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推动美英东亚战略转变

一、中国抗战推动了美英东亚战略的转换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中国自己的命运也操纵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中国抗战对美英东亚战略的影响，并最终推动美英加入到东亚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行列之中。

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英的东亚战略经历了一个从消极维护自身东亚权益战略到制衡日本侵略战略的转化过程。从历史缘由上讲，美英自华盛顿体系建立之后就处于维护既得利益的地位，而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世界法西斯的兴起，则使美英在维护权益的过程中必须完成战略的转换，这是因为法西斯的侵略未来必将冲击到美英自身的国家核心利益及国家安全，美英不可能幸免于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世界战争的灾难。而这一国际形势的发展，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遗憾的是，在日本侵华初始阶段，美英的应对是消极的，仍然囿于帝国主义列强处理矛盾与冲突的传统方式，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牺牲他国利益与主权来保全自己。这种理念与实践显然只能推动法西斯祸水最终蔓延到自己头上。

但是，20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受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中国，中国已经具有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在中国沦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会同中国抗日党派和力量，从理论与实践上推动了中国向着全面抗战方向发展，并终于使中国摆脱内战，建立起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开始进行全民族抗战。在全面抗战中，中国运用民族智慧与大战略思维，确立持久战与游击战略，形成稳固的正面与敌后抗日战场。由此，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支主动的现实力量登上东亚国际关系舞台，在纷繁复杂的东亚局势中以抗日战争的英勇壮举影响着世界，昭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并以自身的实践告示世界，法西斯是可以制约并最终战胜的。中国抗战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的坚持，极大地转换了包括美英在内的国际社会各阶层的观念，使之从同情中国受到日本侵略转变为敬佩与支持中国抗战，并将中国抗战的命运与美英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中国通过抗日战争浴血奋战改变了自身从近代以来一直受人摆布的被动地位，开始主动地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尤其是影响美英的东亚战略选择，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从美英应对日本开始启动争霸东亚侵略的初期战略看，确实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险。这一危险就在于奉行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以此来维护它们在东亚的既得利益。由日本侵略中国开始的欧亚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分别在亚非欧启动，因此，美英在东亚对日绥靖政策，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的最初表现。由于非洲、欧洲的弱小国家在主观与客观上都没有具备成功制约法西斯侵略的条件，再加上英法美西方大国以牺牲弱小国家绥靖法西斯侵略的政策，因此，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都在对付法西斯侵略的局部战争或者对抗中失败，其结果是德国及意大利迅速地将欧非的局部战争扩展为世界性战争，英法美等国也相继丧失与德国对抗的缓冲地带，直接处于与德国法西斯对峙并受到其进攻的境地。在1940年5月10日开始的德国西北欧战略闪击进攻下英法联军顷刻瓦解，法国的败亡，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大战的全球蔓延与升级，英法美的绥靖政策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推进因素。可以说，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西方国家的绥靖战略就有一个发生、发展到完备的过程。在欧非，由于首先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弱小国家没有形成对绥靖政策产生强有力制约的因素，因此使英法美的绥靖政策发展到了顶峰，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

但是，东亚方面是一个例外。中国全面抗战不仅展开，而且在日本现代化武装军队的疯狂进攻之下坚持了下来，并形成持久制约和打击日本的两大战略战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突破了西方国家军界在战争力量对比问题上的传统分析模式，美英政军界某些人士依据这一模式所作出的中国抗战很快就要失败的预言也失去了现实根据。中国在世界局部战争时期所创造的奇迹，将美英一些人士眼中的不可能变为了可能。中国抗战之初虽然没能争取到国际联盟根据盟约条款对日本进行制裁与美英的全力支持，但是，也使其不能像对待捷克那样随心所欲地安排中国的命运。中国虽然没有像波兰那样有英波条约的保护，但同样也没有像波兰那样因为英国失约而吞咽亡国的苦果。中国成功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不仅保卫了自己，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美英等西方大国。总之，中国抗战实践走出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反法西斯道路，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其他国家在从事局部抵抗斗争中受到大国消极制约的局面，这是中国能反过来影响大国政治的根本基础。

中国持久抗战的精神，同样感动着美英社会。美英下层民众及上层有识之士都极其赞誉中国抗战的意志，认为在如此弱的国力之下中国顶住了现代化武装的日本军队是一个“奇迹”。中国对美英上层和基层民众的积极工作也是推动美英战略转换的重要原因。从中国全面战争开始，中国的政治家、外交官员、学者都利用国际讲坛，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英勇斗争，不仅为中国抗战争取到国际支持，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动员了各国民众。中国抗战坚持下来之后，中国就不断向美英上层从战略层面说明中国抗战的重要地位，即对亚太地区总体和平与稳定的意义，说明中国的抗战是为了东亚与世界和平，说明支持中国抗战就是支持美英自己的道理。(www.xing528.com)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下，从1938年开始，美英政府在东亚战略上开始进行局部调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贷款方式对中国抗战进行间接支持。但是，美英仍然与中国建立反对日本侵略统一战线的主张保持着距离，希望通过某些妥协使日本的战争祸水不要蔓延到太平洋地区。中国对美英战略中这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进行了区别对待，凡是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就支持，凡是不符合反法西斯总体趋势的就坚决反对和抵制，并努力推动中美英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中国的努力成为美英不可能完全倒退到中国全面抗战前的单一妥协绥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日本在1938年后就显露出的南进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并在1939年占领中国海南岛的现实，也使美英开始将中国抗战与其维护太平洋核心利益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其战略转换之中。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局部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与随着世界形势发展在东亚安全以及对欧洲形势影响方面显示出的战略地位，是加强美英抗战派人士声音的关键性因素。

可以说，在世界战争威胁面前，美英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世界的危险与美英自身的危险，美英政府内也存在着要求制约法西斯侵略的声音。但是由于英国的“绥靖”战略选择与美国孤立主义影响下的“中立”选择，都使这些真知灼见未能及时地反映在对外战略层面。也就是说，美英的战略选择与调整需要外部因素的推动，这种外部因素有两个：一个就是法西斯在侵略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的称霸世界的野心；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弱小国家不畏强霸，成功制约法西斯的斗争。中国抗战是局部战争中成功的范例，因此具备影响美英战略的现实条件。中国在坚决反对美英对日绥靖的同时，更从战略层面努力促进东亚反法西斯联盟的进程，将形势发展与美英政策的未来趋势、美英国内存在着与绥靖不同的声音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与分析，辩证地看待美英的战略与政策，对于美英战略转换过程中政策的积极面及时地表示欢迎与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也赞成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原则，尤其是《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的原则尊严。尽管这些公约本身存在着极不合理的内在问题，但中国的举措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美英的上层决策人士对中国抗战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影响了美英政策的发展方向。

1940年法国败降之后，美英犹豫不定的双重政策遭到现实的沉重打击。美英面临来自欧亚法西斯两个方面战火的严重威胁。由于德国闪击西北欧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南进战略的确立，并开始大规模武力南进侵略太平洋地区的准备。由于美英的主要关注点放在大西洋方面，加上长期绥靖政策所导致的在东亚方面的准备不足，因此，对中国牵制与打击日本的战略需求加深，而这一战略需求又与美英首先致力于削减欧洲大西洋方面的直接威胁联系在一起。这样，长期坚持的中国抗战更显示出其世界性的战略地位。在法西斯轴心国侵略祸水横溢的情况下，中国抗战所展示的正确道路与中国长期争取东亚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都得到世界形势发展的证实。美英也逐步加强了对日本经济制裁的力度，最后发展到全面禁运石油与冻结日本在美英资产的高度。美英也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于1941年5月明确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

从中国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中国首先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尽一切可能促进中美英苏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特别是希望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国国民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争取国际援助中，力促东亚抗日国际阵线的形成，特别是争取苏美英大国的合作。中国政府特别强调中国抗战“从中国立场言，则为捍御外侮，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生存；从国际立场言，则为维护(国际)条约之尊严，对于破坏条约、甘为戎首者予以坚决抵抗”。^[1]1939年2月以后，鉴于欧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多次向苏美英提出军事合作的建议，并希望美国起牵头的作用，但是，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2]1940年9月，法西斯轴心军事同盟建立之后，侵略战争迅速向全球蔓延，美国面临东西两洋方面的战争威胁加剧。由此，中美军事合作对中美双方都成为紧迫的问题。1940年10月31日，蒋介石分别向美英政府正式提出中美英三国军事合作方案，从目的、具体做法、机构设置等方面明确提出在战争中相互支持的联盟问题。^[3]同时，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访美。1941年4月，美英等国召开新加坡军事会议拟订的ABD计划中，列入了支持中国抗日正规军和游击作战的内容。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空军援华“飞虎队”直接加入中国的抗日战争。5月，中国成为租借法案受援国后，中美军事合作扩展到武器装备援华范畴。8月，美国派遣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访华，商讨军事合作的各项事宜。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约见英、美、苏驻华大使，建议成立多国军事联盟。晚间约见美英驻华大使馆武官，表示中国“必尽我全力与责任，决与美英共存亡，同成败，毫不有所犹移”。^[4]

但是，美英在1941年春确立的“先德后日”战略原则限制了美英在应对日本南进侵略问题的举措，其标志就是美英还不敢放手支持中国抗战，美英相互间也不能建立起密切合作对日作战的太平洋军事体系。其中，美国仍然想用妥协方式延缓太平洋战争爆发是问题的关键。在1941年5月到11月的美日谈判中，美国仍然想采取与日本达成某些妥协、牺牲中国利益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但是，美国不合时宜的想法遭到中国的坚决抵制，在中国的努力之下，英国及澳大利亚、美国政府内的对日钳制派人士都明确不同意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与屯兵印度支那，而日本则是按其既定步骤秘密开始了在太平洋对美英进攻的战略。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终于选择了与日本拼死一搏的战略。中国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推动着美英东亚战略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抑制其战略与政策中妥协绥靖因素，终于建立起了以中美英为主体的东亚抗日联盟。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抗战，没有中国坚持不懈的推动，美英在东亚将循着妥协绥靖的道路走得更远，东亚与世界的局面将会变得更为险象环生，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总之，中国抗战使近百年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是中美英关系发展到战略互动的前提条件。在共同的危险面前，中美英关系在战争的激变与演进中迅速超越着传统关系。中国也加快了影响与参与国际问题的步伐。中美英互动关系的形成，标志着近百年来东亚国际问题传统处理模式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影响与主动参与处理东亚国际问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