，美国政府军事观察团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了《解放日报》的欢迎社论。中共中央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在军事情报、修建机场、沿海登陆等方面积极配合美军行动。[81]美军观察团在实地考察中，发回国内50余份报告书，客观地报道了延安的社会、经济、军事状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的了解。同时，中共领导人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美国及英国的对外政策和美英社会状况，这是中共制定和实施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反法西斯国际合作、肯定美英战时大战略原则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
总之，没有中国抗战的世界性战略地位，要完成中美英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建立起中美英战时战略关系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以中国特色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战时四强的行列，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智慧的伟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