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抗战支持了美英战时战略的成功
在反法西斯战争之中,中国不仅克服了自身国力的不足,运用民族智慧、发扬民族精神,创造了以弱制强的奇迹,而且也在国际战略领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对美英涵括欧亚非战略的支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支持美英战时战略的过程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沉重的战略代价,在外部战略支持与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先德后日”战略在东亚的战略需求,即一个稳定发展的亚太战场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抗战的坚持和发展,为美国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和准备战争的时间。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在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就将向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作为国策之一,[5]日本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短期占领中国,获得进一步打击美国和英国的基地。但是,中国的英勇抗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幻想,反而迫使日本陆军主力陷入中国无法自拔。这就使日本的“国策”无法实施,打乱了日本预设的战略步骤。中国抗战与中国战场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阶段的奇迹,并为未来反法西斯联盟战争奠定了东亚方面的基础,使美国及英国在太平洋方面得到了3年时间的和平。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正式建立,其条约的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日本加紧了侵略太平洋地区的准备。这期间,英国正进行本土保卫战,美国的主要注意力也集中在大西洋援助英国方面。德国急切希望日本履行三国军事同盟条约,马上南进以分散美英的实力和注意力。从英伦保卫战开始,希特勒等纳粹德国军政要员就多次催促日本采取这一行动。在1941年3月5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签署的德日军事合作草案中提出:“鉴于敌人(英美)处于低水平的军事准备阶段,日本愈快发动作战,成功的前景就愈好。”“三国同盟对原料的需求要求日本占领那些使其能继续进行战争的领土……占领新加坡这一英国在远东的关键地域。”[6]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与打击,日本不可能在这一于己有利的时机南进。因此,美国及英国又有了一年多的时间准备应对日本的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演变成全球规模,反法西斯大同盟建立之际,首先扭转反法西斯阵营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不利的战略局面是第一要务。鉴于中国的实际战略地位,中国得以在1942年1月1日的《联合国家宣言》中与美英苏一道领衔庄严签名,这是反法西斯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贡献的认可。
中国抗战在战略上支持美英化解了太平洋战略危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获胜。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日本进一步侵略印度和澳大利亚,就会动摇美英在太平洋的防御底线。印度是美国及英国视为从中东开始延伸到南亚的生命线与战略枢纽的南端。1942年2—3月,日本攻占缅甸威胁到印度,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将是德日中东会师,形成法西斯轴心联盟两大主力连接,分割反法西斯盟国战场格局的局面。而德日中东会师的危险在这一阶段主要来源于日本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应将防止德日中东会师的注意力放在日本方面,空中支援的重点也应在这一方向。[7]日本若攻占澳大利亚,就会将美国与西南太平洋交通线彻底切断,在地缘上形成东北亚半岛,日本、东南亚、澳洲大陆相连接的隔离带,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完全切割开来。
面对危局,中国战场成为罗斯福与丘吉尔挽救太平洋危局的主要战略关注点,因为日本扩大进一步侵略的软肋在于它的“兵源”,而其陆军主力仍然被牵制在中国无法随心所欲地调动。这一点对美英最终能否顶住日军的疯狂进攻至关重要。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罗斯福就对中国大使胡适表示:“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军力。”[8]1942年2月11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谈道:“我正密切地关注着中国。”[9]1941年3月30日丘吉尔估计:“日本不会进犯澳大利亚。在我看来,日军的上策是结束中国的战争。”[10]5月,应罗斯福要求,麦克阿瑟估计,攻占缅甸之后,日本只能腾出“两个师”用于作战,没有可能再攻击印度和澳大利亚。[11]中国战场在美英处于危机局面的情况下,牢牢将日本大部分陆军困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19.6%。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占日本在国外作战的陆军总兵力的69%。[12]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在拟定的历次事关全局的军事战略计划中,将中国战场置于战略层面来表述,“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及其类似条款,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每一关键阶段战略计划中在“战略概念”部分突出强调的内容之一。[13]正由于如此,美国在实施“先德后日”战略中,在反攻缅甸、开通援华陆路交通、对华物资投入等问题上,坚持不能忽略中国战场的战略作用,必须支持中国抗日战争。事实也是如此,中国战场对日本扩大太平洋战果,冲击美英战略整体构架的图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2年3月7日,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认为,如果削减中国战场的兵力转而进攻澳大利亚,日本将在整个战略态势上陷于极大的不利。[14]由于日本缺乏进攻印度的陆军战略后续部队,日本根本无法攻击印度。这样,美国得以稳住太平洋防线,在较短时间内动员强大战争工业能力,并发挥海上力量的优势扭转战局。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中国也为美英“先打败德国”战略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由于战略限制,中美英合作从事全缅作战的战略计划一再推迟,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配置也受到反攻缅甸因素的较大影响。因此,中国一直得不到所需的战略物资,在各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中受援也最少。但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将日本陆军主力拖在中国大陆,有效地支持了美英“先德后日”战略。
中国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了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中国支持美国在中国的重型轰炸机基地,并为基地的保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军队第二次远征缅甸的作战则是太平洋反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弥补了西南太平洋反攻链中的薄弱环节。[15]中国军民积极援救美国空军飞行员,其中有很多是在太平洋作战的空军人员。中国军民搜救足迹遍布17个省市,成功救援美国空军飞行员百余名。[16]正由于如此,从1941年美国确立“先德后日”战略开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参谋首脑联合会议的主要军事计划中,都将支持中国抗战和“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列入战略条款。1945年2月9日,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在雅尔塔呈报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列为军事计划之首的“全面战争概念”中,将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和对日作战基地明确地列在其中。[17]1945年,罗斯福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敌军。”[18](www.xing528.com)
从“先德后日”战略订立到战略的完成,中国都担负了在亚洲大陆抗击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有35个陷在中国战场上(包含关东军13个师团,还不算在缅甸的5个师团)。日本只能动用11个师团到太平洋配合海军作战。到战争结束时,在中国境内的日本陆海军仍有186万余人(包括关东军75万余人),占海外日军总数(350万余人)的近1/2。[19]日本为太平洋战争计划从亚洲大陆抽调的精锐兵力几乎都是自“满洲国”(中国东北)。到1944年夏季为止,从中国东北抽调的兵力达到关东军的1/2。日本无法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20]中国战场有可能动摇战略牵制地位是在1944年中期。而这一危机则由中共在敌后的迅猛发展和积极作战而化解。同时,由于敌后战场的牵制和国民党部分军队的英勇奋战以及成功的缅北作战,中国虽丧失大片国土,但原有的完整战场格局并未变化。正因为如此,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时,美国军事当局仍然把中国战场作为未来反攻基地和轰炸基地之一。同时,美国还为了保持中国战场的战略牵制作用,推进与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军事联系,加大对国民党援助的力度,这些都是仍然重视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表现。
最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在国力贫弱的条件下发挥如此巨大的战略作用,是中国全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浴血奋战的结果,作为代表时代进步的中国共产党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从支持美英战时战略层面讲,中国共产党总揽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始终以宽广的战略视野和胸怀容纳和支持这一战略原则,并以主动牺牲精神付诸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在美英订立“先德后日”战略时期,中共对于苏美英首先对付德国的战略和行动,在战略投入上对华不会有大幅度增加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194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指出,英德决战的“主要战场,首为地中海一带,继则将移至大西洋……美国在援英名义下亦已进入实际的参战。英美之总方针为先对德后对日”。4月20日,毛泽东谈道:“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21]6月4日周恩来指出:“太平洋上的冲突迟早不可避免的,但是英美政府主观看来,他们不能听任地中海的失败,而且要用全力来改变目前的局势,所以暂时缓和太平洋上的冲突,也是他们政策的当然逻辑。”[22]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也就是美国被迫对大战略作暂时调整期间,中共从世界全局出发,不仅赞成反法西斯盟国“先击败德国”的战略,同时也深知肩负的历史责任。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23]12月12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24]周恩来也分析说:“在世界战局上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如果能速战解决日本,则移西于东,未尝不可使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部署一时改变……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必然会中纳粹诡计,使主战场上遭受难于挽救的损失。”[25]由此,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军民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的方针,顶住日军对解放区持续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26]
1943年初,毛泽东再次精辟论述说:“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地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这样来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27]7月2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六周年发表宣言》中认为,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现在是处在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这就是:“第一,苏、英、美三国的团结,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加巩固了,法西斯侵略国想用和平诡计离间苏、英、美团结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这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具有历史意义与最值得庆幸的。第二,苏、英、美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战,将在今后一年中展开起来……第三,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第四,太平洋上的形势,也因美国力量的增强,英、美联军的几次作战胜利与中国的坚持作战,而转变为对同盟国有利,对日本法西斯不利。”[28]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全球反攻阶段的形势和中国抗战的职责,坚决支持苏美英盟国首先对德决战,支持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29]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30]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视野和胸怀,以及艰苦卓绝的抗战实践,引导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作战并得到迅猛发展,在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吸引和承受了日本战略进攻的重压,在日本“1号作战”中牢牢掌握限制日本持续进攻的战略后方,有效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防御战线及其作战,维护了中国战场的稳定性及战略格局,由此奠定了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这是贫弱的中国在“二战”中创造奇迹的奥秘。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看,自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形成东方反法西斯唯一战场到后来的重要战场,没有中国在战争中承受的巨大民族牺牲,没有中国战场的坚持,美英“先德后日”战略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也会延缓。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大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在“先德后日”战略限制之下受援状况简直不能与英国和苏联甚至法国抵抗力量相比,同时还得配合支持太平洋战场。这种战略贡献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战时中美英军事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战略结构中,中美英相互间的支持与合作各有特点与优势。正是通过互补与互利,包括中美英在内的反法西斯联盟获取了合作共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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