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英联合实施对日反攻的缅甸作战
在反法西斯盟国全球大反攻期间,中国除了牵制与打击了日本陆军主力,有力地支持了其他各大战场之外,中国军队也与英美盟军合作从事北缅战役,直接支持了西南太平洋的反攻作战,共同为对日大反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缅甸是被日本视为其南方军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右翼支撑点”。[127]从战略上讲,重占缅甸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可以重新打通连接海运的从仰光到中国援华通路,这样不仅可以物资支持中国战场继续打下去,牵制日军陆军主力于中国战场,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而且在反攻阶段,则可削弱日本在太平洋“绝对国防圈”的兵力。第二,可以策应太平洋战场。这里面包括援华战略物资道路畅通之后,有效利用中国有利地势对日本的交通线和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并为战略轰炸提供充足的战略资源。第三,可以完全阻隔日本西进印度之路。第四,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段时间还有从缅甸北上中国对日反攻的设想。但是上述战略意图,一直受到“先德后日”战略的制约,这在全球大反攻阶段仍然如此,全缅作战也最后演化为北缅作战。
中美英从1942年春缅甸丢失后就开始进行酝酿重新夺回缅甸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对重占缅甸问题都非常重视,并主张开展南北海陆配合的全缅战役,但是因为“先德后日”战略的限制未能尽早实施。然而,中美英对重占缅甸的准备则是从缅甸被日军占领到北缅战役打响的整个时期。早在1942年4月,美国史迪威将军就向蒋介石提交了《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建议精选中国官兵10万人到印度训练,拨用中国所得的租借物资中的装备,由美国军官训练,组成两个军。经蒋介石同意后,空运5万军队到印度,连同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退入印度的中国军队,在印度进行训练。在印度拉姆格尔训练营受训的中国军队于1944年1月完成训练工作,受训结业的中国官佐有2626人,士兵有29667人。中国驻印军也补充了充足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重型装备,是重占缅甸作战的一支生力军。[128]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11月,中美英经过长时间的重占缅甸讨论之后,在1943年8月的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议与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终于确定了重占缅甸的计划,但是,英国没有担负在南缅从事水陆夹击的重要战略作战。反攻北缅与滇北的战略作战主要落在中国身上。1943年10月19日,蒋介石召集英国蒙巴顿、美国史迪威将军等在黄山官邸讨论了魁北克会议关于反攻缅甸问题的议案,再次要求中国赴缅远征军在1944年准备齐全。其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担任远征军司令。[129]1943年年底,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的第2军、第6军、第71军,第20集团军的第53军、第54军已按每军3师的编制改编完毕。除了整编部队外,还有7个军派员参加整训,远征军各部队逐步获得了美械装备,轻重武器配备趋于完善,通信、运输器材完备,士气旺盛,战斗力大大提高。[130]
对北缅的反攻作战是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首先发动的。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开始为反攻缅甸作准备,史迪威先后派出美国2个工兵团和中国2个工兵团,开始修筑雷多和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10月下旬,中国为实施魁北克会议决定,以驻印军为主力,联合英美军一部,正式开始北缅反攻作战。12月28日攻克于邦。1944年3月5日攻克北缅军事重镇孟拱,史迪威指挥的英军远程突击队切断了孟拱西面的铁路线。3月29日,中国驻印军打开了通向孟拱河谷的门户。5月25日,中美突击队攻占孟拱。[131]
为了策应中国驻印军的反攻以及解英帕尔战役英军之围,1944年4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先以远征军一部,攻击腾冲,策应中国驻印军的作战。13日,中国远征军主力进行滇西反攻。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在印缅的作战。丘吉尔致电蒋介石,对中国的滇西反攻表示非常欣慰。[132]4月21日,中国远征军制定了详细的渡江攻击计划,并依据计划重新调整了编组和装备。[133]5月11日,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发起滇西反攻作战,8月5日占领腾冲,10月25日占领龙陵,并向畹町、芒友追击作战。1945年1月28日,中美两军高级将领在畹町举行会师典礼。[134]1945年1月21日,中国驻印军与从滇西反攻北缅的中国远征军取得联系。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中国驻印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占领腊戍,其后与中国远征军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中国驻印军于3月30日与英军会师。[135]
由于各种原因,英国对重占缅甸问题的态度远不如中国与美国的积极,在中美英决定从事北缅作战问题之后也仍然有保留意见。1944年2月,作为东南亚战区的总司令,英国的蒙巴顿表示全力支持北缅的例行作战,但是不同意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长期计划。他不相信英国或者美国的军队可以达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的目标,也不相信雷多公路可以运送足够的物资,认为没有必要为此而努力。丘吉尔也认为,西南太平洋的反攻重点应放在苏门答腊方面,目的在于彻底消除日本海军对印度洋方面的威胁,维持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交通线,最终占领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英方的观点与美国军方的太平洋全面战略以及北缅作战的战略目的相冲突。[136]但是,由于日本先行向印度发起进攻,英国在反击中也参与了北缅反攻作战。
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日军第15集团军正式开始对英帕尔发动进攻,3月8日至4月中旬日军迅速进攻,英帕尔守军陷于包围。4月上旬,蒙巴顿向中国紧急求援,史迪威也请求蒋介石火速向印度增兵,丘吉尔与罗斯福也给蒋介石去电催促中国出兵。蒋介石命令2个中国师于4月初空运印度,并令远征军于5月中旬开始进攻。在此阶段,日军攻势凌厉。至4月中旬,日军将英军第14集团军3个师包围于英帕尔。4月中旬至5月底,英帕尔的英军在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反攻作战对日军的牵制打击配合下,在中国空运援军的增援下,依托盆地周围的环形防御阵地,通过强大的火力配置和大规模的空中补给,对日军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先后数次击退日军的总攻,稳定了战局,并极大消耗了日军的实力,使日军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44年6月,英美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命令盟军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准备实施收复全缅的作战计划。为此,东南亚战区盟军总部制定了两个作战计划,一个是“首都”作战计划,即以陆上进攻收复缅甸北部和中部;一个是“吸血鬼”作战计划,即以两栖登陆作战收复缅甸南部。由于日军主力在英帕尔战役中元气大伤,使盟军有可能不依赖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而经陆路就可以收复缅甸。因此在这两个作战计划中,盟军把重点放在“首都”作战计划上。具体计划是:以英第14集团军向东推进,中国驻印军从缅甸密支那南下,首先歼灭曼德勒附近之敌,而后向南部发展进攻,在两栖部队的配合下收复仰光。6月底至7月中旬,日军由于弹药、粮食储备告罄,加上伤亡惨重,被迫于7月中旬开始撤退。至此,英帕尔战役以英军的全胜而结束。英国在英帕尔战役和其后缅甸反攻作战中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在东南亚,英国和英帝国投入部队在缅甸的山地和丛林中以及在印度边境上作战6个月,仅由于疾病就损失了28.8万人”。为此,英第14集团军于1944年秋季在钦敦江西岸的印缅边境休整补充,准备东进。而中国驻印军在1944年8月收复密支那。此后,中国驻印军继续在缅甸南下,向八莫和南坎方向进攻。
日本在英帕尔战役失败后,不但不能增兵缅甸,反而由于美军进攻菲律宾需从缅甸抽调兵力去防卫马来亚、泰国,因此日军决心改变缅甸方面的作战指导方针,放弃缅甸北部和中部,将切断中印公路的主要任务改为确保缅甸南部地区,使之成为其“南方圈”北翼的支撑点,[137]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但也宣告失败。
1944年10月雨季过后,经过休整的英军第14集团军即开始实施向缅甸中部进军的“首都”作战计划。由于日军已经决定放弃北缅,因此英军进展顺利。到12月,英军第14集团军的第3军和第4军已向缅中挺进。英第15军也在12月开始向实兑地区发动进攻。到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芒友地区胜利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接着中国驻印军南下直趋腊戍。因此,中美英盟军攻势相互呼应,日军则溃不成军。3月,英军占领缅甸重要地区敏拉,并击溃了日军的反扑。此后,英军第14集团军乘胜南下,占领了漂贝、彬马那、东吁等地,并于5月占领勃固,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同时,英军第15军开始实施进攻仰光的“吸血鬼”作战计划。5月3日,英军进入仰光,到5月6日,英军几路部队在仰光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中美英盟军缅甸反击战已取得最后胜利。
北缅战略作战打通了中印之间的陆地交通,对于中国抗战,尤其是正面战场来说,解决了获得大宗重要战略物资的通道,也是中国长期争取和迫切希望的。中美英北缅反攻作战的辉煌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同时,以中国军队为主体反攻北缅以及中美英合作赢得反攻缅甸作战的胜利,对盟国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中国军队在国内战况不利情况下出兵参加北缅作战,是对美英反攻战略的重大配合和支持,有力地支持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反攻,也彻底破灭了日本稳固其防御“内圈”的战略。早在1943年12月,日本最为担心的就是盟军对其“绝对防卫圈”纵深的进攻。日本判断盟军反攻路线有五条:第一,从阿留申方面指向千岛群岛。第二,从太平洋中部指向日本本土及菲律宾、(中国)台湾方面。第三,从新几内亚方面经澳北指向菲律宾。第四,从海洋方面指向爪哇、苏门答腊。第五,从缅甸指向马来亚、泰国方面。日本大本营还认为:“据观察,美国将不拘欧洲形势如何演变,定要强行发动对日攻势,所以感到决战时期正在逼近。”[138]
综合起来,中美英合作配合重占缅甸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重新打通连接海运的从仰光到中国援华通路,这样不仅可以物资支持中国战场继续打下去,牵制日军陆军主力于中国战场,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而且随着北缅援华陆路的开通,援华物资运量大幅度增加,“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战略目标也就成功实现。在反攻阶段,则是削弱日本在太平洋“绝对国防圈”的兵力。
第二,完全阻隔日本西进印度之路,彻底解除了英国属下的印度之危。中国驻印军首先揭开了盟军反攻缅甸的序幕,为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条件。英军对英帕尔的坚守和对缅中的出击,都因中国军队牢牢钳制和重创了北缅、滇西日军,大大减轻了英军的压力而终于获胜。1944年3月第一个星期,日本曾攻击到“驼峰”运输线的印度方面的终端阿萨姆,严重威胁了至中国的航路和印度的安全。其后4月至7月,中美英北缅作战完全解除了这一威胁。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策应太平洋战场,支持了太平洋反攻战略的顺利进行,是给日本视为其南方军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右翼支撑点”的沉重打击,配合了太平洋南部和西南部的美军进攻作战。北缅反攻前,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分别在印度东北部和云南怒江以东进行的反攻准备,对驻缅日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与钳制,使其不敢贸然向印度深入,进而实现与德国中东会师的迷梦。1943年9月,日本大本营就指出:“今后我军如在缅甸粉碎敌军反攻,战局演变得对我有利,出现美英难以取得彻底胜利的前景时,根据条件,并不是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139]12月末,日本大本营列举了美英太平洋反攻的五条路线后指出,在五条反攻战线中“特别需要重视美军从太平洋方面来的海上攻势与英、美、中从缅甸方面来的大陆攻势……关于缅甸方面的作战,因为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在政略上形成我防卫圈内的薄弱环节,加上这方面作战的进展,将显然直接增加重庆军的反攻力量,因此判断,敌军在缅甸发动攻势,将是极为有利的方策。”[140]1944年日本大本营指令南方军,“以缅甸重要地区、安达曼、尼科巴、苏门答腊、爪哇、澳北为重要地区、菲律宾岛组成主要防卫线,确保这些地区与印度支那、泰国,同时在四角要塞和菲律宾、缅甸及孟加拉湾正面以及巴邻旁地区指挥反击战”。日本早在1943年6月末就进行了仰光作战的图上模拟演习。[141]因为孟加拉湾两栖登陆作战并未举行,因此缅战的战略任务实际上是由以中国军队为主的北缅作战承担的。以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赴缅远征军,在陈纳德将军指挥的航空队的大力支持下,与英美合作从争的北缅作战,配合了太平洋南部和西南部的美军进攻作战。1944年7月,在缅日军达到10个师及1个独立混成旅,这些日军的覆灭给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减轻了压力。[142]援华战略物资道路畅通之后,美国也能有效利用中国的有利地势对日本的交通线和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并为战略轰炸提供充足的战略资源,也为英美盟军对苏门答腊发动的两栖攻击创造了良好条件。
总之,在打败日本法西斯这个共同目标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期,中美英在反攻缅甸上化解分歧,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并肩作战,圆满取得了胜利,是中美英战时战略合作的又一个突出例证,也为彻底打败法西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211.
[2]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212.
[3]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215.
[4]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241.
[5]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73-276.
[6]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308.
[7]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397.
[8]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Ⅱ,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pp.96-97.
[9]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488-489.
[10]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489.
[11]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514.
[12]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702-703.
[13]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336-337.
[14]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524.
[1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703.
[1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707.
[17][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749页。
[18]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205.
[19]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Ⅱ,p.594.
[20]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436.
[21][英]丘吉尔著;李进之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第84页。
[22]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the war against Japan,p.449.
[23]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the war against Japan,p.450.
[24]Hans-Adolf Jacobsen,Arthur L.Smith,Jr..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85-288.
[2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473.
[2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474.
[27]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499.
[28]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503.
[29]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336.
[30]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374.
[31]FRUS,1943,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pp.232-233.
[32]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463.
[33]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463.
[34]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323.
[3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573.
[3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589.
[37]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441.
[38]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582.
[39]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382.
[40]FRUS,1944,VolumeⅥ,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106.(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1]FRUS,1944,VolumeⅥ,China,p.109.
[42]FRUS,1944,VolumeⅥ,China,pp.116-117.
[43]FRUS,1944,VolumeⅥ,China,p.118.
[44]FRUS,1944,VolumeⅥ,China,p.177.
[4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593.
[4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593-597.
[47]H.H.Arnold.Global Mission,p.279,300,355,398,542.
[48]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708.
[49]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Ⅱ,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p.135.
[50]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p.535-536.
[51]Sir 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Ⅳ,pp.536-537.
[52]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62~264页。
[53]Hans-Adolff Jacobsen,Arthur L.Smith.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274.
[54]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85~286页。
[55]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91~293页。
[56]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92页。
[57]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93页。
[58]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93页。
[59]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95页。
[60]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98页。
[61]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299页。
[62]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303页。
[63]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307页。(www.xing528.com)
[64]显然,蒋介石的太平洋攻势作战包含中缅印战场,与美国军方计划中太平洋攻势的含义有所不同。
[65]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320页。
[66]Maurice Matloff.Th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p.475-479.H.H.Arnold.Global Mission,p.524。
[67]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311页。
[68][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050页。
[6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253~254,255~256页。
[70][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098页。
[7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344页。
[7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138~139页。
[7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45页。
[7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148页。
[7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150~152页。
[76]FRUS,1943,The Conference of Cairo and Teheran,p.242.
[77]FRUS,1944,VolumeⅣ,China,p.6.
[7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359~360页。
[7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231页。
[8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259页。
[8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268~269,293~294,297~298,302,379~390,388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8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8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13页。
[8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30~31页。
[8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68页。
[8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162页。
[8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314~315页。
[8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357页。
[8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377页。
[9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第32~36,48~49,59~60页。
[91]王德贵等编:《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页。
[9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8页;Arthur N.Young,China and Foreign Helping Hands 1937-1945,pp.343-346.
[93]William.D.Leahy.I was There.pp.213-214.
[94]日本防卫厅编纂;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183页。
[95]胡德坤:《中日战争史》(修订版),第406~407页。
[96][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009~1100页。
[97][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150,1153,1171页。
[9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75页。
[99]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Ⅲ,pp.434-435.
[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74页。
[101]FRUS,1944,VolumeⅣ,China,p.3.
[102]A.Russell.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Ⅱ,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p.132.
[103][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824页。
[104]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436.
[105]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Ⅱ,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p.114.
[106]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p.436-437.
[107]FRUS,1943,The Conference of Cairo and Teheran,p.239.
[10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56~462页。
[10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75~476页;日本防卫厅编纂;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10页。
[110]日本防卫厅编纂;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36页。
[111]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72页。
[112]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477.
[113]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600-601.
[114]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p.514.
[115][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第138页。
[116]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604-605.
[117]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630.
[118]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p.658-659.
[119]Hans-Adolff Jacobsen,Arthur L.Smith.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p.285-287.
[120]Hans-Adolff Jacobsen,Arthur L.Smith.World War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p.291.
[121]秦孝仪:《战时外交》(三),第85页。
[122]日本防卫厅编纂;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133~134页。
[123][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859页。
[124]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660.
[125]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Ⅱ,p.661.Arthur N.Young.China and Foreign Helping Hands 1937-1945,p.300.
[126][美]詹姆斯·A.休斯敦著;王军等译:《美国陆军后勤史》(下),第223页。
[127]日本防卫厅编纂;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222页。
[12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09~411页。
[12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12~413页。
[130]时广东,冀伯祥著:《中国远征军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13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28~429页。
[132]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20~423,432~433页。
[133]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第186~187页。
[13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43~451页。
[135]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第223~224页。
[136]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VolumeⅡ,pp.757-759,Vol.Ⅲ,pp.37-38,40.
[137][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第1380页。
[138][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929~931页。
[139][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857页。
[140][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930页。
[141][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946,1045页。
[14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452~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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